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jì)五十年代，金庸曾縱橫香港影壇。他既寫影評，又編劇本，更親執(zhí)導(dǎo)筒，于光影之間揮灑才情。以“姚馥蘭”“林子暢”“蕭子嘉”“姚嘉衣”“林歡”和“金庸”等筆名，在《新晚報》《大公報》《文匯報》《長城畫報》等報刊上，發(fā)表了千余篇影評。這些文字是除卻小說、社評和譯作之外的另一片金庸江湖?？上m封于故紙堆中，在他生前，世人大多只能從其散文選本中窺得一鱗半爪。
金庸最早的談影文章，通常認(rèn)為是1950年9月4日發(fā)表于《大公報》的《世界名導(dǎo)演蒲多符金》。然而時至2024年，筆者翻檢民國重慶舊報紙，偶得一篇散佚已久的金庸影評——《充滿東方情調(diào)的〈西竺麗姝〉》，此文分兩期刊載于1943年8月19日和25日的《時事新報（重慶）》第4版，署名“查理”。
《充滿東方情調(diào)的〈西竺麗姝〉》，此文分兩期刊載于1943年8月19日和25日的《時事新報（重慶）》第4版，署名“查理”
考“查理”之名，乃金庸首個見報筆名?？箲?zhàn)時期，金庸投稿報章，皆用此名。如1941至1942年間，《東南日報》所載《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黃花瘦——讀李清照詞偶感》《“千人中之一人”》，又如1945年2月，金庸于重慶創(chuàng)辦《太平洋雜志》，首期《發(fā)刊詞》及小說《如花年華》，俱以“查理”為記。
然而，單憑筆名相符，便斷言此文為金庸所作，未免過于草率。世間同名者多，怎知無他人以此筆名行世？是以筆者“將材料焐熱”，經(jīng)過多番推敲，方始認(rèn)定《充滿東方情調(diào)的〈西竺麗姝〉》一文為金庸早年之作。以下試對該文作一番評點分析，以證佚文之說，以解觀影之樂。
青年金庸的光影記憶
這篇迄今所見的最早金庸影評，流淌著一個青年人對光影世界的無限熱忱。先來瞧瞧這篇影評（以下為節(jié)錄，標(biāo)點符號悉依原刊）：
……。前天，我以一個純粹東方人的情感與素養(yǎng)，看了一張東方情調(diào)的電影——西竺麗姝。
一個疲倦的身體帶著一個激動的心。在沙坪壩聽到二位朋友盛贊這張片子，在小龍坎車站中看到了影劇的廣告，一到重慶就接連看了兩場。今天再去買票時，劇院已掛著“客滿”的牌子，于是在門外站了一個鐘頭，靜靜的聽著那歡樂的或是哀傷的歌曲。對于一張名片，兩三次的欣賞，實在是感到太少了。
《西竺麗姝》，據(jù)說是轟動世界的，但我想也僅僅是宣傳吧。情節(jié)是非常地公式化，有些地方簡直是使人厭煩；導(dǎo)演的處理與其說是平常，毋寧說是失敗。如一些無謂的滑稽，固然能給予觀眾一點輕松的調(diào)劑，但也強烈地破壞了一貫的嚴(yán)肅作風(fēng)。演員的動作似乎很受了好萊塢明星的影響。但有點過火，有點生硬。然而深深地吸引我的，是那種哀艷的東方情調(diào)，那種濃得化不開的意境。許多失敗的集合，卻組成了一個偉大的成功，這真是奇跡。
一開始我們就如置身在一個風(fēng)光明媚的國土中，心兒隨著自由車的輪子漫游，飛馳。印度的歌曲在我是第一次聽到，但音樂的旋律，卻使我如聽到故鄉(xiāng)的兒歌那樣熟悉與神往。在劇院中我聞到了春天的花香，這濃厚的花香到了現(xiàn)在還包圍著我。
