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文學巨匠、秘魯作家、201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于2025年4月13日逝世。他的死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拉美文學的黃金一代至此落下帷幕，略薩是他們之中最后一位偉大的代表。
略薩的寫作人生足以告訴我們，不同于蜇人的，清濁難辨的政治，在一個愈發(fā)昏暗的世界上，寫作是最小劑量，也最純粹的英雄主義。1990年，他曾一度進入秘魯總統(tǒng)決選，但最終落敗。從此，秘魯失去了一位文人總統(tǒng)，卻收獲了一位不世出的文豪。寫作是他的命運，是他體內類似絳蟲的存在。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智，供養(yǎng)著寫作，并以寫作的形式，不斷地叩問那如污血般涌動在拉丁美洲血管中的橫暴的權力。
略薩
文學政治的肅殺中爆炸
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里諾（Eduardo Galeano）在其出版于1971年的經典之作《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哀嘆道，自殖民時代起，歐洲資本與美國資本對拉丁美洲的予取予奪，使拉丁美洲淪為“坐在銀礦山上的乞丐”。之于這片不斷失血的大陸，“我們的失敗總是意味著他人的勝利；我們的財富哺育著帝國和當地首領的繁榮，卻總是給我們帶來貧困。殖民地和新殖民時期的煉金術使黃金變成廢銅爛鐵，糧食變成毒藥?！痹瓉淼奈磥碇畤?，終究還是被歷史所絆倒。沉重的，充滿殖民所造成的分裂與血腥的過去，如同愈發(fā)濃稠的陰影，捆縛它們，使其無法擺脫。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則更是一片混亂不堪的，如拼圖般破碎的土地。殖民時代留下的國境線，像盤蛇一般嚙咬在一起，這里多的是貧弱的小國，一個個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中處于下游的失敗國家。在完成現代民族國家構建之前，它們就因頻繁的內亂而瀕臨崩潰，甚至陷入軍事獨裁的高壓統(tǒng)治。譬如，1976年1983年間，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治下的阿根廷右翼軍政府在美國默許之下，發(fā)動骯臟戰(zhàn)爭，以綁架、暗殺等手段，彈壓異議人士與游擊隊。8年里，共有約9000至30000名阿根廷公民失蹤。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變后的智利，同樣處于白色恐怖的肅殺之中。
然而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在晦暗、動蕩的政治陰云之外，一如經典現實主義誕生時的19世紀歐洲，市民社會的興起、大眾媒體的發(fā)展，為拉美文學的勃發(fā)提供了土壤?，F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全球化，也淺移默化地改變著拉美作家的自我定位。在他們面前涌動的，是整個世界文學的潮漲潮落，而非其母國那幾近干涸的文學之流。盡管這一代拉美作家有諸如魯文·達里奧（Rubén Darío）、豪爾赫·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之類成就卓著的前輩，但更多時候，他們還是從歐洲文學及美國文學的最新進展中汲取養(yǎng)分。在講述其創(chuàng)作理念的小書《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中，略薩不止一次地征引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思{（William Faulkner）等歐美作家的作品。一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直到福樓拜寫出《包法利夫人》，小說的藝術才正式超越詩歌的藝術。從某種程度來說，福樓拜是一面鏡子，照出后世所有現代小說的可能性。從福樓拜那里，略薩學到了他稱之為“連通器法”的寫作技法。正如《包法利夫人》中農業(yè)博覽會一章所呈現的，博覽會現場的諸多噪音、官員們的官樣文章、農婦的粗糙口語，與羅道耳弗向愛瑪·包法利求愛時使用的矯揉造作的華麗辭藻，混合在一起，成為彼此呼應、互相補充的和聲，略薩小說中也時常采用與之相似的蒙太奇手法。
