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是通過胡風認識端木蕻良的。
1935年端木在北京參加“一二 九”運動后來到上海。1936年，在上海寫作長篇小說《大地的?！罚?936年6月18日），之后前往青島，不久后再次回到上海。1937年，上海的眾多左翼文藝刊物被迫停刊，茅盾等人決定將《中流》《文學》《文叢》《譯文》四刊合并，策劃發(fā)行新刊《吶喊》。同一時期，胡風也在考慮籌備主張抗戰(zhàn)的刊物，他召集田漢、彭柏山、蕭軍、蕭紅、聶紺弩和端木等人，在家里舉行了第一次討論。端木和蕭紅就是這樣認識的。這次討論主要圍繞新刊物的名稱展開，胡風建議取名“戰(zhàn)火文藝”，蕭紅提議叫“七月”以寓意“七七抗戰(zhàn)”（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件），結果蕭紅的提議贏得了大家的贊同。以上為端木的回憶，胡風的回憶稍有不同。根據《胡風回憶錄》中的記述，胡風在離開上海前拜托自己武漢的老朋友熊子民以《戰(zhàn)火文藝》的名字在國民黨市政府登記。但是來到武漢之后，發(fā)現該申請早已被批駁，于是正式以《七月》的名字再次登記，發(fā)行人用熊子民的名字。
再回到端木的回憶。之后，大家在上海又見了幾次，就刊物的內容和性質進行了商討。蕭紅說覺得胡風很奇怪。
1981年6月筆者采訪端木和他的夫人（鐘耀群）時，他說，胡風在那之前從未在蕭紅他們的面前說過端木的名字，用蕭紅的話來說，胡風是故意不讓他們認識的。按照端木的解釋，胡風想當他們的中心人物負責組稿和稿件發(fā)表，故意不讓他們彼此認識。不管怎樣，《七月》創(chuàng)刊了。根據胡風的回憶，第一期發(fā)行的那個上午，總代理生活書店很快就賣出四百多本。
《七月》第一期于1937年10月16日在漢口發(fā)行。不過根據端木的回憶，《七月》本計劃在上海發(fā)行，當時胡風手里已經收了兩期的稿件。但是局勢惡化，人們紛紛撤離上海。這時，胡風說他武漢的朋友（熊子民）一定會愿意出資支持他們發(fā)行《七月》，建議大家離開上海后在武漢集合。由于大家在武漢都沒有可以依靠的朋友，所以眾人對此提案欣然贊同。當時端木還是獨身，暫時住在胡風家里等去武漢的船票。
胡風到達漢口的日子是10月1日，熊子民把他接入自己家中（《胡風回憶錄》）。10月16日，《七月》創(chuàng)刊。蕭軍在《周年祭》（1937年10月9日）中提到，9月28日，他們從上海西站乘坐列車經過虹橋路。蕭紅在《火線外二章?小生命和戰(zhàn)士》（1937年10月22日）中提到，看著前方的黃鶴樓，與受傷的士兵們一同乘船?！妒捈t生平年表》中寫的兩人離開上海的時間是10月，《蕭軍簡歷年表》提到兩人是在10月10日到達武漢。端木比大家動身都要晚些，他在中途風濕癥發(fā)作，行動不便。比他先到武漢的胡風、蕭軍、蕭紅等人都寫信關心他的身體，鼓勵他。茅盾11月離開上海前往長沙，中途在金華的旅店給端木寫信約他碰面。但是端木到達金華時，由于日軍開始轟炸，茅盾已經離開了。到達武漢后，端木從蕭紅那里得知，茅盾后來經過武漢時表示很擔心他。
在武漢，端木與蕭軍、蕭紅等人共同生活在武昌水陸前街小金龍巷二十一號蔣錫金的家中。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來，蔣錫金一邊在武昌負責湖北省農村合作委員會和省財政廳的工作，一邊與嚴辰等人編輯《當代詩刊》。1935年，他與蔣有林合編《中國新詩》，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在漢口與孔羅蓀、馮乃超（1901—1983）等人合編旬刊《戰(zhàn)斗》，與穆木天（1901—1971）合編詩歌半月刊《詩調》和《詩歌綜合叢刊》等。