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談工作:他們整天做什么以及他們的感受》,[美]斯塔茲·特克爾著,劉禹汐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3月版,968頁,168.00元
美國作家、歷史學家、普利策獎得主斯塔茲·特克爾(Studs Terkel,1912-2008)的《美國人談工作:他們整天做什么以及他們的感受》(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1972、1974;劉禹汐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1月)是一部重量級的訪談錄,記錄、呈現(xiàn)并書寫普通人的職業(yè)生涯、生活感受和社會觀察,開創(chuàng)性地探究了普通美國人面對工作的心態(tài)和真實感受。從史學研究的視角來看,它是一部口述史巨著,反映了宏大的、純粹依賴文獻記錄的歷史敘事所缺失的豐富細節(jié)和現(xiàn)實質感。
特克爾在紐約出生,在芝加哥大學獲本科和法律博士學位,但是他選擇了節(jié)目廣播、新聞節(jié)目策劃、故事劇演出、社會采訪及非虛構寫作作為自己的職業(yè)生涯。他的著名電臺節(jié)目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斯特茨·特克爾(Studs Terkel)節(jié)目》,從1952年一直持續(xù)到1997年。在這四十五年中,他采訪過馬丁·路德·金、倫納德·伯恩斯坦、鮑勃·迪倫等名人,更采訪過無數(shù)普通美國人。他最擅長的各階層采訪和獨特的“口述實錄體”不但具有深度報道的新聞價值,同時也具有口述歷史的重大意義,被認為最能體現(xiàn)出美國口述史學的民主性特征。他在1985年出版的《善戰(zhàn)》中,通過采訪當事人詳細描述了普通百姓對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回憶,并因此獲得了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他在晚年繼續(xù)為社會發(fā)聲,通過訴訟和行動捍衛(wèi)民眾權益。
在這部《美國人談工作》的背后,應該看到的是斯塔茲·特克爾采訪普通美國人的時代語境。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風起云涌,學生運動、反戰(zhàn)、民權運動、婦女解放等聲音一浪高于一浪。許多人都想知道“美國人的工作與生活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國人的夢哪里去了”等問題的答案。特克爾適逢其時地走上街頭、深入社會,采訪的對象來自美國各行各業(yè)、三教九流,他個人的經(jīng)歷和超凡的采訪能力使他能夠深度挖掘和忠實記錄被采訪人的心聲。在該書中共有一百多位受訪者講述他們對所從事工作的感受、憂慮、恐懼、愛憎和希望,應該把目錄中所列口述人的職業(yè)身份引錄在此:鋼鐵工人、報童、石匠 、農(nóng)民、農(nóng)場工人、農(nóng)場婦女、深井礦工和他的妻子、露天礦礦工、重型設備操作員、接待員、旅館總機接線員、電話接線員、溝通專家、空姐、機票預訂員、模特、行政秘書、妓女、寫手、 制片人、創(chuàng)意總監(jiān)、演員、新聞代理人、分期付款經(jīng)銷商、電話律師、垃圾清理工、盥洗室服務員、工廠技工、家傭、管理員、門衛(wèi)、警察、工廠調查員、攝影師、影評人、電焊工、檢修工、倉庫配貨員、工廠經(jīng)理、總領班、工會主席、出租車司機、公交車司機、州際卡車司機、停車場服務員、汽車銷售員、理發(fā)師、發(fā)型師、化妝品銷售員、牙醫(yī)、酒店接待員、酒吧鋼琴師、電梯啟動員、管理員、前銷售員、銀行出納、審計師、工會組織者、鞋廠填單員、郵遞員、煤氣抄表員、超市打包員、超市收銀員、機場搬運工、行李工廠的制氈工、服務員、家庭主婦、書籍裝訂師、藥劑師、鋼琴調音師、房地產(chǎn)經(jīng)紀人、游艇經(jīng)紀人、股票經(jīng)紀人、政府項目協(xié)調人、流程員、職業(yè)賽馬騎師、棒球運動員、體育新聞代理人、網(wǎng)球運動員、冰球運動員、橄欖球教練、電視和廣播主管、工廠主、銀行審計部門主管、顧問、前公司總裁、雜貨店店主、退休機車司機、前運務員、復印員、出版商、校對員、百貨商店營業(yè)員、總裁、面包店主管、醫(yī)院助理、保育員、公立學校教師、另類學校教師、職業(yè)治療師、養(yǎng)老院執(zhí)業(yè)護士、追悼顧問、掘墓人、苗圃養(yǎng)護員、木匠、詩人、編輯、產(chǎn)品設計師、修女、按摩治療者、律師、圖書管理員、石匠、修理店店主、神父、成人教育教師、貨梯操作員、警察、消防員。