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事地理研究領域，軍事被置于大地之上，謀略則融于山川關險之中，因此天下形勝不僅被書寫于兵書之中，也被兵家視作攻守備戰(zhàn)之要旨。中國古代，核心政權從中原向四周擴展，存在一個始終追求且貫穿歷史的大戰(zhàn)略，以及制約大戰(zhàn)略的大地理。戰(zhàn)略與地理憑借戰(zhàn)事彰顯于歷史舞臺，構成軍事地理重要組成部分。戰(zhàn)事涉及具體的行陣征戰(zhàn)之事，關注的是一地一戰(zhàn)之得失;而戰(zhàn)略則是服從國家或政治集團既定的政治目標，全面規(guī)劃、部署、運用以軍事為基點包括政治、經濟、外交在內的所有力量的謀略，軍事僅是其中的主要手段。因此戰(zhàn)略從屬于政治，而戰(zhàn)爭則是政治的延續(xù)，即無論謀略還是實現(xiàn)謀略的舉措都源于政治，政治又依憑國家利益或政治集團的利益而制定目標。時代不同，政治追求的利益也不一致，農業(yè)為本的中國古代社會，看重的是能夠支撐農牧業(yè)存在的土地，其利益的爭奪也僅限于陸上，因此驅使政治決策者制定的利益目標與大戰(zhàn)略，自然不能脫離這一時代的基礎———對土地與人口的追求。從軍事地理視角審度中國古代歷史空間進程，以及左右其中的大戰(zhàn)略、大地理，正如《東西論衡:天平上的中國》中所說:“‘十’字是中國人的天下……先橫后豎，先左后右，從上到下———奇怪，十字的運筆方向竟然與中國歷史重心(尤其是經濟重心)由西向東，從北到南的轉移軌跡驚人地吻合!”這里提到的十字運筆方向不僅與中國歷史、經濟重心變化吻合，而且也是中國古代歷史大戰(zhàn)略的空間運行軌跡。那么，十字運筆方向是否能夠概括中國古代歷史空間進程以及大戰(zhàn)略、大地理的全部特點?若從歷史上的中國全部境域著眼，由西向東、從北向南的空間發(fā)展進程，僅存在于以農業(yè)生產為支撐體的農耕區(qū)范圍內，而自燕山經400毫米等降雨量線至青藏高原以西以北地區(qū)，持非農業(yè)經濟生活方式的各個民族、部族與中原政權之間的武力爭雄則表現(xiàn)為，自東北、西北兩個方向對中原地區(qū)的軍事沖擊，這一形勢與地質力學提出的北北東向、北北西向兩大構造體系營造的山脈走向十分相似。由西向東、從北向南的空間發(fā)展進程與東北、西北兩個方向的武力爭雄、文化交融相結合，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歷史空間進程的主旋律。
從西向東的政治空間與戰(zhàn)略進程
中國古代歷史上從西向東的空間發(fā)展歷程，寫在史籍上的且留在世人記憶中的多為武力沖突，沖突的結果又幾乎均為西勝東負。一個問題自然擺在人們面前，從西向東空間發(fā)展歷程的推動力是什么?其結果為什么是西勝東負?答案是地理，一個在今人知識汲取中幾乎被忽略的領域。正是地理在歷史發(fā)展中發(fā)揮著巨大作用。
自19世紀晚期德國地理學家F．拉采爾的著作《人類地理學》和《政治地理學》問世，人類生存與地理的關系以前所未有的理性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國家、部族均是擁有生命的有機體，生命體的增長必然導致生存空間的擴展。一個國家或部族跨越原有居住范圍首先到達的是它的自然界限，此后如果沒有強大的相鄰勢力給以有效的反對，它就要越過這些界限，走向更廣闊的空間，因此推動人類最早追求生存空間的動力是人類自身的繁衍。這一階段應屬于史前時期，那時地曠人稀，憑借追尋生存空間的本能，人群遷移與部落空間擴展，由此而導致的沖突與爭斗帶有明顯的動物本能性質，還提升不到政治與軍事謀略層面。
當中國歷史進入國家階段，具有真正政治與軍事意義的從西向東的空間發(fā)展歷程不斷進入人們的視線。周人克商、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楚漢之爭、北周滅北齊乃至于隋王朝的建立，這一系列王朝的更迭，均屬于來自西部的政治集團取代東部政治集團的重大歷史事件。政治集團的被取代與王朝的更迭原本是歷史進程中的常情，然而引起后人關注的是，勝者來向均為一致的自西向東，且勝者一方幾乎都是曾經的弱者?！妒酚洝匪浿芪渫酢奥嗜周嚾俪?，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而“帝紂聞武王來，亦發(fā)兵七十萬人距武王”。周武王憑借不足5萬人的軍隊進擊商紂王70萬兵眾，進而實現(xiàn)以周代商的偉業(yè)。秦人先祖非子本居于犬丘，因善于養(yǎng)馬而被周孝王封為附庸;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而被封為諸侯，繼而率部從隴右遷居關中，但由于國弱兵衰，秦人在商鞅變法之前始終被關東諸侯視作戎狄。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偏居于西部的國家，戰(zhàn)勝了擁有十倍于己之地、百萬之師的關東諸侯，進而統(tǒng)一了天下。此后不久，劉邦入關中時統(tǒng)兵不足10萬，而項羽則率諸侯軍40余萬入關，如此懸殊的力量對比，楚漢相爭的結果卻是劉邦贏得了最后的勝利。固然政治律令、軍事謀略、民心向背始終左右著這些歷史事件的發(fā)展，但這些起步于西部的政治力量，之所以最終能夠以弱勝強，地理因素在其中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無論周人滅商、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還是劉邦贏得楚漢之爭，這一切重大歷史事件的起步之地都與位居古代中國西部的關中平原相關，當代地理學家定義關中平原為秦嶺以北、西起寶雞、東至潼關的渭河沖積平原，東西長約360公里之地，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八百里秦川”。
