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似神異：什么是中日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結(jié)構(gòu)性差異》，葛兆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8月版
這本書在日本翻譯出版，讓我很高興也很感激。
中國有個成語叫“班門弄斧”，一個原本研究中國史的中國學者，越過熟悉的專業(yè)界線去談日本史，在日本讀者面前評論傳統(tǒng)中國與日本政治文化的結(jié)構(gòu)性差異，確實有點兒像這個成語說的，在木匠之神魯班面前，不知深淺地表演木工手藝，所以我心里不免有些不安。不過我也想，如果日本讀者能了解中國歷史學者目前的心情，可能也能明白我為什么要越出自己的專業(yè)領域，寫這么一本小書。
很長時間里，中國人普遍有一種誤解，覺得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同屬一個文化圈，古代日本的政治、歷史和文化，是在古代中國影響下形成的。也許日本也有這種認識，西嶋定生先生關于漢字、儒教、佛教、律令制國家四要素型塑了東亞共同文化的著名論斷，就會讓人覺得傳統(tǒng)的日本與中國確實很相似。這一說法雖然也有道理，但會造成一些歷史誤解，所以，一旦進入宏觀的歷史比較，很多人會忽略中日之間的不同，而只注意東西方之間的差異。就像近代中國思想界總是說“中體西用”或者“東西比較”，而較少有人自覺分析中國與日本政治、宗教與文化在歷史中形成的結(jié)構(gòu)性差異。
但正如這本小書一開頭說的，如果是在哲學或文學領域，強調(diào)“同”而淡化“異”，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為追求世界主義的偉大理想，但是在歷史領域，在面對近代轉(zhuǎn)型過程里中日竟然道路如此不同的時候，如果不去追尋這種不同的根源，說明這種不同的歷史過程，那么就等于是放棄了歷史學的責任。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在2020年擔任東京大學高等國際研究所（東京カレジ）特任教授的八個月中，就有意識地多閱讀有關日本史的論著，思考中國與日本何以在近代會走上不同道路，導致中日不同的歷史基因究竟是什么等問題，并且也和日本朋友反復討論這一比較研究的可能性。在我回到中國之后，2022年寫出了一篇長文《什么是傳統(tǒng)中日政治文化的結(jié)構(gòu)性差異？》（《清華大學學報》2023年第2期），并在這篇長文的基礎上，出版了這本小書《形似神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
在日譯本即將出版的時候，我想對日本讀者談三點感想：
第一，也許有的讀者會批評我把中日差異“本質(zhì)化”了，覺得我關于中日政治文化差異的說法過于簡單。其實，把問題簡單化或者說簡明化，恰恰是我的目的。我非常反感當下某些學術(shù)論著故作深刻，有意把內(nèi)容寫得晦澀和繁復，這種風氣如今在中國學界越來越厲害，好像論述不多轉(zhuǎn)幾個彎，就顯得片面；好像語言不搖曳枝蔓，就不夠深刻。其實，歷史的比較研究尤其是這種宏觀研究，目的就是通過“他者”的比照，最大限度地凸顯“我者”的特點。依我看，傳統(tǒng)中國政治文化的特點——特別在君臣關系、央地關系、政教關系三方面——與日本相比，就是傳統(tǒng)中國的皇帝高度集權(quán)、中央嚴密控制地方、政治全面壓倒宗教。這正好是在世界范圍（不止是與日本，也與歐洲相比）的比較下，傳統(tǒng)中國政治文化的最大特色，我真不想在這一歷史敘述和觀念表達上，故作深刻或貌似公允。
第二，在對政治文化的比較中，我有意把日本一些歷史特點簡明化了，我當然明白日本歷史還有很多面向，漫長的日本史上也有復雜的變化。但是，我特別希望日本讀者能理解，我是一個中國學者，我的目的實際上是借日本史來討論中國史，關注的焦點還是在說明中國。因此，這本書的問題意識，其實來自中國政治文化中的種種弊端。換句話說，我在傳統(tǒng)中日政治文化比較中想做的，是借日本歷史這面鏡子，追尋現(xiàn)代中國種種問題的歷史根源（就像我常說的，歷史學者是診斷病源的醫(yī)生，不是開處方動手術(shù)的醫(yī)生）。所以，請讀者千萬注意，這是一個中國學者對日本與中國的觀察，而不是拽著自己的頭發(fā)懸浮在半空中，做貌似全面公允的介紹或概述。
第三，長期以來，日本學者對天皇制、幕藩體制、顯密體制等，已經(jīng)有豐富的研究，2020年我在東京大學一邊閱讀這些論著，一邊就感嘆日本歷史學著作的高水準。我非常欽佩日本學者對日本歷史與現(xiàn)實的批判思考，因此我明白，并不是只有傳統(tǒng)中國政治文化才留下后患無窮的問題。我理解，歷史學者對本國政治文化的批評越嚴厲，揭出歷史基因的弊端越深刻，越是體現(xiàn)歷史學者的良心與責任?？墒牵绻袊鴮W者就這樣心安理得地接過日本學者的自我批評，以為日本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結(jié)構(gòu)性問題多多，甚至比我們中國更多，全盤接受日本學者的自我批評，并把它當作歷史事實，這等于是放棄了中國學者對自身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批評和反省，在“傳統(tǒng)中國政治文化很好，甚至好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暖床上躺平了。我2023年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說，對于文化史的背陰面的揭示，要比整天描述“傳統(tǒng)文化如何優(yōu)秀”，從而自我陶醉的做法有意義得多，其實也是這個意思。
在日譯本出版之時，我期待讀者能夠理解以上三點。坦率說，其實這本小書，就是一個中國學者通過日本觀看中國，并試圖對現(xiàn)代中國的種種問題，進行一次歷史學意義上的反思。
最后，我要在這里感謝若干日本朋友。因為羽田正教授的邀請，2020年我才能在東京大學國際高等研究所擔任特任教授，并在那里獲得八個月的讀書時間，多年來我和他的無數(shù)次交談，讓我學到了很多有關世界史的知識。我也要感謝渡邊浩教授，自從1998年相識以來，幾十年里我們始終有學術(shù)交流，特別是2020年在東京大學的八個月里，盡管遭遇新冠流行，但仍和他有三次長談，啟發(fā)了我對日本史的理解。還要特別感謝辻康吾先生，從2012年起，他就關注我的研究并主持了我的《中國再考》的翻譯，他對現(xiàn)代中國的深刻理解，讓我看到了他的關懷，非常遺憾的是他剛剛往生，沒能看到他推薦的這本書日譯本的出版。永田小繪女士曾擔任《中國再考》一書的翻譯，這本曾獲得“亞洲·太平洋”大獎的小書，因為她的翻譯而增色不少，這次她又擔任了我這本小書的翻譯，我真不知道如何表達我的謝意。另外，還要感謝新井孝重教授，我并沒有與新井教授見過面，但作為日本史專家，他對這本小書提供了很多意見，而且特別為這本書寫長篇評介，通過這本小書內(nèi)容的往來討論，我對這位認真的學者，早已懷有深深的敬意。
我雖然在書中特意強調(diào)了歷史上中國和日本的差異，但我心里卻始終希望現(xiàn)實里中國和日本能越走越近。
《形似神異：中日傳統(tǒng)政治文化の系譜》，永田小繪譯，新井孝重監(jiān)修，東京：志學社，202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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