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之前因為考察傅增湘所藏朝鮮活字本《韋蘇州集》在中日韓三國之間的流傳，注意到日本朝鮮史學者今西龍的藏書，發(fā)現(xiàn)他收藏有許多朝鮮本。今西所著《高麗及李朝史研究》中有《藏書手記》一篇，記錄書籍來歷，為我們提供了不少韓國古書店的線索。粗略整理今西年譜，發(fā)現(xiàn)他早年去韓國，并沒有特別活躍的購書活動，留下的多半是借書、抄書的記錄。如《新增東國輿地勝覽》條：
明治三十九年（1906）令寫字生岸本夫子抄寫內閣藏本之中宗王代刊本，約定一枚紙二十五錢。實際花費去九十九元九十五錢。當時余甚貧乏，思之凄然。
按明治初年大學、圖書館等機構有專門抄寫公文的職員，名曰寫字生。明治三十一年（1898）《貴族院要覽》有“寫字生規(guī)則”（明治廿三年十月廿五日），凡五條，曰各科如需寫字生，應往庶務科匯報。寫字生按日結算工資，有四等，分別為三十五錢、三十錢、二十五錢、二十錢。
如《己丑事跡》條：
不分卷一本，鈔（廣史三集所收）。據(jù)廣史本轉鈔。妻マサ鈔此。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十五日。與原本校了。
又如1914年，四十歲的今西在咸鏡北道穩(wěn)城郡發(fā)現(xiàn)《北關志》刊本的一冊零本，借閱，帶回京城轉鈔。
1917年，今西升任京大助教授，游咸鏡南道咸州郡，遇到友人姜大衡，稱本地某舊家藏有舊志，遂托其借觀謄抄。翻檢《藏書手記》及天理大學今西文庫目錄，不難知今西所關心者多在歷史地理方面。而《藏書手記》中在漢城的購書記錄，多半集中在1927年至1932年之間，知其收購朝鮮本的主要時期當在1926年兼任京城帝國大學教授之后。而京城大學的日本人教授的確是古書消費的主要群體，購買力強大。據(jù)河東鎬介紹，日帝統(tǒng)治時期，書商向京城大學的日本教授賣書，某漢籍要價二元，教授認為此書價值當在七元，而付款時竟給了二十元（河東鎬《韓國古書籍商變遷略考》，收入《近代書志考類叢》，塔出版社，1987年）。
《藏書手記》中出現(xiàn)最多的京城書商之名，當屬華山書林李圣儀，今西通過李氏購買了舊抄本《乙丙日記》（1929）、《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1929）、成佛寺本《寒山詩》（1930）等等。之外也常向翰南書林、樸鳳秀、樸駿和、鄭晃震等人購書。翰南書林位于鐘路區(qū)寬勛洞18番，大約在1900年前后開業(yè)，專營古籍。主人白斗鏞（號心齋）中人階層出身，原為畫員，后經(jīng)營古書店，是漢城舊書業(yè)界的名家。翰南書林擁有許多舊版木，近代以來仍以舊版木印行了不少書籍，即所謂翰南書林本。有《千字文》《童子必習》《啟蒙篇諺解》等童蒙類書籍，有《四禮撮要》《喪祭禮抄》等禮學書籍，也有《九云夢》之類流行小說，市場很大。白氏也編纂了不少資料集，與前間恭作、三木榮等日本學者往來甚多，東洋文庫的許多朝鮮本就是從翰南書林購入。1935年前后，白氏去世。1938年4月，日本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對消費物資加強控制，韓國也在該法令管制之下，京城許多舊書店難以為繼，紛紛倒閉。
東京韓國研究院雜志《韓》（第一卷第八號，1972年）有一則摘自《東亞日報》、《韓國日報》的新聞，記述了有關華山書林的歷史與動向：