關中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之所以能夠贏得戰(zhàn)爭，首先在于這里具備建立根據(jù)地的條件，“根據(jù)地”在克勞塞維茨《戰(zhàn)爭論》中被稱為“作戰(zhàn)基地”，其實兩者具有相同內涵，前者來自中國本土，后者是翻譯詞匯?！稇?zhàn)爭論》認為:“一支軍隊從建立它的地方出去作戰(zhàn)，不論是進攻敵人的軍隊或戰(zhàn)區(qū)，還是到本國的邊境設防，都必須依賴這個地方，必須同這個地方保持聯(lián)系，因為它是軍隊存在的條件。軍隊人數(shù)越多，對它依賴的程度和范圍就越大?！边@個地方就是作戰(zhàn)基地，其價值在于為作戰(zhàn)部隊提供后勤給養(yǎng)與兵源。軍隊的人數(shù)越多，對于基地的依賴程度就越大，如同一棵樹，總是從它扎根的土壤中汲取養(yǎng)分，如果是棵小樹或者是灌木，移植會比較容易，但樹長大了，移植就很困難。
盡管這樣，作戰(zhàn)基地與根據(jù)地還存在一些差異，即作戰(zhàn)基地側重于戰(zhàn)役的需求，而根據(jù)地則具有戰(zhàn)略后方的性質，且不僅服務于一次或幾次戰(zhàn)役，而是服務于長久的戰(zhàn)爭，需要具備維持政權立足、保證政治穩(wěn)定的條件，這就是中國古人理念中的“根本之地”。明末清初人魏禧在《讀史方輿紀要》敘中說，“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何謂“根本之地”?清人曾國藩有進一步的詮釋，“自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謀江南者必以上游為根本，謀西域者必以關內為根本”。顯然“根本之地”與籌餉相關，即具有作戰(zhàn)部隊物資補給的功能。那么除此，就“根本”而論是否還有更深的含義呢?根與本均指樹木之根，引申之意就是政權、國家的政治立足之地。這樣的地方不僅可以持續(xù)不斷地為作戰(zhàn)部隊提供物資保障與兵源，還是政權的核心之地、根本所在。關中平原就是這樣的地方，據(jù)《史記·留侯世家》所載，關中可稱“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何謂“天府之國”?即因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而含天子府庫之意。關中平原堆積著由渭河沖積而成的深厚沃土，加上渭河、涇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農業(yè)為本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極盡地利之勢。直至近代，關中一帶仍然流行“姑娘不對外”的習俗，即生在這樣富庶之地的姑娘絕不會外嫁到其它地方。農業(yè)支撐了立足關中地區(qū)的政權，關中平原成為其戰(zhàn)略意義上的根據(jù)地。
克勞塞維茨《戰(zhàn)爭論》中還提到另一個問題，即地形與戰(zhàn)事的關系:“地區(qū)和地貌同軍隊的給養(yǎng)是有關系的”，“它同軍事行動本身也有十分密切而永遠存在的關系，它不論是對戰(zhàn)斗過程本身，還是對戰(zhàn)斗的準備和運用，都有決定性的影響?！笨藙谌S茨所處時代已經是西洋火器盛行的時代，與此相比，在冷兵器時代軍事行動對地形的依賴更強。就地形而言，中國古人將易守難攻之地稱為“形勝之區(qū)、四塞之國”，而這樣的地方擁有支撐軍隊進可攻、退可守的戰(zhàn)略基礎，能 確保其立于不敗之地。關中地區(qū)即具備這種地形條件。關中地區(qū)擁有被地貌學家稱為“地塹”的地形，這類地形屬于兩側被高角度斷層圍限﹐中間下降的槽形斷塊構造。關中南部有秦嶺，北部則為黃土丘陵山地，八百里秦川四周高、中間低的地形，不僅導致包圍在山地之中的平原形成四塞之國，而且平原與山地結合之處的山間谷地自然成為冷兵器時代的關隘，并憑借如此地形構成形勝之區(qū)。關中諸多關隘之中，需 要提及的是控扼黃河與崤山之間險狹谷地的函谷關，這里是關中通向華北平原的必經之路，故也是古來兵家必爭之地。函谷關與崤山素來是界分東西之地，函谷關以西被稱為關西，以東被稱為關東;若以崤山為界，則有山西、山東之稱，《戰(zhàn)國策》中屢屢提及的山東均指崤山以東之地。
關中地區(qū)同時擁有“天府之國”“形勝之區(qū)、四塞之國”之稱，獨占冷兵器時代少有的地理優(yōu)勢，正因如此，戰(zhàn)國時期縱橫家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zhàn)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睆垉x為秦以“橫”破“縱”，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边@種地理形勢，成為秦統(tǒng)一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基礎。秦亡，項羽進入關中之后，“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而項羽因“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xiāng)，如衣錦夜行”。舍棄立本之地而東去，故韓生留下如此話語，“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不過劉邦也是楚人，北定三秦后，選擇何處為立本之地?謀士給予劉邦的建議幾乎與給項羽的相同，當劉邦贏得楚漢之爭，對于將西漢王朝的國都究竟放在洛陽還是關中，正舉棋不定之時，齊人婁敬對劉邦說:“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睆埩家灿型瑯拥恼J識:“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shù)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2000多年來，無數(shù)人討論漢勝楚敗之因，關中獨占的地理優(yōu)勢便是原因之一，這幾乎是各家的共識。
