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于國無用：民國南京的“社會問題”與社會工程（1927–1937）》
“辱國影片”事件
1911年，淮河再度泛濫，幾千難民涌入南京城。在金陵大學任教的美國傳教士裴義理（Joseph Bailie）為難民的不幸寢食難安。他不僅慷慨捐款，還帶中國學生參觀貧民窟。學生多來自富裕家庭，從沒見過如此場景。其中一個縣長的孩子跟著裴義理從一個棚屋轉(zhuǎn)到另一個，甚為震驚。事后，該學生感謝道：“我從小就生活在這個城市，但從來沒有注意過身邊這個悲慘世界。直到您，一個外國人，帶我到這里，才讓我看到了這一切?！?/p>
然而，在1930年，同樣是在金陵大學任教的洋教授夏慕仁（M. R. Schafer），做了類似的事情，后果卻大相徑庭。他在課上先給學生放映了一部美國柯達公司拍攝的中國各地景觀的電影，然后播放了自己制作的記錄南京城的電影。由于美國片所反映的多為“落后”的中國景觀，且字幕有“外國的影響還沒能深入（中國）內(nèi)地”一句，學生開始不滿。洋教授自制的片子拍的都是南京破舊的角落，看到一半，學生們終于失去耐心，憤然要求停止放映。該事件轟動了南京城，夏慕仁播放的片子也被媒體稱為“辱國影片”。金陵大學學生要求南京市黨政各方立即辭退該教授，未果。后學生又發(fā)覺此人還在拍攝南京“社會陋俗影片”多種，認為其“有意辱華”，群情憤激，要求非將其辭退不可?？紤]到眾怒難犯，恐釀意外風潮，校方最后以洋教授不諳中國情形為由，將其送到北平一中文學校，讓其學習中文，了解中國民俗，風波才告平息。但仍有媒體不依不饒，覺此方案非徹底解決問題之道，“惟其所攝之影片，未經(jīng)勒令銷毀，難保其不運送出洋，資為談笑”。二十年后，面對外國人展示南京的貧民生活，何以金陵大學的學生以及社會有如此不同的反應？
美國學者李慈（Zwia Lipkin）的英文著作《于國無用：民國南京的“社會問題”與社會工程（1927–1937）》（Useless to the Stat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ist Nanjing, 1927–1937，哈佛大學出版社，2006年），通過考察被稱為民國黃金發(fā)展期的“南京十年”的南京市政建設(shè)以及對邊緣人群的管控，試圖去解釋二十年后這種變化發(fā)生的原因，及對理解今日中國社會的意義。
新政府，新社會
1927年，國民黨定都南京，依《建國方略》，誓將孫中山口中“殘破荒涼”的南京建成一個堪與巴黎、倫敦、紐約媲美甚至后來居上的首善之區(qū)。國民政府相信，“施政之要，首在地方。民治之基，植于市政，現(xiàn)代文明各國，咸于是焉兢兢。南京為一國首都，觀瞻所系，刷新市政，允為目前惟一要圖”。國民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發(fā)展至上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以實現(xiàn)總理《實業(yè)計劃》中提出的“第二工業(yè)革命”為鵠的。國民黨認為，實現(xiàn)發(fā)展的途徑，就是要通過中央政府積極干預，達至國家的工業(yè)化以及國際地位的提升。自然，發(fā)展南京市政，政府應該是設(shè)計者、實施者，一切皆通過政府。于是，首都建設(shè)委員會及各種政府機構(gòu)紛紛成立，以解決建都計劃。
國民大會堂
然而，市政建設(shè)只是民國政府計劃的一部分。孫中山已指出，“革命先革心”，“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心理建設(shè)”同樣重要。國民政府同時致力于改造社會，將民眾文明化，再造一個新社會。
