道坂昭廣：初唐的駢文、詩序與王勃之死

【編者按】日本在奈良、平安前期傳入的漢籍多以鈔本形式流傳，通稱“唐鈔本”，它們在學術研究，特別是文獻輯佚以及考察漢籍東傳日本方面具有重要價值。隨著民國時期楊守敬、羅振玉等學者出訪日本，正倉院所保存的如《王勃詩序集》等唐代文集逐漸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日存《滕王閣序》與中國通行本《滕王閣序》之間存在兩處不同，到底哪一個版本的《滕王閣序》更值得信賴？曾在南北朝廣為流行的駢文，為何會在初唐時再度繁盛？王勃、駱賓王、楊炯、盧照鄰四人從未在同一場合出現(xiàn)過，為何會并稱為“初唐四杰”？近日，澎湃新聞采訪了日本京都大學的道坂昭廣教授，就以上問題做了一次淺談。

道坂昭廣，日本京都大學綜合人間學部國際文明學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日本漢文學及文學理論研究。道坂昭廣早年師從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專家興膳宏教授，1985年赴北大留學，跟隨著名文學史家陳貽焮先生學習中國古典文學。主要研究著作有《六朝詩人傳》、《正倉院藏<王勃詩序>?？薄?、《皇帝達の説話—沈約『宋書』<符端志>について》、《隋煬帝楊広—我れ江都の好きを夢む》等。

道坂昭廣教授

從駢文入手研究中國文學

澎湃新聞：您從何時起開始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

道坂昭廣：我高中的時候就對中國文學很感興趣，這緣于一位著名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吉川先生有一本影響了很多人的著作叫《新唐詩選》(巖波新書)，自從讀了這本書后，我就立志學習中國文學。吉川老師認為，日本文學的特色是極富感傷且極具個人色彩的，其中心主題是男女間的戀愛；而中國文學的主題是友情以及對社會的責任感。我讀了《新唐詩選》中對杜甫《春望》、李白《贈汪倫》等詩歌的解釋，深受感動。

高中時期的訓讀課程也培養(yǎng)了我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坝栕x”是日本高中在古文教學時所倡導的一種學習方法，強調規(guī)則、勇敢、率直，每次訓讀時我都會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古代武將。當時我們除了讀一些唐詩、史記，還會讀思想類的散文，比如《論語》，但這些文章都是翻譯成古日語來學習的。

1978年我考上島根大學，正式開始了中國文學的學習。大學時代讀了更多吉川先生的著作，他主張：對待中國文學，要到達研究的層面，不應該用訓讀的形式，他要求我們應該像英國文學和法國文學一樣，用該國語言來體味該國的文學。于是我開始學習漢語，我本科的老師是吉川老師的弟子，他上課就要求我們使用漢語，后來還推薦我去京都大學，繼續(xù)求學研究之路。

京都大學是日本首個采用漢語講授中國文學的近代大學。1983年我開始在京都大學跟隨興膳宏老師學習，他的研究重點是文學理論，比如《文心雕龍》。興膳宏老師對學生非常嚴格，他從盧照鄰的駢文入手，教我們如何研究古代散文，我的研究方法深受他的影響。

1985年我留學北大，師從陳貽焮、張少康兩位老師，這兩位先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學者。陳老師十分親切，讓我一周去他住處一次，一對一的為我補習，傳授知識。當時很有幸，聽陳先生朗讀過許多詩歌，他的朗誦非常有特色，分兩種風格：普通話與湖南鄉(xiāng)音版。我最難忘的是陳貽焮老師有次誦讀李白的《夜宴從弟桃花園序》，那是駢文之佳作，他朗誦的節(jié)奏十分漂亮，進一步激發(fā)了我對駢文的喜好。

澎湃新聞：您之后就將研究重點放在了駢文上？

道坂昭廣：是的。追溯起來，中國文學有兩個時代，一是重視表現(xiàn)形式的時代，二是重視內容的時代。駢文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至南北朝時期正式凝練成體，正體現(xiàn)了這兩種時代的交融。