1922年，李圣儀在首爾鐘路區(qū)臥龍洞開辦舊書店華山書林，1965年去世。李圣儀之妻申英姙女史（首爾鐘路區(qū)臥龍洞七三），6月9日將8713冊古書寄贈高麗大學校圖書館（內有貴重本724冊，古文書857冊，書畫96種）。當中有《洪武正韻譯訓》（世宗命成三問、申叔舟據(jù)《洪武正韻》編纂而成，原為十六卷、八冊，闕第一卷第一冊。寶物470號）、《朝天記》（宣祖八年，許筠之兄許篈游中國燕京之后，歸來親筆所書紀行文，原為玩堂金正喜保管，后為李氏所有），《東洋古活字冊標本書目標本帖》四冊（李氏所著。以年代為序，收集癸未字【太宗三年】以來各種活字本及木活字本標本）。
華山書林的精華部分留在了高麗大學圖書館，但還有很大一部分被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收購，其中有金屬活字本422種，木活字本176種，陶活字本4種，可以對李氏當年的收藏規(guī)模略作想象。
1956年2月，吉川幸次郎以研究費購入今西龍舊藏中與中國文史相關的172部書籍（凡4336冊），寄贈京大文學部，即今西文庫。而今西龍舊藏中與朝鮮史相關諸種文獻則由其子今西春秋售予天理大學，共667件（館藏印記顯示收入圖書館的時間在1962年至1965年之間。東京雄松堂書店于1975至1976年間將其中重要部分制作成膠卷）。據(jù)韓國國文學學者金東旭介紹，今西藏書出售之際，韓國業(yè)界也曾收到目錄，要價八百萬。而天理大學給出一千兩百萬的高價，成功收得今西藏書，韓國業(yè)界唯有嘆息而已。而當時也是天理教二代真柱（教主）中山正善銳意收書、天理教經(jīng)濟狀況很好的時代，如此豪舉，在1967年中山正善去世之后，則再難重現(xiàn)。
雖然蕭條，仍有訪書客，令人稍覺安慰，不知天氣暖和起來會不會更好一些。
二
近日有機會到韓國，終于可以看看中國、日本之外東亞世界的書店，特別是我感興趣的舊書店。臨去前請教了首爾出身的李同學，他提醒我不要抱什么希望，李朝時代朝鮮就沒有舊書店的傳統(tǒng)，識字階層人數(shù)寥寥。到十九世紀才零星有“貸本屋”，即借書鋪，主要經(jīng)營一些婦孺都能讀懂的通俗書。李同學的父親是韓國古代文學學者李胤錫先生，于近世貸本屋很有研究，他的意見自然可靠。不久前剛在東京聽過李先生的一次日文報告，當時研究中國、日本出版史的老師都對韓國近世未曾出現(xiàn)舊書店而感到不可思議。李先生解釋，古代韓國讀書階層人數(shù)不多，整體經(jīng)濟狀況糟糕，的確沒有明清時代中國城市里繁榮的書鋪，也沒有江戶時代豐富的本屋。而韓國出現(xiàn)舊書店，主要還是日本殖民之后，在京城（漢城）出現(xiàn)了一些日本式的古本屋。書店主人許多來自日本，或者是在日本舊書店當過學徒的韓國人。據(jù)說李先生年輕時常在仁寺洞一帶逛舊書店，彼時還有幾十家，如今凋零殆盡，幾乎只剩兩三家。
我不死心，李同學稱，大概地鐵安國站附近、仁寺洞路北端的通文館尚可一觀，有不少朝鮮本和學術書，很受日本學者歡迎，但不要有太高期待。此外，東大門清溪路附近的平和市場還剩幾家二手書店，但水平非常一般（豆瓣網(wǎng)友夜先生亦指點我“東大門的平和市場，有一排舊書店，算是比較集中的了。當然，完全比不了日本”）?！邦愃艬ook Off，不是你感興趣的那一類型。”又問新書店，說光化門附近有一家很大的教保文庫，有點類似蔦屋書店。
心想或許不排除李同學對自己故鄉(xiāng)態(tài)度過分謙抑的可能，看網(wǎng)上的文章，至少2012年出版的《首爾市袖珍旅游手冊》還說：“古籍書店同古董店一起，從日本占領期開始一直延續(xù)至今。”“以前有30多家古籍書店，現(xiàn)在已經(jīng)大多關門歇業(yè)，只剩下通文館、問古堂、承文閣、永昌書店、韓國書籍中心、寬勛古書房、文友書林、文古堂、好古堂等幾家?！辈贿^他馬上找了一篇2016年日本學者的文章給我，上面赫然寫道：“當年仁寺洞經(jīng)營諸多善本的古書店中，如今還有通文館和承文閣兩家在營業(yè)?！贝蟾啪蛶е@一點零星的背景知識，懵懵懂懂來到了首爾。
