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華：伯希和與被考古的亞洲

胡子華：伯希和與被考古的亞洲

《伯希和傳》，[法] 弗朗德蘭，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年版

1735年，林奈出版了《自然系統(tǒng)》，其展示的分類系統(tǒng)很快演變成一個全球分類計劃。林奈自居伊甸園里的亞當，替上帝管理花園。他的門徒們則出現(xiàn)在世界各地收集植物和昆蟲，以使花園變得完整。與“上帝的花園”幾乎同步，這些冒險先鋒同時也致力于完善“人間的博物館”。到19世紀末，亞洲已成為這幅拼圖里迫不及待需要補全的部分。

1906年，當伯希和踏入新疆時，他已然是一個遲到者。早在1894年，俄國人奧勃魯切夫就在樓蘭古城附近的河道中發(fā)掘了不少文物，并率先抵達了千佛洞；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901年發(fā)現(xiàn)了樓蘭古城，就此成為新疆?？?；1900-1901年，斯坦因先后發(fā)現(xiàn)了丹丹烏里克和尼雅遺址；1904-1905年，德國人勒柯克將吐魯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畫切割殆盡……這些探險發(fā)現(xiàn)在西方學界引起巨大轟動，而法國是缺席者。急于迎頭趕上的伯希和，同樣不負眾望，先在庫車發(fā)現(xiàn)了婆羅米文的古文書，又在敦煌掠走了足足十大車、六千余卷精華寫本，其代價僅僅是五百兩銀子。

伯希和在敦煌藏經(jīng)洞挑選經(jīng)卷

當然，并非只有中國的土地在接受逐寸的考察，而是整個亞洲在經(jīng)歷被考古。研究（考古）亞洲，這正是法國1900年在西貢設立遠東學院的目的，其成員阿爾弗雷德·福歇1901年已在越南南部開掘占城遺址；1902-1931年，時任印度考古總監(jiān)的約翰·馬歇爾持續(xù)在印度展開大范圍的考古；1911-1914年，T.E.勞倫斯在卡爾凱美什遺址參加發(fā)掘工作；1923年，作家馬爾羅遠涉重洋，在印度支那的密林中鑿下了由7塊巨石拼成的古代浮雕，試圖運出柬埔寨去賣，并因此下獄……事實上，這是不勝枚舉的。

二戰(zhàn)后，在法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的一次酒會上，馬爾羅聲稱探險家作為一個種類正瀕臨滅絕，并由此緬懷一個“沉睡的亞洲”。其間，那位總領事補充到：“亞洲只是在我們成其主人時才神奇起來”。與馬爾羅不同，伯希和似乎并不欣賞單純的探險家，出色如斯文·赫定亦被視為“無知的旅游者”，但他可能會熱情呼應這位領事的絕妙好辭。1900年1月30日，安南皇帝被迫同意伯希和染指皇室卷宗檔案。在清點越南皇室和內(nèi)閣圖書館時，伯希和發(fā)現(xiàn) “書籍歸類混亂、書名殘缺不全”，其描述變得很嚴酷，顯然認為原住民沒有能力照看好自己的財物，而只有歐洲人有能力激活一個沉睡的亞洲。這一理由后來也被用于為敦煌劫經(jīng)辯護，取走是免于被毀壞。

1907年，斯坦因拍攝的莫高窟第16窟

伯希和的不少學術研究都帶有強烈的殖民色彩，如其翻譯《真臘風土記》是用以讓法國根據(jù)1884年簽訂的《中法新約》獲取中國曾經(jīng)的特權，并為法國要求暹羅將吳哥和西部省份歸還柬埔寨提供歷史依據(jù)。一如丹尼斯·塞諾在《懷念伯希和》中評介的那樣：“他把一生都獻給了學術，然而他首先是一個地道的法國人?！?/p>

馬爾羅曾在《反回憶錄》中有所詰問：“在印度支那的法國人是大革命的后代……當上主人后，他們就染上主人意識了嗎？”其實，大革命期間不少革命領袖亦謀求擴張征服，如丹東就主張兼并比利時。漫游者夏多布里昂一直對法國放棄美洲感到惋惜，一面強調(diào)民族平等，一面卻又想使某些民族歸順于法國。就連寫下《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托克維爾，19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也都是法國帝國擴張的支持者。在二戰(zhàn)后舉行的有關殖民問題的國際會議上，也正是伯希和這位大革命的后裔強烈反對解放殖民地。

同理，伯希和雖癡迷于其考古發(fā)現(xiàn)，卻未必樂于承認這些古文明的成就，或者承認它只屬于一個已斷裂的過去。有趣的是，正是伯希和最欣賞的中國學者陳垣，將北平圖書館藏的八千余軸敦煌經(jīng)卷考訂編目后，于1931年出版，名為《敦煌劫余錄》，以此作為中國回聲之一種。  （文/胡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