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醉酒說英語

讀朱自清先生日記，有幾處小記錄讓人會心一笑。譬如喝醉了酒，一向拘謹朱先生會慷慨陳詞，對熟悉的朋友大說英語，這是地道的酒后“胡說”和出“洋相”。事后聽別人說起，朱先生非常震驚，也非常羞愧。我們都知道朱先生是個認真嚴肅的人，酒后失態(tài)本不足為奇，發(fā)生在他身上卻多少有些意外，仿佛做鬼臉，如果是學童倒也罷了，沒想到私塾先生也變得調(diào)皮搗蛋起來。三十年代初，朱先生以清華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去歐洲做訪問學者，為此寫了《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傳唱一時。不過我更喜歡他的日記，因為這類文字不為發(fā)表而作，可以讀到更真實的東西。1933年12月5日的日記上有這么一段：

早大一有人示我“文侯之命”，問文侯是指重耳否，余竟不知所對，惶恐之至。

即使最有學問的人，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惶恐之至”充分說明朱先生做人的態(tài)度。在英國期間，因為英文程度不夠，朱先生屢屢遭人白眼。不由地想起聞一多和郁達夫國外留學時的情景，都說中國人出了國都愛國，但是留學的年齡階段不同，思想情緒也不同。聞和郁在國外做學生時歲數(shù)還小，受人歧視，難免孩子氣，因此也難免口號標語似的憤怒。朱自清已經(jīng)是清華的大教授系主任，他所產(chǎn)生的情緒就要復雜得多。

首先是學外國語言產(chǎn)生的自卑。年齡越輕，學習語言能力越強，反過來，年齡越大，能力越弱。但是年齡大了，理解能力更強，于是弱和強的懸差，讓做事認真的朱先生無所適從。出國三個月以后，朱先生第一次做了這樣的夢，他夢見自己“被清華大學解聘，并取消教授資格，因為我的常識不夠”。這個夢很值得讓人玩味，一個月后，他又一次做了類似的夢，“夢見我因研究精神不夠而被解聘，這是我第二次夢見這種事了”。有趣的是這種惡夢還在延續(xù)，過了四年，早已回國的朱先生在日記中寫道：

昨夜得夢，大學內(nèi)起騷動。我們躲進一座如大鐘寺的寺廟，在廁所偶一露面，即為沖入的學生發(fā)現(xiàn)。他們縛住我的手，譴責我從不讀書，并且研究毫無系統(tǒng)。我承認這兩點并愿一旦獲釋即提出辭職。

我想說的是，做學問的人老是自卑和自責，絕對不是什么壞事，盲目自大才是可笑的。錢鐘書先生在小說《圍城》中，把出國留學鍍金比喻成為中防止天花的牛痘，胳膊上有了那么一個疤，做學問的便算功德圓滿。這個帶有諷刺意味的比喻雖然尖刻，畢竟涉及到了要害。朱先生在日記中曾這樣勉勵自己，說現(xiàn)在大學里的好位置，差不多已都被歸國留學生占滿了，像他這種沒出國留學過的教授已是碩果僅存，必須自重，珍惜自己的機會，要加倍努力。這絕對是當時的實情，留學猶如科舉時代的功名，有沒有進士出身的身份至關(guān)重要。朱先生日記中，屢屢能看到俞平伯先生鬧加薪，這讓朱先生很為難，作為好友，深知俞先生的學問，可是作為系主任，不能不考慮到資歷，只能讓俞一再失望。俞先生出身北京大學，和傅斯年一樣，同為黃侃先生的高足，又同是五四新青年，可是傅在國外留學多年，其地位和待遇不知高出多少。1920年俞平伯和傅斯年曾乘同一艘輪船去歐洲闖蕩，到英國以后，傅先生留了下來，俞先生卻因為留學費用不足，玩了一圈瀟灑回國，結(jié)果沒有洋學歷便成終生的遺憾。