1938年，蔣錫金任《抗戰(zhàn)文藝》主編，同年5月受茅盾邀請參與創(chuàng)辦半月刊《文藝陣地》，擔任武漢聯(lián)絡處負責人（《中國文學家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根據端木晚年的回憶，小金龍巷二十一號的房子是新建的，呈凹字形。蔣租住北側兩個單間，分別用作書房和臥室。蕭軍他們住在那間臥室里。南側住著一對夫婦，男的頻繁進出妓院，院子里的人們都不與他們來往。南面的另外一間和東側的正房里住著一戶姓梁的人家，其中一間住著葉以群（1911—1966）、梁文若夫婦，與蕭紅他們交往密切。10月下旬端木到達武漢，端木三哥的未婚妻劉國英的父親（劉秀瑚，當時交通部郵政總務司司長）已經幫他安排好了住處，但是端木沒有先去劉家，而是先去拜訪蕭軍和蕭紅。在兩人的建議下，端木搬進了蔣錫金的家，與蕭軍、蕭紅成了鄰居（曹，2005）。他們的房間里面有內門可以通達，門牌上寫著他們三個人的名字（梅林《憶蕭紅》）。端木和蔣錫金是第一次見面。
《七月》的同人們再會后，多次相聚討論，并舉行了兩次座談會。端木個人與蕭紅的意見最為接近，覺得蕭紅是個開朗的女性，而且蕭紅比端木大一歲，端木對她感到一種有如對姐姐般的親密。據說，蕭紅對他也直率，一點兒也不客氣。有一天，蕭軍提到中國一個古老的諺語：“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親愛，君子防未然。”聽后端木想要搬家，但是當時很難找到合適的房子，后來蕭軍和蕭紅搬了出去。據說之后蕭紅回來看端木，說他一個人肯定很多不便，他們還是搬回來吧。端木在1981年接受采訪時提到，對于蕭軍搬出的古代諺語，蕭紅用《陌上?！分械囊还?jié)來回復，那一節(jié)講的是人妻毅然拒絕別的男人的故事。
不久，武漢的形勢越來越緊張。1937年11月2日，激戰(zhàn)之后日軍強渡蘇州河。11月15日占領昆山，19日占領蘇州，27日占領無錫，29日占領常州，12月2日占領金檀，13日占領南京。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往武漢、重慶分散撤退。這種情形下，蕭軍和蕭紅于12月10日被國民黨特務抓捕，押送至公安分局。后來，八路軍辦事處的董必武把他們救了出來。這時，端木北方左聯(lián)時代的朋友臧運遠b來到武漢，召集作家到山西臨汾的民族革命大學文化系任教。端木立刻約朋友商談，大家一議即合。因為他們都很清楚，在當時的狀況下，能找到一個穩(wěn)定的好工作并不容易，而且當時臨汾抗日氣氛十分濃厚，民族革命大學內部集結了許多進步人士。1938年1月末，《七月》的同人們留下胡風，前往臨汾，并與胡風約定會從當地寄來稿件和信件。在臨汾，他們受到了當地學生的熱烈歡迎。除此之外，丁玲率領的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也來迎接他們。丁玲他們是在1937年的一個晴朗的秋日從大寧來到臨汾的。這是丁玲和蕭紅第一次見面。后來丁玲回憶說，雖然兩人在思想和性格上存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不會因此爭論或者嘲笑對方，每天都談笑到很晚才睡覺（《風雨中憶蕭紅》）。
然而，沒過多久，民族革命大學被迫撤退到鄉(xiāng)寧?！妒捾姾啔v年表》中提到，來到臨汾不久，蕭軍發(fā)現民族革命大學的校長閻錫山反共，便想立即辭職參加五臺山的抗日游擊隊。