國民政府試圖將臣民型塑為公民的企圖深受源自西方、清季通過日本傳入中國的“社會”概念的影響。傳統(tǒng)中國人有官家與私人的區(qū)分，四民的差序，并沒有“社會”的想象?！吧鐣备拍钆c“近代化／現(xiàn)代化”“民族”這些概念同時進入中國，并非偶然?，F(xiàn)代化要求將國家管轄的人口型塑為一個理性化、組織化的社會體。國家既可以通過動員該社會體來汲取資源，亦可對社會加以規(guī)訓和操縱。因此，社會既是現(xiàn)代政府合法性的來源，也是政府施展權(quán)力、加以操控的對象。帝國對子民只需一個簡單的了解，模糊的想象；而現(xiàn)代政府認為，其治理下的人口是一個清楚可知的實體，且必須全面對其加以了解，才能更有效地加以組織、動員。于是，社會調(diào)查作為一種科學的方法，開始被政府利用，來獲取人口的各種信息。正是社會調(diào)查這一手段的引入，烏合之眾開始成為政府可知、可控、可以利用的資源。
李慈指出，在民國創(chuàng)造“社會”“公民”的過程，除了積極的型塑，更是通過將一些現(xiàn)象和人群污名化，將其看作偏離了正常的社會秩序，于國家“無用”的“越軌者”（deviant）達至?！霸杰壵摺辈粌H于國家無用，更是社會肌體的“腐蝕者”，“毒瘤”，不除之必養(yǎng)癰遺患。在社會進化論的影響下，能否有效處理“越軌者”，關(guān)系社會的發(fā)展，種族的生存，茲事體大。
“越軌者”
將某些人群看成“越軌者”亦是西方影響的結(jié)果。十四世紀中期歐洲發(fā)生了瘟疫，因為貧民更容易感染，政府開始限制其流動，以控制疫情的蔓延。更嚴重的是，黑死病奪走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致使疫后勞動力嚴重短缺。幸存的奴隸發(fā)現(xiàn)，如果逃脫主人，就有機會跟其他奴隸主要求更好的報酬，于是歐洲的封建制度受到了威脅。當權(quán)者意識到，如果任由奴隸遷徙，穩(wěn)定的經(jīng)濟秩序?qū)㈦y以為繼，必須立法限制遷徙自由。英國于十四世紀末首先立法來區(qū)別有勞動能力的貧民中之“無用之輩”，即游手好閑之徒，與其他“有用之輩”。實際上，對立法者而言，游手好閑不是問題，試圖通過遷徙，尋找更好的報酬才是問題。從此，流浪被看成是對社會秩序的威脅，成為“社會問題”。十八世紀工業(yè)革命后，城市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流浪漢，下層社會被當局看成是“危險的階級”。如在法國，有勞動能力卻行丐為生的人被看成罪犯。因為游手好閑，對國家毫無貢獻，而他們?yōu)樯嫘枰蛴懙男袨閯t成為社會的負擔。更有甚者，無所事事破壞了社會風氣，乞丐于是更被目為一種危險。過去對貧民不加區(qū)分給予援助的制度，開始讓位于對其進行監(jiān)管的制度。有勞動能力而不愿從事生產(chǎn)者不僅無資格獲得社會援助，且面臨監(jiān)禁的危險。十九世紀開始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更使得勞工的生產(chǎn)能力成為一個國家國際地位的標志。這種理念在二十世紀更是發(fā)揚光大，民國政府不僅受其影響，更積極落實之。
街頭算命
在民國，“社會”的想象的形成，伴隨著“社會問題”的發(fā)明。一些職業(yè)、人群、行為開始被政府認為冒犯了社會規(guī)范，比如相面卜卦之士、流浪漢、乞丐、娼妓等。傳統(tǒng)中國亦有被社會排斥之人，他們往往只是一小群邊緣人，但民國政府卻極大地拓展了“越軌者”的范圍。民國政府眼中的“越軌者”，未必偏離了中國的社會規(guī)范，只是不符合政府或改革者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想象而已。如乞丐、娼妓、相師都是中國自古即有的職業(yè)，為社會容忍接受。有些的確被視為賤業(yè)，但也只是被認為從業(yè)者道德有虧罷了。政府不僅不認為有必要去干預、取締，只是收取稅收。有意思的是，民國政府開始將市容現(xiàn)代化作為施政的重要目標，相當一部分人被視為“社會問題”后，民眾也逐漸接受了政府的觀念。有些婦女組織、學生群體、社會精英甚至更加激進，呼吁政府要本革命精神，建設(shè)不容稍緩，“社會問題”不可姑息，否則中國將被西人恥笑。
