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爾：我不完全屬于這里，也不完全是異鄉(xiāng)人

本文摘自《伊斯坦布爾 一座城市的記憶》，【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著，何佩樺 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

福樓拜于伊斯坦布爾

1850年10月，奈瓦爾造訪伊斯坦布爾的七年后，福樓拜來到此地，帶來他的作家攝影師朋友德康，以及他剛在貝魯特染上的梅毒病。他待在此地近五個月，雖然他在從雅典寄給布勒（Louis Bouillet）的信中說“至少得（在伊斯坦布爾）待上半年”，福樓拜的話，我們卻不必太認真，因為他這個人思念拋在身后的一切。我們從日期旁邊注明“君士坦丁堡”的多封信中清楚得知，自啟程以來，他最思念位于魯昂的家、他的書房、為他的遠行痛哭流涕的母親，他熱切地希望盡快返家。

福樓拜按照奈瓦爾的行程，途經(jīng)開羅、耶路撒冷和黎巴嫩，來到伊斯坦布爾。和奈瓦爾一樣，他越來越厭倦在這些地方看見的丑惡冷酷、神秘的東方情調(diào)——他對自己的幻想已經(jīng)生厭，現(xiàn)實戰(zhàn)勝了他，這些現(xiàn)實比他的夢想愈發(fā)“東方”，因此伊斯坦布爾激不起他的興趣。（他原本計劃待三個月。）事實上，伊斯坦布爾不是他要尋找的東方。在致布勒的另一封信中，他追溯了拜倫的西安納托利亞之旅。激發(fā)拜倫想象力的東方是“土耳其的東方，彎刀、阿爾巴尼亞服飾、柵欄窗戶遙望大海的東方”。但福樓拜則偏愛“貝都因人和沙漠的炎熱東方，紅色非洲的深處，鱷魚、駱駝、長頸鹿”。

在二十九歲作家的東方之旅所到的地方之中，是埃及激發(fā)了他的想象力，終其一生都是如此。在寫給母親及布勒的信中，他自稱目前掛念的是未來以及他想寫的書。（他設(shè)想的書當中有一本是名“哈勒貝”的小說，在書中，一個文明的西方人和一個東方蠻夷彼此越來越相像，終而位置對調(diào)。）從他寫給母親的信中，我們清楚見到后來塑造福樓拜神話的種種要素已經(jīng)固定——拒絕認真看待藝術(shù)之外的任何事情，蔑視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婚姻、經(jīng)商為生。我出生的一百年前，他在我度過一輩子的街頭漫步突發(fā)奇想，之后將之寫下，成為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基本道德原則：“對于世界，對于未來，對于人們將如何評論，對于任何一種制度，甚至對于我從前朝思暮想的文學(xué)名聲，我都不在乎。這就是我的為人，我的性格?！保ǜ前葜履负?，1850年12月15日于伊斯坦布爾。）

我為何如此著眼于西方旅人的想法，他們來訪所做的事，他們寫給母親的信？部分原因在于我對他們幾個人（奈瓦爾、福樓拜、亞米契斯）多有認同，并且——好比為了畫伊斯坦布爾，我曾得設(shè)想自己是尤特里羅——通過他們的影響以及和他們的輪流辯論，鑄成我的自我認同。還因為伊斯坦布爾本身的作家沒幾個人對他們的城市多加理會。

假意識、幻想或老式思想，無論如何稱呼——我們每個人的腦袋中都有一篇半明半晦的文本，解讀生活中做過的事情。對于每個伊斯坦布爾人而言，這篇文本有大部分是西方觀察者談及我們的方面。對像我這種跨越兩種文化的伊斯坦布爾人來說，“西方旅人”往往不是真實的人——他可能是我創(chuàng)造的東西，我的想象，甚至于我本身的倒影。但由于無法只憑借傳統(tǒng)當做我的文本，因此我極感謝外來者能提供我輔助版本，無論是一篇文章、一幅畫還是一部電影。因此每逢覺得欠缺四方眼光，我便成為自己的四方人。

伊斯坦布爾從未成為寫它、畫它、拍它的西方人的殖民地，因此西方旅人拿我的過去和歷史建造異國美夢并未使我過度不安。事實上，他們的恐懼與夢想讓我覺得有趣——對我而言，就像我們對他們而言具有異國情調(diào)——我不僅將他們作為談笑的資料，或通過他們的眼光看城市，還進入他們想象中的完整世界。特別是閱讀19世紀西方旅人的作品——或許因為他們書寫日常事物所用的文字易于理解——使我認識到“我的”城市并不屬于我自己。就像從我熟悉的角度審視天際線（從加拉塔以及我此刻寫下這些文字的吉汗吉爾），通過西方先輩的文字與圖像觀看城市的時候亦是如此：我在這些時刻必須面對自身對這城市的疑惑以及自己的渺小地位。我往往覺得自己成了那位西方旅人的同伴，跟著他深入生活，計算，衡量，分類，判斷，如此一來往往篡奪了他們的夢想，同時成為西方眼光的被看者與觀看者。來回擺蕩，時而由內(nèi)、時而由外看城內(nèi)，感覺好比在街頭漫游，陷入一連串模糊矛盾的想法中，不完全屬于這個地方，卻也不完全是異鄉(xiāng)人。這正是伊斯坦布爾人一百五十年來的感受。