南北朝文學各有各的特點，北朝文學繼承漢晉學術傳統(tǒng)，注重文學的功利性與實用性，南朝文人寫作偏重表現(xiàn)形式，輕視寫作內容，同時認為北朝文學是落后的。南朝的這種寫作偏好引起了同時代很多北朝人，以及之后唐代文人的批評。不過批評歸批評，當時這種只注重表現(xiàn)的文學風格很受吹捧，導致一部分北朝人也去模仿，而對此抨擊得最為激烈的唐人也不能免俗。我對此很感興趣，為何飽受詬病的東西卻如此受歡迎？于是開始調查北朝文人的詩歌。

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隋煬帝的文學，我將他的詩命名為“皇帝詩”。一般認為隋煬帝醉心于南朝文人綺麗的文風，且歷史上他是一個暴君，但其實他的作品受北朝文風的影響更大，表現(xiàn)為心系社會、評議時事，并且隋煬帝的作品也多以駢文寫就。說明在隋代以及初唐國家統(tǒng)一、試圖建立新文統(tǒng)之時，皆不自覺的將北朝傳統(tǒng)作為發(fā)展基點，將北方文學作為效仿的榜樣，以此糾正南朝文學疏于實質的弊病。

“初唐四杰”是失意文人的代表

澎湃新聞：“初唐四杰”是駢文寫作的高手，也是您幾十年學術研究的重點。能否談談“初唐四杰”為何能成為初唐時期文人的代表？

道坂昭廣：思想具有延續(xù)性，說到“初唐四杰”就不可避免的要研究北朝的思想傳統(tǒng)，除駱賓王外，楊炯、盧照鄰、王勃都來自北朝地區(qū)，自小浸潤在濃厚的北朝傳統(tǒng)觀念的家庭教育中。王勃的祖父王通還是北朝著名的思想家。研究“初唐四杰”，我的視角分縱橫兩個方面：縱向是北朝思想如何延續(xù)到初唐，文風、行文形式對初唐時期文學的影響；橫向視角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心理轉換。

“初唐四杰”

從“初唐四杰”的傳記可知，“王楊盧駱”皆為中下級官僚，他們的作品被上流人士忽視，卻受到中低等級官僚的喜愛。為了研究這一現(xiàn)象，我的研究分成兩個角度：第一就是社會性因素，我希望能盡力復原當時的文學觀念，來追溯其流變；第二就是考慮文學環(huán)境的因素，即貴族沙龍文學向平民文學轉變的歷程。

初唐之前只有首都，像南京、洛陽等地才被允許有自己的文化，其他地區(qū)若產生文學討論皆被視為典范謀反，四杰以及四杰之后都是地方官僚治理各地，于是就有了相對自由的、討論文學的條件。并且官員調動頻繁，導致文人的流動性很強，王勃、駱賓王等人都游歷了許多地方，這不同于之前文人團體強烈的封閉性。

而且在此之前，貴族沙龍對文學才具有選擇權，例如庾信、徐陵，代表的都是其所在貴族沙龍的文學理念，缺乏社會代表性，當時的文學是由上到下的流傳，作品需要上層人士的評價、認證才擁有價值。初唐開始，評價體系變得平等而普遍，同時期的人都有權評價。“初唐四杰”是由自身所屬的新興士大夫階層選出的，這表現(xiàn)出一種平等的、而非有高低差別的視線，其實也是一種新風氣，是新文化時代的開啟，是社會開放的象征。也就是說，無論從空間上還是精神上，“初唐四杰”與南北時期貴族沙龍——這種與外界隔離、封閉性框架中誕生的文人團體相比，都是一種對立的存在。

對時人而言，“初唐四杰”之所以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同時期中下層士人的觀念、看法?！俺跆扑慕堋眽粝胫讲角嘣?，現(xiàn)實卻是終生懷才不遇、四處飄零，“天子未知”、“一同未高選”，這些落拓的情感充斥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引發(fā)了遠離故土、輾轉各地，志存高遠卻仕途寥落的中下級官僚的共情，從而認為“王楊盧駱”是自己這代人的文化代表。

