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榔嶼，舊名“庇能”，是孫中山先生南洋革命經歷的重要一站，也是孫中山與華僑革命志士精誠合作的明證。他曾五次越洋赴檳城宣傳革命、謀劃起義、籌措經費。1910年2月，孫中山策劃的第九次起義再度失敗，他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革命陷入低潮。隨后，孫中山前往檳榔嶼，并將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移設此處。同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檳榔嶼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孫眉、吳世榮、黃金慶、鄧澤如等同盟會員舉行秘密會議，史稱庇能會議。會議商討了革命的下一步計劃，并決議再次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
目前為止，中外史家對于庇能會議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尤以檳城當地學者對此給予頗多關注。不過，受限于史料，這些討論和解讀并未清晰地還原庇能會議的歷史全貌。孫中山先生畢生致力于在中國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庇能會議的召開，實則為共和革命揭開了序幕。本文試對庇能會議的相關史實重新進行梳理，并對孫中山在庇能會議前后的思想言論作一辨析，從中檢視檳城對于孫中山革命事業(yè)的特殊性和華僑對辛亥革命的卓越貢獻。
庇能會議的會址，位于現今的孫中山檳榔嶼基地紀念館。
本文作者與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即庇能會議舊址）業(yè)務人員合影
一、庇能會議的名稱、時間、地點說法不一
關于庇能會議的提法，各方的記載和學者的引述有所不同。馬來西亞當地史家一般均使用“庇能會議”的名稱，如檳城當地學者張少寬《孫中山與庇能會議：策動廣州三·二九之役》等。國內學者則有不同的提法，如華僑大學蘇哲在研究中使用“檳城會議”的提法，于亞娟等人則使用“檳榔嶼會議”的提法，其他亦有使用“黃花崗起義籌備會議”等等。不同的名稱使用既源于不同的研究思路，也常是學者的習慣使然，不至影響對于事件的溝通、思考與評價。但會議名稱的厘清與統(tǒng)一，有助于為世人傳承，也便于學者參閱、研究和分析。
檳榔嶼位于馬來半島的西北部，擁有優(yōu)越的地理環(huán)境和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首府檳城，英文作Penang，舊音譯“庇能”，位于檳榔嶼的東北端，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國際自由商港和全國第二大城市。1786年，檳城開埠，英國人在這里建設了發(fā)達的水陸交通系統(tǒng)和金融體系。清末，檳榔嶼成為聯(lián)絡和組織革命的理想活動基地。革命黨人利用這里的英國銀行把革命捐款匯到香港，并通過電報局傳送經過編碼的情報。而且，這里的輪船和鐵路服務互相銜接，乘客搭輪船抵達后可即刻搭乘火車前往馬來半島西海岸的其他州屬。在地理區(qū)域上，“檳榔嶼”是個大的概念，“庇能”“檳城”是小的概念。以會議地點來命名，則“庇能”“檳城”更為適合。再者，雖然許多參加庇能會議的同盟會員，如胡漢民、鄧澤如等均未具體說明，但在他們與孫中山的書信往來中，均稱“庇能”或“庇寧”，這也與革命黨人多為粵方言的發(fā)音習慣有關。海外的研究多用“庇能”也印證了這樣的事實，以策劃華僑參與革命為宗旨的會議，稱作“庇能會議”最為合適。