有幾個場面確實是無比的，如瑪莉看到甘華的相片而喜不自禁，瑪莉撫著樹上的雕刻而悲歌等，但給予我最深刻的印象的，由于個人的特殊觀點，確實甘華與瑪莉同坐在公共汽車中的一幕，看時真是如受了一次最純潔虔誠的祝福，是多么美好的對比，是多么動人的回憶，多么大膽的想象與憧憬??！
……，那么多的驚奇，喜悅與感謝，再加上身軀上那種虛空而飄飄然的感覺，組成了這種復(fù)雜優(yōu)美的情緒。
故事中沒有強烈的情感，沒有驚心動魄的斗爭，正因為印度人是一種情感深淵而愛好和平的民族，當(dāng)瑪莉的繼母逼她嫁給羅美時她極度的悲傷，可并沒有自殺逃婚，或是公然的敵對反抗。這或許是有點使人失望，但這一半是由于當(dāng)時的社會環(huán)境，但部分還是由于數(shù)千年來蘊積的民族性格。這或許是西方與東方的人生哲學(xué)不同的一個特征。西方人難以了解東方民族中那些哀感鮮艷，纏綿悱惻的情感，東方人對于歐美的那種動不動就結(jié)婚，離婚，殺人，自殺的事也覺得未免過火。關(guān)于色彩，聲音，形象與動作的趣味及表現(xiàn)，這住在這世界兩端的人民有著很大的差異。……。
在上海時，做紅頭巡捕的印度阿三以及電車中長裙曳地的印度女人很給了我不好的印象。但《西竺麗姝》卻使我整個改變了對印度的觀感，他們那種誠樸深摯，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很有些與我們相同的地方。老年人是慈祥的，青年人是愉快的。這不是一張宣傳片，但比普通的宣傳片收到了更高的效果。
一世紀(jì)來，我們會努力地來試著了解西方人，學(xué)習(xí)西方的文化，但在今日還有不少歐美人對于中國的誤解，簡直是非?？鋸埖幕奶啤ＯＭ袊芏嘤袔讖埾瘛段黧名愭纺菢拥碾娪?，好使他們多懂得中國一些，好給他們以一種有用的教育。
早年觀影的純?nèi)恢畼?/strong>
娛樂乃人之天性，縱使在烽火連天的亂世，愛情片、歌舞片這類輕松愉悅的電影依然是票房寵兒，蓋過了抗戰(zhàn)題材的影片。許多觀眾鉆進(jìn)影院，只為在那片刻的歡愉中，暫時忘卻戰(zhàn)爭的苦難。那時的人們，給銀幕上的故事與人物命運深深吸引，對電影愈發(fā)癡迷。歷史學(xué)家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回憶，上世紀(jì)四十年代初，影院夜夜客滿，甚至出現(xiàn)了觀眾“因爭先購票擠出人命”的慘劇。
當(dāng)時，中國遠(yuǎn)征軍赴印度抗擊日寇，國內(nèi)民眾對印度的關(guān)注驟然升溫。然而那時的人們，對印度知之甚少，多以為那是一片半熱帶的蠻荒之地，開化程度很低。為解民眾之好奇，大后方的電影院破天荒上映了《西竺麗姝》這部印度影片。銀幕之上，那異域風(fēng)情，渺渺梵音，深得中國觀眾之喜愛。影片一經(jīng)上映，老少爭睹，場場爆滿。
