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考古學最終應升華到大歷史研究

繼《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之后，著名考古學者許宏繼續(xù)他的以“考古學本位”說中國之旅，2016年推出《大都無城》，考察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沒有文字記載時代的都邑變遷，提出“大都無城”的觀點，認為該都邑形態(tài)肇始于“二里頭”時代，再度深化了“中原千年大轉型”的結論。

這一頗具顛覆性的認識，引發(fā)公眾的極大興趣，自出版后，屢次登上媒體好書榜?！案呃洹钡目脊艑W知識與公眾的求知熱情深度契合，使嚴謹?shù)膶W術走出書齋，融入國民的智識，實現(xiàn)了另一種價值的飛躍。

《大都無城》入選騰訊·商報華文好書2016年度評委會特別獎，以表彰其在上述方面的突出成就，恰如評委劉蘇里所說：“這是一部看似小型，但以其“大都無城（墻）”觀點必將載入史冊的大書。這一顛覆原有“無城不郭”共識的結論，既由扒梳前人零星敘述而概其成，亦是作者20年研究專業(yè)、審慎之總結。聯(lián)系《何以中國》等作品，‘中原’政制于兩千年前發(fā)生重大轉型結論，亦呼之欲出。是中國考古學界重大研究進展。以“小書”面世，嘉惠學林，功德無量?！?/p>

以下是騰訊文化對許宏教授的專訪：

騰訊文化：書名是“大都無城”，結構與“大象無形”“大音希聲”類似，是否暗含著一種價值判斷，即不設防的“都城”就是好的？

許宏：談不上好與不好的價值判斷。與既往“無邑不城”的主流認識相比，我通過對考古現(xiàn)象的歸納和歷史傳統(tǒng)的辨識提出的“大都無城”的觀點，至少是具有顛覆性的，書名相應地也該響亮些，是有這樣的考慮。同時，“大都無城”也可以上升到哲學層面去認識，這種認識當然是正面的、肯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大都無城》的書名的確與“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道至簡”等意境相近。

二里頭遺址平面圖。

騰訊文化：您將開啟“大都無城”時代的“二里頭”定義為中國廣域王權國家，依據(jù)的是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譬如城內內部功能分區(qū)強化，有保護統(tǒng)治者的封閉區(qū)域，以及其他遺址出土文物與“二里頭”文物的聯(lián)系等等。這種定義，似乎是參照了后世王朝國家都城以及組織方式給出的。這種建構是否會因忽視了別的可能性而與歷史真實有距離？

許宏：正是秉持由已知推未知的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本人從已被公認的三代王朝的都邑內涵與社會結構特征向上推，指出只有距今3700年前后出現(xiàn)的二里頭文明是這種廣域王權國家的先導，許多制度的創(chuàng)建前無古人而下啟來者。再往前，東亞大陸還是“滿天星斗”的無中心的多元政體并存的時代，所以說作為“大都無城”之肇始的二里頭都邑及其時代，開創(chuàng)了“有中心的多元”這一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這當然是對歷史的一種解讀和建構，但就考古學證據(jù)和推導理路而言，它比另外的代表哪種可能性的推論距歷史真實更遠呢？是二里頭村落說，還是單線進化的5000年文明說？

騰訊文化：從“大都無城”時代的實用性城郭到漢魏以后禮儀性城郭，是否單線轉換？為何會有這樣的轉換？

許宏：這個還不太清楚。但無論如何，我在書中總結出的城郭齊備、都城大中軸線和嚴格的里坊制這三項，幾乎是“后大都無城”時代的“標配”，應該是皇權增強，集權國家禮制完善、都邑制度漸趨規(guī)范的反映吧。其中所顯現(xiàn)的深層次的歷史問題還很多很復雜。已有日本學者在讀了《大都無城》之后，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一般認為先秦秦漢具有較典型的華夏底色，而魏晉南北朝以降，北方族群走馬燈似地入主中原，外來色彩濃厚，甚至可稱為“胡漢文明”。但本人指出的“后大都無城”時代上述禮制建設的規(guī)范化行為，恰恰是肇始于這一時期的，完全超出了人們對這段歷史的所謂常識性的認識。這是非常耐人尋味的，有待進一步探究。

