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幾十年，中國還是忘不了胡適

胡適去世56周年，有不少人紀念，這真是一件感人的事情。

唐德剛在《胡適口述歷史》的前言中回憶胡適晚年時的一個說法，年輕人稱他為“胡適先生”，說明了一種隔膜，更正式或更好的說法應(yīng)該是“適之先生”或者“胡適之”。

如果胡適地下有知，他對今天的人稱他為胡適先生應(yīng)該感到開心了，又過了幾十年，而中國還是忘不了他。

▲胡適

前段時間去北京出差，我?guī)Я恕逗m文集》的第一卷在飛機上看。在北京，聽鄢烈山老師的演講，號召今天的讀書人應(yīng)該向胡適學習，學他的樂觀、溫和和堅定。

坐在臺下聽講的我很感動，很想告訴鄢先生，我包里就有一本胡適呢。那一刻，我就覺得自己是鄢先生的知音。

胡適可能是最近150年最好看的讀書人，比徐志摩要帥很多。同時，他也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物。生前，他留下了巨量的文字，同時也布下了迷魂陣。

臺灣學者江勇振寫胡適的傳記，四卷本，差不多280萬字，可謂把胡先生扒了個底朝天。要沖破胡適留下的迷魂陣，發(fā)現(xiàn)一個歷史更深處的胡適，確實并不容易。

▲徐志摩（左）、胡適（右）

胡適鼓勵同時代的人寫自傳，可以留給后人更多的資料。他自己就是這么做的，40歲的時候，就寫了《四十自述》。他寫了英文的小型自傳，也接受唐德剛的訪談，做了個人口述史。

所以，《胡適文集》的第一卷，就是他各個版本的自傳。這是他想讓我們知道的“自我”。相比于江勇振苦力尋找的情史，胡適在自傳里所塑造的“自我”，也許更值得我們?nèi)徱暋?/p>

終其一生，胡適的自我定位就是一個學者，一個現(xiàn)代讀書人。胡適和李大釗有過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胡適提倡“多研究一些問題，少談一些主義”，大家多認為他強調(diào)的是“問題”，但是就這個句子來說，“多研究一些問題”——研究兩個字也很重要。今天人們多強調(diào)他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強調(diào)他的自由主義精神。

但是，很少有人再關(guān)心胡適“研究”了什么，是如何“研究”的。我們增在把胡適偶像化，同時也在把他淺薄化。

▲坐落于績溪上莊村的胡適故居

胡適父親去世之前，就發(fā)現(xiàn)這個三歲的小兒子，是一塊讀書的料。他臨終的時候囑托，一定要供胡適讀書。他的遺言，某種程度上決定了胡適的命運。

母親把供養(yǎng)胡適讀書視為自己的使命，送他去私塾的時候，別的孩子一年學費兩元，她要給老師4-10元，并且要求老師為胡適“講書”。所以，胡適少年老成，沒有別的孩子那么貪玩，但是很早就立志要做一個讀書很厲害的人。

父親的遺言，也約束了胡適同父異母的哥哥。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年紀比胡適的親生母親還要大，早已成家。

在胡適的記憶中，母親在兩個嫂子的夾磨下過得非常艱難，也很難掌控家庭的大局。但是，這個家庭的信仰，就是讓胡適讀書。

▲胡適父親胡傳

胡適的二哥在上海做小生意，看到科舉制度廢除，考功名無望，就帶胡適去上海的新式學堂繼續(xù)讀書。胡適在各種回憶中對兩個哥哥都有所不滿，但是，正是二哥把他帶往上海這個舉動，改變了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

在上海的時候，胡適進入中國公學。當時，革命話語盛行，同學中也有不少要做革命家的。但是，大家竟然也達成了一種難得的共識：胡同學，你讀書好，是個做學問的料，還是別玩兒革命了，好好讀書吧。這就是胡適的境遇。

他是同學中比較成熟的人，同樣也有著年輕人的激進，但是，在去美國留學之前，不但他自己有讀書做學問的自覺，周圍的人也愛護他保護他，想讓他走做學問的路子。

所以，“成為胡適”，這個過程在他赴美之前，就已經(jīng)奠定了基礎(chǔ)。他在中國公學的時候，沒有主持學潮，沒有沖到革命前線，到多年之后他當北大校長的時候，也就很自然地告誡同學們，學生還是要以學業(yè)為重，不要被激進沖昏了頭腦。

▲留學美國期間的胡適

所以，那個在美國讀書的胡適，雖然在和梅光迪、任叔永這些同學論辯的時候，就大膽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但是在給《新青年》寫的文章中，他卻老老實實地把標題改成了《文學改良芻議》。

陳獨秀看了之后大贊，緊跟著寫了一篇跟帖，標題叫《文學革命論》。從這兩篇文章的標題就可以看出，陳獨秀是一個革命家，而胡適是地地道道的本分的學者。

胡適晚年對自己的評價，也是基于“學者”這個身份認同。他做駐美大使，從個人角度看，到處演講，和美國名流談笑風生，從為國的層面講，辛苦募捐、游說支持抗戰(zhàn)，總是有功的，但是在自傳中，他很少談起。

相反，除了新文化運動之外，他談?wù)撈疃嗟氖菍Α都t樓夢》的研究，對禪宗和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談起自己在學術(shù)上的探索和貢獻，他從來都不謙虛。

所以，這位年少成名的“我的朋友胡適之“，30多歲的時候，就公開說自己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了。

▲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在美國、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講

我們總是驚嘆于胡適對未來的預(yù)見能力，其實他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jīng)很清楚自己的志向，像馬克斯·韋伯說的，“以學術(shù)為業(yè)”。

名士風流，社交寵兒，婦女之友，國師策士，這些標簽也都屬于他，但是對他來說，都是一種浪費，一種苦惱。

大陸有些人說，胡適的思想已經(jīng)過時，但是學問還沒過時。余英時先生反駁道：也許胡適先生的學問過時了，但是他的思想恰恰沒有過時。

這話由余英時說出來是合適的，余先生的學問，就是站在胡適的肩膀之上。從胡適到余英時，可以看出幾代學人一脈相承的堅持，這恰恰證明了胡適對自己“學者”和“讀書人“的定位，是多么重要。

不要小看這種身份的自覺和堅持。前段時間《無問西東》很火，很多人都在討論西南聯(lián)大精神的衰落。鄭天挺先生當時是西南聯(lián)大的教務(wù)總長，作為學者的他，根本不想當這個總長，朋友們勸他：以大局為重，你個人就做出一點犧牲吧。

這就是“做學問“的信仰。放到今天，一個教授被任命為院長、副校長，有幾人能夠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