教保文庫內的讀書風景
三
此番去韓國，大部分時間已有固定安排，譬如去景福宮、昌德宮、國立中央博物館、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奎章閣等地，皆有收獲。而有限的自由時間，首先就近奔向光化門的教保文庫。一進門，仿佛一頭鉆進國內某處新書店，氣氛熱烈，到處都是迎接圣誕的裝飾。數(shù)年前劉錚先生在《首爾買書記》中也提及教保，說“不留心的話還以為里面是百貨店”、“堂廡甚大，書架一直延伸過去，不禁望書海而興嘆”，的確如此。我也不識一字韓文，身處書海，想“爆買”卻不得其門徑，非常遺憾。最醒目的地方擺著暢銷書，有不少日本文學作品，夏目漱石、森鷗外、宮部美雪等，小三十二開的冊子，裝幀沒有特別出色。法學區(qū)域有一張大桌，坐滿學習的讀者，這在不鼓勵“立讀”的日本書店，決計不會看到，因此也有些吃驚。后來問李同學，他說最初店里也不歡迎讀者只看不買，后來管也管不了，索性徹底放開，倒成了一項吸引客人的特色。摸索到古典文獻區(qū)域，發(fā)現(xiàn)一些儒學的書籍，與成功學毗鄰，更像國內書店。昔年劉錚先生在外文書區(qū)域收獲甚多，而日本書店的外文書也很豐富，故而沒有在此過多停留。加上店內人潮涌動，節(jié)日氛圍過分濃郁，便匆匆撤離，去往仁寺洞的通文館。
奈何抵達時已日暮落鎖，望見玻璃門內高高堆起的書墻，與日本舊書店風格接近，很覺向往，決定次日得空再來。仁寺洞一帶頗有南鑼鼓巷之類旅游街區(qū)的氣質，熟悉了京都整然的街巷，來到這里，一時仿佛回到北京。街邊有一些韓紙店、筆鋪、古美術品店、韓服店，未及閑逛。瞥見櫥窗內有很漂亮的古董閨房家具，鑲著螺鈿，在京都的高麗美術館見過類似陳設，應該很適合放在臥室。
又一日，起早去東大門平和市場看舊書店。地鐵東大門站八號口出來，走過清溪川，就看到沿街一排舊書店，有的已在營業(yè)，有的剛剛打開卷簾門。乍一看情況實在慘淡，連Book Off連鎖店的氣勢也比不上，鋪面與書籍均呈蕭條之色。猶不死心，拿google翻譯軟件比劃著問市場門口的工作人員：“請問除了這里，還有別的古書街嗎？”對方指指這條街，表示再無他處。
清溪川畔東大門平和市場的舊書街風景
于是一間一間去逛，店面大多逼仄，兩邊書架林立，堆滿通俗書、教科書、舊雜志、漫畫或碟片。十二月初，天氣已很冷，店內都有取暖用的電爐，看著有點危險。苦于不識韓文，只好盡力搜尋漢字、日文、英文與圖片，勉強識讀。似未見有多少學術書或人文類書籍，最常見是各種普及版的《東醫(yī)寶鑒》，還有朱子學一類的通俗書。有一家專門經(jīng)營《圣經(jīng)》，但也都是普通版。努力以翻譯軟件與店主交流，彼此都如身處默片，惜不能如昔時一般以漢文筆談。有一家店內堆了不少古典文學大系、新近出版的植物圖譜，似與我興趣較為接近，遂以翻譯軟件多打擾了一會兒店主。對方非常和善，戴上眼鏡，仔細看我手機的翻譯，又在手機上輸入韓文，交給翻譯軟件。
問：您的店何時開張？答：1962年。
問：您是否經(jīng)營網(wǎng)店？答：是。
問：經(jīng)營狀況如何？答：（笑著連連搖頭）。
問：這一帶還有多少家舊書店？答：越來越少，大約還有十來家。
問：我在尋找一些與朝鮮銅活字相關的研究書，不知能否為我推薦？對方追問：金屬活字研究書？點頭。對方答：（連連擺首）這方面的沒有。