對于會議的時間和地點，長期以來也有不同的觀點。根據楊宗瑩的記載，“這年七月，國父到達新加坡，決定在庇能召開同志大會。時間是十月十二日，地點在四間街國父的寓所?！边@里提到的十月十二日為農歷，即1910年11月13日，四間街即柑仔園。同時趙宗瑩在書中認為，是會議當場發(fā)動募捐，華僑熱烈捐輸，立即募集了八千元。又決定發(fā)出捐冊，分別向南洋英屬、荷屬、暹羅、安南及美洲一帶的僑胞繼續(xù)勸募。而趙鋼在論文中提出，孫中山11月12日召集同盟會骨干在柑仔園400號開會，次日11月13日赴打銅仔街200號籌款。對于會議的時間、地點，表述各異。
據左舜生記載，“十一月十三日，黃興從仰光抵檳榔嶼?！绷頁伹寤徒淌诳甲C：“1910年11月，他（孫中山）召集所有同盟會的重要親信于檳城寓所拿督克拉馬特律四百號開會：此即舉行于1910年11月13日關系重大的所謂檳城會議”。通過許多史料都可推定，庇能會議的時間應該為1910年11月13日。
對于會議地點，《年譜長篇》記載為先生的寓所拿督克拉馬特律四百號（No.400，Dato Kramat，即柑仔園）。“先生在打銅街120號檳城閱書報社再開大會，討論發(fā)動新軍起義的有關問題，并發(fā)表演說，謂‘光復大業(yè)，在此一舉，固將盡傾吾黨人力物力以赴之’?！边@里是指11月15日的籌款會議，而非11月13日的會議。
庇能會議的地址，曾被人誤導是打銅街120號，也與檳城閱書報社的遷址有關。閱書報社成立于1908年2月11日，最初會址在柑仔園路94號，這本是黃金慶的私邸，這時被借用作閱書報社的會所。次年5月23日，閱書報社第一次搬遷，遷入打銅街120號，會議的第二天即在此發(fā)動募捐，故常被誤導為庇能會議的會址。檳城閱書報社后又經多次搬遷，1917年遷入中路52號，即今辟為“孫中山紀念館”之址。
實際上，錯誤皆來自于楊漢翔的記錄，“十月十二日孫總理在本社（打銅街120號屋）召集緊急會議，決議發(fā)動廣州革命”。1910年“十月十二日”，陽歷即11月13日，這一天孫中山以“南洋同盟會”的名義召集會議，也即庇能會議，地點應該是柑仔園400號。隔二天，11月15日，在孫中山授意之下，由吳世榮在打銅街120號屋檳城閱書報社，召集“同盟會檳城支部”舉行緊急籌款會議。
打銅街120號格局（圖片來源：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官網）
同樣，打銅街120號，即今“莊榮裕”，也并非孫中山的住所?！扒f榮裕”為檳城商人莊忠水所擁有的商號，1926年其買下打銅街120號，作為家族的私宅。一些論文中提到的“莊裕榮”“裕榮莊”等皆屬以訛傳訛。打銅街120號建于1880年前后，是海峽殖民地商賈民居的典范。英國在馬來亞殖民地立法繳納立稅，以房子立面的闊度來計算，房子越闊，需要繳納的稅款就越多。于是，華人就把房子建的很長。打銅街120號共有三進，后門即大量回教徒聚居的城中村，便于危險時逃脫。南洋同盟會成員做過勘查，選擇了這個地方，作為南洋同盟會的基地。孫中山與家眷寓居檳城期間，這里是檳城閱書報社的社址，為孫中山革命活動做掩護。而孫中山在1910年催生的《光華日報》也在此創(chuàng)刊。
查閱《孫中山全集》，孫中山抵達檳城后的住址為Chungsan c/o Tek Cheang 197, Beach Street Penang，即緞羅申街197號“得昌”。這應為同盟會秘密通訊處，而非孫中山的居所。孫中山及南洋機關為安全起見，只以緞羅申街的地點來聯(lián)絡。孫中山抵達檳城后，即住在柑仔園400號，并兼充辦事處，后來“同盟會南洋總支部”從新加坡遷到檳城，柑仔園400號亦作為孫中山與全馬各地同志的聯(lián)絡站。故依目前所能參見的資料，庇能會議的地點應明確為柑仔園404號，打銅街120號應為1910年11月15日籌款會議的地點。
二、起義計劃的爭論
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后，孫中山、黃興、趙聲、孫眉、胡漢民、何克夫、謝逸橋、謝良牧等先后到達檳榔嶼。同盟會內部對起義的計劃與地點有了分歧，據馮自由載，“時黃興以粵中黨人元氣大傷，再舉不易，擬改從緬甸入云南聯(lián)絡滇省軍隊起義，趙聲等亦別有所圖，惟總理力主再謀廣州大舉之議，黃、趙均慮籌餉困難，謂非有款十萬以上，不易進行。”革命的前途，似乎籠罩在愁云慘霧之中。因起義屢次失敗，經營多時的機關被破壞，有利的地盤也失掉了，許多優(yōu)秀同志犧牲，一切要重現來過，實在困難重重。尤其財力十分困難，要招撫流亡的新軍，維持黨人的生活，購買武器，從事革命活動，這筆龐大的經費全無著落。
