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費曼：聚落形態(tài)與區(qū)域系統(tǒng)考古調查在山東的實踐

加里·費曼（Gary M. Feinman），美國著名考古學家?，F任美國芝加哥費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Field Museum）人類學部主任、美國西北大學兼職教授、伊利諾伊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山東大學立青講座教授。

加里·費曼教授于1972年畢業(yè)于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學士學位。1980年畢業(yè)于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獲博士學位。后執(zhí)教于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1999年起任全美考古學會常務理事。2000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聘為榮譽研究員。2005年當選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院士。此外，他還是美國《考古研究雜志》（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的創(chuàng)辦者之一。

加里·費曼教授長期從事中美洲地區(qū)的考古學研究。曾負責著名的瓦哈卡（Oaxaca）河谷及尤特拉（Ejutla）聚落形態(tài)與區(qū)域系統(tǒng)考古調查在山東的實踐河谷聚落形態(tài)的考古研究項目。目前，他正在負責米特拉堡（Mitla Fortress）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自1995年起，加里·費曼教授及夫人琳達·尼古拉斯（Linda Nicholas）與山東大學開展合作，在魯東南沿海地區(qū)進行區(qū)域系統(tǒng)考古調查，有關這一地區(qū)的社會復雜化進程研究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加里·費曼教授著作等身，已出版著作近30部，發(fā)表考古報告和研究文章百余篇，對世界各主要地區(qū)的古代文明起源等學術熱點問題貢獻甚多。他的主要代表作有《過去的映像》（Images of the Past，with T. Douglas Price，Mountain View. California：Mayfield Pub.Co.，1992）、《權力之路》（Path ways to Power：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equality，Dominance，and Explanation，edited byT. Douglas Price，Gary M. Feinman，NewYork；London：Springer，2010）、《考古學視角的政治經濟學》（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Economies，edited by Gary M. Feinman and Linda M. Nicholas Salt，Lu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2004）和《墨西哥瓦哈卡的山頂臺地遺址：吉倫、埃爾帕爾米洛和米特拉堡遺址的區(qū)域系統(tǒng)調查》（Hilltop Terrace Sites of Oaxaca，Mexico：Intensive Surface Survey at Guirún，El Palmillo，and the Mitla Fortress，with Linda M. Nicholas，Chicago，Ill.：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2004）。

2012年12月，加里·費曼教授和夫人琳達·尼古拉斯女士在結束了魯東南沿海地區(qū)的考古調查后，與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及考古系師生進行了座談。其間，方輝教授對他進行了采訪。

加里·費曼教授

加里·費曼先生從1995年就開始與我們進行合作，每年都來山東與我們合作進行田野調查工作，到現在已經有17年，是我們的老朋友了。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他們兩位學者來跟大家座談，聊聊他們的考古職業(yè)生涯以及他們在中國和墨西哥所做的田野工作。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聚落形態(tài)研究及相關問題等。首先，您兩位能否談談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們選擇了考古作為你們的職業(yè)？

加里·費曼：首先，非常感謝方輝教授及在座的所有師生，謝謝你們冒著嚴寒前來參加座談！很多年前，當我跟你們一樣還是一個學生，在密歇根大學念本科的時候，最初的想法并不是要學習考古學。然而，在大一的時候，我選修了肯特·弗蘭納利（Kent Flannery）教授開設的一門課。我非常喜歡那門課，從那時起，我就萌生了學習考古學的想法。眾所周知，弗蘭納利教授是世界著名的考古學家，他的研究工作觸及世界許多地區(qū)，但主要集中在墨西哥瓦哈卡河谷。所以，在他的課堂上，他總是跟我們講述很多與瓦哈卡相關的研究趣事。受他的影響，我也逐漸對那個地區(qū)產生了興趣。但那時我還只是一個資歷尚淺的學生，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個暑假里，我也只能在美國境內的遺址參加田野實習，積累經驗。

畢業(yè)之后，我決定繼續(xù)攻讀考古專業(yè)的研究生，并去了紐約城市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繼續(xù)深造，師從理查德·布蘭頓（Richard Blanton）教授。布蘭頓教授也畢業(yè)于密歇根大學，是肯特·弗蘭納利和杰弗里·帕森斯（Jeffrey Parsons）的學生。在他們的培養(yǎng)下，布蘭頓開始在瓦哈卡河谷做工作，而我最終也得以和他一起在瓦哈卡河谷進行區(qū)域系統(tǒng)調查，這些調查資料后來成為我撰寫博士論文的基礎資料。