這篇談?wù)摗段黧名愭返挠霸u分期刊載于1943年8月19日和25日。文中提及“一個疲倦的身體帶著一個激動的心”，給一部《西竺麗姝》俘獲了去，“一到重慶就接連看了兩場”，仍覺意猶未盡。而據(jù)鄭振偉先生《查良鏞先生的十九歲——往重慶求學(xué)的兩則資料》所考，那時的金庸剛好抖落湘西的泥土，踏進(jìn)重慶，參加完當(dāng)年7月23日至8月8日間舉行的大學(xué)入學(xué)考試。他的高中同學(xué)余兆文在《憶金庸的愛好》（查玉強、陳志明編《同學(xué)眼里的金庸》，吳越電子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8月，38頁）中回憶：“金庸在青年時期雖然稱不上影迷，可他對電影的興趣還是很濃厚的。他的電影知識也十分豐富。1943年夏末秋初，我們在重慶，在大學(xué)尚未報到入學(xué)的那段時間，每逢電影院放映名片，他一定邀我同去觀看。”那么，金庸必然看過當(dāng)時轟動后方的世界名片《西竺麗姝》。
當(dāng)時的金庸年方弱冠，尚未深諳電影理論?？沙踉囂渎?，卻也寫得有板有眼，在影片內(nèi)容、導(dǎo)演手法和演員演技等方面已能略抒己見。他雖覺此片在電影技法上并不成功，卻依舊贊道：“然而深深地吸引我的，是那種哀艷的東方情調(diào)，那種濃得化不開的意境。許多失敗的集合，卻組成了一個偉大的成功，這真是奇跡?！笨梢娊鹩褂^影，并不拘泥于技法，已流露出對電影美學(xué)之追求。
《西竺麗姝》這部印度影片，將西方景致與東方情調(diào)交織一處。鏡頭下的印度城郭，道路寬闊，洋樓高聳，街頭車馬喧囂，招牌店標(biāo)皆書英文，儼然一派歐美都會氣象，盡顯英國殖民治理之繁華。然而鏡頭轉(zhuǎn)處，那些燃放鞭炮、祭拜祖先和洞房花燭的片段，卻又令人仿佛置身東方中國，頓生親切之感。女主角瑪莉輕歌曼舞，少女風(fēng)情綻放，她與甘華之間的情意，頗具東方民族的哀感頑艷，令人低回不已。
片中的印度歌曲時而歡快，時而哀傷，聽得金庸“就如置身在一個風(fēng)光明媚的國土中，心兒隨著自由車的輪子漫游，飛馳”。他自承：“印度的歌曲在我是第一次聽到，但音樂的旋律，卻使我如聽到故鄉(xiāng)的兒歌那樣熟悉與神往。在劇院中我聞到了春天的花香，這濃厚的花香到了現(xiàn)在還包圍著我?！彼两谟捌瑺I造的美境，仿佛置身云端，有了“虛空而飄飄然的感覺”。
金庸的樂感超乎常人，每逢佳曲入耳，便會為之傾倒，心魂俱醉。若是旁人來描述這種妙感，往往一番形容了事，但金庸下筆出奇，慣用“移覺”筆法，來呈現(xiàn)聽曲衍生的幻境。他將聽覺化為視覺、觸覺、嗅覺乃至意覺，五感齊發(fā)，共參妙境，使意象變得新奇。他的“移覺”尺度，在中國作家里頭也是罕見的，就筆者目力所及，還未見到第二家。平常所見的都是兩種感官之間發(fā)生挪移，如朱自清先生于《荷塘月色》中，用了嗅覺轉(zhuǎn)聽覺，遠(yuǎn)少于金庸的五感交融。
他在影評里描述自己聆聽印度歌曲時的妙感，正是使了他慣用的“移覺”筆法。這種手筆并非孤例。譬如在《紀(jì)錄片〈中國民間藝術(shù)〉》（林歡，《中國民間藝術(shù)漫談》，長城畫報社，1956 年 10 月初版，126頁）一文中，金庸亦曾寫道：“啊，這樣的民歌，真的是令人聽得心跳，暖洋洋的，充滿著春日的氣息。我們是在戲院之中，但心靈卻早已飄到了那吹著南風(fēng)的田野，聽著這些歌的時候，我們似乎聞到了野花的芬芳?！庇秩纭稌鴦Χ鞒痄洝分?，玉如意給乾隆唱《桃花扇》中的《訪翠》，也是“曲中風(fēng)暖花香，令人不飲自醉”。由此可見，這種心隨樂動，飄向原野，春日花香環(huán)繞的“移覺”體驗，金庸不止一次地形諸筆端。