同時，汪精衛(wèi)刺殺失敗的消息傳來，也給革命黨人的下一步計劃帶來分歧。1910年1月，汪精衛(wèi)與黃復生等人前往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敗被捕，被判處終生監(jiān)禁。胡漢民等人力主先營救汪精衛(wèi)。孫中山說：“我知子等謀營救精衛(wèi)，我意再起革命軍，即所以救精衛(wèi)也。夫謀殺太上皇而可以減死，在中國歷史亦無前例，況于滿洲？其置精衛(wèi)不殺，蓋已為革命黨之氣所懾矣。子亦嘗料滿洲必覆，則何不勸仲實、璧君諸人，集中致力于革命軍事，而聽其入京作無益之舉，中于感情，而失卻辨理力，我不意子亦如是也?！焙鷿h民時任南洋盟會支部部長，由于新軍剛失敗，南逃到新加坡的起義軍又無法安插，衣食住行都成問題，胡已對革命悲觀失望。
據《孫中山年譜長篇》，庇能會議前，孫中山對胡漢民等人放棄主要革命工作，專力營救汪精衛(wèi)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他說：“惟積極始有善惡可言，消極則有惡而無善；余對于革命職責，斷不容憂傷憔悴以死，余惟繼續(xù)奮斗耳?！睂O中山深知，革命力量的重心不能分散，籌款謀劃起義是最重要的任務。
趙聲十分支持孫中山的想法。會上他提出：“假如能募到十萬元，事情沒有不能成功的?！睂O中山贊成，他說：“我立志革命已經二十多年了，先后失敗了九次。從前失敗的時候，大家譏笑我、輕視我。那時的環(huán)境比現在困難多了，但是我并不灰心。這次廣州新軍起義，雖然失敗，而革命的風潮已經普及全國，華僑的思想也開通了，這個時候我們怎能灰心呢？只要大家再接再厲，拿出勇氣，提出計劃，相信必能獲得最后的成功。至于所需的費用，我會設法去籌募的。”
會議商定工作的重點仍然以運動新軍為主，另組“選鋒”隊，初定為五百人，后增為八百人。至于發(fā)難地點則產生了分歧。在東京時，趙聲就曾向孫中山建議，主張改在長江流域起事，兩廣因屢次起義都失敗了，提高了清吏的警覺，戒備更為嚴密，不得易手。黃興則忘不了河口之敗，主張經營云南。對此會議上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孫中山仍決心在廣東發(fā)動。一是與會的華僑代表大多是廣東人，對地方上的情形十分熟悉。二是指揮部設在香港，與廣東近在咫尺，人員來往方便，也容易得到掩護。三是匯款、購買武器都很方便，運送武器也不困難。他讓他的同志們相信他的策略很有可能獲得成功，他表示由于廣州起義失敗，清廷以為革命黨人在短期內必然不敢輕易再嘗試，將疏于防范。而且過去多次失敗，都是倉促起事所致。這次起事情有詳細的規(guī)劃和充分的準備，可操勝算。孫中山認為，“現在國內時機已熟，吾人決意在廣州起義，以順人心，請各同志刻即擔任籌款”。
會議還決定，拿下廣州作為堅實的據點之后，由趙聲率一支軍隊，由江西攻取南京。黃興率領一支軍隊，從湖南直攻武漢。因為趙聲是江南新軍的創(chuàng)辦人，新軍官兵多數是他的舊部，只要他登高一呼，一定一呼百應。黃興曾在湖南創(chuàng)設華興會，黨羽眾多，由他率軍去攻，容易收功。其他如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居正等同志，受統(tǒng)籌部的指揮，在長江上下游各處發(fā)動響應。孫中山說：“國內革命風潮已日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吾輩有計劃，有勇氣，則事無不成。”大家聽后重拾信心，決定先籌款十萬元?！吧w海外同志捐錢，國內同志捐命，共肩救國之責任是也?？偠灾杩钪x務，諸同志責無旁貸。此應請同志諸君原諒予勸勉之苦衷，仍當踴躍輸將，以助成此最后一著者也。”