“人總是一樣的，生命的價值也是一樣的。戰(zhàn)線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為了爭取解放共同奴隸的命運，誰是應該等待著發(fā)展他們的‘天才’，誰又該去死呢？”“你簡直……忘了‘各盡所能’這寶貴的言語；也忘了自己的崗位，簡直是胡來！……”“我什么全沒忘。我們還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萬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會死的——我們再見，那時候也還是樂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遠地分開……”
“好的。”
（蕭軍《從臨汾到延安》）
有一天，蕭紅問端木是否愿意與蕭軍一起走。后來，端木問蕭軍是否可以跟蕭軍同行，他說“我誰也不用陪”。按照蕭軍的話說，“讓他們去運城，我留在臨汾，一定要看個水落石出才能甘心，我比他們強壯”（《從臨汾到延安》）。蕭軍于1938年2月27日離開臨汾。3月初，
端木與蕭紅等人加入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前往西安（《塞克同志與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丁玲也十分歡迎他們的加入，并對端木說：“端木，為我們寫一個劇本吧?？梢栽诨疖嚿蠈?，在旅途中寫。我們來演出?！倍×嵯朐谖靼驳陌寺奋娹k事處演出這個劇。端木想起自己在臨汾遇到的一個朋友年幼的弟弟，準備以他為主人公來寫。但是，端木和蕭紅以及同行的聶紺弩都沒有寫作劇本的經驗。于是，他把故事告訴當時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的團員塞克，由塞克執(zhí)筆完成了劇本，據說塞克的這個劇本在西安的演出取得巨大成功。關于當時的情況，陳明這樣回憶道：
劇本由臨時住在西戰(zhàn)團的蕭紅、聶紺弩、端木蕻良協(xié)助塞克集體創(chuàng)作。他們講，西戰(zhàn)團的陳正清、何慧等筆錄，寫一幕排一幕。負責布景道具的同志們也日夜設計制作。（中略）
經過兩個星期的緊張排練，三月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瀕臨西安轟炸騷擾的時候，《突擊》上演了。公演三天七場，場場客滿，座無虛席。（中略）
（中略）預演時，國民黨省黨部曾派人來挑剔審查，妄圖阻撓推遲我們的演出。臨演出時又派特務來暗地搗亂。我們依靠陜西省委、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陜西學聯(lián)和廣大觀眾的幫助支持，采取了預防措施，使整個演出期間，沒有發(fā)生事故。那時有敵機威脅，人心惶惶，但觀眾踴躍，特別是星期天的早場，我們招待國民黨的傷兵，受到極熱烈的歡迎。
（《塞克同志與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
劇本《突擊》發(fā)表在《七月》第十二期（1938年4月1日）上。3月11日，蕭軍手持第二戰(zhàn)區(qū)司令官閻錫山簽署的去延安的通行證只身橫渡黃河，步行進入延安（18日）。他準備從延安前往五臺山，但是由于交通中斷，在延安耽擱了半個多月，與碰巧前來延安做報告的丁玲和聶紺弩再會，他們邀請他加入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4月初，蕭軍與他們一道來到西安（《從臨汾到西安》）。蕭紅與蕭軍在西安再會。有一次，蕭軍當著蕭紅和端木的面說“蕭紅，你和端木結婚！我和丁玲結婚”，蕭紅立即還口說“我結不結婚與你無關”。端木當時還不打算跟任何人結婚，于是回答說“你又不是我的家長，有什么權力？我與誰結婚，與你無關”。當時，端木住在八路軍的宿舍里。某天晚上，蕭軍臉色大變，要求和端木決斗。經歷這些事情之后，端木的心逐漸向蕭紅靠近了（1981年的采訪）。后來，蕭軍和蕭紅正式離婚。蕭軍這樣回想當時的情景：