比起仁寺洞舊書街，清溪川一帶的舊書街興起較晚。據(jù)此行新認識的梨花大學畢業(yè)的權妍姬姊姊回憶，在她讀大學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清溪川一帶的舊書店還很興旺，有許多教科書及流行書籍。仁寺洞更是有一些專營古籍的書店，她常常去逛。但這些年網(wǎng)購日益發(fā)達，對清溪川的舊書店打擊很大，很多舊書店都不再維持店面，而是僅經(jīng)營網(wǎng)店。親眼見此衰落景象，難免唏噓，不好意思再打擾店主，遂躬身告辭。
四
轉眼到了離別前夕，距離去機場尚有數(shù)十分鐘空暇，果斷打車到通文館。幸而此日趕上營業(yè)時間，進門就見到兩邊書架堆滿的朝鮮本，書頁間夾著注明書題與價格的簽條，渾如日本古書店所見風景。粗略看過，有朝鮮時代木刻本、木活字本，近代以來的排印本。內容以朝鮮時代學者詩文集、禪集、家譜、通俗書等等為最多。書架最深處的柜臺內，正中坐著夫人，側面坐著她的丈夫。柜臺背后書架也堆滿書籍，有各種朝鮮國史、制度史、文學史、宗教史、藝術史、書志學的書籍，還有一些日本出版的韓國研究書籍。一眼看到前間恭作所編《古鮮冊府》原本，是1944年的油印本，也曾在日本舊書店見過，索價甚昂。因而我有的是東洋文庫1986年的復制本。柜臺對面墻上掛著匾額，書云“通玄達妙，炳蔚文囿”，落款“丁未孟秋為主通文館新筑落成，劍如柳熙綱”，為1967年韓國書法家柳熙綱（1911-1976）所書。店門口的匾額“通文館”也由這位劍如先生所書，時間亦為“丁未孟秋”。柳氏曾在1937年后到北京學習，1946年回到韓國，書學黃庭堅、劉墉，在韓國頗有名氣。
黃昏已閉門的通文館，匾額為柳熙綱所書。
我大包小包，一臉欣悅，顯然是游客，柜臺內的夫人含笑朝我點頭致意。正待我取出手機試圖繼續(xù)拜托翻譯軟件時，夫人判斷我來自日本，突然用非常標準的日文與我打招呼。一時大喜，默片時代終于結束，變得有聲有光。夫人說青年時代想去日本留學，所以學了日語。但后來結婚，就放棄了留學計劃。又說非常喜歡京都，結婚旅行去了嵐山，也喜歡河原町三條的菊雄書店。我說最早留意到的韓國舊書店是今西龍《藏書手記》里提到的華山書林。夫人一聽，立刻點頭道，那是父親的熟人，過去店鋪離這里不遠，不過已經(jīng)是幾十年前的事了。又以韓文對旁邊的丈夫解釋，主人也連連點頭。
通文館初代主人李謙魯（號山氣）1909年10月10日出生于平安南道南浦市龍崗郡，父親早逝，1925年曾想去東京謀生，但剛好是關東大地震發(fā)生之后，對韓國人入境管理極嚴，因此未能從釜山搭上去下關的航船。于是只好來到漢城找工作，多方輾轉，被朋友介紹到堅志洞的選文堂書店工作。1934年收購了日本人所開的書店金文堂分店，改名金港堂，1945年又改為“通文館”。他是韓國古書業(yè)界的傳奇人物，收集了大量古本、珍本，其中包括若干國寶。也編輯、出版了大量書籍，曾著有《通文館冊房秘話》（民學會，1987年），很想尋一冊來讀，想必很有意思。2000年，他在通文館二樓開設了辦公室兼展廳“裳巖山房”，2006年去世。二代主人李東虎（號雨村），1939年3月10日生，弟弟李東鄉(xiāng)是中國文學研究者。1971年，東虎向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捐贈包括《湖南三綱錄》在內的1707冊圖書。東虎曾在仁寺洞開過另一家舊書店，名新文館，但1997年東虎去世，新文館也隨之落幕。此外，謙魯?shù)挠H戚也曾在這附近經(jīng)營舊書，名永昌書店。東虎的兄弟在仁寺洞開了一間古美術店，名古香閣，可知李氏一族與仁寺洞的密切關聯(lián)。三代主人也就是我見到的這位柜臺邊坐著的李鍾韻（號重石）先生。重石先生似不會講日文，一直微笑，神態(tài)溫默。
仁寺洞的古美術店