這當然不是一份完整的清單——事實上也不可能把所有具體工作崗位都羅列出來,但可以看作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的職業(yè)身份和崗位的一個縮影。
亞當·科恩(Adam Cohen)的“前言”應該是寫于2002年,他說:“該書面世之時,可稱得上是一則披露真相的啟示,一扇可一窺那些我們幾乎從未聞其音聲的美國人之思想的窗戶?!睹绹苏劰ぷ鳌芬粫械目谑鰵v史就像是從遙遠的時代寄來的信件,充滿了惆悵?!谶^去的三十年里,生產(chǎn)力迅猛發(fā)展,但是工作滿意度卻呈垂直下降之態(tài)。在閱讀《美國人談工作》這本書時,我們不能不去思考在工作場所出現(xiàn)了什么問題?!保ㄇ把?,x-xi)科恩稱這本書為“小人物獨白集”,更準確地說就是普通人關于工作與生活的感受實錄和思想實錄。那些感受與思想中固然有些是比較雷同的、平庸的,但是更有不少是很獨特和深刻的,有些也是很幽默詼諧的。這些被采訪的普通美國人大都談到對工作與生活之意義的感受與看法,有人感到空虛、不滿甚至絕望,有人則認為工作有意義、生活有盼頭??贫髡J為該書“開創(chuàng)性地探究了‘普通人的那些非同尋常的夢想’,當美國開始重視、也必須要去重視那些不快樂的勞動人民時,本書會提供一些重要的深刻見解”(同上,xiii)。看起來,“不快樂的勞動人民”是這部訪談錄的核心面向。
作者在全書開頭第一段對所關注的工作的“本質”的描述就是:“這本書是關于工作的,就其本質而言,關乎對精神和身體的暴力。本書既談到潰瘍,也談到事故;既談到大喊大叫,也談到拳腳相加;既談到神經(jīng)衰弱,也談到上下級之間的欺凌。最重要的是(或者說最基本的是),本書講述的是每天都要遭受的羞辱。對于我們中的許多負傷前行的人來說,能活到今天就已經(jīng)是勝利了?!倍疫@種“對精神和身體的暴力”所帶來的心理上和身體上的“傷疤”“可能已經(jīng)以一種惡意且不可控制的方式觸及了我們社會的精神世界”(導言,x)。當然他也談到有少數(shù)幸福的人在日常工作中找到了樂趣,在書中有這樣的受訪人,但是“對于很多人來說,有一種難以掩飾的不滿”。不滿的原因當然有很多,有些相同也有些很個人化,比較共通的是感到自己只是一臺被困在工作中的機器,如果用我們更熟悉的話來說就是生產(chǎn)流水線上的機器或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盁o論任務多么有損人格,無論它多么讓人感覺遲鈍、精神崩潰,人們都必須工作。否則就得完蛋。”(同上,xvi)這樣的現(xiàn)實讓作者聯(lián)想到十九世紀:行李工廠的工人格雷絲·克萊門茨(Grace Clements)“每天的苦差事從一種可怕的角度向我們揭示了查爾斯·狄更斯筆下的倫敦并不遙遠,也并不久遠”(同上,xvii)。這就是“不快樂的勞動人民”的真實記錄。
作者說自己既不是經(jīng)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更不是“調查記者”,該如何去做呢?看起來他并沒有在尋找和選擇被采訪者、制訂采訪計劃和方法上有什么周密的考慮和安排,即興和偶然經(jīng)常起了作用,當然這也要得益于作者作為電臺著名廣播員的身份和知名度。在許多情況下,選擇是任意的。去拜訪誰?不拜訪誰?與洗手間服務員交談時,會不會忽略了電梯操作員?然后,在公共住房的臺階上、在平房里、在公寓里、在停放的汽車里,按下錄音機與隨意的提問,這就是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在采訪中提出的問題也是隨意的,“就是那種你會在與某人喝酒時問的問題,那種對方會問你的問題。談話是習慣性的,而不是學術性的。簡而言之,那就是談話。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被壓抑的傷痛和夢想像水閘一樣被打開了”(同上,xxx-xxxi)。