西方來的現(xiàn)代觀念改變了中國政府的施政理念，從而也改造了民眾的觀念。在國人看來，現(xiàn)代化等于西化，建設(shè)新都，改造社會主要為了國內(nèi)之觀瞻，國際之形象。現(xiàn)代化是否成功，端賴西人如何評價。回到文章開頭所提及的事件。1910年，南京只是一個破敗的省會城市，六朝古都的榮耀早被雨打風吹去。1927年國民黨定都于此，設(shè)南京特別市，開始建都計劃。被現(xiàn)代觀念“革”了“心”的南京人急待西人的肯定。洋教授卻“不諳中國風俗”，片中展現(xiàn)的仍是南京“落后”的一面，表明西人對中國的進步熟視無睹，如何不讓學生們碎了玻璃心？
首都不容陋室
南京改建首都后，各重要機關(guān)，次第建立。大量行政人員遷入，每月增加數(shù)千人。1927年，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六萬，1931年增加至五十六萬多，1935年已近百萬。作為行政中樞，南京的馬路頓顯狹窄。每日行人車馬充塞途中，無法動步。舊有建筑不敷應用，教會興筑之新式房屋，假用一空。旅舍民房，供不應求，屋荒嚴重。
首都建設(shè)既然要追比歐美一流城市，政府對各種建筑工程務求新、求大。設(shè)計省政府大樓時，積極征求維也納巨廈的建筑計劃書，只因該巨廈能容納三萬戶之多。大樓的風格，要求“應特別華麗，以資觀瞻”。南京市政局邀請了一位留學法國的設(shè)計師來規(guī)劃路政，其設(shè)計亦以巴黎為藍本。全城馬路成七個大圓圈，每個圓圈有米字式的六條支路，一時風頭無限。
粉飾首都需要龐大的經(jīng)費，南京改造第一期即要五千萬。南京全市的收入，每月不過數(shù)萬元。加上省府和國府的補助，亦不過十數(shù)萬元，只勉強維持行政費，建設(shè)經(jīng)費還是全無著落。于是當局認為，首都是全國的首都，不是南京一市的首都，也不是市政當局幾個人的首都，理所當然應由全國負擔。國庫籌一千五百萬，其余由各省公攤。同時，規(guī)劃所及地區(qū)，民房、建筑，尤其是一些貧民居住的小白鐵房與棚戶，一概迅速拆除或遷出城市。然而，南京市政府沒有預料到的是，首都的利益并非總和民眾的利益相一致。為籌集建設(shè)經(jīng)費所加的稅收，為造路建樓拆除民房，都遭遇了社會激烈的反抗。以現(xiàn)代化為旗幟的政府自然不會退縮。在當局眼里，這些都是“不開通”之人，沒有愛國心，只顧眼前。如今革命已經(jīng)告成，建設(shè)不容稍緩。1929年，總理奉安大典在即時，更是稅要加大征收力度，房要限期拆除，“倘瞻顧徘徊，即予強制執(zhí)行”。政府規(guī)定，百姓若不自拆，政府代拆，但拆出的磚瓦木料，代作工錢。這一政策果然有效，無論馬路劃到哪里，百姓爭先自拆，只為還有磚瓦木料可得。
政府主導的城市建設(shè)成效巨大。1937年南京的現(xiàn)代化程度，盡管跟國民黨的設(shè)想還有距離，但六朝金粉，已重放光彩。斥資百萬修筑的中山大道已成模范路，長達十五里，寬闊、瀝青路面、兩旁植上樹、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的主干道可媲美而不遜色。南京十年，政府共修路一百〇七里，并安裝了路燈。路兩旁種上了法國進口的梧桐樹苗，在夏日為行人遮擋烈日。曾經(jīng)荒涼的城市北區(qū)，建了別墅和各種新村，成為新的居民區(qū)。在城南，新的政府大樓拔地而起，替代了原先臨時性借用的房子。公共交通、商店、公園、銀行、汽車、飯店、酒吧、戲院、舞廳、自來水、生活用電、排水系統(tǒng)、學校相繼建立。到1937年為止，投資于城市建設(shè)的各種資金達到了七千萬，南京無可爭議地成了一個大城市。有人幾年后到南京舊地重游，投書報刊，贊嘆城市“一派新氣象，使人默想黨國前途之發(fā)揚光大”。