還有許多想與夫人細聊，無奈刻漏催人，不好錯過飛機。差不多是購買土特產(chǎn)的心情，匆忙在手邊書堆挑了三五冊《詩傳大全》零本，刊記“庚辰新刊，內閣藏板”（純祖二十年，1820），二十卷十冊，四周單闌，有界，匡郭內23.6 ×17.8cm，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注雙行，上花魚尾，版心記“詩傳大全某某（卷數(shù)）”，下記葉數(shù)。書中有不少筆記，韓文自然不認得。某一冊卷末寫了兩行詩：“莫謂明年學日多，無情歲月若流波?！辈恢悄奈蛔x書人的感慨，我也有同樣的嘆息。
夫人留了名片與私人信箱，說我可以寫信，店里的書也可以網(wǎng)購。重石先生從旁為我將書一冊一冊包好。之后他們拿了日文地圖，教我如何最快搭乘去金浦機場的五號線。一路狂奔而去，雖然遺憾還有幾家傳說中的舊書店未及一一尋訪，但心里依然很愉快。后來也順利趕上飛機，看到了漢城迷人的夜景，與海天上高懸的冰輪。
通文館內景，與日本舊書店結構接近，夫人特允我拍照留念。
五
回到京都，痛感對韓國舊書店全無了解，繼續(xù)補課。十年前沖田信悅曾出版過一冊《殖民地時代的古本屋們——樺太、朝鮮、臺灣、滿洲、中華民國，空白的庶民史》（壽郎社，2007年），根據(jù)《日本古書通信》《全國主要都市古本店分布集成》《東京都古書籍上野協(xié)同組合機關志》等資料考察、還原當年韓國舊書店的分布情況。沖田也是舊書店主人，因此利用的資料都是從業(yè)者比較容易獲得的同行名冊、會志，很是難得，的確填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有開拓之功，所列店名及當時地圖也方便按圖索驥。但較少利用同時期訪書學人留下的記錄，難免遺憾。
河東鎬的《韓國古書籍商變遷略考》一篇細節(jié)更為豐富，遂請李同學口譯，我記錄大略。似不曾有人翻譯，故不揣冒昧，簡單介紹如下。
文章由高麗時期漢籍輸入談起，講到朝鮮后期兩班衰落，販賣家中藏書，逐漸有了專門賣書的中介。19世紀后期，貸本屋流行，很多商家主業(yè)是經(jīng)營紙張，副業(yè)才是借書、賣書。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朝鮮高宗離宮附近的觀水洞一帶聚集了一些清國商人，形成了商業(yè)街，也會引進一些北京、上海發(fā)行的新書。日俄戰(zhàn)爭之后，忠武路出現(xiàn)了兩家日本書店：日韓書房與大阪屋。漸漸也出現(xiàn)了韓國人經(jīng)營的書店，譬如高濟弘的“高濟弘書肆”，也就是匯東書館的前身，主營教科書、西洋普及讀物與漢籍。此外還有翰南書林（白斗鏞）、大昌書館（玄丙周、玄公廉）、新舊書林（池松旭）、新明書林（金在羲）、廣益書館（高敬相）等等，約三十家。在法國東方學者莫里斯?古恒（Maurice Courant）的回憶中，舊書店主要集中在鐘閣至南大門一帶，貸本屋主人不少是敗落的兩班子弟，雖然這門生意盈利微薄，但好歹還保留了一點讀書人的氣息。但貸本屋目錄上的書籍大多不全，因為很多人借去了就不再歸還（莫里斯?古恒《朝鮮文化史序說》）。
日本吞并朝鮮后，不少日本書商入駐京城，忠武路一帶有日韓書房、大阪屋、丸善第一書房，大半經(jīng)營教科書、啟蒙書、實用書，專營漢籍的古書店越來越少，值得一提的有翰南書林與匯東書館。匯東書館初代主人高弘濟去世后，其子高裕相繼承書店，出版與銷售并重，兼營文具，出版了李海朝翻譯的《華盛頓傳》，是韓國近代首屈一指的暢銷書。還出版了大量古代小說、古代傳奇、醫(yī)學書、技術書，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池錫永的《字典釋要》，初版五千冊，再版二十余次，印數(shù)高達十萬冊。日本殖民后期，對出版界管制、審查十分苛刻，匯東書館也因此走向衰敗，大約在1950年代中期停止營業(yè)。