前后三年的采訪,“普通人的那些非同尋常的夢想,不斷讓我感到驚奇。無論時代如何令人困惑,無論官方語言如何雜亂,那些被我們稱為平凡的人都意識到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有一種個人價值感,或者更多的時候意識到價值感的缺乏”(同上,xxxvi)。說到底,那些普通的美國人對于自己所從事工作的“價值感”,就是這部長達九百多頁、采訪了一百多人的訪談實錄中最重要的關鍵詞。
在“導言”之后是三篇“序言”,其實就是三篇訪談錄,受訪人分別是一位鋼鐵工人、三位報童和一位石匠。作者顯然覺得他們的訪談具有某種代表性或重要意義。第一篇序言的受訪人邁克·勒菲弗(Mike LeFevre)是一位鋼鐵工人,他說很難有理由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對于一座你自己永遠也不會走過的橋和一扇你自己永遠不會打開的門,你是很難有自豪感的?!睕]有自豪感,也不會對工作感到幸福:“我為工作感到興奮的那天,就是我該去看心理醫(yī)生的那天。拉鋼筋的時候.你怎么會興奮呢?你感到很累、想要坐下的時候,你怎么會感到興奮呢?”(2頁)說得太真實了。更為深刻而且有點出乎意料的,是這位鋼鐵工人對知識分子、某些主義的警惕與批判:知識分子們總是喜歡說在工地、鋼鐵廠或者工廠里面干活兒的人里面有些能成為拜倫勛爵、沃爾特·惠特曼、羅斯福和畢加索,其實他們并不相信他們所說的話。“為什么……總是說他們?yōu)楣と说睦婵紤],而他們一旦建立了國家,就有些人沖著拖拉機唱歌呢?他們唱的是他們有多么熱愛工廠。這就是為什么我不買賬?!侵R分子的理想,不是我的。我沒法想象自己沖著一臺拖拉機唱歌,我就是想象不出來。(笑)……不,謝謝。這種事永遠不會發(fā)生的?!保?-8頁)那么,這位工人在禮拜天晚上會想什么呢?當然不是接著要來的禮拜一,而是下一個禮拜天?!澳愎ぷ骱苄量嗟臅r候,你想的是永遠也不會結束的假期?!保?頁)說得太實在了。至于如何能夠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他的想法和做法也是我們很多人都能理解的:純粹出于無聊而搞點小破壞、故意弄出點錯,看看做出來的東西能不能通過檢查,一個有意弄出來的錯誤就是真正屬于自己留下的痕跡。對此我們不僅能夠理解,而且也很可能都有過這樣的體驗。
但是,這位工人還有另一個愿望是很浪漫也很人文主義的:“我想開一家集書店和酒館于一體的店。(笑)我想有一個地方,大學生能來,鋼鐵廠的工人也能坐下來聊聊天。在這個地方,工人不必為讀沃爾特·惠特曼的書而感到難為情,一個大學教授也不必為他周末粉刷了房子這種事感到難為情?!保?2頁)在現(xiàn)實中,這樣的書吧有了,但是鋼鐵工人和大學教授坐在一起聊天喝酒的情景恐怕還很少。
有些與工作相關的事情往往是圈外人想不到的。比如從事某種行業(yè)的工作與自己叫什么名字會有什么關系呢?羅伯塔·維克托(Roberta Victor)是一位性工作者,她說自己幾乎每周都用不同的名字:“有一些名字是很受歡迎的。每兩個賣淫女中就會有人叫金、特蕾西、史黛西等時髦的名字?!覀冞x的是完全非種族傾向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取的那種名字,富有的名字?!保?13頁)羅伯塔·維克托在為自己從事的這種職業(yè)辯護的說法中,也有對社會問題的論述:“我是從自己周圍的社會里學來的,怎么做女人。社會教會我們怎么賣淫,怎么吸引、牽制一個男人,然后在性方面給他些恩惠作為回報?!保?14頁)她竟然還有一種身份和權力上的滿足感,作為應召女郎而在社會上層去的飯店就餐,“人們沒辦法把我和上層社會的人區(qū)分開來”。羅伯塔·維克托還會從社會權力的視角來談論自己的職業(yè):“大多數(shù)女人都被教導要變成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我所做的只是把美國女人的現(xiàn)實給表演出來而已?!保?26頁)