還有一個現(xiàn)象可以佐證以上觀點：“初唐四杰”其實從未謀面，卻被并立在一起。一般來講，中國同時代的優(yōu)秀文學家多少都有些交集，比如李白、杜甫之間就有著深厚的友誼，但是我調查發(fā)現(xiàn)四杰他們從未一齊出席過聚會。目前，我發(fā)現(xiàn)最早將四位并稱的是宋之問，他在《祭杜學士審言文》這篇祭文中哀悼杜審言（杜甫的祖父）生前官途不夠亨通，并提出同代的“王楊盧駱”也是如此境遇，慨嘆他們雖有才能，可是地位低，運氣不好。（“后復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躍云衢。王也才參卿于西陜，楊也終遠宰于東吳，盧則哀其棲山而臥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這說明初唐時期的士人公認“王楊盧駱”是自己那代人心目中的失意文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王楊盧駱”可以代表自己——雖懷青云之志，極度自負，卻不得不作為下級官僚輾轉各地——這份痛苦屬于四杰，更屬于眾多同時代的人。

『王勃集』と王勃文學研究，道坂昭廣著，研文出版，2016年12月

駢文是唐代公務員的寫作模版

澎湃新聞：以駢文形式寫作的詩序在唐朝開國時期已經(jīng)不多見，這種種文學體裁為何會在“初唐四杰”時期復興？

道坂昭廣：南朝時期貴族流行的游戲文學，表現(xiàn)為重視規(guī)則，詩人們只要身處一個特定場合或聚會，經(jīng)常一個人分配一個韻字，要求立刻作詩。這種創(chuàng)作游戲性很強，要求速度第一，內容其次。和南朝貴族的文學創(chuàng)作場合一樣，四杰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場合也是宴席，他們的賦韻、探韻等文學創(chuàng)作方法也是模仿南朝的。

但是，四杰時期的聚會與以往貴族聚會不同：他們聚會的參與者是中下級官僚而非貴族，此外，這些人在感情上也和南朝貴族存在著差異。官員調動打破了以往社交圈子的封閉性，到地方赴任的人來自四面八方，更不知明日棲身何處，才使得人們在偶然相聚的宴會上抒發(fā)感情，遺憾于自己的際遇，感傷于相見的短暫。我認為，因為游戲性強的詩無法表達相聚的喜悅、離別的悲傷等“友情”，所以他們發(fā)現(xiàn)詩序這種文學形式。我覺得唐代文學始于詩序而并非詩。

對王勃以及同時代的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而言，詩歌可能不是抒發(fā)情感的主要窗口，也不是表達思想的主要載體，最精華的部分就在詩序中。但同時期貴族聚會時創(chuàng)作的詩歌，如唐太宗、后代唐高宗的宮廷詩就沒有詩序，還有后代李白、杜甫的詩歌也一樣，這些文學家都可以在詩歌中發(fā)表自己的想法從而不再重視詩序，因為他們與初唐時期中低官僚所面臨的境遇不同。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初唐四杰”的作品對后世寫作有著實用性上的幫助，具體體現(xiàn)在哪里？

道坂昭廣：初唐是駢文的黃金時期，駢文講究對仗、用典典據(jù)、平仄，它有很多規(guī)則和固定格式，所以不會寫文章的人也可以往里套?，F(xiàn)代人看駢文是為了鑒賞，可是當時人對寫文章有直接需求，駢文就被視為極好的模仿范本，以至于當時地方官僚都爭相模仿，并且將《滕王閣序》這樣的文章作為榜樣。政府公文無需別出心裁，將四杰的文章作為模板，對于缺乏文學才能的官員而言，相當于解了燃眉之急，由此找到了寫作的捷徑，需要動筆的時候，模仿四杰的文章就可交差。