可能你們很多人都聽說過華翰維（Henry Wright）和周南（Dick Drennan）。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他們兩人都曾把區(qū)域系統(tǒng)考古調查的方法介紹到中國。同時，他們二人也都與密歇根大學有著密切的關系。表一是一個類似于“家譜”性質的東西，它列出了一些考古學前輩的名字以及美國聚落形態(tài)研究傳統(tǒng)的源流，指出了相互之間的師承關系。表中所列學者在聚落形態(tài)研究的發(fā)展歷程中都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表一 聚落考古學家的“家譜”

在全世界的聚落形態(tài)研究史上，弗蘭納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在社區(qū)（community）這一研究層次。他是周南研究生階段的指導老師，同時也是理查德·布蘭頓的老師，布蘭頓又是我的導師。在密歇根大學上學時，我修過弗蘭納利的好幾門課程，同時，華翰維也是我的指導老師。華翰維和弗蘭納利在密歇根大學是同事。華翰維早年的時候跟隨著名的學者羅伯特·亞當斯（Robert Adams）學習考古。羅伯特·亞當斯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進行了非常重要的考古調查工作，是最早在美索不達米亞進行考古調查的學者之一。作為亞當斯的學生，華翰維也毫無疑問地受此影響，并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進行考古調查。

在我攻讀研究生期間，我參與了在墨西哥瓦哈卡河谷進行的區(qū)域聚落形態(tài)研究。我分析了調查期間所采集的陶片，并據此完成了我的畢業(yè)論文。此后，琳達和我繼續(xù)在瓦哈卡河谷進行聚落形態(tài)研究，長達15年之久。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我們還在發(fā)掘墨西哥瓦哈卡遺址的房址時，文德安（Anne Underhill）找到了我們，向我們介紹了她和山東大學的一個非常好的合作項目，并且問我和琳達是否愿意到中國來協(xié)助他們開展這個調查項目。這個項目主要考察魯東南地區(qū)以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時期）的兩城鎮(zhèn)遺址為中心的聚落形態(tài)。就像剛才方教授說的，1995年我們開始了這個合作研究項目，并一直持續(xù)至今。

學習考古的同學可能都知道有個“密歇根學派”，這在美國是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學派。從表一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的師承關系。弗蘭納利是文化生態(tài)學的中堅人物；華翰維則偏重社會的變遷，并發(fā)展了酋邦理論等。他們兩人在20世紀60年代便非常有名，構成了“密歇根學派”的中堅力量，并影響了現在北美學術界的主流學者。因此，可以說他們兩人就是兩桿大旗，而且都出自密歇根，這可能是“密歇根學派”得名的原因吧？這一學派強調的是生態(tài)和社會。加里·費曼教授在大學時代就受到了他們的影響。

費曼教授，您能談談區(qū)域系統(tǒng)考古調查嗎？為什么您覺得它對考古研究特別重要呢？

加里·費曼：在研究所謂的復雜社會，比如酋邦和早期國家等社會組織這類問題時，許多人都會問到一個問題，為什么聚落形態(tài)考古研究（主要是區(qū)域聚落形態(tài)的數據）會如此重要？

首先，我需要討論的是復雜社會的定義問題。盡管學者們對這一定義意見不一，然而我們所涉及的復雜社會都具有幾個重要特征，即它們具有龐大的人口、等級的領導和社會組織，以及更加集權化的社會。

其次，如果你對復雜社會的形成原因感興趣，那么這個問題就變成了“是什么導致了人口增長？是什么促使了社會等級的形成？”而在這一過程中，也常常伴隨不平等的權力和財富分配不均等現象?！笆鞘裁匆蛩貙е铝松鐣约敖洕Q易的產生？”“為什么人們會放棄他們的自治權和財富，去支持他們的領導者呢？”我認為，聚落形態(tài)考古為我們進行關于人口或者社群規(guī)模、人口分布、政治復雜性以及等級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數據和途徑。