同樣也是對于職業(yè)身份的態(tài)度,垃圾清理工尼克·薩萊諾(Nick Salerno)能坦然對別人說自己是開垃圾車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這工作的工資很高。當孩子在學校被人瞧不起的時候,他這么對孩子說:“寶貝,這是一份好工作。沒有什么可羞愧的。我們沒有偷錢。你有你需要的一切?!钡撬膊⒉幌矚g與別人談論工資,“不喜歡聽到我們的工資比一個教師高?!處煈搾甑礁嗟腻X,但不要從我這里拿”(180頁)。如果不是有相對比較高的工資,這位垃圾清理工人恐怕不會那么坦然吧。雖然說“工作沒有貴賤之分”,但是只有工資才是硬道理。
身為警察的雷諾·羅賓遜(Renault Robinson)在訪談中談到了職業(yè)倫理的重要問題,因為他“注意到了工作的雙重標準,黑人受到的待遇是一種,而白人的待遇又是另一種。我學到了一件事:是白人控制了這個城市的黑、賭相關的事兒。白人賺了大部分的錢,而很少有人被逮捕。被逮捕的都是黑人?!绷硗饩褪巧纤緯屗麄?yōu)榱藴愔笜硕プト耍斑@樣我們就可以和其他區(qū)平齊了”。于是他們會找到一個癮君子,然后逼他供出供應商在哪里,去逮捕他。我們會給他一些錢,讓他從另一個供應商那里買東西,然后我們也會逮捕他(233頁)。這是從現(xiàn)實到好萊塢電影中都常有的情節(jié),在黑白兩道之間的灰色地帶中充滿了共享的智力和手法,在目的與手段之間的正義倫理總是會被嘲笑。這位警察敢于在訪談中公開談論這些問題,應該說他沒有什么顧忌。
弗蘭克·德克爾(Frank Decker)是一位州際卡車司機,自1967年大罷工以來他一直是鋼鐵運輸司機兄弟會的組織者?!八氖鶄€月以來,我們一直在努力建立一個協(xié)會,讓運輸司機能有機會為自己說話,讓他們獲得更好的工作條件。還與卡車司機工會進行了一場風起云涌的斗爭?!保?35頁)德克爾自己對卡車司機這個職業(yè)群體的描述很有意思:“卡車司機是個很奇怪的存在,他們很保守。他們來自農(nóng)村,或者他們認為自己是商人。但在他們的外表下,他們真的很民主、仁慈和自由。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你告訴他們,他們是自由主義者,你很可能會被打掉腦袋。但是,當你開始談論的東西,戰(zhàn)爭,孩子們,當你真的談論這些的時候,他們支持一切自由主義的東西。但他們想在上面貼上一個保守的標簽。這是一個奇怪的悖論?!保?41-342頁)但是大多數(shù)州警不會這樣看,他們總是認為卡車司機是不法分子、小偷和超載者,而卡車公司和工會也不會維護和提升卡車司機的形象。有些警察還會有意設置各種陷阱,然后敲詐那些外地司機。如果這些司機不想私下與警察達成交易,就要交保釋金和出庭。然后等你在警局做完保釋之后再回來的時候,你停在路邊的車的輪胎沒了,駕駛室被撬了,收音機也沒了。這是成千上萬卡車司機的遭遇。那些警察與干這些事的人其實是一伙的(345頁)。于是德克爾說“你有一種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帶著一車酒水沖破封鎖線的感覺。你有一種想打警察的感覺”(344頁)。這使我想起中國改革開放后引進的第一部美國電影《車隊》(Convoy,導演: 薩姆·佩金帕,1978),講述的是一群卡車司機反抗不合理的限速規(guī)定,與公路上與警察、軍警斗智斗勇,最后受到民眾英雄般的歡呼的故事。我們在學校的露天操場上看完之后,討論的議題不是反抗,而是“七彩的美國車隊開進了中國”。就是因為影片中的美國司機所帶來的可樂、麥當勞、流行音樂等七彩的文化沖擊,記得后來有人寫了文章發(fā)表在油印小報上。
比爾·塔爾克特(Bill Talcott)的工作身份是“組織者”,聽起來有點陌生,難以想象這是一份什么工作。他自己說:“我的工作是試圖改變這個國家。這是我選擇的工作。人們問我‘你為什么干這行?’的時候,就像問你得了什么病似的。我不覺得自己有病。我覺得這個國家已經(jīng)病了。日常的不公正只是讓我比其他人更感到難受?!保?51頁)開口就是要改變國家,在許多人看來這可真的是有病,而且病得還不輕。但是這本來就是應該有人去做的工作——在權力體系之外應該還有人也來關心如何改變國家。既然是要改變國家,“組織者”這個概念也很貼切。塔爾克特對自己的工作也有比較具體一點的說法:“我試著把那些被制度壓制、排斥的人聚集在一起。你試圖建立一個組織,一個將會賦予他們做出改變的力量的組織。每個身處社會底層的人都集中在這里。十年前,人們可以說窮人受苦,中產(chǎn)階級得過且過。