讓我用一個故事加以說明，這個故事是關(guān)于福樓拜的陰莖，在伊斯坦布爾期間，這件事成為他關(guān)注的問題。在來訪第二天致布勒的信中，這位苦惱的作家承認在貝魯特感染梅毒后陰莖出現(xiàn)的七個下疳已合并成一個?！懊刻煸缤恚家獮檫@悲慘的器官包扎敷藥！”他寫道。他先是認為可能是某個馬龍派教徒傳染給他，或者“也許是一個土耳其小女人。是土耳其人還是基督徒？”他問道，接著同樣帶著嘲弄的口吻說，“一大問題！發(fā)人深??！這是《兩個世界評論》雜志想都沒想過的‘東方問題’！”在這前后，他也在給母親的信中說決不結(jié)婚，但這與他的病無關(guān)。

梅毒導(dǎo)致福樓拜頭發(fā)迅速脫落，返家時連他自己的母親也認不出他來。盡管與梅毒搏斗，他卻仍設(shè)法造訪妓院。但是當向來帶西方旅人去相同地方的翻譯導(dǎo)游帶福樓拜去加拉塔某個“骯臟污穢”、女人“丑陋無比”的地方時，福樓拜表示希望馬上離開。按他的敘述，“老鴇”將自己的女兒獻給他作為調(diào)解，福樓拜認為這位十六七歲的女子非常迷人。但女兒拒絕同他一起去，屋子里的人只好強迫她——讀者只好憑空猜測他們是怎么做到——兩人終于獨處時，女子用意大利語問福樓拜能否讓她看他的器官，確定他沒病?！坝捎陉幥o下部仍有硬結(jié)，怕她看見，于是我裝出紳士的樣子，從床上跳下來，大聲說她侮辱了我，說此非紳士之舉，接著我就走了……”福樓拜寫道。

旅行剛開始的時候，開羅醫(yī)院某位醫(yī)師為來訪的西方醫(yī)生以手勢示范如何叫病人拉下褲子露出下疳。福樓拜詳細研究并做筆記，心滿意足地指出——就像他敘述托普卡珀皇宮某侏儒的身高、姿態(tài)與裝扮的時候一樣——他又看到另一件東方怪事，另一種骯臟的東方習俗。福樓拜來到東方觀看美妙難忘的奇觀，卻也迫切希望考察各種疾病和古怪的醫(yī)療服務(wù)。盡管如此，他卻不打算揭露自身的病變或怪癬。薩義德在他精彩的《東方學(xué)》當中分析奈瓦爾與福樓拜時，在開羅醫(yī)院的序幕上做文章，但他并未提及劇終的妓院；如果假使他這么做，或許就能避免許多伊斯坦布爾讀者援用他的作品證明民族主義情緒的正當性或表明如果沒有西方，東方將是個好地方。或許薩義德之所以將之省略，是因為伊斯坦布爾不曾成為西方殖民地，因此不是他關(guān)心的重點。盡管土耳其的民族主義者后來聲稱梅毒從美洲傳遍全世界，19世紀的西方旅人卻把梅毒稱作“法蘭疾（frengi）”（或“法國人”），因為他們很清楚是法國人將此傳染病帶給其他文明世界。福樓拜造訪伊斯坦布爾的五十年后，出版第一本土耳其辭典的阿爾巴尼亞人沙米（Semsettin Sami）索性寫道：“‘法蘭疾’傳自歐洲?！钡前菰凇队挂娫~典》中依然跟他第一次自問如何染上這病看法相同——并未端出又一個東方—西方的笑話，他斷定：這病或多或少傳染給每一個人。

福樓拜毫無顧忌地承認自己對奇特、可怕、骯臟和古怪之事感到興趣，他在信中詳述“墓園娼妓”（夜間為士兵效勞）、空洞的鸛鳥巢、黑海刮來的西伯利亞寒風以及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許多來訪者一樣，他對墓園特別著迷：他第一個注意到，這些遍布全城的墓碑，就像死者本身在記憶中慢慢消失，亦隨著歲月慢慢陷入土中，不久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內(nèi)容簡介

《伊斯坦布爾 一座城市的記憶》，【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著，何佩樺 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書寫的既是一部個人的歷史，更是這座城市的憂傷。對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爾一直是一座充滿帝國遺跡的城市。這個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滲入少年帕慕克的身體和靈魂之中。如今作為作家的帕慕克，以其獨特的歷史感與善于描寫的杰出天分，重訪家族秘史，發(fā)掘舊地往事的脈絡(luò)，拼貼出當代伊斯坦布爾的城市生活。跟隨他的成長記憶，我們可以目睹他個人失落的美好時光，認識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并存的城市歷史，感受土耳其文明的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