地理優(yōu)勢明顯的關中成為中國歷史早期雄杰之士成就天下霸業(yè)的起步之地，西漢文帝時期儒生賈誼在其名作《過秦論》中開篇即點明:“秦孝公據(jù)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憑借這樣的地理基礎，當山東諸國“以十倍之地，百萬之師，叩關而攻秦”，而“秦人開關延敵”，但“九國之師”卻“逡巡而不敢進”，于是“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最終只落得“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的結果。隨后“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最后完成了統(tǒng)一天下的偉業(yè)。
繼秦之后，劉邦同樣憑借關中的地理基礎贏得了漢家天下。楚漢之爭的作戰(zhàn)之地不在關中，而劉邦的根據(jù)地卻是關中。西漢開國后，論及各路功臣，劉邦認為蕭何功居首位。與那些浴血奮戰(zhàn)、攻城略地的將軍相比，蕭何雖然無一城一地之功，但在兵源糧餉供給方面卻作出了重大貢獻?！皾h王與諸侯擊楚”，相持5年，損兵折將，多次輕身逃跑，蕭何駐守關中，不等劉邦詔令，即從關中派軍隊為前線補充兵源，濟其于困境之中;漢與楚在滎陽相持多年，漢軍中存糧不足，蕭何屢屢從關中轉運糧餉，救漢軍于乏絕之時。固然劉邦多次丟失山東，但蕭何卻常保全關中，以待劉邦回歸。蕭何在楚漢之爭中屢屢濟困救乏，有力地展現(xiàn)了自己的治國才能，關中之地獨占四塞之國易守難攻、天府之國物產富足的優(yōu)勢，是蕭何得以施展才能的地理基礎。無論秦統(tǒng)一天下、劉邦建漢，還是起步于關中的其它重大歷史事件，均沒有脫離這里“根本之地”的地理優(yōu)勢。
無疑，關中地區(qū)具有當然的“根本之地”應有的地理優(yōu)勢，但是，是否能夠成為根本之地，自身擁有優(yōu)勢的同時，“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這就意味著根本之地還需要具備相對于其它地方的比較優(yōu)勢。因此，討論中國歷史自西向東的空間進程，還必須考慮“天下”的地理。以戰(zhàn)國時期為例，農業(yè)是傳統(tǒng)社會的立國基礎，商鞅以“武爵武任”“粟爵粟任”為核心的變法，使不為山東列國看重的秦國一躍成為強國。這時的秦國完成統(tǒng)一天下之舉，若只靠自身的地理優(yōu)勢，僅能做到守本，而起事則需要運用天下之勢。如何運用天下之勢，采取什么樣的政治、軍事謀略就成為關鍵性的因素。戰(zhàn)國時期伴隨秦人的崛起，兩個立場不同的政治聯(lián)盟相繼出現(xiàn)，以蘇秦為代表首倡合縱，繼此之后，張儀再倡連橫，所謂合縱即合眾弱以攻一強，而連橫則為事一強以攻眾弱。結盟的對象與目的不同，結果也大有區(qū)別。加入合縱之中的盟國，抗秦只是其目的之一，更大的目標在于通過聯(lián)盟獲取自己渴望的利益，一致抗秦僅是暫時之舉，內部爭斗才是主流，故當時的謀士曾對山東國君說過這樣的話:若兩只野獸知道老虎逼近自己，絕不會再繼續(xù)廝殺了，如今山東諸國的國君卻沒有意識到秦國威脅到自己，仍然互相爭斗不止，且兩敗俱傷，連野獸的智力都不如。連橫卻不同，聯(lián)盟的利益核心是秦國，無論盟友是否更移，而核心利益不會改變，因此當山東諸國“從散約敗”之時，連橫卻始終存在，即秦國從來沒有失去過追隨者，且通過破壞對手的聯(lián)合，將自己追隨者的土地變成對手聯(lián)盟的障礙，甚至借追隨者之力達到削弱對手力量的目的，《戰(zhàn)國策》中名為《秦使趙攻魏》的篇目講的就是這樣的事情。政治之外，面對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合縱、連橫這兩個聯(lián)盟，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地理。由于利益的基點不同，合縱試圖將隸屬于不同政治實體的土地與資源整合為一個聯(lián)盟并不成功，而連橫利用秦國的追隨者破壞合縱，且在遠離本土的地方贏得一小塊“插花地”，無疑這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軍事上僅僅阻擋了合縱的實現(xiàn)，而沒有獲得對于秦國國力實質性的補充。張儀之后，又一位魏國謀士———范雎來到秦國，他提出了“遠交近攻”之策，正是范雎的謀略為秦國贏得了統(tǒng)一，贏得了從關中本土到整個山東地區(qū)土地相聯(lián)、人民所屬的結果。