城市的建設(shè)自然包括龐大的社會工程，即社會文明化。在政府眼中，看相、占卜、抽大煙、賭博、衣衫不整、舊風俗，甚至過“廢歷新年”，不過西歷新年都是“陋習”，都在取締之列。而災民、人力車夫、娼妓、乞丐都是“越軌者”，危害社會肌體，有礙觀瞻。
普施救濟
民國災亂頻仍，直接的后果即造成了大量的災民。南京的市政建設(shè)使得人們驚嘆城市“面目全非”，但副產(chǎn)品就是，南京建設(shè)得越氣派，吸引難民越多?；春幽昴牯[水災，每年總有無數(shù)難民在下關(guān)車站集聚，流離顛沛之狀，不啻一幅“流民圖”。作為模范市，南京市政當局一開始視賑災為己任。如1928–1929年的冬賑，不僅政府撥款，成立冬賑會，而且各種民間組織，如商會，都動員起來，進行救濟。然而，災民持續(xù)地涌入南京，越救濟，南京越成為災民首選的逃難之地。資源有限，政府、商會都開始覺得力不從心。更重要的是，南京本地居民視賑災為畏途，擔心有限的本地資源為災民分薄，對政府施加壓力。于是，從1929年開始，捉襟見肘的南京市政府修改了難民政策，改普施救濟為盡量驅(qū)逐。除經(jīng)濟壓力外，對市政府來說，難民也不是首都要吸引的人口。這種對難民的排斥政策一直得以延續(xù)，直到1937年夏秋時節(jié)日本軍隊逼近南京，南京市民爭先恐后逃離這個城市，自己也淪為了難民。
對于已經(jīng)進入南京的災民，市政府也常將觀瞻問題放在災民的溫飽之前。如1929年冬天，大雪，貧民凍餒交加，極為可憐。商會聯(lián)合慈善家，設(shè)粥廠三處，給貧民提供食物。其方法為只許當場就食，不準攜帶回家。開辦以來，貧民賴以存活者不少。尤其是中山馬路上搭了席棚的粥廠最為踴躍。但當局“以中山馬路，何等尊嚴，而令災民麋集，三五成群，殊不雅觀。特令警局干涉，勒令停閉”。粥廠以天氣尚冷，請求續(xù)辦兩個星期。因為丹麥王子即將訪問南京，再三請求，當局仍不予批準。不僅如此，為迎接王子，下關(guān)還拆除草屋六七百間，亦因為有礙觀瞻?！毒蟆酚浾咿揶碚骸跋玛P(guān)既能犧牲住房，城內(nèi)又何不能犧牲一飽？國體攸關(guān)，災民雖無食住，亦必樂于從事也?！?/p>
南京成首都以來，人口驟增，住房不敷居住，房租飛漲。貧民無力租房，于是在城里逐漸形成了棚戶區(qū)。對于致力于追比西方一流城市的南京政府來說，棚戶有礙觀瞻，為西人恥笑。在歐洲，隨著衛(wèi)生概念的形成，西人開始認為貧民窟（slum）是一種“社會疾病”“城市的恥辱”。民國政府受此觀念影響，開始改造棚戶區(qū)。中央政府最初的計劃是要求市政府拆除白鐵房子、棚屋，設(shè)計、建造勞工住宅區(qū)，安頓貧民。中央政府要求迅速建造兩千到四千住宅單位，但卻無法提供足夠的資金。但政府安頓貧民的計劃，反映的只是政府官員的想法，而不是這一人群的實際情況。不久官員們就發(fā)現(xiàn)，造好的新房子，卻少有貧民愿意入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住宅區(qū)偏僻，離勞工謀生地點太遠，而他們又無力支付交通費。再者，對政府而言是破敗、不衛(wèi)生、無法住人的棚屋，對逃難來的貧民來說，卻已遠勝他們在農(nóng)村的房子，實在無意搬離。隨著更多難民涌入，政府資金日見緊張，再無力建房，于是政策又一變?yōu)椴鸪镂荩賹⑺麄冞w入偏僻之處。當市政府認識到自己甚至無力在市內(nèi)為貧民找到足夠的住處時，又決定以鄰為壑，將棚戶區(qū)的貧民遷到城外了事。