更為難得的是，年輕的他欣賞電影已不止于技法與美學(xué)層面，而是透過銀幕，思考起電影與世界、種族、文化等深遠(yuǎn)問題來。他指出東西方在情感表達(dá)、人生哲學(xué)以及思維舉止上存在顯著差異。他切身感悟到電影具有“時代影像”功能，一部佳作，既能塑造國家形象，也能展現(xiàn)民族風(fēng)情。觀眾在不知不覺間，便已沉浸于影片所描繪的世界當(dāng)中。這種潛移默化之力，遠(yuǎn)非那些干癟的宣傳口號所能比擬。是以他“希望中國能多有幾張像《西竺麗姝》那樣的電影”，好使歐美觀眾看見中國的山川市井、民俗百藝，感受到中國人的喜怒哀樂，“好使他們多懂得中國一些”，打破百年以來的偏見與隔閡。
因為，正是《西竺麗姝》這部影片，推開了一扇窗扉，讓金庸領(lǐng)略到了印度這個東方古國的風(fēng)致。曾經(jīng)，印度人給金庸的印象很不好。然而此片一出，頓時得到改觀，他贊嘆道：“印度人是一種情感深淵而愛好和平的民族”，“他們那種誠樸深摯，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很有些與我們相同的地方。老年人是慈祥的，青年人是愉快的”。多年之后，這種印象依舊鮮明，如在影評《錦繡恒河》（《新晚報》1952年4月16日刊載，轉(zhuǎn)引自李以建編《金庸影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4年3月，90頁）中，他稱印度人具有“深厚的心靈與智慧”，在影評《印度電影周與〈兩畝地〉》（《大公報》1955年10月22日刊載）中更譽其是“我們親密的鄰人——偉大的印度民族”。這種好感，直至六十年代，由于印度張牙舞爪挑起邊釁才翻轉(zhuǎn)?？墒羌幢闳绱耍鹩挂廊徽J(rèn)為：“印度和我們中國有許多類似的地方。如果想在全世界找到一個國家，各方面和中國最為接近，除了印度再沒有第二個了?！保?975年7月1日，明報社評《印度浪費了廿五年》）
筆者不憚辭費，細(xì)數(shù)金庸聽曲移覺之筆法，又臚列其對印度之觀感，皆是為了點明這篇影評與金庸用語造境、思想見解之契合。綜觀“筆名”“時間”“地點”“人物”“經(jīng)歷”“言論”諸般線索，皆無一不合，故《充滿東方情調(diào)的〈西竺麗姝〉》為金庸佚文，當(dāng)屬無疑。
難復(fù)昔日之逍遙
這篇早年影評暢快直言，為其“無拘無束”觀影時刻之見證，與他成為報人之后的多數(shù)影評風(fēng)格別有分際。
上世紀(jì)五十年代，金庸長期供職于左翼報社及電影公司，受左翼思潮熏陶。其影評承襲左翼傳統(tǒng)，恪守陣營之見，強調(diào)政治導(dǎo)向，依循“揚蘇抑美”路線。然而當(dāng)他接觸羅素的理性主義后，漸漸“覺得這種宣傳不免價值不高”（金庸，《談〈彷徨與抉擇〉》）。他不甘囿于舊窠臼，可基調(diào)已定，大局難改。他只好在方寸之間閃轉(zhuǎn)騰挪，筆致時而淡化政治輸出，傾向電影藝術(shù)本身，流露出較強的個人意趣。雖不能篇篇如是，卻已令人眼前一亮。此般變化，在“姚嘉衣”主持大公報《影談》專欄時，尤為明顯。這種思想的轉(zhuǎn)變，使得他雖然身受束縛，不能盡展所長，卻也時見影評佳構(gòu)。但個人思想與集體意識的沖突難以調(diào)和，最終他只能抽身而去，自立門戶。