會后，孫中山到南洋各地籌款，而被當地政府拒絕入境，庇能政府也以維護地方治安為借口，勒令孫中山在一星期內出境。孫中山只好將南洋籌款的工作，交給黃興、胡漢民、鄧澤如、謝良牧等人去辦。將聯(lián)絡新軍之事交給趙聲負責，自己遠去歐洲籌款。南洋、美洲的籌款合計在十五萬到十八萬之間，為數相當可觀，有了這筆款項，開始積極準備這次的革命。組織以海外學生為基礎，包括華人團體、會黨等都積極納入隊伍中。庇能會議后，趙聲、黃興和胡漢民，也先后從南洋回到香港。十二月，在香港跑馬地三十五號成立統(tǒng)籌部，來計劃謀取廣州的軍事行動。
三、《光華日報》與革命中心的轉移
《光華日報》是世界上還在出版的歷史最悠久的華文報紙。庇能會議后不久，在孫中山的主導下，《光華日報》于1910年12月2日在檳城創(chuàng)刊，報館同樣設于打銅仔街120號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該報紙從此成為同盟會在馬來亞的機關報。華僑創(chuàng)辦的革命報刊，是孫中山海外革命宣傳最重要的輿論陣地。這些報刊分布世界各地，在華僑間積極傳播民族主義思想，揭露清政府的封建暴政和腐敗無能；同時積極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主張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除了革命宣傳外，有些僑報還直接同清政府駐當地領事館進行斗爭，尤以緬甸和檀香山最為典型。
《光華日報》的前身最早即由緬甸同盟會發(fā)起。1908年，同盟會會員莊銀安、陳海瑞、陳守金、陳玉著、李海國、陳清波、陳文豹等人集資緬幣八千余盾發(fā)起成立，初由楊秋帆、居正擔任主筆，與?；逝蛇M行筆戰(zhàn)。“?；庶h在仰光，雖無組織，而卻有其臭味分子，一知半解，總以天威尊嚴，不違咫尺，皇帝是不可侵犯的，況謀反叛逆，更不可為，同時清廷聞余等在仰光，鼓吹革命，即派領事蕭永熙到任，與我等對抗，?；史肿?，追腥逐臭，煽動是非，日與《光華報》尋隙?！焙笠虬l(fā)文推舉袁世凱稱帝，被清庭駐仰光領事蕭永熙勒令停業(yè)。報社全部財產付諸拍賣，為?；庶h商人出資購得。全緬同盟會以《光華報》被?；庶h奪走，大為激昂，開會募集復興資本，一夜籌得一萬三千盾。發(fā)起了第二《光華報》，主筆為居正、呂志伊二人。1910年夏，康黨在緬誣《光華報》推崇無政府主義，緬甸總督下令驅逐居正等人出境?！豆馊A報》被迫第二次?？?。
第二《光華報》遭到破壞后，莊銀安等人避難檳榔嶼，即與陳新政、黃金慶、徐洋溢等人，措資舉辦第三《光華報》以繼承仰光黨報之統(tǒng)緒。檳榔嶼本有報紙《檳城新報》，報社位于緞羅申街，由黃金慶、吳世榮、陳新政等人創(chuàng)辦，報社言論雖然日趨急進，但卻一直以中立派自命?！斑m總理亦于是年由新加坡移居此地，辛亥三月黃花崗一役以前之同盟會軍務會議，亦在此地開會。黃克強孫眉趙聲胡漢民謝逸橋謝良牧諸人均絡繹蒞止，《光華報》于此時期，尤多所貢獻，蓋庚、辛兩年南洋革命黨之大本營已由新加坡移至檳榔嶼，此報之地位與前三年之《中興報》相同也。”
《光華日報》在檳城重新創(chuàng)刊后，安頓了許多來自國內的革命文人，如戴季陶等人，逐漸取代《中興報》，成為同盟會南洋最重要的機關報紙。在謀劃起義、籌措革命經費方面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遠遠超出了革命宣傳的功能?？傮w來看，閱書報社、《光華日報》等在開通民氣、團結同胞、謀求僑民幸福等方面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檳榔嶼而言，一百年前的華僑社會，以閩粵兩省人為主。可是從開埠以來，閩粵兩省人在日常生活，風俗習慣等方面存在著很大的鴻溝，幾乎互不往來，甚至各自建筑起無形的藩籬，構成以方言群為主的生活圈子。閩粵兩省籍民，大都被限制在各自的籍貫內以謀求生活，彼此間的保守、固執(zhí)等缺點無遺的暴露出來，淪為殖民地“以華制華”的工具。通過僑報的宣傳，以及開辦夜學等活動，新的思想逐漸沖擊改寫了海外華僑的傳統(tǒng)。在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宣傳和感染下，各方言團體之間的歧見得到消除，華僑間的幫派地域之爭也逐漸緩和下來。閩、粵華僑青年紛紛投奔祖國懷抱，參與到革命事業(yè)中來。