范睢針對秦昭王攻齊這一舉措指出，“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于秦”。且遠攻即使成功，土地卻不能與自己本土聯(lián)為一體，反而肥了別國。“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戰(zhàn)爭的目的在于削弱對手的有生力量并強化自身，遠交近攻即為實現(xiàn)“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的目的，秦人遠交齊、楚，近攻三晉的同時，也使自己國土從關中伸向韓、魏、趙三國。從地理視角審度，秦人的遠交近攻不僅僅是國土的擴展，而且還將自己的地理屏障推至太行山一線。山川是大地上的脊梁，也是用于軍事防御的屏障。秦人立足于西部，以關中作為“根本之地”，面向山東，其外圍就是太行山與豫西山地。太行山與豫西山地既是當代地理學界定東西部的界線，也是古代東西抗衡的戰(zhàn)略重地。太行山在三晉土地上，不但成為關中地區(qū)的又一道軍事屏障，且通過穿行于山中的道路溝通東部平原地帶，這樣的地理形勢成功地保證了秦人走出西部，贏得東部乃至于天下。
具有根據(jù)地特征的關中，不僅成就了秦人統(tǒng)一天下的大業(yè)，而且在東西交鋒中始終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此前周武王滅商，此后北周滅北齊，不同歷史時期的王朝政治固然有別，但關中的地理優(yōu)勢卻始終是促成這些歷史事件不能被忽略的因素。因此，在中國歷史早期的大地上，畫出自西向東的這一筆，起筆之處就在關中。
東西之間的軍事較量中，支撐西部贏得成功的因素在于關中的地理優(yōu)勢，但在歷史的發(fā)展中，出于國家戰(zhàn)略需要，西部的地理核心區(qū)也在變化。戰(zhàn)國時期山東、山西之界在于崤山，《戰(zhàn)國策》中屢屢提及的山東均位于崤山以東。漢武帝時期推行“廣關”政策，將關中的傳統(tǒng)空間向四方擴展，通過這一舉措，漢武帝元鼎年間，大關中區(qū)域東界，由以臨晉關為標志的黃河一線，向東推進至太行山一線。這次廣關之后，太行山是否成為界定東西的分界?《漢書》中的一段記載對于了解這一問題十分有意義:“(漢成帝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薄?0】此時的函谷關已從今河南靈寶市東遷至新安縣，而天井、壺口、五阮關均位于太行山上，戰(zhàn)國時期界分關東、關西，山東、山西依憑函谷關、崤山，漢代則移向函谷新關與太行山構成的界限。這一界分山東、山西的地理界限就此形成，并為后世繼承。宋人文讜為唐人韓愈詩句“銜命山東撫亂師”作注曰:“自太行而東皆謂之山東”。即太行山為山東、山西之界。然而北宋蘇軾詩句“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后人作注時，山東、山西又有了新的理念:“古所謂山東，乃今之河北晉地是也。今所謂山東，乃古之齊地，青、齊是也?！边@是說唐代山東尚指太行山以東河北一帶，而時至南宋與金南北對峙時期則已向東推至青、齊之地，即今山東。
憑借函谷舊關(今河南省靈寶市)界分關東、關西或山東、山西，是以關中為根本之地突出軍事戰(zhàn)略的結果，而以函谷新關(今河南新安縣)與太行山劃分山東、山西則更多考慮的是政治控制，至宋、金時期山東東退至青、齊之地，則既失戰(zhàn)略根本之地又失政治控制之意，成為與“山東”地理內涵無關的行政單元，這就是從金代設立山東東路、山東西路兩個以山東為名的一級行政區(qū)，至明清兩代山東布政使司以及今天山東省的由來。
從國家戰(zhàn)略分析，作為西部地理核心區(qū)的關中，出于王朝政治的需要而成為都城所在，但也隨著國都在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經歷著西安、洛陽、開封自西向東的變化，而逐漸失去了根本之地的功能。隨著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qū)漸成一統(tǒng)，山東、山西僅以行政區(qū)名稱相屬，而無當年東西鼎足相峙之勢。
回顧中國歷史時期從西向東的政治空間與戰(zhàn)略進程，經周、秦、漢、唐歷代對于黃河流域的經營與戰(zhàn)略謀劃，黃河流域早已走出依托根本之地贏得政權的時代，不僅政治中心在整個黃河中下游經歷著自西向東的變化，且這一時期伴隨長江流域地位的不斷提升，“十”字中由北向南的那一筆開始越來越濃重。
從北向南的人口流動與軍事交鋒
大約從三國至南北朝時期開始，刻畫在中國大地上的“十”字逐漸轉向從北向南的這一筆，推動這一戰(zhàn)略空間轉變的力量仍是土地與生存空間。謀求土地與生存空間是人類始終追求的目標，且人類在追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從未離開過武力爭雄，盡管無法找出南北之間軍事交鋒確切的起始時間，但依托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形成北、南兩大政治地域卻是在三國至南北朝時期?；诒薄⒛蟽蓷l大河的地域空間與經濟基礎，在政治力量的推動下，不僅北方移民不斷遷入南方，而且南北之間的軍事交鋒也頻繁出現(xiàn)在歷史舞臺上。
自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晉元帝率中原衣冠士族以及百姓南渡，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大規(guī)模南遷。繼此之后，唐天寶年間“安史之亂”、北宋末年“靖康之難”，又導致北方人口第二次、第三次大規(guī)模南遷。這一系列人口南遷導致的最直接結果是農業(yè)土地的拓展。雖說長江流域原始農業(yè)起步并不晚于黃河流域，但進入傳統(tǒng)農業(yè)階段，由于勞動力缺乏，長江流域的落后性越來越明顯。人口南遷在為南方帶來大量勞動力的同時，不僅促使該地農田面積擴大，而且不斷推動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