正當我洗滌著頭臉上沾滿的塵土，蕭紅在一邊微笑著向我說：
“三郎——我們永遠分開吧！”
“好。”我一面擦洗著頭臉，一面平靜地回答著她說。接著很快她就走出去了，……
這時屋子里，似乎另外還有幾個什么人，但當時的氣氛是很寧靜的，沒有誰說一句話。
我們的永遠“訣別”就是這樣平凡而了當地，并沒任何廢話和糾紛地確定下來了。
（《〈側面〉第一章摘錄》注釋，見《蕭紅注釋錄》）
此外，蕭軍在《〈側面〉第一章摘錄》注釋中還提到，兩人在臨汾分手時，約定“我們分手以后，萬一我不死，我們還有再見的一天，那時候你如果沒有別人，我也沒有別人，如果雙方同意，我們還可以共同生活下去”，但是再會的時候蕭紅已經有了“別人”，是她首先提出了“永遠訣別”，按照他們之前的約定分手的。這時蕭紅已經懷上了蕭軍的孩子，蕭軍提議等孩子出生后再離婚，如果她不想養(yǎng)育這個孩子可以由自己來養(yǎng)。但是蕭紅對此沒有回應（《蕭軍簡歷年表》）。
這個時機是不適合懷孕的，關于這一點，許廣平留下了下面的回憶?；蛟S是由于勞累，許廣平患上了婦科病，看了醫(yī)生也不見好轉，于是偷偷吃了白鳳丸，結果讓人煩惱了幾個月的頑疾竟然好了。
魯迅先生是總不相信中醫(yī)的，我開頭不敢告訴他，后來醫(yī)生叫我停止不用去療治才向他說。再看到我繼續(xù)服了幾粒白鳳丸居然把患了幾個月的宿疾醫(yī)好，魯迅先生對于中國的經驗藥品也打破成見，而且拿我這回的經驗告訴一些朋友。他們的太太如法炮制，身體也好起來了。像講故事似的把前后經過告訴了蕭紅先生，而且我還武斷地說，白鳳丸對婦科不無效力，何妨試試？過了一些時候，她告訴我的確不錯，肚子每個月都不痛了，后來應該痛的時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還覺得身體康強，她快活到不得了。等到“八一三”之后她撤退到內地，曾經收到她的來信，似埋怨似稱謝的，說是依我的話服過藥丸之后不但身體好起來，而且有孕了。戰(zhàn)爭時期生小孩是一種不容易的負擔，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后來果然聽朋友說她生過一個孩子，不久又死去了。
（《追憶蕭紅》）
曹革成介紹了3月30日蕭紅寫給胡風的信。信中寫道“蕭軍到延安了。聶也去了，我和端木尚留在西安，因為車子問題”，還提到端木說“（蕭紅——引者注）不愿意丟掉的那一點（指蕭軍），現在丟了；不愿意多的那一點（指懷孕），現在多了”（曹，2005）。
之后，蕭紅與端木來到武漢，并在武漢結了婚。1981年筆者采訪端木時，他說，當時大家都想去延安，但是蕭紅不愿意與蕭軍去同一個地方，由于蕭軍去了延安，他們就決定去武漢。然而實際上，蕭軍并不打算去延安，而是來到蘭州，準備去新疆。他在新疆有許多老朋友在從事抗日救亡的文藝工作。蕭軍在那里認識了王德芬（1919—? ），并與她結婚。6月6日，蕭軍與新婚妻子結伴重返西安，前往成都（《蕭軍簡歷年表》）。
后來丁玲說，那時無論如何都該帶上蕭紅去延安（《風雨中憶蕭紅》）。據說蕭紅和端木去武漢還有一個原因是蕭紅的朋友池田幸子頻繁寫信勸她來武漢。根據《蕭紅生平年表》，兩人在四月份來到武漢，蕭紅借住在鹿地、池田夫婦家中，端木租住在別的地方。據說蕭紅還在報紙上公開發(fā)表與蕭軍分手的聲明。蕭紅準備在武漢把孩子打掉，但是孩子月份已大，而且端木也反對，只好作罷（曹，2005）。他們在武漢的一個相對比較大的酒店大同飯店（或者大同酒家）舉辦了婚禮。胡風、池田幸子、蔣錫金、劉國英等大約十人出席婚禮。關于那時的情景，劉國英是這樣回憶的：