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是這樣了?!保ㄍ希乃柨颂氐慕?jīng)歷來看,讀過大學、參過軍,在六十年代為重要的民權組織工作過,在舊金山的黑人社區(qū)工作了三年。后來他在派克縣建立了一個自己的組織,成功地阻止了伯利恒鋼鐵公司開采一塊坡地的計劃,在這土地上為孩子們建了一個公園。這事讓他看到了希望,從內心相信有能力改變現(xiàn)狀,需要的只是勇氣。因此,他說“我是我認識的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在生活中發(fā)現(xiàn)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幸運兒之一?!彼€說“我想每個人都應該辭掉工作,做自己想做的事。你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有,比如說,六十五年的時間吧。你怎么能把四十五年的時間浪費在做自己討厭的事情上呢?”(556頁)對于很多人來說,這問題實在扎心:難道只要辭掉工作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嗎?其實在這段訪談中,更重要的是塔爾克特的工作經(jīng)歷使他產(chǎn)生的對美國社會和歷史的認識:“權力已經(jīng)被少數(shù)人掌握。上層很小,底層很龐大。……他們有權力做壞事……”(552頁)“歷史的問題是,它是由大學教授所書寫的關于偉人的歷史。歷史不是這樣的。歷史是很多小人物聚集在一起,決定為自己和孩子們過上更好的生活?!保?57頁)只是寥寥幾句,但是從政治的權力結構到書寫歷史的權力,都是小人物應該奮起反抗的現(xiàn)實舞臺。最后他想做的一件事也很有意思:“我想在一個由國家管理的老人院里走向我生命的盡頭——組織人們和老人院的管理者進行戰(zhàn)斗,因為他們沒有管理好?!保?57頁) 在我看來,管理好國有的養(yǎng)老院、改善老人們的生活當然很重要,而且即便斗爭失敗了,對于那些被組織起來參加斗爭的老人和組織者來說也是好的——小時候我們就知道“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斗爭肯定會使那些原來只是曬曬太陽打發(fā)時光的老人煥發(fā)出革命的青春。
還有一位受訪人所從事的工作實際上也是“組織者”,但是他有一個正式的身份是“神父”,這讓人有點驚訝。剛滿三十歲的萊納德·杜比神父(Father Leonard Dubi)是圣但以理教堂的副主任司鐸,他有兩個身份:全職神父,社區(qū)組織CAP(公民行動方案,Citizen's Action Program)的聯(lián)合主席。這個CAP社區(qū)組織會在一些特定的場合向該市的政治和工業(yè)權力經(jīng)紀人提出了挑戰(zhàn)。他把之前在天主教慈善機構擔任執(zhí)事的工作比作是“漁夫”——試圖用人工呼吸和創(chuàng)可貼讓處在困境中的人們重獲新生,然后又把他們送回那個把他們推入困境的社會中去。于是他知道自己必須做更多工作,而不僅僅是給人們包扎傷口。在對這個世界的觀察和傾聽中,他對美國白人中產(chǎn)階級的印象是:他們都有偏見,都討厭黑人,都支持在越南的戰(zhàn)爭;他們幾乎不關心窮人(865頁)。后來他發(fā)現(xiàn)“我們最強大的武器就是我們的聲音的音量。面對一個現(xiàn)在被視作不可接近的人,讓他在我們面前露面并表明他的立場。人民在政治上已經(jīng)變得獨立了。他們最近趕走了一位市議員……這些人現(xiàn)在看到的是一個共同的敵人。這個敵人可以被稱為市政廳,可以叫做私人公司。也可以叫大款?!保?69頁)音量、立場、獨立和敵人,這是杜比神父的關鍵詞,都很銳利和沉重。而把“音量”看作是最強大的武器,竟讓我想起張國榮在電影《紅色戀人》中喊的那句話:某人的耳朵是聾的,只能聽到槍聲!杜比神父當然不是過激的行動者,他一生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就是在聯(lián)邦愛迪生公司的會議上打斷了董事會主席的發(fā)言,由此深刻地體會到“自由就是對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發(fā)言權?!绻闶莻€只說‘好的’的人,你就不能成為一個人”(871頁)。實際上這位神父說的是自由與發(fā)言權均是不可讓渡出去的權利,失去它們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至于只會說“好”,后來也有了一些變化,比如有時候我們在微信中都喜歡聽到那種“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的聲音。