然而，時代的烙印終究難以祛除，這也使得他的影評成就蒙上了一層陰影。我們看他后來大幅修訂深受左翼史觀影響的《碧血劍》，將其中痕跡悉數(shù)抹去，“修訂的心力，在這部書上付出最多。初版與目前的三版，簡直是面目全非”（金庸，新修版《碧血劍》后記）。他甚至在新修版中添加長注，指斥左翼史觀，足見他對昔日基調(diào)極其不滿。他生前始終未將湮沒不彰的影評結(jié)集，或許也是心存顧慮，不愿再以舊日筆觸示人。我們讀他生前授權(quán)出版的幾個金庸散文選本，收錄的二十篇左右影評都是不摻意識形態(tài)的，單單聚焦于電影本身，或論原著，或談人物，或評音樂、舞蹈等藝術(shù)。這些影評，因其純粹的藝術(shù)視角，即便時代變遷，亦不顯過時。至于李以建先生采擷百余篇影評，編成《金庸影話》一書，使我們稍窺其左翼影評中那些溫和的篇章，那是他老人家去世后的事了。
《金庸影話》，李以建編
作為老一輩影人，金庸對電影藝術(shù)有著深刻理解。在新修版《神雕俠侶》后記中，他言道，觀影之最大樂趣，在于享受美感。他自承深受朱光潛美學(xué)思想之影響，尤信服其“距離說”——“朱先生主要說，以審美眼光欣賞藝術(shù)品，要撇開功利性的、知識性的觀點，純以審美性的眼光去看。”即藝術(shù)之美，在于情感之共鳴，而非理性之剖析。接著，他對自己在上世紀(jì)五十年代的職業(yè)影評人生涯作了一番反思：
有一段時期中，我在報紙上專門寫電影評論，每天一篇（香港放映的電影極多，每天評一部根本評不完），后來又進(jìn)電影公司專業(yè)做編劇和導(dǎo)演，看電影時便注意鏡頭的長短和銜接（蒙太奇）、色彩配搭、鏡頭角度及長短、燈光明暗、演員的表情和對白等等，看電影的審美樂趣便大大減少了，理智的態(tài)度多了，情感的態(tài)度少了，變得相當(dāng)冷靜，不大會受感動，看大悲劇時甚至不會流淚。在電影中聽交響樂、看芭蕾舞時甚至不會心魂俱醉、魂不附體，藝術(shù)欣賞的意義就大大減少了。
顯然，在看《西竺麗姝》那會兒，他心無掛礙，既無陣營之羈絆，也無“知見障”之迷惑，全然沉浸于光影交織的幻境當(dāng)中。此般心境，恰似少年初入江湖，未受世俗之染，眼中所見，皆是新奇與美好。及至后來，世事紛擾，立場漸明，下筆雖越發(fā)老練精到，可昔日那份純?nèi)恢畼?，卻愈發(fā)難得。正如他在《無敵火箭彈》(1951年10月1日《新晚報》刊載，轉(zhuǎn)引自李以建編，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4年3月，11-12頁）中，將自己的影評人身份比作“職業(yè)照相師”，“美，丑、賢、愚、牛鬼蛇神都得拍攝，談不上甚么興趣不興趣”，“好片子，看了寫寫，倒還有意思，不三不四甚至莫名其妙的壞片子，也非寫不可，這是討厭之極”。
金庸一生，筆耕不輟，然其早年文字，流傳甚少。1943年前的見報作品，僅有《東南日報》所刊三篇。是以《充滿東方情調(diào)的〈西竺麗姝〉》這篇影評的發(fā)現(xiàn)，宛如拾得滄海遺珠。它似一縷微光，穿透歲月塵埃，使我們得以窺見青年金庸的電影意趣和多思善悟。此文雖為初涉影評之作，卻已顯露出他于電影藝術(shù)一道，慧根早植。隨著日后《馥蘭影話》《子暢影話》《每日影談》《影談》等專欄的相繼問世，這條奔涌向前的細(xì)流終于化為浩蕩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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