二里頭遺址宮城東墻。

騰訊文化：您屢次提到“大都無城”是“文化自信”的表現(xiàn)，如何理解這種“文化”的自信？

許宏：從考古學上觀察，“大都無城”的時代，都是廣域王權國家或初期帝國興盛強大的時代，而非積貧積弱的時代，幾無例外。從二里頭到西周，中原王朝的基本特征是“國上之國”，王朝具有盟主的地位?！蹲髠鳌酚涊d春秋時代人有這樣的話：“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明確表述了外線作戰(zhàn)思想和講信修睦的理念和氣度，這是對西周時代及其以前“大都無城”狀態(tài)的一個極好的詮釋，相當于我們說人民軍隊是鋼鐵長城，根本不需要再筑個城圈來自保。馮時教授通過對古文字和文獻的梳理，指出在夏、商及西周文明中，作為君王所在的京師之地，都是以不筑城墻的“邑”的形式出現(xiàn)的，意在宣示教化，無城之邑具有使教命流布暢達的象征意義。這已經(jīng)從防御文化上升到政治文化的范疇。因此，可以認為“大都無城”是一種代表當時的先進文化發(fā)展方向的理念?！按蠖紵o城”所顯現(xiàn)的文化自信，當然指的是廣義的文化概念。

騰訊文化：考古學與歷史學科的區(qū)別之一便是，前者重視考古出土材料，擅長對出土之物的解讀，而后者更重視文獻及其解讀。考古學本位的解讀與歷史學本位的解讀，您認為二者的區(qū)別在哪？考古出土的非文字性質的材料，在何種意義上能轉化成“史料”？

許宏：其實你已經(jīng)說清了他們的差異。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如果我們在完全沒有傳世文獻的環(huán)境下做考古，那“考古學本位”就不是個問題，或者說是沒有什么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是個具有豐厚文獻和重史傳統(tǒng)的國度，甲骨文之前的考古遺存出土后，最引起關注的是它們與文獻所載國族是否能“對號入座”的問題，這代表了上個世紀后半葉以來的主要研究取向。但后世追述性的文獻材料早不過東周秦漢，所記內容又魚龍混雜，所以歧見紛呈久議不決，就是很自然的事兒了。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本人在內的少數(shù)學者秉持“考古學本位”的研究方法，即不以后世文獻為研究前提，而是先梳理考古材料，用考古學的話語系統(tǒng)做闡釋歷史的努力，疑則疑之，慎重整合，這可以說就是“考古學本位”的研究吧。傳世文獻、考古遺存、口述史、人類學與民族學材料等，本身就是各有千秋的史料?？脊艑W材料轉化為史料，當然需要考古人的闡釋，它也具有或然性和相對性，多為推論和假說，是可以理解的。

騰訊文化：從您的《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到《大都無城》，這幾本考古學小書內在的一以貫之的關懷是什么？

許宏：考古人寫史，是我這幾本小書的共同特征。有追求的考古學家肯定是不滿足于盆盆罐罐的研究的，我們的終極理想是透物見人，甚至探究古人的思想。我個人認為中國考古學與歷史文獻學是兄弟學科，而它們作為研究手段，最終都應升華到大歷史研究的層面。本人的三本小書《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和《大都無城》都是在這一路向上的粗淺嘗試。如果說《最早的中國》是關于二里頭都邑的微觀研究，那么《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就是中觀研究，而《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tài)解讀》可以說是宏觀研究。下一步想寫的《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就屬于大宏觀了，試圖超越“中國”，從大歷史的視角，梳理下東亞青銅時代的文化格局與動向，屆時請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