如果有一個人對我說他的職業(yè)是掘墓人,我肯定會認為他說的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肯定會想到他是一位左翼思想家。但是埃爾默·魯伊斯(Elmer Ruiz)就是一位真正的挖掘墳墓的人,已經(jīng)挖了八年的墓,一天最多能挖出六七座墓。他對自己的工作也有一點自豪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成為掘墓人的。你可以以任何方式挖一個洞。一個掘墓人,你必須挖得很平整才行……它是多么方正,多么完美。一個人的軀體要進入這座墳墓。這就是為什么在挖墓時,你需要技術?!保?86頁)這是一門技藝,為陌生人的生命旅程打上句號的技藝。一個有著這樣的喪葬文化傳統(tǒng)的社會不能缺少它,因此魯伊斯在訪談中談到兩年前在紐約發(fā)生的罷工事件,使兩萬具尸體躺在那里,沒有人能夠埋葬他/她們。對于這份工作,人們也會因為好奇而想知道一些問題。比如來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會問他,是不是真的會在四五年后把墳墓里的人挖出來,然后換上新來的死者。他說這不是真的,“這些人被埋葬以后,就會永遠埋在這里”(788頁)。這既是職業(yè)倫理中的生死之問,也是行業(yè)童話中的終極之思。除了為技藝而自豪之外,魯伊斯還有一個讓他非常喜歡這份工作的理由:“我不認為工廠或辦公室里的任何工作有多好。你整天都能呼吸到空氣,這真是太美了。割草的時候,草的味道,真是太棒了?!保?90)
在受訪人中,律師這個職業(yè)是我比較關心的,尤其在美國的剛出道的青年律師。菲利普·達·芬奇(Philip da Vinci)是一名二十九歲的律師,原來一直在一家大型保險公司的法律顧問處工作,雖然“做得很好”,但是三年前他和一個同事突然辭職,到西部流浪去了。什么原因?一是工作壓力太大,“這種類型工作所需要的全身心的投入,你每天、每周、每月所投入的時間,有一個不斷燃燒直到熄滅的過程。一般人在這里一待上兩年就會退出了。這行對身體的壓力絕對是太大了,還有情感上的,天??!”(834頁)我好像是在采訪現(xiàn)場親耳聽到他的訴說一樣,實在太能理解了。二是在現(xiàn)實政治中的無力感和痛感?!澳阒皇且驗樽约旱臒o力而變得情緒病態(tài)。你想拿起槍去抓那個打了十三歲孩子的警察。你準備訴狀,提交訴狀,然后去陪審團面前,為一個被五個警察打得頭破血流的孩子拿到二十五美元。你知道這是胡說八道。也許最好的辦法是給這個孩子一把槍,然后說:‘好吧,去面對吧?!@些都是令人沮喪的時刻?!薄斑@段經(jīng)歷幫助我看清了很多事情,讓我意識到我們的社會正在發(fā)生什么——這個系統(tǒng)對人的影響?!保?35頁)在頭破血流的孩子與幾個警察之間,你能如何面對呢?這位青年律師兩次提到了“槍”,這讓我想起一部電影。多年前還有一部音樂劇,其中有一首叫《槍》歌曲一出場就燃爆了。盡管如此沮喪和極端無力,但是這位青年律師還是告誡自己要“保持對希望的把握——更多的人會意識到。也許在我的有生之年,事情會變得更好”。我相信他一定會看到的。
消防員湯姆·帕特里克(Tom Patrick)是全書最后一位受訪人。他對自己工作的意義看得很清楚、很感人,表達得也很樸素:“這個該死的世界是如此混亂,這個國家是如此混亂。但消防員,你真的看到他們在實打實地干活兒。你看到他們救火。你看他們出來的時候手里還抱著孩子。你看到他們在一個人快死的時候,嘴對嘴地給他施救。你無法繞過這種倒霉事兒的。這是真實的。對我來說,這就是我想成為人?!铱梢曰剡^頭來說:‘我?guī)椭鴵錅缌艘粓龌稹N規(guī)椭攘四硞€人。’這顯示了我在這個世界上所做的一些事情。”(911頁)這是全書的最后一段話,也是所有“不快樂的勞動人民”最讓人感動的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