廢止人力車
升州路
東洋車從日本傳入中國后，以其輕便、舒適、人力成本低、減少了街頭的動物糞便，迅速取代了轎子、驢馬，成為中國各城市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但人力車主要流行于亞洲，歐洲人認為極不人道，因其將人當成畜生。該觀念自然影響到了中國，并因為“新文化運動”時期倡導“平民的文學”，使得三輪車夫成為當時文學作品的重要主題。最有名的即是胡適先生1918年發(fā)表在《新青年》上的詩歌《人力車夫》，詩中指出了一個處理人力車問題的困境。根據(jù)北京市的法令，十八歲以下，五十歲以上皆不得為人力車夫。胡適碰到了只有十六歲的車夫，坐，不人道，不坐，似更不人道?！澳憷系暮眯哪c，飽不了我的餓肚皮”，怎么辦？盡管胡適最后選擇了坐，但他始終認為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的界限，就是“東西洋文明的界限”，他呼喚“汽車文明”。
據(jù)1934年的統(tǒng)計，南京的汽車及腳踏車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五輛，人力車卻高達一萬〇四百七十輛，是市內(nèi)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稅收來源。對南京市政府而言，人力車是首都的污點，不人道，讓西人側(cè)目。從人力車進入中國始，各地政府一直在下決心廢止人力車。但對貧民來說，拉人力車卻是最方便的謀生之道，甚至是唯一的出路。有把力氣就可以干，一人拉車，全家不餓。當政府無力給車夫提供別的就業(yè)機會，為市容計，政府決定對從業(yè)者的年齡加以限制。人力車要定時修理、清潔，人力車夫要統(tǒng)一服裝，端正儀容，車資要統(tǒng)一定價等。然而，任何文明化的規(guī)定，都會增加車行和車夫的成本。人力車夫的生活始終如“水已淹至脖子”，一個很小的漣漪都可以淹沒他們。每次車行加租，必然引發(fā)抗議；公共汽車開通后搶了人力車的乘客，更是引發(fā)騷亂。尤其生意清淡的時節(jié)，與人力車夫有關(guān)的罷工總是此起彼伏。越是如此，政府越覺得人力車非廢止不可。好在南京政府總是擔心人力車夫容易為中共“利用”，對這個龐大的群體應該以撫為主，否則取締人力車的決心將更加堅決。
禁止公娼
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期，娼妓是合法的職業(yè)，稅收的重要來源。在宗法社會，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約，即使男性也沒有自由擇偶的權(quán)利。妓院則給了男女追求自由愛情的機會，攜妓冶游亦曾是文人的一種雅興、身份。從法律上言，娼妓有公娼、私妓之別，在身價上，有名妓、歪妓之異。即使進入民國，娼妓仍是一種合法職業(yè)，各地均有大量在政府注冊的公娼，交納高額稅收，接受政府的定期檢查。但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在歐美社會娼妓開始成為社會焦慮的一種符號，廢娼運動興起，該運動的訊息通過日本進入了中國。周作人曾翻譯油谷治七郎的《廢娼問題之中心人物》一文，介紹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德國、北歐廢除娼妓運動的情況。該長文從1918年2月開始，陸續(xù)發(fā)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歐美廢娼運動的主導力量就是基督教徒，隨著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中國人對于這一特殊行業(yè)的觀感也開始改變。娼妓不再是一種職業(yè)，而是對婦女的剝削，國家的恥辱，社會的腐化的象征。