人口南遷引發(fā)農業(yè)生產空間變化的同時，也導致政治格局改變。政治中心或政權中心依憑的不只是政治與軍事力量，經濟的支撐作用更為重要。秦漢時期中國古代經濟重心位于黃河流域，政權也以此為依托將政治中心———國都設置在這里;伴隨南方農田的開辟，長江流域為政權的設置提供了越來越具優(yōu)勢的經濟基礎，于是自三國時期孫吳政權之后至南北朝，也被稱為六朝時期，先后有6個政權依托長江下游的經濟基礎將政治中心確立在這里。南北并存的政權因北方人南下遷移而形成，又在人口繼續(xù)南下的推動中由對峙走向戰(zhàn)爭。
戰(zhàn)爭的雙方，均存在必須保全的政治中心以及遠離核心區(qū)的戰(zhàn)場。決定戰(zhàn)場的位置在于雙方軍事實力的較量，也與地理形勢密切相關。歷史上南北之間的戰(zhàn)事，主要發(fā)生在秦嶺至長江一線，或秦嶺、淮河一線。其中從三國時期蜀漢、曹魏之間以秦嶺為戰(zhàn)場的征戰(zhàn)，至孫吳與曹魏之間以長江為界限的交鋒，南北之間的交戰(zhàn)地點沿秦嶺至長江一線展開。東晉、南北朝時期，在西部，北方政權或維持在秦嶺，或一度跨越秦嶺進入漢中或川西一帶;在東部，則向北伸向淮河流域。南北朝之后，中國再次陷入南北分裂是五代十國以及宋金時期，時代不同，南北政權對峙在秦嶺、淮河一線的事實卻沒有改變。南北對峙，不僅在中國大地上屢次描繪了“十”字中自北向南的這一筆，而且將南北征戰(zhàn)之地清晰地刻畫在秦嶺乃至江淮地帶。當代地理學表明，秦嶺———淮河一線是中國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線，這里包含著年降雨量800毫米等值線、1月份0℃等溫線、亞熱帶和暖溫帶分界等一系列重要地理界限，難道早在千余年前人們已經意識到這樣的地理差異，并用以界分彼此嗎?事實上并非如此。
山河均是大地上的界限或障礙，南北戰(zhàn)線西端與東段的地貌并不相同。西端為秦嶺，這條山脈西起甘肅南部，經陜西南部東至湖北、河南西部，長約1500公里，海拔多在1500至2500米，主峰太白山(陜西省寶雞市太白縣境內)海拔3771．2米。秦嶺的地理特征使其在古代的交通技術與作戰(zhàn)條件下，自然成為南北之間的障礙，因此歷史上但凡南北之間交戰(zhàn)，南北雙方均難以逾越這道山脈，于是秦嶺各條山口構成的道路與關隘均成為戰(zhàn)場。南北交戰(zhàn)的東段從山地進入平原，分布
結在淮河一線，即淮河最終成為政治、軍事上的南北之界。探究其中的原因，決定戰(zhàn)線推移的是能夠支撐政權存在的經濟基礎與地理空間，黃河、長江所代表的區(qū)域具備獨立支撐政權的地理基礎，而淮河流域卻沒有這種條件。
先秦時期出現(xiàn)了江、河、淮、濟“四瀆”的理念，古人認為“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所謂“四瀆”即四條獨流入海的江河?；春榆Q身“四瀆”之中，在古人觀念中有著與黃河、長江同樣尊貴的地位，但從史前時期開始，無論文化序列還是經濟發(fā)展進程，淮河流域均與其它江河流域不同，總的來看，這一地區(qū)經歷了從文化獨立性到經濟邊緣性的變化歷程，正是這一變化歷程導致南北之間的戰(zhàn)線從長江一線轉向淮河一線。
史前時期淮河流域重要考古文化類型為青蓮崗文化，主要分布在山東省中、南部和江蘇省北部汶、泗、沂、沭諸水與淮河交匯地區(qū)，中心在淮河下游平原。青蓮崗文化與仰韶文化基本形成各自獨立的空間分布局面，前者分布在以淮河下游為中心的東部地區(qū)，后者則分布在以豫西、關中為中心的黃河中游及其毗鄰地區(qū)。青蓮崗文化不僅有獨立的分布空間，而且具有獨立的文化特征，這說明淮河流域有著不同于黃河中游的文明歷程。西周時期，淮河流域文化的獨立性更為明顯，西周初期武王、周公兩次大規(guī)模分封諸侯，諸侯受封地從晉南、豫北、豫中向東方延伸至今山東境內齊、魯?shù)葒?。分封除展示了西周政治控制的基本范圍之外，也表明了異己勢力的區(qū)域;分布在淮河中下游地區(qū)的土著與部分東夷結合，組成被中原稱為淮夷的文化人群，不僅屬于獨立于西周政治控制之外的重要勢力，也保持了其文化的獨立性。
在歷史早期，淮河流域能夠保持文化的獨立性與該地的地理環(huán)境相關。清人胡渭《禹貢錐指》認為，“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為淮夷”，與淮夷相關，《禹貢》徐州貢物中有“淮夷蠙珠暨魚”，胡渭引“正義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將蠙珠與魚作為貢物，說明淮夷是一處水環(huán)境十分突出的地方，《禹貢》用壤、墳、涂泥將九州土壤歸為三類，三類土壤代表的環(huán)境完全不同，壤所在地為農業(yè)生產比較容易利用的區(qū)域;墳為下濕之地;涂泥則屬于典型的水鄉(xiāng)環(huán)境?；匆乃诨春恿饔虿煌邳S河中下游地區(qū)，這是一個以涂泥為主，漁獵占主導地位的區(qū)域。地理環(huán)境的差異性是一個獨立的文化人群立足的基礎，以黃河中游為核心的中原王朝對于淮河流域進行政治、軍事征服的同時，還需要較長時間去適應其生存環(huán)境，也許正因如此，淮河流域得以在相當長時段保持文化的獨立性與空間的完整性。