朱先生在英國做訪問學者的時候，非常用功，像海綿一樣充分吮吸著西方的養(yǎng)料，文學，哲學，藝術(shù)，交際舞以及各種客套禮節(jié)，無不一一虛心學習。值得指出的，朱先生此時雖已和陳竹隱女士訂婚，并沒有完婚，是地道的黃金王老五。在朱先生身上，見不到今日成功人士的那種自以為是，他到了西方，沒有瀟灑地趕快享樂人生，而是老老實實做學問，絲毫不敢怠慢。龐大的西方像座高山一樣蠻橫地擋在他前面，他努力了，用功了，甚至可以說奮斗了，但是結(jié)果卻是，越想更多地了解，越發(fā)現(xiàn)根本不了解，越是崇敬，越是自卑。因此，在他的夢境中，沒有學問被解聘也就不奇怪，隱藏在潛意識中的恐懼仿佛漏網(wǎng)的魚逃了出來。

自從進入近代以后，中國的學人對于西方總是崇敬與疑慮并存。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說：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jié)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

陳先生的意思，是說無論生搬美國的資本主義，還是硬套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在有著幾千年傳統(tǒng)的中國，都成不了大氣候。這道理大家多少也有些明白，陳先生在國外待過許多年，通許多國語言，由他來指出這件皇帝的新衣最有說服力。問題在于，事物總是有另一面，成不成大氣候是一回事，管用不管用又是另外一回事。外來的和尚好念經(jīng)，外國的東西確實對中國起著決定作用，這不僅表現(xiàn)在政治思想上，同時也反映在學術(shù)思想上。吳宓先生在晚年的日記中曾說：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決不從時俗為轉(zhuǎn)移。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本身就是一種時俗。趨時從俗有時候免不了，只有程度的不同，就好像同樣喜歡外國的好東西，有人關(guān)注先進的文化思想，有人留戀流行的實用小家電。不同的人，對西學為用的“用”，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不由想起學術(shù)界關(guān)于中國人種起源的討論，古文大師章太炎的《種姓篇》就認為中國人的祖先源于古巴比倫人，另一位經(jīng)學大師劉師培也持差不多的觀點。時至今日，這種胡亂認人做父的學術(shù)觀點聽上去怪怪的，但是在一個世紀前，這其實是一些很有意義的思考，學術(shù)界不僅懷疑中國人源于古巴比倫，而且還可能是古埃及古印度的后裔。

做學問具有開放性的思維總是好事。陳寅恪先生的過人之處，在于他對西方文化有超過常人的學識修養(yǎng)，在于扎實的現(xiàn)代史學基本功訓練。陳先生也承認，他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佛學傳播和中亞史地，都曾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這是一些終身受用的影響，在很多方面，外國人做中國的學問，比中國人做得更好，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僅僅只是受其影響，還是遠遠不夠，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各人。做學問有做學生的虛心是對的，如果老是當不長進的學生，老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趨就不足取。受最先進的學術(shù)影響，向最先進的思想看齊，是通往真理之路的捷徑，也是打開現(xiàn)代學術(shù)之門的鑰匙，去西方留學不外乎為了走捷徑和找鑰匙，朱自清正是帶著這樣的觀點遠赴英倫。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便宜無好貨，捷徑也會把人引向死胡同，鑰匙卻可能只是打開了一道無關(guān)緊要的院門。

有個河南人去美國研究哲學好多年，突然看破紅塵，起程回國，去少林寺當了和尚。大家覺得奇怪，既然是出家，何必大老遠地遠涉重洋，繞道美利堅，直接在老家上山不就行了。做學問猶如出家當和尚，有時候非得繞道走點彎路才行。頓悟的境界不是什么人都能輕易達到的，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jié)論也就不同。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末，中國正進行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先生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中表達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觀點，這個觀點我們真是不太樂意接受，就是中國科學的發(fā)展主要是為了“實用”。無論是在過去，還在今天，中國人都天真地相信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朝聞道，昔死足矣”，所謂“君子養(yǎng)浩然之氣”。天知道中國的科學實用在什么地方，恰如魯迅先生說過的那樣，中國人發(fā)明了火藥是做爆竹敬鬼神，發(fā)明了指南針也不過是用來看風水，而火藥和指南針只有到了洋人手里，才能成為征服殖民地掠奪寶藏的利器，應該說洋人講究實用才對。

