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應(yīng)該穿什么服裝？”墨爾本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安東籬（Antonia Finnane）曾以此為題，有過引人入勝的討論。（《近代中國》1996年第2期）作者把問題的焦點鎖定在“旗袍”上，并不是想為“旗袍”打廣告——要知道，在本文發(fā)表的二十年多年前，“旗袍”還多是禮賓人員的制服，限于正式場合；如今成為網(wǎng)紅爆款，引領(lǐng)時裝消費新動向，恐怕是作者撰文時所始料未及的。通過這一設(shè)問，文章想引導(dǎo)讀者思考的是，女性如何被納入民族國家的敘述并在國家政治中施加影響，正如作者所言，探討國家政治對女性時尚的調(diào)控，能夠?qū)徱暸栽诿褡鍑疑裨捴械牡匚?。對其他社會的女性服裝的研究，已經(jīng)揭示了這層重要的關(guān)聯(lián)。但是，在不同社會向民族國家的演進歷程中，民族服裝（national costume）的命運大不相同：以印度和中國作比較，紗麗在印度婦女的日常生活中始終占有一席之地；而在中國，卻似乎沒有地位可與之相提并論的民族服裝（少數(shù)民族的傳統(tǒng)服裝暫且不論）。八十年代的中國時尚雜志，曾對中國旗袍與日本和服、韓國韓服、印度紗麗有相同的定位，但在作者看來，這種定位卻忽視了以上服裝在各自國家的地位與含義：在很長一段時期的中國社會里，旗袍既遠離市井生活，又不在高檔時裝之列。旗袍的這種尷尬處境，于是乎成為作者觀察歷史上女性和民族國家關(guān)系之議題的切入點。
旗袍的時尚是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后期開始的，此前社會上一度流行著夾克衫搭配褲子/裙子的兩件式女裝。結(jié)合二十年代中國社會對傳統(tǒng)價值（包括男女有別的觀念）的批判，以及女性愈加廣泛地參與到社會生活各領(lǐng)域的現(xiàn)實，安氏指出，潮流從兩件式的上衣下褲/裙轉(zhuǎn)變?yōu)閱渭降钠炫郏ㄓ心行蚤L袍的影子），是女性追求性別平等的一種表現(xiàn)。這呼應(yīng)了秋瑾當(dāng)年的女扮男裝之舉：模仿男性的著裝打扮，以求與男性享有同等的機會和待遇。把頭發(fā)剪短在女性當(dāng)中成為一種風(fēng)尚，也包含了同樣的訴求。
在左圖的廣告中，夾克衫與長及小腿的褲子或裙子的搭配，流行于五四時期；在右圖的海報中，女性身上的高領(lǐng)修身旗袍，風(fēng)靡于上世紀三十年代。采自《中國服飾的變遷》第124頁。
從逾越性別鴻溝到承載女性之美，旗袍的華麗轉(zhuǎn)身，其實主要發(fā)生在南京國民政府統(tǒng)治時期，旗袍的女性化意味被發(fā)揚到極致。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旗袍被官方確定為正式的禮服，又逐漸成為城市生活和工業(yè)社會的一道縮影。旗袍在三四十年代的獨領(lǐng)風(fēng)騷，為其五六十年代的黯然退場埋下了伏筆。盡管八十年代旗袍曾一度重返時尚圈，然而因其穿著不便之故，又未能受到現(xiàn)代女性的青睞。旗袍歷史的起起伏伏折射出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風(fēng)云變幻，同時也在過去和現(xiàn)在之間建立起微妙的聯(lián)系，即如何在西方時尚蜂擁而至的背景下定義民族服裝。在女性著裝選擇相當(dāng)多元化的今天，旗袍雖不乏充實的粉絲，但不太可能再續(xù)昔日之輝煌。再看一度與旗袍平分秋色的男性長袍，在當(dāng)前的中國社會則基本上銷聲匿跡了。
作者由此生發(fā)出一些頗值得玩味的觀點：如果說民國前期的旗袍和建國之后的干部制服有意無意地淡化了性別差異，那么八十年代以來國人對西方時尚的接受，則客觀上強化了性別差異——但是，在跨越性別界限的問題上，前后并無二致：當(dāng)中國女性向西方時尚進軍時，她們實際上與男性同胞是步調(diào)一致的。作者在文末感嘆，這種“默契”并不能視為性別平等的象征，只能說明女性歷史仍裹挾在男性歷史的線性敘事框架里，站在女性角度、展現(xiàn)女性特質(zhì)的領(lǐng)域在中國社會還相對不完善。