福克納對略薩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1963年，略薩在西班牙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城市與狗》，即采用了?？思{式的多線敘事結構。書中不再有湍急且連續(xù)的敘事之流，而是有2部8章81個敘事片段。這些敘事片段如同沼澤地里的一個個晶亮的水泊，彼此映照形成這一整片泥濘。如同?？思{的名作《喧嘩與騷動》，《城市與狗》的81個片段中，有36個采用阿爾貝托、博阿和“美洲豹”三位角色的第一人稱敘事。未盡之處，則由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敘述加以補充。
略薩這部技巧嫻熟的初試啼聲之作，與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Macías）的《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1962）、胡里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的《跳房子》（1963）和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Márquez）的《百年孤獨》（1967）一起，將拉美文學帶入黃金時代，略薩也由此與另外三部小說的作者并列，成為拉美文學爆炸的四大主將。在出版前一年，《城市與狗》便獲得了西班牙Seix Barral出版公司舉辦的簡明圖書獎，使略薩成為自該獎于1958年設立以來首位拉丁美洲籍獲獎者。小說問世當年，略薩更憑借此書，斬獲西班牙文學批評獎及法國的福明托文學獎兩項大獎。
略薩小說中的權力與現實
《城市與狗》出版后，很快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奠定了略薩的國際性聲譽。它以略薩青年時代在利馬軍校中的遭遇為藍本，描繪了一個畸形且充斥暴力的世界。雖然《城市與狗》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自傳體小說，但若將之與略薩寫于1990年的回憶錄《水中魚》互相參看，我們便可窺見這部小說的內在肌理。小說中綽號“詩人”的阿爾貝托身上，帶有青年略薩的影子，他同樣出身中產階級家庭，同樣被父親強制送入軍校，同樣在軍校中以寫作聞名。不同之處在于，小說里的“詩人”在面對嚴酷現實時選擇了逃避，他夢想成為和父親一樣在世俗層面成功的人，離開軍校時，他下定決心：“我一定用功讀書，當一名優(yōu)秀的工程師?；貒?，跟爸爸一起工作，也要有一輛高級轎車，一幢帶游泳池的住宅。我要和瑪爾塞拉結婚，當一個唐璜。”
《城市與狗》
之于現實中的作家略薩，《城市與狗》有著特殊的意義，這部書是他向一潭死水的秘魯社會投下的第一塊石頭。他等待著回音泛起，而他的寫作或多或少能作為對世界的糾正。創(chuàng)作此書時，略薩找到了自己所要書寫的對象，即那個橫暴的父權制社會，它以暴虐的父親或專制的軍隊的形式出現。這一形象同樣見于《綠房子》《酒吧長談》《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世界末日之戰(zhàn)》等書。在略薩的這些小說中，人對自然、男性對女性、父輩對子輩、殖民者對原住民的殘酷剝削無處不在，并且很大程度上，這些剝削乃是同型異構的。如在他出版于1966年的第二部小說《綠房子》里，印第安人被追獵，鞭打，外來者侮辱他們的婦女，將他們的子女強行帶走，送入修道院接受同化教育。被從雨林中強行帶入所謂文明社會的印第安首領之女鮑尼法西亞，最終淪為綠房子里的妓女。由是觀之，諾獎評委會對略薩作品的點評堪稱精準，他們認為，這位秘魯作家“用制圖學般的細致入微描繪了權力結構，并對個人的抵制、反抗和挫敗等形象進行了犀利和生動的刻畫”。
因此，在略薩的故土，他的小說一度遭到毀禁。秘魯軍政府認為《城市與狗》中傷了秘魯軍隊。他們迅速采取行動，在略薩的母校萊昂西奧·普拉多軍校，即小說中軍校的原型，焚燒了1500本《城市與狗》。嗣后，一眾拉美軍政府相繼封禁了這本書。而即使到了1990年略薩競選秘魯總統(tǒng)，并以37%的相對多數票進入決選時，他的政治對手，仍沿襲軍政府時期的說法，指責《城市與狗》乃是對秘魯國家的一次詆毀。
這些企圖將小說政治化的人，都囿于大眾對小說的流俗看法，他們傾向于認為，小說乃是對現實的忠實拓寫，文字惟有以含沙射影的方式，才能發(fā)揮效用。在他們眼里，虛構就像現實這塊海綿中的水，并不能改變現實的形狀，只要將虛構成分榨出，就能百分百地還原小說背后的故事。
誠然，拉美的政治現實是略薩小說乃至諸多拉美小說家的重要母題，如馬爾克斯《族長的秋天》（1975）、略薩的《公羊的節(jié)日》（2000）甚至直接切入拉美獨裁者們的日常生活，及其暴虐行為背后的心理動機。《族長的秋天》中的族長，乃是一眾拉美獨裁者的集合體。讀者不知道他活了多久，仿佛國家伊始，他就已存在。族長在無盡的縱情聲色中滑向腐敗的深淵，然而，執(zhí)掌至高權力的代價，卻是他從此陷入無愛的荒漠，背負著沉重的孤獨的十字架，直到死亡?！豆虻墓?jié)日》中則有一個具體歷史人物，主宰島國多米尼加達31年之久的拉斐爾·萊昂尼達斯·特魯希略·莫里納（Rafael Leonidas Trujillo Molina）。小說敘述了特魯希略人生的最后階段。1961年5月31日夜，他在與情人約會的途中遇刺。特魯希略戲劇性的死亡引起了作家的興趣。于是便有了《公羊的節(jié)日》這部長篇小說。