一般來講，漢詩被歸類為東亞文學，駢文也是一種東亞散文，其實除了中國人以外，任何學中文的人都可以駕馭。駢文雖遭人詬病，卻仍然長期沿用，得益于其擁有一套成熟的書寫規(guī)則，是一種通過學習即可模仿的文體。

日本保留下來十幾篇墓志，墓志對死者必不可少，書寫墓志又能給寫作者帶來物質收益，駢文就可以滿足這種大量產出的需求，比如某某某升至某官位，那即可用典，提出古代某名人與其一樣的優(yōu)秀、富有學識，甚至王勃的駢文也成為之后墓志的范文。

澎湃新聞：駢文傳到日本之后，帶給了日本新的社會新文化，具體有哪些？

道坂昭廣：日本流傳下來的王勃作品保存在正倉院，保存版本是用日本當時最高級的紙抄寫的，除王勃以外，中國藏品中只有隋代或者初唐編纂的書儀《杜家立成》獲得同等待遇，可能表明王勃文集是當時最流行的文集，王勃在初唐時期文學地位相當于盛唐時期的李白。正倉院里并沒有收藏李白、杜甫的文集，因為當時的文學觀念和現(xiàn)在是不一樣的。

正倉院藏《杜家立成》（部分）

正倉院所藏王勃詩序的書寫者大概是當時的光明皇后，她抄的是當時中國最流行的文章，用的是當時中國最流行的文體，寫的是當時最有名的則天文字（武則天創(chuàng)造的一種書寫形式），用的是本國最高級的紙張。這一切都說明當時的日本貴族對中國文化十分敏感。

在當時，中國文化流傳到日本，所改變的不僅是文學形式，還有宴慶方式。日本的漢詩集《懷風藻》中，有幾篇詩序就是模仿王勃的作品。除了文學作品的寫作方式，文學場所的樣貌、文體的使用等一系列都傳入日本，豐富了日本的文學創(chuàng)意。之前日本人的文學和文藝都具有私人性，沒有成型的文學活動，《萬葉集》記載了唐風未傳入前，日本的宴慶活動就是一邊喝酒一邊朗誦自己的心情。唐朝風氣傳入后，日本人才知道聚會不止飲酒作樂，還可以通過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來抒發(fā)情感。然而日本的改變僅限于貴族階層，士大夫作駢文表達珍重惜別之情，依然僅限于私人之間，而且宴會作詩的方法越來越嚴格，尤其是平安時代，這造成日本當時的作品沒有借文學表現(xiàn)自己的觀點，依然只注重形式的局面。

其實駢文的黃金時代不僅在中國的初唐，也發(fā)生在日本奈良時期。對駢文在日本的發(fā)展而言，最重要的轉折點發(fā)生于江戶時代，比這更早的鐮倉室町時期，那時佛教在日本非常興盛，僧侶們曾到中國留學。他們把禪宗等佛教、朱子學和中國古文傳播了日本。從中國回來的日本留學生發(fā)起了日本的“古文運動”，這群留學生一改之前的風氣。當時的日本文學家都爭相模仿、研習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而唐宋八大家批評駢文，導致日本文人也開始對駢文展開批判，從那之后，駢文研究就落寞了。這與中國文學發(fā)展脈絡相合，但日本的情況有一定滯后性，日本的文體改革發(fā)生于江戶時代，距離中國流行新文體大概兩百年后。自平安時代末期開始，日本開始了武治時代，貴族失勢。可能住在京都的貴族們并沒有改變聚會的傳統(tǒng)，只是那時的作品沒有傳下來，都散佚了。

《滕王閣序》與王勃之死

澎湃新聞：日本正倉院所藏的王勃《滕王閣序》里有兩處與中國通行版本不同，雖然皆為一字之差，卻對如何理解《滕王閣序》有著重大影響。對此，能否談談您的見解？

道坂昭廣：這兩處不同，一處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鶩”，正倉院版作“霧”；另一處是中國版作“三尺微命，一介書生”，而正倉院版作“五尺”。