安氏后來進一步深化了“中國女性應(yīng)該穿什么服裝？”這個問題，推出專著《中國服飾的變遷：時尚、歷史與民族國家》（英文版2008年），回顧中國時尚的歷史。一提到時尚，人們不由自主地會把目光轉(zhuǎn)向西方社會，作者將這種慣性思維的由來，追溯到以黑格爾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對亞洲的觀念，這在布羅代爾的書里有更明確的表述：服裝一成不變正是社會停滯不前的具體反映。諸如此類的論調(diào)在今天看來顯然是不堪一擊的，而造成這類偏見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英語國家對非西方社會的物質(zhì)文化的發(fā)展知之甚少——這也是本書希望填補的一個空白。
《中國服飾的變遷》封面
然而，此書并非一部中國服飾的資料匯編，而是夾雜著許多耐人尋味的議題，尤其是性別之于民族國家的意義。在早期西方來華人士留下的文字中有一種“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的傾向，“文化相對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文獻中作為一種隱喻、一種話語出現(xiàn)，實際上與作為個體的歐洲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交往互動關(guān)聯(lián)不大”（第33-34頁）。作者解釋道，文化相對主義的產(chǎn)生，并不一定源自西方人對中國社會先入為主的喜歡推崇或厭惡輕視，而可能來自于他們對中國女性的觀察。這種觀察既有對纏足的聲討，進而導(dǎo)致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否定；也有對中國婦女服裝的贊許，從而引出對西方社會和文化的反思——而對后者的研究，此前并不多見，這里有必要多說幾句。安氏發(fā)現(xiàn)，在一些西方人士的筆下，中國女性的服裝曾被作為正面的參照，用來質(zhì)疑西方對女性時尚的定義，即將身體的遮掩和暴露都置于一種滿足觀賞的需要上。
例如，列夫·托爾斯泰就在小說《克萊采奏鳴曲》中對西方女性裝束中的裙撐和對肩膀、手臂乃至于胸部的暴露不以為然，在他看來，中國人、印度人、伊斯蘭教徒以及本國工人階級中的女性對身體的自然呈現(xiàn)，相比之下要好得多。在上海發(fā)起“天足會”向纏足宣戰(zhàn)的英國人立德夫人（Alicia Little, 1845-1926）曾寫道：“對于中國人而言，外國婦女用以展現(xiàn)其體型的緊身服裝是非常不得體的。我在中國的時候，盡量避免穿著暴露形體的服裝。”（《中國服飾的變遷》第38頁）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的英國畫家威廉·壓力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和美以美會駐華會督美國人柏錫福（James Bashford, 1849-1919）則認為，當(dāng)時中國女性的日常服裝顯得既舒適，又經(jīng)濟，又端莊。對于服裝的舒適度，身著長袍在中國旅行的英國女性伊莎貝拉·伯德（Isabella Bird, 1831-1904）是比較有發(fā)言權(quán)的。她評論道，中國各階層女性的服裝穿起來都極為舒適，沒有緊身束腰之類的物件，她本人是如此習(xí)慣于中式服裝以至于不想再換回歐洲的女性服裝。而立德夫人在比較了中西服裝之后，甚至生出自慚形穢的想法：“我想每個人都會覺察到我們歐洲人的服裝缺乏魅力與優(yōu)雅?！保ā吨袊椀淖冞w》第40頁）基于這些觀察，安氏指出，從女性角度書寫的歷史，與以男性為中心的線性的進化論歷史迥然有別——中西差異不再歸結(jié)于發(fā)展時間上的先后，而是空間上的不同。
“中國女性的簡約著裝”。采自《中國服飾的變遷》第38頁。
伊莎貝拉·伯德的長袍，由套在外面的無袖比甲和穿在里面的寬袖夾衣組成。最初的配圖文字聲稱這是滿洲人的傳統(tǒng)服裝，不過圖片中的袖子看起來更接近于漢族夾克的款式。采自《中國服飾的變遷》第39頁。