淮河流域失去文化獨立性走向經濟邊緣性與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發(fā)展相關。伴隨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的發(fā)展，中原政權南向發(fā)展中將控制范圍逐漸從黃河流域延伸至淮河流域?；春恿饔虮患{入中原勢力范圍的初期，在空間上處于中原政權政治、經濟、文化的邊緣區(qū)，以后中原政權若繼續(xù)依照淮河流域、長江流域自北向南，完成政治擴展歷程，那么淮河流域將逐漸從邊緣變?yōu)楦剐?，但這樣的空間發(fā)展至春秋時期中斷了，崛起于長江流域的楚國、吳國擋住了中原政權南下的步伐。楚國核心在長江中游，吳國核心在長江下游，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兩國先后向北發(fā)展，且楚國勢力北向發(fā)展中一度將政治、經濟核心轉向淮河流域，尤其戰(zhàn)國后期楚都遷陳、遷壽春對于沿淮地帶發(fā)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這樣的時段并不占主流，多數(shù)時期淮河流域也同樣成為長江流域政權的邊緣。
至秦漢兩朝，在統(tǒng)一帝國之下，淮河流域邊緣化的特點有所淡化，但漢武帝元光年間“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此次黃河決口泛濫20余年;新莽時期“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shù)郡”，這就是為后人所認定的黃河第二次重大改道，此次河水奪淮泛濫達60年，黃河數(shù)次決口，長期泛濫于淮河流域，不僅中斷了這一地區(qū)農業(yè)發(fā)展進程，而且再次強化了其邊緣區(qū)特征，黃泛區(qū)的存在雖然不能改變淮河流域介于江、河之間的地理位置，但自然災害卻使這里成為農業(yè)生產缺乏連續(xù)性的區(qū)域。
在兩漢時期，中國經濟重心仍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qū)，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黃河、長江流域政治上的對立，不僅為長江下游的經濟崛起創(chuàng)造了機會，而且使長江流域經濟區(qū)的開發(fā)越過淮河流域，直接進入南方亞熱帶的地理環(huán)境中。隨著唐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轉向長江下游地區(qū)，淮河流域邊緣性的地位基本成型。北方黃河流域歷代都是整個國家的政治重心，長江下游平原地帶則具有經濟重心的地位，淮河流域處于南北地區(qū)之交，介于政治與經濟重心之間，其邊緣性不僅越來越突出，而且對于江、河兩大區(qū)域的依賴性也越來越明顯。正因如此，不僅秦漢以后淮河流域沒有成為任何一類政權的都城所在，而且至清代，在新的行政區(qū)劃中，其流域的完整性也不再保持，而是分屬于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四省。
淮河流域的南北兩側與長江、黃河都沒有完整的分水嶺，流域整體呈自西北向東南傾斜的地勢，上游有桐柏山脈、大別山脈以及伏牛山脈構成江淮、河淮的分水嶺;中下游地區(qū)處于平原，沒有自然地物界分江淮、河淮，平原上較高的地物為河流兩岸的人工堤，如黃河南岸大堤為河淮之間的分水嶺，大別山以東崗丘連綿，向東北延伸至洪澤湖以南，高程一般在50—100米左右，洪澤湖以南人工堤再次發(fā)揮江淮分水嶺的作用?；春恿饔虿痪邆涿黠@的地理邊界條件，其若作為政治空間，幾乎沒有可以依憑的天然屏障，這樣的地理形勢不僅不具備古代中國人所強調的形勝理念，而且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春恿饔虮辈颗c黃河連為一體，南部則與長江連為一體，因此無論黃河還是長江都可將其看作本流域的自然延伸部分，后代地理學家用淮河界分南北，事實上淮河流域屬于真正的不南不北之地。
不南不北的地域特征，使淮河流域成為南北交戰(zhàn)時期雙方共同的戰(zhàn)場，以黃河、長江流域各自為中心的地區(qū)，不僅在地理上構成兩大區(qū)域，政治上也往往成為兩大集團，每當南北政治集團分裂時，交戰(zhàn)地自然在淮河流域這一不南不北的區(qū)域。正因淮河并非獨立地理區(qū)域的特點，在政治與軍事上自然出現(xiàn)“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復?！奔撮L江、黃河流域互相以淮為屏障的結果。明末清初人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歷數(shù)江淮地理與戰(zhàn)守關系?？偨Y顧祖禹引述各個事例，大凡歸為兩類:三國時期孫吳與曹魏以江為界，孫吳未經營淮河流域，曹魏鄧艾卻在此屯田駐守，最終魏勝而吳亡;而東晉南朝乃至于五代十國時期的吳國，均擁有淮地，因此得以長久與北方政權抗衡。其中，東晉與前秦淝水之戰(zhàn)、五代十國時期楊行密與朱全忠清口之役，這些以少勝多的戰(zhàn)例，關鍵也都在于獲勝方控制了淮河的關要地帶。
若從黃河與長江兩大流域經濟發(fā)展進程分析，在長江流域建立政權的孫吳時期，僅是這一流域農業(yè)開發(fā)的初期，其政權尚沒有能力治江又理淮，而此時的淮河流域既是黃河流域的延伸地帶，也是軍事上的屏障;隨著北方人南下數(shù)量的增加，與移民自北向南遷移路徑對應，東晉、南朝時期江淮聯(lián)為一體，淮河流域成為長江流域的延伸部分，于是南方政權不但得以保存，且在南北軍事交鋒中屢獲勝利。
回顧歷史，無論河淮相連，還是江淮并屬，僅就地理而言，淮河流域毫無爭議地處于四戰(zhàn)之地，南北之間的軍事交鋒不在于河，也不在于江，只在于淮?；春恿饔虻臍w屬，幾乎成為天下誰有的關鍵。盡管中國古代歷史上，南北之間的戰(zhàn)事不只限于秦嶺、淮河一線，但必須承認這里留下“十”字中自北向南最濃的一筆。