庇能會議的召開及《光華日報》的創(chuàng)刊，完成了南洋同盟會革命中心從新加坡到檳城的轉移。1909年開始，新加坡同盟會內部反對孫中山的派系，刻意煽動反順情緒，孫中山發(fā)覺他在新加坡僅能獲得有限的支持，于是計劃把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移至檳榔嶼并就此征詢北馬諸同志的意見，他的計劃獲得了檳榔嶼同盟會成員的大力支持。孫中山及其家眷抵達檳城后，原本打算只逗留一兩周后就返回新加坡，但后來改變心意決定留下來，他指示總機關部總書記周華，從新加坡北上把所有黨務文件帶到檳城，1910年8月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正式遷到檳榔嶼?！豆馊A日報》成立后，扮演了散播革命意志、籌集革命資金的重要角色，在爭取人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半也促使檳城成為辛亥前孫中山最重要的海外基地之一。
1910年11月13日，中山先生在馬來西亞檳城召開“避能會議”，決議發(fā)動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建立中華民國。
四、庇能會議前后孫中山的心跡轉折
1908-1909年，陶成章在南洋籌款困難，對孫中山嚴重不滿。他與李燮和、章太炎等人起草《孫文罪狀》對孫中山進行攻擊。陶成章等人的詆毀行為產生十分惡劣的影響，新加坡張永福、陳楚楠等對陶成章等的分裂活動表示沉默，未加反對，這更讓孫中山灰心消沉。新軍起義失敗，孫中山遭遇第九次失敗，這一時期成為他革命生涯最為壓抑的時刻。
日本記者寫道，“中國革命領袖孫文，最近抵達橫濱，于6月24日啟程前往新加坡。在東京期間，他拒絕接待除兩三個革命者外的普通訪客。他本打算在東京租一套房子住一段時間，但迫于官方壓力不得不離開日本。”不僅是起義的失敗，孫中山在海外的活動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約?！皶r各同志以新敗之馀，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卻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為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后，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尋找新的可靠革命基地，重新發(fā)動革命黨人和華僑的革命熱情是他迫切需要去做的。
革命黨人的經費來源和物資供應也是孫中山時時刻刻需要考慮和解決的重要難題。孫中山與各地華僑革命黨首腦的致函中，有大量是安排及催囑籌款事宜的。例如1907年10月至1911年底四年多與鄧澤如的信函中，提到籌款事宜的有25封，庇能會議前后尤甚?！拔焐旰竽涎簏h務雖日發(fā)達，然新加坡黨員對于歷年維持《中興報》及供應各地失敗同志等費，已覺精疲力竭，加以從越南來之河口敗兵，分子復雜，良莠不齊，時有妨害地方治安之行動，于蔡厝港中興石山開設后，尚有搶掠嫌疑案發(fā)生，致被警吏拘去石山工人二十一人，經總理多方設法，始獲開釋。”于是，孫中山決意將同盟會南洋支部遷往檳城。面對革命的低潮，他安慰自己，“謹慎戒懼，集思補過，折而愈勁，道阻且長，期以必達?！?/p>
更大的打擊來自香港。1910年7月19日，孫中山母親楊太夫人在香港病逝，孫中山在新加坡赴檳榔嶼籌款的路上，沒能照料年邁的母親，臨終亦未能見到一面，喪事由其兄孫眉和同盟會員羅延年代其辦理。談及祖父此時的心境，孫穗芳寫到，“祖父仍是清政府通緝的要犯，香港也禁止祖父入境，祖父無法去為太祖母奔喪，這又成為祖父終生的憾事?！?/p>