有趣的是，當(dāng)中國女性的傳統(tǒng)服裝得到認可和發(fā)揚的同時，中國男性的傳統(tǒng)服裝卻顯得不合時宜，特別是長袍，曾受到有女性化傾向的詬病。安東籬教授在書中就提到，在民國時期尤其是戰(zhàn)爭階段，社會上普遍推崇男性化的陽剛之氣，在不少女性熱衷于模仿男性打扮的風(fēng)氣之下，男性本身的氣質(zhì)趨于女性化（male femininity）在當(dāng)時的一些人眼中，實在是令人焦慮。在牛津大學(xué)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著作《塑造共和國民：中國的政治慶典和象征，1911-1929》（英文版2000年）中，也涉及到社會的政治風(fēng)向?qū)μ岢行詺赓|(zhì)的影響。通過分析當(dāng)時照片中的姿勢，她對清末中國的傳統(tǒng)文人和生活在香港的西方紳士進行了比較，發(fā)現(xiàn)前者的典型姿勢是拱背曲肩的，而后者的后背和肩膀都是挺直的——這正是民國時期所推崇的男性形象。蔣介石早年的一張肩背挺直的照片，可以說是當(dāng)時新趨勢的一種反映，這種姿勢不僅看起來英姿勃發(fā)，還顯得為人正直有骨氣，符合時人對建立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期望。哥倫比亞大學(xué)教授韓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在討論民國時期男裝的論文（2005年）中，則專門分析了男性氣質(zhì)和現(xiàn)代性的關(guān)系。與沈氏不同，他注意到的是男性筆直的長腿所包含的陽剛之氣。在傳統(tǒng)長袍的遮蓋下，中國男性的身軀，特別是腿部，被模糊化了。
左圖為十九世紀末的文人，右圖為在香港的西方紳士（攝于1860年）。采自《塑造共和國民》第81頁。
蔣介石年輕時期的照片。采自《塑造共和國民》第82頁。
然而，隨著西裝在沿海通商口岸的流行，這種趨勢有所改變。不少文字和圖像資料證明，西褲似乎可以讓腿部看起來更長一些，再配上大步流星的走路姿勢，西裝襯托下的男性身軀，看起來更具有動感和活力，因此西褲也更適于鼓勵競爭、進取精神的現(xiàn)代社會。不過，西裝所附著的現(xiàn)代化標(biāo)簽，并沒有使其順理成章地取代傳統(tǒng)長袍的地位，這是因為身著外國服裝有可能招來非議。以溥儀為例，當(dāng)時有輿論表示，穿西裝、戴墨鏡的皇帝實在很難讓普通的老百姓接受。
溥儀身著西裝的照片（約攝于1925年）。采自韓文彬教授的論文，第173頁。
由此來看，要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語境下理解時尚的演變，不能脫離民族國家演進過程中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話語；但是，誠如安東籬教授所言，中國服飾的變遷絕非國家政治單方面作用的結(jié)果，技術(shù)、貿(mào)易、意識形態(tài)、性別關(guān)系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的發(fā)展變化，都在不斷刷新著人們對美感、認同和實物效用的想象和實踐。在這個時尚愈加多元化和個性化的時代，從歷史中汲取某種靈感、在新舊之間找到某種平衡，或許可以作為時尚史議題繼續(xù)延伸的一種方向，同時，對于身處其中的蕓蕓眾生而言，或許也可以為我們的時尚之選提供一些啟示。
參考文獻
Finnane, Antonia. 1996. “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 A National Problem.” Modern China. 22 (2): 99-131.
Finnane, Antonia. 2008.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History,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Henrietta. 2000.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t, Robert E. 2005. “Clothes Make the Man: Dress, Modernity, and Masculinity in China, ca. 1912-1937.”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ited by Wu Hung and Katherine R. Tsiang, 171-19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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