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偽統(tǒng)治的孤島上海，張愛玲憑借自己“翻手繁華，覆手蒼涼”的才華制造了一場屬于自己的文字盛宴，這種不顧民族大義的選擇，使得她背上了“文化漢奸”、“國難當頭時的卿卿我我一族”，然而張愛玲似乎不需任何辯白，在1943年、1944年，她對自己的選擇就有所準備。
據(jù)柯靈透露，張愛玲沒有接受鄭振鐸等前輩的善意勸告。在她的價值觀里，“做一個特別的人，做點特別的事”乃人生要義，這種“特別”，即便是“壞”也是值得的，因為有了“名氣”可為萬眾矚目。否則，一個“好”人，沒沒于世，又有何生趣。何況，寫寫文章，換點稿費過一種清清爽爽的生活，也不至于就是大“壞”大“惡”吧。
她本來就有著“海闊天窮的計劃”，"中學(xué)畢業(yè)后到英國去讀大學(xué)，有一個時期我想學(xué)畫卡通影片，盡量把中國畫的作風(fēng)介紹到美國去。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fēng)頭，我要穿最別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過一種干脆利落的生活”（《私語》)，所以，在可以預(yù)見的成名面前，她選擇了“趁熱打鐵”。她說：“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遲了就來不及了，來不及了?！?/strong>
成名的意愿哪個文人沒有呢？但他們更不愿與日本人合作?？箲?zhàn)爆發(fā)之后，甚至在東北淪陷之時，已有大量文人決然離開日本占領(lǐng)下的國土，輾轉(zhuǎn)于武漢、桂林、衡陽，最后退卻到重慶、貴陽等僻遠之地，如蕭紅、巴金。或者投身延安，直接參與以筆抗戰(zhàn)的行列，如丁玲、艾青、何其芳等。對于這些生于亂世的文人，由于“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他們很自然地卷入政治性的抗爭寫作。
事實上，據(jù)《小團圓》記載，在港戰(zhàn)期間，張愛玲的不少同學(xué)即已轉(zhuǎn)赴內(nèi)地。而在淪陷的上海，多數(shù)文人都避走內(nèi)地。即使留在上海的，也多取地下姿態(tài)，隱居緘默，并不積極參與日偽的“文壇盛事”。但這類民族主義行為對張愛玲觸動不大。
柯靈勸她發(fā)表文章慎重，甚至私下謀劃幫她前往重慶。她都沒有接受。這當然有謀生的顧慮在內(nèi)，她與新文學(xué)界素無甚接觸，她的寫作又與他們相去甚遠，到他們?nèi)ψ永镏\生、謀抗戰(zhàn)，即便她有興趣，恐怕也難以操作。當然，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無興趣。一般常人念茲在茲的民族意識、國家熱情，在張愛玲不能不說極為稀薄，幾近于沒有。
對于日本這個國家，對于日本的侵華戰(zhàn)爭，張愛玲在文字中甚少提及。偶及幾句，也極為淡然。如《私語》說：“滬戰(zhàn)發(fā)生，我的事暫且擱下了。因為我們家鄰近蘇州河，夜間聽到炮聲不能人睡，所以到我母親住處住了兩個禮拜。”《私語》寫于1944年，此時“淞滬會戰(zhàn)”的慘烈，南京大屠殺的殘暴。并未隨著時光流逝而蕩去血跡，但在張愛玲寥寥幾句中，仿佛有如談?wù)摻值郎弦粯堕e事，有如一個不愛足球的人提到一場球賽，多少有些漫不經(jīng)心。至于對侵略者的仇怨與憎惡，更無從談起。
據(jù)胡蘭成《今生今世》記載，他們戀愛期間，也時常很自然地談?wù)撊毡镜睦L畫與文學(xué)，還與日本文人池田篤紀等保持密切往來。池田篤紀甚至認張愛玲為“姐姐”。毫無疑問，在私下的感情上，張愛玲和胡蘭成一樣。也并不視日本為敵國，反而于之是親切的，愿意多接觸的。在日本投降后，她甚至建議胡蘭成流亡到日本去。這與眾多秉具愛國、正義之感的中國文人頗為不同。
筆者分析，造成張愛玲的淡漠的國族意識的，還是她在上海弄堂文化和舊式大家族中養(yǎng)成的不近人情的自私。
楊東平先生在《城市季風(fēng)》一書中指出，“上海市民大多對政治持敬而遠之、與己無關(guān)的冷漠態(tài)度。……在北京和許多城市，老百姓的心態(tài)大致相同，但諸如平等、自由、正義之類價值理想的感召力總是存在的，哪怕它并不帶來眼前的實惠。而上海人卻很難為這種抽象的價值和理想而激動，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如此，除非他們的現(xiàn)實利益受到威脅?！?/strong>這類淡漠與自私，張愛玲極為典型，但她坦率言之，從不自以為異：
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愿意看見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見?！洞蛉恕?/p>
唯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癥。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姑娘?。 庇崎L地，顫抖地，有腔有調(diào)。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里受磨難，終于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么？”《燼余錄》