在過去的五六十年間，我并非唯一持聚落形態(tài)系統(tǒng)調查對世界考古學產生十分重要影響（觀念）的人。還有其他的學者，其中兩位是非常著名的美國考古學家——杰瑞·薩布羅夫（Jeremy Sabloff）和溫迪·阿什莫爾（Wendy Ashmore）。前者在2001年曾說道：“聚落形態(tài)研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在考古學理論上唯一一個最具創(chuàng)新性的理論和方法?！蓖瑫r，英國著名的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也曾寫道：“現在在考古學研究領域運用最廣泛、且最有效的獲取新材料的方法就是系統(tǒng)調查。”所以，這不僅是我和琳達的想法，這些著名的考古學家們也都認為，區(qū)域聚落形態(tài)調查對于研究復雜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聚落形態(tài)研究方法最初由張光直先生在1984年介紹到中國，并且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這也是中國考古學家第一次了解聚落形態(tài)考古。讀過張光直先生著作的人都知道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張光直先生介紹了戈登·威利在秘魯維魯河谷進行的聚落考古研究，這通常也被視為聚落考古學研究的開端。費曼先生，您在墨西哥的工作已逾30年，同時還改進了區(qū)域系統(tǒng)調查的方法。您能談談早期的聚落形態(tài)研究跟您所改善的方法之間有什么本質上的區(qū)別嗎？

加里·費曼：一般說來，聚落形態(tài)研究產生于對考古材料的重新思考，是處理考古材料的一種新方法。這種方法把考古材料看成是相互聯系的，而不是分門別類的。就像張光直先生在許多年前指出的那樣：“你可以在單個房屋的層面上，也可以在聚落或者社區(qū)的層面上，甚至在一個區(qū)域內或者更大的地理單元層面上研究考古遺存之間的關系。”我們在山東這個合作項目中的部分工作就是進行區(qū)域聚落形態(tài)研究。張光直先生自己沒做過區(qū)域聚落形態(tài)研究，但是他總是用聯系的眼光來看考古材料，并且在推廣這種研究方法上作出了許多有影響的貢獻。

為什么它這么重要呢？因為人們總是在不同層次、不同范圍內參與社會活動，同時具有幾種身份。他們既是一個家庭成員，同時也是一個社區(qū)成員。他們還會參與到社區(qū)之間的關系網中，甚至在更大范圍內與其他地區(qū)的人發(fā)生聯系。因此，他們也是這些社區(qū)、地區(qū)間關系網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想要研究古人的社會活動及關系網，那就需要找到能夠為我們提供從不同層次、不同范圍研究考古材料的方法，而如果僅僅依靠考古發(fā)掘材料對一個廣大區(qū)域進行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必須找到可以在比聚落更大范圍收集考古材料的一種可行方法。正是基于這一考慮，考古學家才發(fā)明了區(qū)域系統(tǒng)調查和聚落形態(tài)研究的方法，而且實踐證明，這樣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說，你所做的調查越有系統(tǒng)性，覆蓋區(qū)域越廣，獲得的資料也就越豐富、越全面、越精確，對社會研究所能獲取的信息也就越多，甚至還可以大概估計這一區(qū)域內的人口規(guī)模。

因此，我們可以說，系統(tǒng)的聚落形態(tài)研究方法具有很多優(yōu)勢。運用這種方法，可以得到研究一個區(qū)域內聚落間關系的考古材料。這些材料為我們提供了考察人類社會經濟關系的時空變遷基礎。這會讓你意識到，人們總是共時地處在不同社會關系網之中的事實。人群之間并非完全封閉的，即使這些人群之間存在自然的或者人為設置的障礙，如邊界、長城等，人們也總會想方設法地越過這些障礙與其他群體的人交流、互動。而在所有人群內，即使他們共享族群認同的某些因素，也并非是同族的。這就意味著，人群內的每個個體不應該被認為是完全相同的，即個體與個體之間是存在差異的。同時，聚落與聚落之間也是存在差異的。聚落形態(tài)研究方法使我們能夠了解居住在某一地區(qū)的人群以及聚落形態(tài)、聚落分布隨時間而發(fā)生變化的情況。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方法獲取有關這些信息的材料。即使在某一地區(qū)發(fā)掘出若干遺址，也無法提供了解這些情況的相關信息。

當區(qū)域內聚落形態(tài)研究剛被應用到實際研究時，不少學者就已開始嘗試使用抽樣的方法研究某一地區(qū)隨意設置的小的地理單元。但這些樣品單元在空間上并不是連續(xù)的，甚至其覆蓋范圍僅僅涉及某個區(qū)域的很小一部分。因此，這種聚落形態(tài)的研究需要改進。最終，這些研究被證明不如全覆蓋式調查（區(qū)域系統(tǒng)調查）那樣富有成效。尤其是在時間上縱向觀察聚落規(guī)模、數量及布局的變化等方面。相反，如果調查范圍全面覆蓋了某一大區(qū)域，往往被證明非常有效，尤其是在研究復雜社會時。這也是我和我的同事們在瓦哈卡河谷及附近區(qū)域做研究時所采用的方法。在山東沿海地區(qū)我們也采用了這樣的方法。