在大同飯店內，我父親（劉秀瑚——引者注）是代表端木家長的。（中略）大家坐在一個圓桌邊共12人左右，還有胡風坐在我父親旁邊，還有我的同學竇桂英（現在在美國任教）等。舉杯相祝，非常熱鬧。飯后，我父親走了，我們也就更自由些，打打鬧鬧說說笑笑，又逛了一會兒大街。（曹，2005）
蕭紅身穿她自己做的紫紅色連衣裙，腳穿黃色高跟鞋。在劉國英看來，“文化人的穿戴總是怪怪的”。她說，與蕭紅認識以來，“沒有見過她穿一件正式旗袍，總是中不中西不西的”（曹，2005）。池田送來一塊衣料作賀禮，端木在《魯迅先生和蕭紅二三事》（1981年4月28日）中也提到過這塊布料。里面提到，池田初來上海時，為生計所迫在舞場工作過一段時間。那時她與孫文的兒子孫科一同跳過舞，第二天孫科又點她當伴舞，并把這塊昂貴的衣料送給了她。后來池田擺脫了那種生活，把這塊衣料丟在一旁，沒再動過。蕭紅默默地接過這塊承載了池田辛酸過往的衣料，并不打算把它做成衣服。
在兩人舉行婚禮之前，端木給茅盾寫了一封信。由于流亡生活，兩人錢已花完，而且也沒有新的工作賺錢，想找茅盾借錢辦婚禮。這時茅盾往來于廣州和香港之間，在編輯《文藝陣地》。他通過生活書店，輾轉弄來一百元錢。婚禮結束后，兩人又搬回蔣錫金的家。蔣錫金當時已搬至漢口，很少回武昌的家。蔣錫金在《蕭紅和她的〈呼蘭河傳〉》中提到，7月，蕭紅獨自找到他，說想搬到漢口來住，他就在樓梯口打了一個地鋪?；蛟S是因為蕭紅與端木的婚姻生活過得并不如意吧。
但是，武漢也不是安居之地。6月15日，日軍決意在漢口、廣東作戰(zhàn)，華中派遣軍主力部隊于8月下旬進軍漢口，10月26日占領漢口。人們相繼逃離武漢，端木和蕭紅也計劃離開，但是很難弄到票。后來，羅烽給了他們一張多余的票。那時羅烽的妻子白朗和孩子以及羅烽的母親都已離開武漢，剩下的那張票可以給蕭紅或者端木用。田漢夫人（安娥）也在準備離開武漢的船票，她對端木說：“我跟蕭紅一起走，你就和羅烽先走吧。男兩人，女兩人，方便些?！边@樣，端木聽了她的話才與羅烽一道來到重慶。
關于去重慶的經過，除了上述端木的證言之外還有許多其他說法。比如梅林這樣說，他們本約好一同去重慶，但是到了8月初上船時，蕭紅說自己有直達船票，留了下來。她便同羅烽和未實現充當某報戰(zhàn)地記者愿望的端木b三人先去重慶（《憶蕭紅》）。此外，《蕭紅生平年表》中這樣寫道：
八月，武漢遭到大轟炸，戰(zhàn)局越來越緊張。D?M突然去重慶，他不但沒帶蕭紅走，甚至連一點應急用的旅費也沒有留給她！虧得蔣錫金從生活書店替她借得了一百元錢的“預支稿費”，答應以后補寫文稿抵賬，總算維持了生活。此時蕭紅已近臨產，貧困難行，借宿于“文協(xié)”會址的樓廊……
其中提到的蔣錫金從生活書店借來一百元錢一事，與上述端木通過茅盾借來一百元錢在金額與出處上一致。
之后事情的經過如何，我們不得而知。蕭紅后來與馮乃超夫人（李聲韻）一道離開武漢?？琢_蓀在《憶蕭紅》中提到，武漢大轟炸的第二天，蕭紅和聲韻帶著簡單的行李來到他位于漢口特三區(qū)的家中避難。她們在等船，但是由于沒有弄到票，不得不先在他家住了下來。根據《蕭紅生平年表》的記述，9月，兩人從漢口來到宜昌。在宜昌，聲韻病重住院，蕭紅獨自前往重慶。
蕭紅來到重慶時，端木住在《大公報》的宿舍里，當時是幾個人共住一間房，而且也沒有別的空房，他就暫時把蕭紅安頓在自己南開中學時的朋友的弟弟范世榮家里。后來，通過復旦大學教務長孫寒冰，端木搬到蒼坪街的黎明書店（復旦大學的一個出版部）。以上內容根據端木蕻良的第二任妻子鐘輝群所著《端木與蕭紅》（1998年1月）整理而成。端木哥哥的兒子曹革成熱心收集與端木相關的資料，他提供的信息（曹，2005）與此略有不同。根據曹的記述，8月中旬，蕭紅拜托羅烽去買到重慶的船票，但是羅烽只送來一張票。端木想把票轉讓了，等待機會兩人一起走。但是蕭紅讓端木先一個人過去找個落腳的地方。