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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理數(shù)輕文史的當代,古漢語已成“二外”

多部門打擊超綱教學,那些被解救出來的原本被各種刷題所占據(jù)的時間,應該更多地由閱讀以及寫作來接管。

多部門打擊超綱教學,那些被解救出來的原本被各種刷題所占據(jù)的時間,應該更多地由閱讀以及寫作來接管。

3月16日上午,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中外記者會上說,減負這個事,不光是一個是教育戰(zhàn)線的事,是我們是整個社會的事,減負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教育問題,它是一個社會問題。

陳寶生還表示,培訓機構(gòu)的廣告詞里很多都是雞湯,但是“雞湯喝得眾人醉,錯把忽悠當翡翠”,這個是不行的。

重理數(shù)輕文史的當代,古漢語已成“二外”

教育部長陳寶生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中外記者會上回答記者問(圖:新浪網(wǎng))

此前一天,陳寶生做客新華網(wǎng)、中國政府網(wǎng)《部長之聲》曾透露,未來將會列出一個培訓機構(gòu)的黑白名單,向全社會公布。

再聯(lián)想到之前新華社及各大媒體推出的天價課外補習報道,“家里沒個上學的,根本就不知道補課有多貴”;教育部等多部門出手,聯(lián)合下發(fā)關(guān)于減輕學生負擔、規(guī)范校外培訓機構(gòu)的通知;頂級奧數(shù)賽事“華杯賽”以及形形色色的“杯賽”被緊急暫?!?/p>

可見,近來國家層面對補課亂象的圍剿,最終指向的還是四個字:超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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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正是人為鋪設的超綱教學、提前培優(yōu)的通道,讓搶跑意識甚至向幼兒園延伸,催生出了龐大的補習市場需求,使無數(shù)家長與孩子主動或被動地裹挾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超綱教學主要針對數(shù)理化以及英語而言,在媒體的報道中,小學生數(shù)學題難倒大學生之類的事例并不鮮見,由此形成了越難越補、越補越難的自我惡性循環(huán)。

而在我看來,真正需要甚至于必須“超綱教學”的閱讀與寫作訓練,以及建立在這樣的基礎(chǔ)上的正常心智啟蒙與好奇心、想象力、創(chuàng)新能力培養(yǎng)等,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乃至拋棄了。

一個朋友的孩子在美國波士頓讀八年級,當朋友告訴我,他的孩子要將六到七成的精力放在閱讀、寫作與廣泛查找資料上,相反數(shù)學物理等非常簡單時,我沒能掩飾住自己的驚訝。

在我們這里,一個讀初中的孩子,大都被各種超綱試卷、被奧數(shù)等課外補習壓得喘不過氣來。

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這樣的細節(jié),一個父親,甚至覺得和上初中的孩子下樓散一次步都顯得格外奢侈。

這種場景下,讓孩子進行浸潤式的從容閱讀與寫作,變得幾乎不可能,語文學習往往變成了對知識點的精確打擊,名著閱讀則通常簡化成了對考試要點的死記硬背。

事實上,閱讀,也只有閱讀才能幫助一個人擺脫蒙昧,走出封閉,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與心靈的縱深。

或者說,碎片化生存的時代,對一個人的成長而言,如果沒有閱讀與寫作的參與,沒有人文素養(yǎng)的積淀,生命將是不完整的或者缺乏重量的,將面臨精神鈣質(zhì)的不斷流失。

在網(wǎng)絡游戲正對中小學生的課余時間攻城略地的當下,在口袋書等沒有多少營養(yǎng)可言的快餐文化盛行的當下,我們不能讓他們的語文學習僅僅停留在對課文的背誦上,而應幫助他們建立真正的“超綱”閱讀,增加閱讀深度,拓寬他們的人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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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紐約一所高中的中文期末考試卷爆紅網(wǎng)絡。明明是中文試卷,上面白紙黑字寫的是漢語,但一些國內(nèi)網(wǎng)友表示“居然一道都不會做”,報道甚至夸張地稱“有人掩面而逃,有人開始懷疑人生”。