正倉院藏《滕王閣序》

歐陽修當時就批評 “孤鶩”對“長天”并非一個好對仗。雖然歐陽修以后的文人不敢再批評這種前人的雄文了，但關于“孤鶩”是什么依然引發(fā)了諸多討論，竟有人說“落霞非霞”，而是一種蟲子，“落霞與孤鶩齊飛”是指鴨子追逐捕食蟲子，而反對者則指出鴨子不能飛。我認為應該是中國文人在某一個時代抄錯了一個字。

我之所以贊成日本正倉院的版本“霧”，原因有二：其一是“孤霧”與“長天”這個對仗更好，更有意境；其二是日本人在抄寫的時候因為缺乏文學感，只是改變字體的謄寫，因此并不會加入自己的感情，只求抄寫正確，而中國文人也許在謄寫中加入了自己的文學感，改變了原有的意思。

對于“三”“五”之爭，“三尺”為故事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背景，才華橫溢的王勃，如果身材矮小的話，故事將更加精彩。中國古代的“五”和“三”非常容易寫混，我調查歷來“五尺”和“三尺”的用法，發(fā)現(xiàn)其實初唐確有“三尺”之說，但“五尺”用的更多一些。我偶然看到鈴木虎雄先生的舊藏書中所夾的書箋，他也認為應該不是“三”，而是“五”最好，鈴木虎雄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而且我發(fā)現(xiàn)王勃其他的詩序里都用“五尺”，因此我認為正倉院里的王勃集是更好的版本。

澎湃新聞：一般認為，王勃是在前往交趾探望父親的路上墜水而卒，您卻認為王勃在身死之時可能是與父親同行的。有哪些文獻資料可以佐證您的觀點？

道坂昭廣：目前，關于王勃之死，“獨行說”是學術界主要看法，主要基于新舊《唐書》等中王勃傳記載：“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采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墜水而卒，時年二十八?！比欢凶x日本傳存的《王勃集》，我發(fā)現(xiàn)很可能王勃與父親是同行赴任的，對此持相同觀點的學者還有傅璇琮與張志烈。

我主要參考了：一、正倉院保存的王勃詩序手抄本；二、上野家委托京都博物館保管的卷子本，也就是《王勃集》卷28，內容是墓志4篇；三、現(xiàn)收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富岡本。我之所以認為王勃的交趾行原是與父同行，就是根據(jù)王勃自身的作品《祭高祖文》還有富岡本內的《王勃集》卷30中題為《族翁承烈舊一首》，這“一首”中包含三封書信。

首先，《祭高祖文》是為了在淮陰摸高祖廟祈愿而獻上的文章。此文有三處可疑：其一，這篇祭文中貫穿著旅途的不安，作為縣令要施行善政，報答皇帝任命之恩的決心。由此，王勃替已在交趾上任的父親發(fā)表這篇祭文未免有些奇異。其二，祭文中“交州交阯縣令等，僅以清酌之奠，敬祭漢高皇帝之陵曰”這一句也有蹊蹺。祭文是為死者或是為祭祀神靈而作，因此供奉者以及被供奉者一定要寫明，若請人代為供奉，需加入“遣某”或“使某”等字樣。也就是說如果是王勃過淮陰之際代父而作，就應加入如“遣息王勃”這種話。其三，王勃的《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序末有“弟子家嗣太丘，忝闆門之薄宦”之句，從這個表現(xiàn)可知，此處的“弟子”是王勃的自稱，而“太丘”指父親王福時，從表示家庭內的詞語“闆門”考慮，正是由于父親王福時是縣令，他的家人王勃便成了屬僚?！都牢摹犯袷侵v述旅途不安，以及作為縣令的決心，與其說是赴任后父親的委托，不如說是將要赴任之人的心情表白更為恰當。而且從《碑文》中的句子考慮，“等”應該指的是交阯縣令王福時和屬僚王勃二人。