無疑，這類自私造成了張愛玲極度稀薄的國家關(guān)懷。
其實，張愛玲的家族先人都是典型的憂患天下的士大夫。據(jù)張愛玲《創(chuàng)世紀》記載，戚文靖公（以李鴻章為原型）雖然累墾家私無數(shù)，但直到死也還系念著國家：“紫微只曉得老爹爹回家不久就得了病，發(fā)燒發(fā)得人糊涂了的時候，還連連地伏在枕上叩頭，嘴里喃喃奏道：‘臣……臣……，他日掛肚腸夜掛心的，都是些大事；像他自己的女兒，再疼些，真到了要緊關(guān)頭，還是不算什么的。”而張佩綸更為不能報效國家而“累欷不已”（《墓志銘））、有生不如死之慨。
顯然，張愛玲不可能從廓然有天下志的李鴻章、張佩綸那里承得如許自私。她的習(xí)性更多得自她的父母、她的表叔姑母之類遺老遺少。在時代淘洗中，這些高門巨族的子弟喪失了傳統(tǒng)士大夫“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治平氣度，視野所及，就只剩下自己身家安全了。
《小團圓》稱，"九莉經(jīng)過兩次滬戰(zhàn)，覺得只要照她父親說的多囤點米，煤，吃得將就點，不要到戶外去就是了?！倍遥捎谀芰Χ檀?、都靠遺產(chǎn)過活，遺產(chǎn)盡管數(shù)目可觀，但畢竟生齒日繁，生財無道，在這些高門巨族之內(nèi)，尤其其內(nèi)闈之內(nèi)，一種集算計、精明、勢利于一體的舊家文化得以滋生。這些女性眼界狹窄。緊緊抱著自己的錢財，唯恐被他人算計而去，甚至丈夫、兒女都是提防、緊張的對象。
七巧就如此教導(dǎo)她的女兒長安："煙燈的火焰往下一挫，七巧臉上的影子仿佛更深了一層。她突然坐起身來，低聲道：‘男人……碰都碰不得！誰不想你的錢？你娘這幾個錢不是容易得來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輪到你們手里，我可不能眼睜睜看著你們上人的當——叫你以后提防著些，你聽見了沒有？'長安垂著頭道：‘聽見了?！保ā督疰i記》）
生活在這種隱約焦慮之中的人，不可能不形成極端自私的思維定勢。張愛玲雖然對這些舊家生活看得透亮，并在事實上謀取了獨立生活，但自幼耳濡目染這種自私，她很難真正邁出這種思維的邊界。她也經(jīng)常援引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來解釋自己的自私：“比比也說身邊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緊，因為畫圖遠近大小的比例。窗臺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眾場面大。"（《小團圓））
張愛玲不只對新時代的一切政治缺乏興趣，甚至在她的小說中，還有對愛國的乖寥提出反諷：“小艾聽他們說起來，大概有根是跑單幫發(fā)財?shù)?。她心里卻有點百感交集，想不到有根會有今天的一天。想想真是不服，金槐哪一點不如他。同時又想著：‘金槐就是傻，總是說愛國，愛國，這國家有什么好處到我們窮人身上。一輩子吃苦挨餓，你要是循規(guī)蹈矩，永遠也沒有出頭之日。火起來我也去跑單幫做生意，誰知道呢，說不定照樣也會發(fā)財。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也過幾天松心日子”。
上海弄堂文化中無處不在的勢利，又與舊式家族的內(nèi)閨文化相互肯定，更使張愛玲無法逾出自私的藩籬。何況，缺乏父母之愛、探感著“惘惘的威脅”的張愛玲比任何人都更易墜人狹小的自我世界。
不過，與家族中人自私而不自覺不同，張愛玲對自己的自私極是自知。她略有點羞慚但終不能否棄它。于是她將自私發(fā)展為一種坦率干凈的生活態(tài)度：她做不到同情這個世界，同情那些不相干的人，她亦不渴望別人的同情；她不憐憫他人，亦不希望別人來憐憫她。
在社會和道德的層面上，她承認并接受了自己的自私。而在文學(xué)層面上，張愛玲并不自私，而恰有一種悲憫。
在世俗政治或道德的層面，張愛玲不關(guān)心周圍的人。她后來說：“我小時候受我母親與姑姑的privacy cult(尊重隱私——引者注）影響，對熟人毫無好奇心，無論聽見什么也從來不覺得奇怪”，“總有他（或她）的理由?！?張愛玲致夏志清信）而在生命的層面，她又極關(guān)心那些她不關(guān)心的人。她不介入，卻深深地“懂得“。
就像吉田豐子說的：“不亂碰別人的人生，尤其是不隨便提旁人的苦惱。這是唯有很能理解別人痛苦者才做得到?！?/strong>
自私不妨礙張愛玲有關(guān)生命的文學(xué)表達，但在政治觀念，自私的確構(gòu)成了她迥異于同時代文人的特點。因為以自己的情感、趣好乃至利益作為立身處世的唯一標準，而將民族、國家端然忘卻，她留在了上海，她選擇一個聰明而有風(fēng)度的男人作為情人。她愿意在那些以她作品為中心的場合出現(xiàn)，談?wù)撘恍┯袃r值的文學(xué)話題。
張愛玲也不是沒有考慮過“漢奸文人”、“清水濁水”的問題，但那于她，到底不是最重要的。何況亂世之中，一切都無從把握，又何必想得太多。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