日本投降后，很多急忙撤離的日本學者來不及帶走藏書，古書街一時書籍充盈，戰(zhàn)爭年代蕭條的古書街又呈復蘇氣象。但好景不長，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書籍再度流散，只有南方釜山國際市場、大邱有幾處舊書店。大量書籍被搬到造紙廠，化為紙漿。待到1953年戰(zhàn)爭結束，左傾書籍全部遭到封禁，但舊書店又有復蘇之態(tài)，據(jù)說一時街中盡是推著小板車出來賣書的商販。然而時移世易，殖民時代的歷史負面遺產(chǎn)被全面否定，老一輩學者相繼凋零，加上戰(zhàn)后及1970年代以來的廢止?jié)h字政策，都對古書業(yè)界造成很大沖擊。除了少數(shù)研究者之外，能讀懂漢文并消費古籍的群體幾乎不復存在。
河東鎬云，日本殖民時期，京城最有名的藏書家是藤塚鄰（1879-1948）、崔南善（六堂，1890-1957）、今西龍（1875-1932）。前文已講過今西藏書的去向，另外兩位情況如何？1926年至1940年間，藤塚也在京城帝大工作，擔任支那哲學講座教授。2006年，其子藤塚明直將藏書大部分寄贈韓國果川文化院，哈佛燕京圖書館等機構亦有其部分藏書。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崔南善長女被殺，長子死去，三子失蹤，其藏書也遭遇戰(zhàn)火，化為灰燼。南逃途中，崔南善仍不忘搜書。戰(zhàn)爭結束后，次子崔漢雄為寬慰父親，多方籌資，到漢城各處搜集圖書。數(shù)年后，六堂去世，部分新聚的藏書又再次流入市場。然而朝鮮戰(zhàn)爭之后的漢城古書店存續(xù)艱難，因為市場上書籍枯竭、讀書群體銳減、經(jīng)濟狀況糟糕。李同學譯完此篇，也嘆惋良多：“你看，當年已經(jīng)如此?！?/p>
另外，還找到一篇關于李謙魯?shù)脑L談，是2000年時任韓國嶺南大學美術史教授的俞弘濬（后轉任明知大學，又曾擔任文化財廳長）采寫，于了解通文館歷史大有幫助。看訪談上通文館的內景，與我前日所見沒有太大差別。有一段很令人動容：
“一天我去裳巖山房拜訪，老人用眼睛向我打過招呼后，翻閱著折疊的書頁，不經(jīng)意地說，經(jīng)我照料過的古籍，它們現(xiàn)在正在照顧我老年的人生呵?！?/strong>
李謙魯老人
此行真正見到的古書店雖然只有通文館一家，但引起了我無限的興趣。1925年秋冬，徐森玉到東京參加東亞佛教大會，歸途路過漢城，在冷攤購得朝鮮銅活字本《韋蘇州集》，贈予傅增湘。此書不久被賣出，歸今西龍所有。又為東京村口書店所得，售與小汀利得，最后來到東京大學文學部中文圖書室。徐森玉當年逛過的“冷攤”，是否也在仁寺洞附近？或者在忠武路、明洞？我所窺見的知識與風景，必然只是極小的一隅，也會有不少誤解。但與書籍、書店、研究對象的邂逅，卻很值得珍惜，因為它們還會將我引至更縱深的所在。一向感慨，我們對于鄰國的態(tài)度，出發(fā)點總在“尋找相同”，即從我國的歷史文化出發(fā)，尋找鄰國與之相同或相近的部分。對日本如此，對韓國更是如此。很想在“尋找相同”的過程中更多地“發(fā)現(xiàn)不同”，也是我再訪韓國的動力。
2017年12月22日
【附記：感謝韓國延世大學丁晨楠女史惠賜河東鎬《近代書志考類叢》一書掃描件，并感謝同門李ハンキョル先生不厭其煩介紹、翻譯本文所用的韓文資料，激發(fā)我學習韓國歷史與文化的興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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