我仔細看了網(wǎng)上流傳的那張試卷,它主要由三部分組成,找反義詞或同義詞、造句與作文。作文題為三選一:蓮花的啟示;永遠的昭君;讀“大鼠”(蒲松齡)有感。

重理數(shù)輕文史的當代,古漢語已成“二外”

爆紅網(wǎng)絡的紐約市一所高中的中文期末考試卷

說實話,這樣的題目,相比國內(nèi)某些令人吐槽的語文試卷,比如將一篇好好的文章粗暴肢解、大卸八塊,再挖空心思、掘地三尺尋找各種“意義”、并為此準備了一套標準答案——它的難度并不算離譜。

之所以許多人面對這張試卷會犯暈,可能跟試卷里有不少對我們來說相對陌生的古典意味較濃的詞語有關(guān)。比如,給“僦居”、“啖”、“齕”等字詞找同義詞,給“羈絆”等詞語找反義詞。

這當中,除了“僦居”(即“租屋而居”)、“齕”這兩個詞現(xiàn)代人較少使用之外,其他的實際上也談不上有多冷僻啊,這只能說明,我們與古典漢語已經(jīng)過于隔閡了。

相比娛樂明星、星座運程之類的話題,相比言情、穿越、玄幻之類的淺閱讀,在一些中學生眼里,古詩文已成了艱澀難懂的“第二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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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今作為大眾暢銷讀物存在的經(jīng)典普及讀本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作為專門面向青少年的讀本而存在的。

馮友蘭的《新世訓》,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的部分章節(jié),最初都是在葉圣陶主編的《中學生》雜志上發(fā)表的;朱自清寫《經(jīng)典常談》,本意是寫給中學生看的,但這個通俗的小書現(xiàn)在也成為了經(jīng)典。

中小學生的經(jīng)典閱讀能力正處于不斷退化當中,已是一種不爭的事實。

當然,這種閱讀能力退化的背后,是整個社會閱讀水平的下降。前幾年的一項調(diào)查顯示,我國18-70周歲國民人均紙質(zhì)圖書的閱讀量為4.39本。而歐美國家年人均閱讀量約為16本,北歐國家達到24本。

誰又知道,在這個實用為上、一切講究速成的社會,就算這可憐的購書量里,到底有多少應試閱讀、工具閱讀,有多少與考證、考級、勵志學、成功學相關(guān)的閱讀,又剩下多少包括文史哲藝術(shù)等閱讀在內(nèi)的人文閱讀,多少與內(nèi)心對話,追求精神高貴與豐潤的閱讀?

與不少報刊亭下架人文雜志的現(xiàn)象相對應的是,許多小型的社區(qū)書店也在陸續(xù)消失,還在堅守的,也往往靠售賣面向?qū)W生群體的教輔讀物來支撐。

不妨問一問自己:相比過去,我們的思想更活潑、健康、有力了嗎?我們是更深刻,還是更庸常了?內(nèi)心是更安寧,還是更茫然了?

或者說,我們?nèi)绻B好好讀一本書的定力與耐力都沒有,是否還有足夠的定力與耐力去面對這個世界,是否還能指望這樣的定力與耐力從手機屏幕、從一堆冰冷的電子元器件中產(chǎn)生?

多部門打擊超綱教學,那些被解救出來的原本被各種刷題所占據(jù)的時間,應該更多地由閱讀以及寫作來接管——如果說閱讀打開了一個人的世界,寫作則是打開自己的世界的一種方式。

當然,要實現(xiàn)這一點,除了在教學考核上進行必要調(diào)整外,還有賴于整個社會從淺閱讀的狀態(tài)中擺脫出來,進一步認識到人文精神、獨立思考等事物的價值,真正建立起有尊重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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