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摘自《雙藥記》一書“后記”，作者梁貴柏在這篇“后記”中回憶了六七十年代上海弄堂中一個酷愛文學的少年是如何被化學、被奎寧和青蒿素所吸引，而后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下踏出國門、赴美深造，走上新藥研發(fā)的事業(yè)道路。
一個“文學少年”剛剛覺醒，“文革”就結束了，緊接著，高考恢復了。
“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了學生和家長中間最流行的一句口號，一套16冊的“數(shù)理化自學叢書”成了最暢銷的書，三角與代數(shù)、杠桿與滑輪、氧化與還原成了我們茶余飯后掛在嘴上的詞……一時間，高考的獨木橋上擠滿了頭懸梁、錐刺股的學子們。刷題的時代從那時就開始了，讀小說的時間真的一點都沒有了，因為我也身不由己地加入了刷題大軍，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洪流。
整個高中我一直都在刷題，考上復旦大學化學系也沒有什么懸念。
為什么是化學系，而不是中文系或英美語言文學系呢？這也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大潮流使然，因為只有學好了“數(shù)理化”，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加上我們入高中那年正好趕上上海市重點中學理科班（沒有文科班）的第一次招生考試。初中畢業(yè)的我刷了一些數(shù)理化習題之后，理科潛能被激活了，順利地考進了重點中學，后來還得過上海市高中數(shù)學競賽的三等獎。
在化學系讀書的日子緊張又愉快，但一開始吸引我的并不是化學，而是藏書豐富的復旦大學圖書館，因為我又有時間閱讀各種各樣的大部頭了。那時，我的興趣轉向了外國文學：《紅與黑》《簡·愛》《約翰·克里斯多夫》《福爾摩斯探案集》《安娜·卡列尼娜》……我一本接一本地讀世界名著，沒有用完的精力要用來打球、跳舞、玩牌……留給化學的時間實在不多。誰叫我骨子里還是個“文學青年”呢？
但從“有機合成”課開始，一切又都變了。
“這學期，我給你們講現(xiàn)代有機合成化學?！辈黄堁孕Φ膮墙淌谝话逡谎鄣卣f。
“現(xiàn)代有機合成是從奎寧的全合成開始的，這是在1944年，由美國哈佛大學的兩位教授伍德沃德和多林完成的。與之前的‘試錯法’不同，他們事先設計了完整的合成路線，奎寧分子中20個碳原子的來龍去脈都是事先規(guī)劃好的，一個都不差?！?/p>
吳老師完全不看講義，在黑板上熟練地畫出了奎寧的三維立體結構，開始給我們一步一步地講解現(xiàn)代有機合成化學的標志性案例：伍德沃德—多林奎寧全合成。
這一次，我被合成化學的精彩深深地吸引住了。這一次，我從書包里拿出來的不是《莫泊桑小說集》，而是筆記本。我一筆一畫認真地畫下了奎寧的立體結構，專心地跟著吳老師一起慢慢拆解伍德沃德和多林的世紀經典實驗……
一連好幾周，吳老師都在講伍德沃德—多林奎寧全合成。他講解的是一種叫作“反合成分析”2的方法，這又是一個令我腦洞大開的科學方法，我在心里不停地暗暗叫絕。《反合成分析講義》立馬替代了《契訶夫小說集》，成為我的課外讀物，讓我不能自拔。
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我們在課堂上和從課本里學習的東西都是有標準答案的。高考刷題，我們在老師們的反復督促下努力做到與標準答案幾乎一字不差。這體現(xiàn)的是收斂性的（convergent）演繹思維：有A必有B，而有B則必有C，所以C是正確的答案。這是形式邏輯，是一種重要的思維方式，也是一項重要的基礎訓練。但這不是唯一的思維方式。對于探索性的科學研究，還有一種同樣重要，在很多場合甚至更為重要的思維方式，那就是發(fā)散性的（divergent）逆向思維：為了得到A，我們可以有X、Y、Z等多種選項。它們之間可以有好壞之分，但肯定不存在唯一的正確答案。