在《公羊的節(jié)日》中，略薩沒有將這位獨裁者抽象化為一個暴力符號，而是寫出了特魯希略性格的多重向度。一方面，特魯希略的上臺自有其歷史契機。統(tǒng)治初期，他成功地解決了困擾著多米尼加的外患和內亂。為了治理這個國家，他每天工作18個小時。許多百姓都曾擁護他，支持他，歌頌他，崇拜他，為他為“大救星”、“大恩人”、“新國家之父”。另一方面，他又以高壓手段控制社會，讓從普通百姓到總統(tǒng)、議長、軍高級將領之類的高層，都長期處在特務機構的監(jiān)視下。由于周邊國家的封鎖和制裁，多米尼加長期陷入物資匱乏的境地，然其家族卻用政治手段牟取經濟利益，將國營農場及公司低價強行低價收購，再高價賣出。
已至晚境的略薩，對獨裁政治的思考愈發(fā)老辣，《公羊的節(jié)日》著重描述了滋養(yǎng)出獨裁的土壤，即那個充斥著階級格差的社會。對于獨裁之下，文化與思想的被鉗制、社會公共空間的收縮，底層民眾并沒有那么敏銳的文化神經去感受。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安定溫飽的生活。只要有“面包和馬戲”作為調劑，底層民眾就會對精神生活的受限缺乏實感，他們就會像溫水里的青蛙一樣，相信高音喇叭里政府的宣傳，感念獨裁者的恩德，對他突然的死亡如喪考妣。然而那一刻的震驚終究只是暫時的，他們暗無天日的日常一如既往。人們遺忘了獨裁者，仿佛他從未出現過一樣。
作為行動或作為境遇的小說
不過，即使是《公羊的節(jié)日》這樣直接討論獨裁政治之內在成因的小說，也不能被視為一部純粹的政治小說。原因在于，小說家的責任并非傳遞某種政治思想，而是要透過虛構的形式來提純歷史，使歷史真相深深地鐫刻在我們的文化記憶里。因而，此類小說尤其需要看重書寫的倫理，它應該是基于歷史可能性的虛構，而非依照作家個人的偏見，或某種市場的需要，隨意編排人物。對此，略薩曾在《公羊的節(jié)日》首發(fā)式上表示：“書中有虛構的人物，也有真實的歷史人物。但是在虛構的人物中有許多人物并非是完全虛構的，許多受迫害、受拷打的人物都集中了真實人物的影子。因為特魯希略獨裁統(tǒng)治的事實已經載入史冊，小說絕對不能超出時代確定的界限?！?/p>
《公羊的節(jié)日》
在一個沒有故事的時代，寫作《公羊的節(jié)日》這樣一部史詩式的小說是困難的。而略薩的史詩巨作不只有這一部，其于1981年10月在西班牙出版的《世界末日之戰(zhàn)》，以同樣宏闊的視野，描繪了19世紀末發(fā)生在巴西北部腹地農村卡奴杜斯地區(qū)的基督教農民起義。這是略薩第一次在小說中描寫秘魯以外的拉美歷史。但正是這次嘗試，掀開1980年代第二波“拉美文學爆炸”的序幕。
略薩的書寫，擴大了現代小說寫作的可能性。與之相比，“新小說”由書寫人向書寫物的革命顯得枯燥而貧瘠。略薩的小說證明了，形式實驗依然可以服膺于內容。在一流的敘事者手中，文本細密的織體并不會妨害小說母題的鉤沉。如果要將他的寫作放在小說史的尺度上觀察，我們可以援引米蘭·昆德拉的說法。在《關于小說藝術的談話》中，昆德拉提到，《十日談》之類的早期小說，若以如今的眼光看，只是一些簡單的通俗故事，然而它們背后卻藏著一個與中世紀文學截然不同的信念，這些小說相信，“通過行動，人走出日常生活的重復性世界，在這一重復性世界中，人人相似；通過行動，人與他人區(qū)分開來，成為個體。?”小說在其歷史的開端，是對人文主義精神的一次確證。但到了狄德羅（Denis Diderot）那里，人物開始無法相信行動，他們總是事與愿違，“在行為與他之間產生了一道裂縫。人想通過行動展示自身的形象，可這一形象并不與他相似?！毙睦硇≌f于焉興起，人物在外部世界碰壁，轉而遁入內部世界的蝸牛殼。在意識流小說中，對內部世界的書寫已登峰造極。不過，雖然略薩多多少少繼承了意識流小說的遺產，但他更多是沿襲其技巧，而非其世界觀。意識流小說總是將物理時間與心理時間分開，并把心理時間無限拖長。它們終其本質，是關于瞬間的書寫，是對時間本身的留戀。
意識流小說所書寫的人，是相當原子化的人。略薩的小說同樣寫人，但他所書寫的，不是一個個作為個體的人，而是作為集體之中的一個關節(jié)的人。略薩筆下的人物總是處在某一復雜的關系網之中，如《城市與狗》里的軍校、《綠房子》中的妓院、《世界末日之戰(zhàn)》里的起義軍與政府軍。人物的性格特質并不是略薩關心的，他念茲在茲的，乃是人在特定環(huán)境之下發(fā)生的形變。略薩的小說，由此體現出對權力本質的深刻理解。正如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所論述的，權力并非一種能夠被某一主體占有的存在，權力是流體，生成于主體與主體間的互動，并隨著他們強弱對比的改變而在他們之間流動。可以說，所謂個性鮮明的人物，只存在于經典的巴爾扎克式小說中，而在當代小說中，每個人物都只擁有片段的自我，他們在這個混亂且充滿暴力的世界上掙扎求生，并希冀著某種自我完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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