其次，我們能從王承烈的書信《王勃集》（卷30）中，窺探出父子同行的可能性。

《王勃集》卷30

第一封信應該是為了邀請赴交趾途中過揚州的王勃父子而寫，而第二封信應該是為了回復逗留廣州的王勃的來信。然而，由于王勃父子去了交趾，所以這第二封信也就“畢未達”了。至此，通過考察第一封信的內容及其與第二封信的區(qū)別，我認為《祭高祖文》和第一封信暗示了王勃伴隨父親同行。

最后，“父子同行說”最大問題在于新舊《唐書》等中“勃往交阯省父”此句，但這樣記錄，其一可能由于父親和王勃赴交趾的出發(fā)地不同，直到五月交趾縣令發(fā)令為止，王福時恐怕沒有在故鄉(xiāng)，至少王勃沒有在他身邊。參考現(xiàn)存資料，可見王勃從故鄉(xiāng)出發(fā)直到洛陽或淮陰應該是去追尋父親的，至少從八月十六日以后與父同行，這也許便是“勃往交阯省父”這個記錄的原因。其二，當時信息不通，來往書信都不知道王勃將去往交趾，更不知其死訊，辭去虢州參軍回歸故鄉(xiāng)之后的王勃的資訊非常貧乏。通過《祭高祖文》一考慮，他們父子可能是在作為交通樞紐的楚州附近做了最后的準備，才奔赴交趾的。

中日兩國學者應保持學術交流的傳統(tǒng)

澎湃新聞：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正倉院，正倉院里還收藏著哪些中國文學作品？

道坂昭廣：正倉院是奈良東大寺的寶庫，有點類似于皇帝藏經(jīng)閣，其收藏不僅僅有珍寶，很多文件如人口調查數(shù)據(jù)等都可以在那里找到，里面的珍寶也不僅來自于亞洲，甚至來源于海外各地。當時圣武天皇信奉佛教，所以把最珍貴的東西都獻給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圣武天皇去世后，他的妻子也就是光明皇后將天皇的珍寶都獻給了東大寺，以安慰他的亡靈。

王勃的作品大概就是遣唐使帶回來的。光明皇后的那一份謄抄作品被收藏于正倉院，日期是慶云四年（公元707年），當時距離王勃去世過去大概三十年，那么原件傳來日本的年代也許更久遠，這也證明了王勃生前聲名顯赫的程度。正倉院里王勃的詩序本應有兩卷，現(xiàn)存一卷，如果都在的話，王勃的詩序就應該全部囊括在里面了。王勃現(xiàn)存世詩序有六十余篇，日本正倉院存有四十余篇，中國存有四十余篇，有二十余篇重合的部分。

正倉院里的收藏名類眾多，但文集很少。除了王勃，日本人很喜歡王羲之，尤愛《蘭亭集序》，所以正倉院收藏有與王羲之作品有關的記載，但是現(xiàn)在所有事物都已失傳。

正倉院正倉

東大寺、正倉院保存眾多資料至今，可謂實力非凡?，F(xiàn)在日本歷史研究者都非常看重正倉院里的歷史文獻、文人詩篇，但是因為遷都，唐朝以后的資料就沒有補充進去。很多人都認為，絲綢之路的研究重點也在正倉院，因其保留了很多絲綢之路上的西域珍品。明治之后，除了研究者外，其他人不能隨意進入正倉院，現(xiàn)在正倉院每年都有一次展覽。

我現(xiàn)在感興趣的是正倉院中《王勃集》被發(fā)現(xiàn)的原因。楊守敬先生介紹了以正倉院《王勃集》為代表的古抄本、刻本，以及珍貴的古文獻，同時期的羅振玉先生，在搜尋、影刻《王勃集》殘卷方面用力最深。對兩位中國學者的活動，森立之和內藤湖南等日本學者提供了協(xié)助。中日兩國學者有著良好的學術交流傳統(tǒng)，我希望這個傳統(tǒng)能夠繼續(xù)保持。（文/鐘源 彭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