這就是合成化學的魅力，天空才是你的邊界。
從伍德沃德實驗室畢業(yè)的最后一名博士生，現(xiàn)任哈佛大學講席教授斯圖亞特·L.施萊伯（StuartL.Schreiber）在一次采訪中說：“有機化學的內在美讓當今許多學子興奮不已，我認為這種美可以追溯到伍德沃德在闡明有機化學藝術方面做出的貢獻。”毫無疑問，從“有機合成”課開始，我也成了眾多“受害者”中的一員，堅定地走上了化學這條“不歸路”。
如果說奎寧全合成為我打開了化學世界的大門，讓我像“劉姥姥一進大觀園”那樣無比好奇，并且開始真正喜歡上了有機化學，那么青蒿素全合成對我來說則是“劉姥姥二進大觀園”，讓我開始思考神奇的生命世界。
“有機合成”課進行到學期過半的時候，吳老師請來了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所的周維善研究員給我們講了一堂課，內容是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周維善是“523任務”的重要成員之一，也是第一篇有關青蒿素的署名論文的通訊作者，對確定青蒿素的化學結構及其性質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從1978年開始，周維善領導的科研團隊經過五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在1983年1月6日完成了青蒿素的人工全合成，這代表著當時中國有機合成化學的最新進展。
周維善是浙江紹興人，1949年畢業(yè)于國立上海醫(yī)學院藥學系并留校任教。1952年他進入軍科院化學系，師從著名有機化學家黃鳴龍教授，并于1956年跟隨黃鳴龍調任到上海有機所工作。
說起黃鳴龍，那可是中國化學界泰斗級的人物。在有機化學中，許多重要的化學反應都是以發(fā)明人的名字命名的，在眾多正式的“人名反應”中，以中國人的名字命名的反應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只有一個，那就是“黃鳴龍改良還原法”。相傳，黃鳴龍當年在哈佛大學化學系做實驗時，因為臨時有事要去一趟紐約，便委托同一實驗室的黎巴嫩同學幫忙照看反應。黃鳴龍走后，反應燒瓶的軟木塞逐漸松開了，同學只答應照看反應，并沒有把軟木塞重新塞緊。幾天后，黃鳴龍回到實驗室，發(fā)現(xiàn)反應燒瓶里的溶劑和水分全都揮發(fā)了，但反應的產率出奇地高。細心的黃鳴龍重復實驗時發(fā)現(xiàn)，用高沸點溶劑在燒瓶敞口的情況下做反應，原本需要50個小時才能完成的反應現(xiàn)在只需3個小時，產率也從原來的40%提高到90%。這個新的反應方法在論文發(fā)表后獲得了廣泛認可，迅速成為普遍采用的標準方法，“黃鳴龍改良還原法”就此誕生了。
1972年3月，在南京召開的“523任務”工作會議上，屠呦呦報告了有關青蒿中性提取物有效抑制瘧原蟲的最新結果，并在1973年初拿到了提取物中有效成分的結晶體。接下來，有關這個結晶體的理化性質研究、結構測定，基本都是在上海有機所周維善的實驗室里完成的。
有關青蒿素人工合成的論文在《化學學報》上發(fā)表之后沒多久，通訊作者周維善就被吳老師請到了復旦大學化學系的課堂上。
對我來說，周維善既不是“周老師”也不是“周教授”，而是“周家爸爸”，因為他就住在我們家樓上，是看著我長大的老鄰居。他的夫人姓謝，因為做過小學老師，我們都叫她“謝老師”。到復旦大學住校之前，我?guī)缀趺刻於紩跇堑览镆姷街芫S善夫婦。從大人們交談的只言片語里，我很早就知道“周家爸爸”在做一個“軍工項目”——好像跟越南戰(zhàn)爭有關，好像找到了治療瘧疾的新藥……后來我還不止一次聽到過“青蒿素”這個陌生的名稱。