總機關遷移后，檳榔嶼取代新加坡成為革命基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其他地區(qū)的革命潮流逐漸消退，孫中山開始著手整頓黨務，把持異議者剔除并且加強黨機器的運作，重掌軍事架構。他也寫信給世界各地的支持者，鼓勵他們?yōu)橄乱淮纹鹆x籌款，馬來亞各地的同盟會代表不時前往拜訪，他也經常前往打銅仔街120號，指導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的運作。
庇能會議上，孫中山將急切、悲憤地心情轉化成對清廷的鞭撻和對革命的呼吁，充分體現出高超的演講技巧，他的演講充滿激情且使聽眾受到激勵和感染?！氨M管革命派對華僑群眾的發(fā)動比對國內人民群眾的發(fā)動要早些、要多些，但革命派對華僑群眾力量的認識仍然始終是不足的?！睂τ诓煌恼卧V求，他居中說服調和，凝聚眾股力量，得到了大量華僑的支持。“予乃召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勗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醵資八千有奇?！甭吠干缬?，“政府嚴厲譴責中國的改革者孫中山在檳城的一場演講，他在檳城主張在中國發(fā)動叛亂，并警告他，重復這種罪行將帶來嚴重后果?！?/p>
應該來講，從起義失敗到母親離去，孫中山在庇能會議前后的失落和巨大壓力是不可否認的。但孫中山的壓力在庇能會議上以慷慨的演說轉化成對革命事業(yè)的堅決意志和愈挫愈勇的執(zhí)著內心。會后，南洋同盟會的成員迅速投入到籌款的工作中，“計除庇能不計外，日厘四千盾，太平千四五百元，怡保一帶約三千元，芙蓉一帶約四千元，星坡恐不足三千元之數。庇能之款，則已約略盡支。日厘弟帶之五百六十盾，亦已交先生手收用。則英屬一帶，不過得款萬零耳?！北M管籌款依舊艱難，但沒有再次挫敗孫中山的樂觀心態(tài)。因為在演講中有抨擊馬英當局的言論，孫中山12月6日離開檳城前往歐洲，把籌款的任務交給了他的革命戰(zhàn)友。
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內景
五、結語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開啟了民主的大門。孫中山的思想影響深遠，他在革命事業(yè)上的足跡同樣值得被紀念。南洋籌款、動員華僑的經歷是孫中山革命事業(yè)的重要組成。孫中山曾經高度評價對于華僑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他曾有“華僑是革命之母”的高度評價。南洋華僑慷慨助餉，既支持了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也推動了20世紀初華僑民族意識的覺醒。
檳城是孫中山革命生涯的重要一站，這里革命熱情高漲，馬英當局管理較松，郵政銀行系統(tǒng)非常發(fā)達，提供了革命所需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庇能會議是對中國命運影響深遠的一次會議，孫中山的領導地位受到其他地區(qū)同盟會的挑戰(zhàn)時，檳榔嶼同盟會始終站在他這一邊，竭盡資源和財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yè)。孫中山在檳城等東南亞地區(qū)的革命活動，給當代中國和東南亞的關系發(fā)展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在東南亞人民心中樹立了光輝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形象，這也是現在馬新等各國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紀念孫中山先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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