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您在墨西哥瓦哈卡所做的工作，以便我們更好地理解聚落形態(tài)的研究方法？

加里·費曼：考古學家在墨西哥瓦哈卡進行了30多年的考古工作，從而最終在這一地區(qū)孕育出區(qū)域聚落形態(tài)的研究方法。圖一是一張墨西哥中南部高地的地圖，那里遍布高山、河谷，圖中標注的深色區(qū)域是已經調查過的。我和琳達主要在瓦哈卡河谷和尤特拉河谷開展工作。被我們調查過的區(qū)域連在一起總面積已超過8000平方公里。這也是世界上采用這一方法調查面積最大的區(qū)域。

僅僅瓦哈卡河谷調查的面積就相當于我們在山東沿海調查所覆蓋的面積。如果把墨西哥高地所有調查的區(qū)域面積加起來，其總和將超過20000平方公里。這些海量的調查資料對我們比較研究不同地區(qū)的聚落形態(tài)，以及在時間縱向上觀察聚落形態(tài)的變化，或者說研究聚落形態(tài)發(fā)展模式的多樣性非常有用。同時，我們還可以利用一系列具有一定相似性的考古材料，比較研究墨西哥高地不同地區(qū)復雜社會的興衰。

在瓦哈卡河谷剛開始進行聚落形態(tài)考古時，焦點集中于中美洲最早的城市之一——蒙特阿爾班（Monte Albán）的興起問題上。當時，困擾我們的是，這座城市形成的前提基礎是什么？因為在蒙特阿爾班形成之前的很長時期，我們幾乎不知道這一地區(qū)聚落形態(tài)的基本情況。僅有的少數幾個遺址分布在瓦哈卡河谷，且多集中在河谷的某一范圍，包括前蒙特阿爾班時期的中心聚落——圣何塞莫戈特（San José Mogote）。因此，如果不了解這一地區(qū)在蒙特阿爾班之前的基本狀況，包括它的人口規(guī)模、人口數量及分布等，要討論導致蒙特阿爾班形成的因素將會非常困難。

通過調查我們發(fā)現，在蒙特阿爾班建立之前，這一地區(qū)已有人生活。因此，這說明蒙特阿爾班時期的居民并不都是從墨西哥其他地區(qū)遷徙來的。在蒙特阿爾班之前，在瓦哈卡河谷的不同地區(qū)就有若干規(guī)模相對較大的遺址，其中最大的就是弗蘭納利曾經發(fā)掘的圣何塞莫戈特。

有趣的是，在蒙特阿爾班所在的那片區(qū)域內，在此之前基本不見人類的活動跡象。這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坐落在偏于河谷一隅的三組聚落群之間，而這似乎就是促使住在河谷不同地區(qū)的人們集中到一起而形成蒙特阿爾班的前提因素。屬于不同聚落的人群以某種方式聚集在一起，或者是被迫合作，從而在河谷中央位置形成一個新的聚落中心。同時我們還發(fā)現，自從蒙特阿爾班建立后，附近的人口數量迅速增長，其增長速度明顯高于遠離蒙特阿爾班的地區(qū)。

圖一 墨西哥高地地圖

事實上，這樣的聚落形態(tài)與我們在兩城鎮(zhèn)所見的極其相似。在山東東部沿海地區(qū)，很少發(fā)現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但隨后便出現了如兩城鎮(zhèn)、堯王城、河頭等大型中心聚落。一旦出現這樣的中心聚落，這些中心聚落的人口便會快速增長。同時，中心聚落周圍的人口也會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這是世界許多地區(qū)都存在的一種模式。一旦某個地區(qū)出現大型的中心聚落，人們便會向這個中心聚集，這個中心附近的人口就會快速增長。這可能意味著，在古代，擁有人力資源及勞動產品是獲取權力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掌權者依靠擁有勞動力來維持他們的權力。同時，周邊的聚落給中心聚落提供了保護和資源。對勞動力的需求也進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長。