長城的地理學意義
作為大戰(zhàn)略的組成部分，中國古代歷史空間進程從農耕區(qū)伸向非農耕區(qū)，最初幾乎完全被動，中原王朝面對來自西北、東北方向的軍事壓力，均以防御為主，從漢武帝時期開始以守土為要旨主動出擊，在此后約2000年的歷史中，伴隨中原王朝國力的盛衰，被動與主動相互交替，攻防的起點與落點均處于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圍繞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疆土伸縮，結束于清朝前期，康、雍、乾時期清政府對西北軍事的成功，使農耕區(qū)以外的草原、森林、沙漠被穩(wěn)定地納入中央政權管轄范圍之內，為泱泱大國奠定了基本版圖。
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與明長城幾乎處于相同的位置，而農牧交錯帶不僅是農田與草原兩種不同環(huán)境的過渡地帶，也是農耕與游牧兩種經濟生活方式的結合部。歷史上，在這一地帶發(fā)生的戰(zhàn)事中，雙方的交戰(zhàn)不同于農耕區(qū)內部東西、南北之間的爭奪，而屬于農耕民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的軍事爭鋒。民族的分異，首先體現(xiàn)在依賴自然環(huán)境而建立的經濟生活方式上，其后才是習俗與宗教方面。農耕區(qū)的西北、東北先后成為匈奴、氐、羌、柔然、突厥、回紇、薛延陀、沙陀、吐谷渾、黨項、蒙古以及濊貊、肅慎、挹婁、夫余、烏桓、鮮卑、室韋、庫莫奚、豆莫婁、烏洛侯、地豆干、勿吉、奚、契丹、靺鞨、女真、滿等非農業(yè)民族或部族的活動區(qū)域，這些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軍事爭鋒，與地質力學提出的北北東向、北北西向兩大構造體系營造的山脈走向以及應力方向十分相似，無論出擊者還是還擊者的來向與去向，均在西北、東北之中，而長城即橫亙在農耕區(qū)的北邊。
長城是中國歷史上一項偉大的工程，就像它腳下的土地一樣，無論為人知與不知，當你走進它的時候，其深厚的歷史永遠有著磁鐵一樣的吸引力，令人駐足、深思。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名為《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的著作問世，這是一部圍繞長城講述中國北方邊地的著作。拉鐵摩爾的著作出版不久即被譯成中文，最早的譯本誕生于20世紀40年代，譯者為趙敏求，這一譯本的書名為《中國的邊疆》;2005年唐曉峰的譯本出版，書名為《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無論哪種譯法或原著的本名，均沒有離開“中國的邊疆”這樣一個主題。一部以長城為核心的著作，為什么會以中國的邊疆相冠?拉鐵摩爾的立意非常清晰，長城南北有著完全不同的自然環(huán)境與人文風貌，長城以南有密集的人口、適宜耕種的農田；長城以北人口稀少、草原荒漠之上民生系之以畜牧業(yè)，長城則是兩者之間的過渡帶。此處拉鐵摩爾話語之中的“中國”并非主權國家的中國，而是手持農耕生產方式的漢民族所在區(qū)域，“長城內各地即所謂‘中國本部’，包括清初18省”，正因如此，以長城為邊疆也并非國家的邊疆，而是種植業(yè)生產區(qū)域的界限，或農耕民族政權的邊界，這一界限以北即長城外還有東北、蒙古草原、新疆以及青藏高原這些屬于中國的土地。
長城坐落在農田與草原的過渡地帶，拉鐵摩爾文中提到長城“是環(huán)境分界線上社會影響的產物”，他沒有說明這是什么性質的環(huán)境分界線，在當代中國年降雨量分布圖上，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線東段與明長城走向驚人的相似，這說明，正是降水這一制約種植業(yè)的關鍵因素決定了長城所在位置擁有過渡地帶的特征。
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線是農耕生產對于水資源需求的底線，這條年降雨量線以東為半濕潤區(qū)，以西為半干旱區(qū)，兩個不同性質的環(huán)境地帶，在雨量因素的制約下，不僅表現(xiàn)出農田與草原、荒漠的差異，同時也造就了農民與牧民的區(qū)別。長城界分農、牧，而自己卻身處真正的過渡地帶，這里既不屬于農耕民族，也不屬于非農耕民族，無論人們的經濟生活方式還是社會風貌，均具備明顯的農牧兼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
在這樣的地帶修筑長城，從戰(zhàn)國時期直到明代陸陸續(xù)續(xù)延續(xù)2000多年，目的是什么?對于這一問題的討論，學界已經留下了許多話題，傳統(tǒng)且主流的觀點認為，長城為抵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軍事屏障，拉鐵摩爾則認為長城是國家穩(wěn)定邊疆的一種努力，被用以限制漢族的活動范圍，并隔絕草原民族。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起源均在上古時期，文化同樣久遠，只是因各地的自然資源不同，在文化上表現(xiàn)出差異。長城坐落在環(huán)境過渡地帶，幾乎是在戰(zhàn)國至秦代農耕民族的空間推移中完成，漢族向草原發(fā)展，他們所取得的每一個區(qū)域，都會通過漢化將少數(shù)民族改變?yōu)闈h族，而在這些被漢化的少數(shù)民族背后才是真正的戎狄。從這一角度而言，漢人與真正的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邊界北移了，且最終確定了作為過渡地帶——長城的位置。因此在農業(yè)社會與草原社會的關系史中，主要是農業(yè)社會限定了草原社會，而不是草原社會“擾亂”了農業(yè)社會。若站在完整的長城地帶以歷史角度審度拉鐵摩爾的觀點，不難看出，這僅是長城位置確定之初的一幕，此后長城腳下上演了以“武戲”為主的種種劇目，且武力爭鋒的主要來向為自外向內，另一位美國學者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書寫了其中的主角與重要的幾幕。