聯(lián)系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著名的口號，就會意識到李約瑟并沒有完全說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實用”這么個詞，早就扎根在我們的文化中，只是不知不覺而已。越是到近代，實用的觀點越是甚囂塵上。譬如郭沫若對聞一多先生有個很新奇的比喻，說聞先生雖然在古代文獻里游泳，但不是作為一條魚，而是作為一枚魚雷，目的是為了批判古代，是為了鉆進古代的肚子，將古代炸個稀巴爛。聞一多生前也曾對臧克家說過：“你誣枉了我，當我是一個蠹魚，不曉得我是殺毒的蕓香。雖然兩者都藏在書里，他們的作用并不一樣?！彼暦Q自己深入古典，是為了和革命的人里應外合，把傳統(tǒng)殺個人仰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議論，“我比任何人還恨那些故紙堆，正因為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

我一向懷疑這話中間多少有些作秀成份，按照我的傻想法，聞先生如果不是對中國古典的東西情有獨鐘，有著特殊的興趣，絕不可能成為一名純粹的書蟲?？箲?zhàn)期間，西南聯(lián)大的文學院落腳蒙自，聞先生在歌臚士洋行樓上埋頭做學問，除了上課，吃飯，幾乎不下樓，同事因此給他取名為“何妨一下樓主人”。如果僅僅是為了和古代文化作對，給傳統(tǒng)添些麻煩，這種信念支撐不了多少時間，因此，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是找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因為在習慣中，大家共同關(guān)心的興奮點，常常是我們的行為有什么“用”，對于國計民生有什么實際的好處，有什么樣的思想教育意義。以成敗論英雄，以有用沒用來衡量價值，這種學理定勢并不是隨便就能改變。做學問和做生意并不一樣，可是在談論別人的學問時，我們常犯的一個低級錯誤是自己也忍不住變成了生意人。

正如把清朝乾嘉學派的考證說成是只會做死學問，簡單地歸結(jié)一代知識分子怕掉腦袋，這種貌似深刻，似是而非的簡單結(jié)論，多少有點投機取巧。乾嘉學者在考據(jù)上找到的樂趣是后人無法想象的，學問無所謂死活，書呆子往往比那些讀書的機靈鬼更可愛。回顧已經(jīng)過去的上一個世紀的學術(shù)史，我對聞一多先生學術(shù)研究的中斷覺得最痛心，因為他對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獨到匠心，空前絕后無人匹敵。與嚴謹認真的朱先生相比，聞先生的才學識各方面都更勝一籌。雖然在美國留學時學的是美術(shù)，但是因為早年就打下的良好西方教育基礎，就如中過牛痘已有免疫能力一樣，他不會在令人眼花繚亂的西方思想面前無所適從。他全身心投入自己所做學問的那股瘋狂勁兒，為了一個詞匯一個神話下的刻苦鉆研功夫，是同時代以及后來的學人望塵莫及。

更難能可貴的，是聞先生擁有詩人的敏感與豐富想象。良好的基礎與吃苦耐勞的精神，對于做學問來說，確是非常難得，畢竟還不是鳳毛麟角，無跡可尋。就像是否“有用”不是最重要一樣，基礎與刻苦只是鳥的一對翅膀，沒有翅膀飛不起來，也飛不高，但是，僅僅有翅膀仍然遠遠不夠。詩人的敏感和想象能夠創(chuàng)造一切，縱觀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學問恰恰都是有詩人氣質(zhì)的人完成的，詩人不計成敗利鈍，無所謂后果，不在乎起因。放大了說，詩人氣質(zhì)絕非只有詩人才有，這是一種難以用語言描述的東西，看不見，摸不著，無聲無臭，來無影去無蹤，它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一切真正美好的東西。

詩人氣質(zhì)不僅造就了第一流的詩人，還可以產(chǎn)生第一流的藝術(shù)家和科學家，產(chǎn)生第一流政治家和商人，產(chǎn)生第一流的軍人和運動員。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詩歌精神上可以對話，大科學家本身就是一首詩，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他們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離開不了詩歌精神。乾嘉學者致力于訓詁，達爾文研究人類進化，牛頓和愛因斯坦投身于物理學，都是異曲同工，因此，不要以是否實用來判斷是非，不要以是否產(chǎn)生經(jīng)濟利益評估價值高低，這種并不很新的老調(diào)還得重彈。

“

2017《收獲》文學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