北門橋
盡管在北平、上海娼妓仍然合法，南京建都后不久，為首都形象、社會風化計，禁止了公娼，甚至連秦淮河畔的歌女都在禁止之列。但南京有龐大的公務員人口，他們多來自外地。南京房租、食用昂貴，想把家搬來心有余，力不足。公務員的職業(yè)不穩(wěn)定，多數(shù)人“咸存五日京兆之心”，往往將“黃臉婆”留在老家，自己在城里“守活寡”，總是為性苦悶。同時，公娼取締之后，很多婦女沒有其他謀生的手段，馬上轉(zhuǎn)為私娼。禁了幾年之后，公娼似已減少，暗娼有增無已，竟高達二萬以上。更讓當局頭疼的是，禁娼后，青年中花柳病驟增。1933年，禁娼五年后，軍隊學校招考時體檢，“發(fā)現(xiàn)染花柳病者達十之九”。原因在于，公娼制度下，政府可以對從業(yè)者進行體檢，而當她們轉(zhuǎn)入地下后，則無從管理。開娼禁于是又成為補救的辦法，被各界提出，并為政府接受。然而，南京市婦女協(xié)會堅決反對，認為公娼是一種剝削妓女的制度，有傷國格。市政府幾度試圖開禁，未果，只好令警局從嚴執(zhí)法。然而，不幸被抓獲的私娼，當局既無策使其從良，只好罰款了事。以出賣肉體所得的大洋繳納罰款后，出警局后迫于生計，不得不仍舊冒險去操皮肉生涯，接更多客人以彌補損失。禁娼的悖論是，妓女增加，花柳病蔓延，警察有了一筆循環(huán)不已的進益，婦女協(xié)會高喊保護婦女，但從業(yè)女性“私下既受流氓的敲詐，少數(shù)惡嫖客無理的侮辱，受警廳的束縛，苦不勝言”。好在當局仍然維持了首都的觀瞻，畢竟說起來，“南京始終是禁娼的”。
乞丐宜驅(qū)
中國傳統(tǒng)上，乞丐是一種賤業(yè)。淪為乞丐，往往被看成是此人道德有虧，但政府并不覺得有干預的必要。歷史上也不乏口碑正面的乞丐，如晚清的武訓，為興義學，長期乞討，譽為“義丐”。工業(yè)革命后，如前文提及，歐洲開始將流浪者看成“危險的階級”，污染社會，應被隔離。然而，乞丐與其他邊緣人群不同之處在于，為了乞討，他們總是出沒鬧市。為博同情，經(jīng)?；影俪?，令當局難堪。因此，在歐洲，乞丐被稱為“人群中的敵人”“門口的流浪漢”。這種觀念自然也為中國政府和民眾所接受，乞丐也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阻礙社會進化。1910年代張謇治理下的南通，街頭無一乞丐，被目為現(xiàn)代化的一大成功。
隨著公共衛(wèi)生概念的出現(xiàn)，當局希望南京城看起來整潔，聞起來無異味。乞丐自然無法滿足現(xiàn)代城市的要求，而衣衫襤褸的乞丐總是出沒于鬧市，也無法眼不見為凈，因此當局視為眼中釘。乞討不再能稱為一種職業(yè)，因無法對國家作貢獻。當局決定成立“游民習藝所”，對他們進行職業(yè)訓練，成為勞動力，同時提供避難所供其居住。在冬天天寒地凍，乞討不利的話，市政府成立了冬賑委員會，對乞丐進行救濟。然而，天災頻仍，不斷有難民涌入南京，沿街乞討。隨著乞丐數(shù)量急劇增加，政府機構(gòu)已經(jīng)無力再提供培訓，更無能提供足夠的避難場所。于是政府對于沒有避難所可以居住的乞丐加以驅(qū)逐，減輕首都負擔，警察抓乞丐也成為南京街頭經(jīng)常上演的貓捉老鼠的游戲。
街上的警察
對于“合法”在南京落腳的大概兩千名乞丐，政府致力于將這些“于國無用”的人改造成有用的勞動力。按照歐洲進來的理念，政府將這些難民分為“有勞動能力”與“弱／無勞動能力”兩種，對于有勞動能力者，進行“消極援助”，對弱／無勞動能力之人，如老人、婦女、兒童，則進行“積極援助”。隨著經(jīng)濟壓力的加劇，政府開始更多強調(diào)民眾應“對社會有用”的理念，將其作為勞動力，不僅有勞動能力的人失去了獲得政府資助的資格，老人、婦女、兒童也被認為有自力更生的能力，甚至也可以為國工作。