拉鐵摩爾的觀點抓住了將長城修建在農牧過渡地帶的決定力量來自于農耕民族這一關鍵之處，漢民族的活動范圍決定于農耕生產的適應環(huán)境，因此長城的位置既是漢民族以及被漢化的少數(shù)民族依托農耕生產定居的底線，也是農耕生產的底線。漢民族試圖用長城這一人為的工程擋住北方民族南下的馬隊，但歷史證明，長城的出現(xiàn)并沒有真正終止農、牧兩種力量的較量。自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匈奴人帶著草原民族特有的雄豪，躍然于中國歷史文獻記載之中，此后烏桓、鮮卑、柔然、羌、氐、吐谷渾、突厥、回紇、吐蕃、鐵勒、契丹、女真、蒙古、滿人……，這些來自于長城以外，活動在草原上、森林中的非農業(yè)民族，倏忽之間來到長城之下，又旋即而去，不僅將金戈鐵馬、烽火狼煙留在塞上，而且也為后人留下許多思考，歷史時期長城地帶的戰(zhàn)事究竟是土地之爭還是民族之爭?
農耕民族與非農耕民族立足于不同的環(huán)境之中，自身的生產品不同，固然均能自給，但對方的物質創(chuàng)造仍然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尤其非農業(yè)民族對農耕文明積累的各類財富需求更強烈。對此巴菲爾德在其著作中如此書寫:
在一個農業(yè)社會中，統(tǒng)治者的權利最終建立在對日漸積累的剩余糧食的控制之上。
……草原統(tǒng)治者則處于不穩(wěn)定的狀況之中，因為草原經濟建立在粗放且高度流動的游牧生活方式這一基礎之上，游牧財富無法有效地集中或貯存……這些內部的脆弱性迫使那些成功的游牧國家統(tǒng)治者建立一種更為安全的經濟基礎。在內陸亞洲，通過從草原外部獲取資源并為游牧國家提供資金的方式實現(xiàn)。匈奴帝國政府將游牧部落組織為一個統(tǒng)一力量，被單于用來從中原攫取商品與貿易利益。在戰(zhàn)時，單于發(fā)動突襲，為他的追隨者和匈奴國家提供戰(zhàn)利品。在和平時期，單于扮演了中原與草原之間中介者的角色，進行貿易，并通過貴族制度對漢地物資加以再分配。通過從草原外部攫取資源，匈奴國家獲得了其他政權所未曾獲得過的穩(wěn)定性。
巴菲爾德在論述中用“外部邊界戰(zhàn)略”概括了匈奴之后，長城以外其他非農耕民族南下動機的一致性，顯然這一動機與資源索取、物資需求相關。但在長城內外的戰(zhàn)事中，出擊的一方并非僅來自于非農耕民族。面對草原民族的南下，經營定居生活的中原王朝最初并無力出擊，長城即成為其戰(zhàn)略守勢的產物，當歷史進入西漢中期，漢武帝“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設置河西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如此舉措，導致“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武帝的戰(zhàn)略在于斷匈奴右臂以絕其援，此后唐王朝乃至于清朝更是在擁有草原并阻遏草原騎兵南下的同時，實現(xiàn)版圖的擴展及其雄偉的政治戰(zhàn)略。經過近2000年的努力，如法國學者格魯塞所言，只有至乾隆年間才最終將大清帝國的版圖穩(wěn)定地擴展至亞洲西部山地與草原的邊界，并實現(xiàn)了“農耕地區(qū)對草原的還擊”。
顯然，長城所在之地年降雨量400毫米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了這里首先成為農耕民族守疆保土的底線，然后成為農牧雙方交鋒的戰(zhàn)場，鮮卑、匈奴、氐、羯、羌、契丹、女真、蒙古、滿等民族曾南下突破這條界限，在農耕區(qū)建立過政權，固然中原王朝也曾時斷時續(xù)將權杖伸向草原，但最終越過400毫米等降雨量線，將田園與草原統(tǒng)為一體的卻是來自東北森林草原地帶的滿人，這發(fā)生于清初康熙、雍正、乾隆時代。
發(fā)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歷史空間進程以及那些戰(zhàn)略與戰(zhàn)事早已遠去，無論從西向東、從北向南，還是自西北、東北向中原，中國古代歷史空間進程的基本軌跡表明，地理不僅直接作用于戰(zhàn)略、戰(zhàn)事，而且導致政治、軍事、經濟因素重新組合，地理不僅是展現(xiàn)歷史的舞臺，也是推動歷史的基礎。而真正的地理既可以顯山露水，也可以蘊藏在人們生產活動的摸索之中，長城恰處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線區(qū)域即是如此。把握地理之根本，將其運用于戰(zhàn)略之中，不僅可克敵制勝，亦能成就宏基偉業(yè)。（作者/韓茂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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