這時恰好田漢夫婦也打算去重慶，田漢在第三廳主管文藝宣傳工作，田漢夫人說田漢辦法多，女性之間也便于照顧，端木才只身前往重慶。端木來到重慶后，通過孫寒冰的幫助在黎明書店找到住處，而且還得到了在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書的機會，與復旦大學教授靳以合編《文藝戰(zhàn)時旬刊》，這才在重慶安頓下來。端木拜托自己二哥在南開大學時的朋友范世榮為蕭紅安排住處，之后給蕭紅寫信，催促她早點來重慶。蕭紅這邊，田漢由于工作關系不能離開武漢，夫人轉道去了南方，她只好與馮乃超夫人（李聲韻）共同行動。8月10日，武漢大轟炸，第二天蕭紅搬到全國文協(xié)臨時機關（孔羅蓀家）。馮乃超夫婦和鹿地亙、池田幸子夫婦也住在這里。8月末，池田去了衡陽，端木擔心蕭紅，每天都與她通信。9月，終于買到了船票，蕭紅與李結伴離開武漢。途中，李身體不適，在宜昌住院，大約十天后，蕭紅安全到達重慶，如約住進范世榮家中。
11月，蕭紅到了預產期，住進羅烽和白朗在江津的家中，產下一個男嬰，不過據說孩子出生幾天后便夭折了?！妒捈t生平年表》中提到這發(fā)生在1939年春。據說蕭紅生產時端木沒能守在她身邊。綠川英子在《憶蕭紅》中提到，蕭紅在重慶時，與綠川夫婦和池田幸子共同生活在米花街的一個小胡同里，那里終日不見陽光。蕭紅像姐姐對妹妹一般照顧即將臨盆的池田。根據鹿地的回憶，池田是在1938年末坐飛機來到重慶的[《“抗日戰(zhàn)爭”之中》（『「抗日戦爭」の中で』），新日本出版社，1988年11月]。蕭紅寫與池田談論“牙粉醫(yī)病法”是在1939年1月9日，大概就是這段時間與綠川等人生活在一起的。結合曹革成的記述，這應該發(fā)生在蕭紅生產之后（曹，2005）。綠川說，后來蕭紅離開她們與端木住在一起，但是端木在朋友面前始終否認與蕭紅的婚姻。此外張琳在《憶女作家蕭紅二三事》中提到，蕭紅在江津生產后，曾經與端木一起來張家住過。
之后，蕭紅和端木來到重慶郊外的歌樂山，住進云頂寺里的一間空房間里。蕭紅在那里寫下《滑竿》（1939年春）、《林小二》（1939年春）等作品。根據《蕭紅生平年表》，1939年夏，兩人住進北碚嘉陵江畔的復旦大學文摘社內。不過根據端木的回憶（1981年筆者的采訪），由于他在復旦大學任教，他們搬到沙坪壩（北碚）的復旦大學農場苗圃。雖然環(huán)境很好，但是由于是四人間，不久后他們又搬到王家花園（秉莊）的教授宿舍。蕭紅在那里寫下了《呼蘭河傳》（1940年12月20日）和《回憶魯迅先生》（1939年12月）。散文《長安寺》（1939年4月）也是在那里完成的。據說蕭紅經常帶著端木到長安寺喝茶。此時，端木與曹靖華等人籌備發(fā)行《文學月刊》，《新華日報》主編華崗為他們提供了全面幫助。但是由于王明解除了華崗的職務，雜志最終沒能發(fā)行。蕭紅也在籌劃在上海發(fā)行的雜志《魯迅風》的姊妹版《魯迅》。蕭紅在3月14日（1939年）寫給許廣平的信中提到，魯迅喜歡裝訂精美的書，所以也計劃把這本雜志做得漂亮些。不過這也由于戰(zhàn)火沒能實現。9月10日，胡風等發(fā)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北碚聯(lián)誼會”。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家抗敵協(xié)會”時，蕭紅沒有參加；這次，蕭紅參加了（曹，2005）。
（節(jié)選自平石淑子著，崔莉、梁艷萍譯《蕭紅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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