南京市政府從來沒能清理干凈街上的乞丐，但大部分乞丐經(jīng)過某種技能培訓，不再流浪，在避難所里做工，開始從事于國有用的勞動。乞丐避難所干凈、有秩序、講衛(wèi)生，因此非?！艾F(xiàn)代”。原先從事乞討的人，現(xiàn)在開始手工活，種菜、做清潔工作。不允許他們再無所事事，必須忙碌。避難所成為了南京市政府最愿意展示給外國人看的景觀，并獲得了西人的肯定，成為南京現(xiàn)代化的一個重要成果。
發(fā)展的困境
研究民國史的學者對南京十年的成就評價極高。國民政府將一個個現(xiàn)代化計劃付諸實施，成果卓越，南京就是一個最好的范例。隨著史學研究的眼光從精英轉(zhuǎn)向民眾，史學研究者開始關(guān)注庶民的歷史，貧民、勞工成為歷史書寫的對象。不少學術(shù)研究致力于展示他們苦難，批評民國政府的不作為，體現(xiàn)的人文關(guān)懷，讓讀者動容。然而，李慈的著作的高明之處，就是指出了現(xiàn)代化的復雜性，而不只是展示苦難，批評政府。當國人以現(xiàn)代化為解決落后國家社會問題的出路，相信只要現(xiàn)代化，一切問題都能解決的時候，李慈既讓我們看到現(xiàn)代化的成就，也看到其中的困境，這是她的研究的過人之處。
國際飯店，太平南路。
南京政府以歐美為師，推行現(xiàn)代化，希冀后來居上。相信現(xiàn)代化即西化，西人的肯定才是衡量現(xiàn)代化是否成功的標準，國際觀瞻成為了當局最在意的施政目標。國人在乎西人的評價，一旦西人不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則視為侮辱。西人基于自身歷史所發(fā)展出的對于邊緣人口的觀念也為中國人毫無批判地接受，于國是否有用，成為新的看待社會人群的標準?！吧鐣边@一觀念的傳入，改變了中國政府對于其統(tǒng)治下的人口的態(tài)度。在現(xiàn)代政府看來，為了治理的有效，社會是一個應該被政府清楚了解，并加以利用、控制的對象。社會調(diào)查的引入就是服務于政府的這一需要，更是現(xiàn)代政府對于科學的迷信。民眾亦被“啟蒙”，接受了西方的理念，有時他們對于社會邊緣人群的負面情緒比政府更甚，常常成為迫使政府采取激進社會政策的直接推手。民國時期的困境在于，無視現(xiàn)實，急速地模仿、追趕西方，但無力解決西方化之后貧民的生計問題。南京市政府在處理難民、娼妓、人力車夫、乞丐等問題上的有心無力可謂明證。
在后發(fā)達國家，為迅速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計，政府的干預成為發(fā)展的手段。在此過程中，國家對社會的滲透在不斷加強，政府管理的事務也越來越多。相應地，社會對政府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強，期待政府提供的服務也越來越多，又反過來要求政府擴張權(quán)力。然而，這種“發(fā)展至上”的政府主導模式下，誰是受益者，誰付出了代價？李慈的書給我們呈現(xiàn)的不是簡單的是非判斷，而是復雜的畫面。但總體而言，精英與中產(chǎn)階級從中受益良多，貧民卻為現(xiàn)代化付出了各種代價。今天，西方人已經(jīng)開始強調(diào)邊緣人群的權(quán)利，民國政府模仿西方所創(chuàng)造的發(fā)展模式倒又成了西人詬病的對象。（文/毛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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