那一天，我坐在教室第一排，從周家爸爸投影的幻燈片上第一次看到了青蒿素的化學結構。
周家爸爸用我非常熟悉的，帶著明顯紹興口音的普通話告訴我們：“青蒿素是一個含過氧基團的倍半萜內酯化合物。吳老師應該跟你們講過萜類分子吧。倍半萜就是一種半萜，含有15個碳原子。青蒿素這15個碳原子中有7個是手性碳，也就是我們講的不對稱碳原子。當然，青蒿素分子結構最為特殊的地方，就是這個‘過氧橋’，而且固定在兩個四級碳上，給全合成帶來了不小的挑戰(zhàn)，因為沒有現(xiàn)成的方法可以套用?！?/p>
我聽得入迷。從那一天起，在我腦子里打轉的，已經不再是化學結構和有機反應了，而是超越了化學的一些東西——我進入了更加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
……
我像是聽到了召喚，它引領著我一步一步走進神奇的生命世界，去探索健康與疾病的奧秘。于是，我投身當年的出國大潮，決定去美國攻讀化學博士，立志成為一名制藥人。
我通過了托?？荚?，準備好了中英文成績單，填了好幾份申請表格，自己寫好了申請書，剩下的就是推薦信了。
關于推薦人，我的首選原本應該是復旦大學化學系的老師，但出于某些原因，當時學校突然規(guī)定老師不能給自己的學生寫推薦信。雖然我相信有不少老師還是會答應我的，因為他們大多支持學生出國留學，但我覺得不應該為難老師們。另外，我有心要找一位名氣更大的中國化學家，于是想到了住在樓上的周家爸爸。他剛剛完成了青蒿素的全合成，頗有國際知名度。他從小看著我長大，很喜歡我，還曾帶著我到美琪大戲院去看舞劇《小刀會》，寫推薦信應該就是一句話的事。
但我想錯了。聽完了我的請求，周家爸爸想了想之后，問我為什么不找老師寫。我說現(xiàn)在復旦有新規(guī)定，老師不能給自己的學生寫推薦信，所以我就不為難他們了。周家爸爸還是猶豫著搖了搖頭說：“如果我給你寫，就對不起你的老師了。”
我表示理解，笑著起身告辭，顯然沒有必要再給周家爸爸添麻煩。
合成青蒿素的化學家出于某些原因沒有答應給我寫推薦信，那么合成奎寧的化學家有沒有可能呢？沒過多久，我的機會就來了。
剛剛成為復旦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的威廉·多林（對，就是那位在1944年和伍德沃德一起合成奎寧的多林）訪問中國，在復旦大學逗留數(shù)日，做了精彩的演講，然后分別與有機化學教研室的多個研究小組進行了學術討論。輪到我們小組時，我的畢業(yè)論文指導老師章道道教授安排我到臺上去，用英語向多林教授介紹我的論文。
威廉·多林
章老師選中我，并不是因為我的畢業(yè)論文有多大的亮點，而是因為我的英語比較好。這就要感謝教我高中英語的張麗蕾老師了。張老師的英語課是我高中時最喜歡的課，沒有之一。除了教我們單詞、造句、語法，張老師還在課堂里介紹英美文學和好萊塢電影。有一次，在講述現(xiàn)代美國年輕人的校園生活時，年近半百的張老師竟然在課堂里跳起了迪斯科。在那個剛剛打開國門的年代，時髦的張老師絕對是引領新潮流的。張老師早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英美文學系，說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所以我學到的也是美式英語。后來張老師移民美國，在中學里做代課老師，“美語”水平之高，可見一斑。我們都渴望了解外面的精彩世界，我也知道必須熟練掌握英語這個“人生斗爭的武器”。所以，在為學好數(shù)理化刷題的空隙里，我努力學習英語。在張老師的教導下，我高中畢業(yè)時英語就達到了理科學生本科畢業(yè)時的水平，基本可以研讀英語化學教科書和參考書。剛入學，我就通過了復旦大學的英語水平考試，免修全部大學英語課程。同學們上英語課時，我就到文科圖書館去讀小說。