在瓦哈卡研究項目中，您首先從調查入手，并提出一定的假設解釋你們的發(fā)現。那么，下一步可能需要發(fā)掘幾個遺址、獲取材料來證明你們的發(fā)現。據我了解，你們在瓦哈卡的幾個遺址做過多次考古。能給我們介紹一下考古發(fā)掘的收獲嗎？

加里·費曼：對于考古調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開始調查時總是需要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如果足夠幸運的話，你在調查過程中采集的材料可能會解答一部分問題，但同時在調查中又總會產生新的問題。比如，開始在瓦哈卡調查時，我們的問題更多的是為什么蒙特阿爾班會發(fā)展為早期墨西哥的一個重要城市？它形成并發(fā)展的原因是什么？但是，隨著調查的深入，我又對另外一個問題產生了興趣。那就是蒙特阿爾班作為一個中心聚落持續(xù)了1000多年，那么在它衰落時，那里究竟發(fā)生了什么？為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在瓦哈卡河谷發(fā)掘了兩處離蒙特阿爾班相對較遠的遺址。其中之一就是埃爾帕爾米洛遺址，與蒙特阿爾班一樣，也是建在山頂上的聚落。

圖二是埃爾帕爾米洛遺址的平面示意圖。圖中那些像黑盒子的小方塊就是一個平臺，或一處居址，因為一個臺地就是一個家庭生活單位。人們通過平整山上的緩坡筑起小平臺，并居住在這些小平臺上。我們在埃爾帕爾米洛發(fā)掘了8處臺地，它們從山腳散布到山頂上。

圖二 埃爾帕爾米洛遺址平面圖

蒙特阿爾班在公元前500年到約公元800年或稍后的1000多年時間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們希望埃爾帕爾米洛的發(fā)掘能為了解蒙特阿爾班的衰落提供一些信息。發(fā)掘所得材料大部分還是反映出蒙特阿爾班仍然較強盛時的一些情況。然而，在埃爾帕爾米洛末期，當地的統(tǒng)治者似乎從蒙特阿爾班獲取了更大的自治權。

同時，我們也對蒙特阿爾班統(tǒng)治時期的經濟運行方式感興趣。在埃爾帕爾米洛遺址，發(fā)掘工作首先從山腳開始，并逐步向上到海拔更高的平臺。我們發(fā)現，越往上房子建得越精致、越復雜。這也意味著，居住在這些房子里的人更加富裕。

2002年你（方輝）參觀我們的發(fā)掘工地時，我們還在發(fā)掘相對較普通的居址。這些都是瓦哈卡河谷古典時期（300-900）比較典型的房子。它們都有一個天井，在天井四周圍繞許多房間。在臺地的前面往往建有擋土墻。人們首先建起擋土墻，再在擋土墻所包圍的范圍內平整土地，筑起平臺，最后在平整好的臺子上建房子，住宅與住宅之間離得非常近。后來，我們轉移到山頂發(fā)掘，發(fā)現了更多設計復雜、做工精細的房子。它們的房間更多、天井更大、墻也更厚實，還有其他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埃爾帕爾米洛可能只是一個第二等級的遺址。我們還發(fā)現，這里制作的一些器物在蒙特阿爾班遺址及附近一帶并不常見。他們用龍舌蘭及其他一些比較耐旱的植物釀酒，或制作紡織品等。我們發(fā)現許多紡輪，證明他們自己制作衣物、鞋、包之類的物品。在阿茲特克語里，這個遺址所在的鎮(zhèn)名意指“編網之鄉(xiāng)”（place of the nets）。所以他們很可能就用龍舌蘭纖維制作網、包及其他東西。

您最近正在做有關黑曜巖的研究，并發(fā)表了《復雜社會的瓦解：基于瑪雅黑曜巖證據的社會網絡圖形分析》（Complexities of Collapse：The Evidence of Maya Obsidianas Revealed by Social Network Graphical Analysis）。您做這個研究的出發(fā)點是什么？這項研究的學術前景或它的潛在意義是什么？

加里·費曼：如你所言，我們正在做與貿易有關的研究。居住在埃爾帕爾米洛的人在沒有任何銅、鐵金屬工具的情況下建造了石頭宮殿和墓葬。他們用石質工具制作所有的東西，但他們最喜歡的石料是黑曜巖。這是遠古時期形成的一種火山巖，用它制成的工具有非常鋒利的刃部。