即便如此，用英語向多林教授介紹我的畢業(yè)論文還是讓我備感壓力，畢竟這是我第一次跟外國人直接交談，而且對方還是哈佛大學的大牌教授。我精心準備了好幾天，花了大約十分鐘的時間，在小會議室里用不很流利卻中規(guī)中矩的美式英語簡單地介紹了我的研究工作。沒想到一頭銀發(fā)的多林教授居然聽懂了！他站起來走到我的身邊，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很慢的語速，親切和藹地笑著對我說：“年輕人，你的英語很好，雖然不是很流利，但我都聽懂了，這很好。記住，語言是交流的工具，目的是傳達你的想法，流利是其次的?，F(xiàn)在我們來談談你的化學吧?！?/p>
他依然用很慢的語速，一個接一個地問我問題。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我先要聽懂他的問題，然后找到合適的英文單詞和詞組，盡量用完整的句子來回答。前后不過十多分鐘時間，但我感覺很煎熬……
“最后一個問題：你喜歡化學嗎？”他定睛看著我。
“很喜歡！”我一點都沒猶豫。
“很好，好好干，你是有前途的?！彼椅樟宋帐?，滿意地笑著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大約半年之后的一天，一架巨大的波音747寬體客機從上海虹橋機場起飛，載著我飛向太平洋彼岸的洛杉磯，我由此開始了探尋生命與健康奧秘的科學人生之旅。在我貼身的上衣口袋里，裝著50美元現(xiàn)金和一封多林教授寫的推薦信……
就這樣，原本一個妥妥的“文學青年”被奎寧和青蒿素“耽誤”了幾十年！
這就是為什么我要寫《雙藥記》，并最終把它寫成了一半科學、一半文學這樣“不倫不類”的風格。
《雙藥記》中記述的歷史都是有據(jù)可考的，比如，東晉咸和二年，葛洪途經廣州，會晤了刺史鄧岳，隨后在羅浮山煉丹修道；再比如，1532年，皮薩羅率領僅167人的西班牙艦隊征服印加帝國；還有鄭和病逝于七下西洋的途中等大大小小的歷史事件，但具體的細節(jié)描寫都做了文學加工。關于當時還沒有文字，結繩記事的印加基普守護人，我不可能找到他們講故事的直接記錄，只能發(fā)揮我有限的想象力了；即使在早就有文字的中國，我可以查證利瑪竇與徐光啟會晤的時間和地點，也無法知道他們對話的具體內容；更不用說，還有很多重要的歷史記錄，比如鄭和七下西洋，都被人為地盡可能銷毀了，就連他的下葬之處至今也仍舊是一個謎……
工業(yè)革命以來，尤其是二戰(zhàn)之后的歷史，文獻和記錄都是相當完整的，關于時間、地點、人物，都可以找到比較詳細的記錄，我只是做了一些必要（有些也不見得那么必要）的文學修飾而已。在每一章的最后，我都盡可能地提供了參考資料和相關文獻，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深度挖掘。
我希望通過對瘧疾、奎寧、青蒿素相關歷史的回顧和解讀，用我的文字給讀者呈現(xiàn)一種置身于歷史的畫面感，絕無故意編造歷史細節(jié)去迎合某個預設觀點的想法。如果說我想通過奎寧和青蒿素這兩種藥物在歷史上相互交織的故事來表達一個想法的話，那就是希望讀者和我一道，開始思考下一個“青蒿素”在哪里。
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人越多，下一個“青蒿素”就來得越快，中華民族對人類健康的貢獻就越大。
完成《雙藥記》也算是對一半科學、一半文學的自己有了一個交代。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