在墨西哥的瓦哈卡州（相當于中國的?。?，整個州方圓幾百里都不產黑曜巖。但我們發(fā)掘時卻發(fā)現了上千片的黑曜巖，大多是石葉碎片。顯然，制作這些工具的原料應來自墨西哥其他州，或中美洲的其他地區(qū)。

對考古學家來說，黑曜巖是非常有意思的材料。因為人們對黑曜巖的需求很大，會為此進行遠程貿易。另外，黑曜巖的一個重要特性是，每種黑曜巖都有一系列獨特的示蹤元素。用合適的儀器檢測每片黑曜巖的微量元素，即可得知它們的原產地。檢測每片黑曜巖的化學成分是這項研究的關鍵，因為中美洲有許多不同的黑曜巖礦產地。

我們正在用一臺便攜式的X射線熒光設備檢測發(fā)掘出土的所有黑曜巖。到目前為止，我們發(fā)現埃爾帕爾米洛遺址出土的黑曜巖至少來自8-10個產地，它們分布在墨西哥的不同地區(qū)。這為我們提供了許多與貿易有關的新信息，從中我們還可以進一步了解，隨著時間推移，貿易模式是如何發(fā)生轉變的。

房址在聚落形態(tài)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您能談談房址是如何為我們提供古代社會的信息的嗎？

加里·費曼：盡管我們很幸運地發(fā)掘了一些高規(guī)格墓葬，但我還是對古代經濟及運行方式更感興趣（房址正反映了經濟活動）。我們在墨西哥的一個發(fā)現是，工藝品生產都在家里進行，而不是在與居址分離的手工業(yè)作坊內制作。石器制作、黑曜巖加工、紡織等也都在家庭居址進行，這在25年前還不為人所知。當時人們認為，那里存在一個非家庭的作坊區(qū)。因為他們發(fā)現，無論是發(fā)掘資料，還是調查資料，都顯示出存在生產活動的證據，如陶器、石器制作等。于是他們便認為，這一定意味著此地存在著與居址分離的手工業(yè)作坊區(qū)。但我們所做的工作，以及他人在其他遺址所做的工作都非常明確地顯示，在墨西哥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手工業(yè)作坊。在整個前西班牙時期的墨西哥，所有地區(qū)都沒有經過發(fā)掘的作坊。

這一發(fā)現對我們認識古代墨西哥的經濟非常重要。因為在此發(fā)現之前，人們都認為古代經濟是由政府控制的，生產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央控制，統(tǒng)治者還可以控制少量作坊內的生產。如果所有，或大部分家庭都制作工藝品，并與其他家庭進行交換，這個觀點就需要進行修正。如果家庭生產模式很普遍，那么中央政府要控制這種生產活動就會非常困難，因為他們需要控制成千上萬個家庭的生產活動，這對中央政府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從古代墨西哥的交通系統(tǒng)來看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這些房址的發(fā)掘改變了我們對古代墨西哥經濟形態(tài)的看法。同時我們還發(fā)現，為交換進行的生產活動非常分散，且分布廣泛。在墨西哥，市場的重要性可能遠遠超出考古學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所設想的。我們知道，西班牙人在16世紀到達新大陸后，發(fā)現阿茲特克人有非常繁榮的市場，這給西班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所有人都認為，那只是阿茲特克文化的個例，是阿茲特克帝國的產物。但是，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市場在墨西哥可能有很長的歷史，甚至在阿茲特克帝國之前幾個世紀就存在了。阿茲特克帝國成熟的市場體系必然有其源頭。在前西班牙時期的墨西哥，市場是社區(qū)內部，甚至是部落家庭之間進行物品交換的場所。

你們在發(fā)掘這些遺址時，也采用浮選法收集材料，你們有沒有發(fā)現制作陶器和石器的生產活動線索？你們在埃爾帕爾米洛遺址發(fā)掘的8座房址是否有不同的功能？

加里·費曼：這也正是我們認識到他們曾經有過貿易活動的一種方式。我們曾在３個不同的遺址分別發(fā)掘出8座、3座和1座房址。每個遺址制作的器物都不同。在發(fā)掘出1座房址的那座遺址，人們制作陶器和貝類器物；在發(fā)掘出3座房址的遺址（米特拉堡），人們制作黑曜巖工具、石器、紡織品并馴養(yǎng)火雞；在發(fā)掘出8座房址的遺址（埃爾帕爾米洛），大多數生產紡織品，也有一些家庭制作石器，似乎也（有一些家庭）有狩獵及馴養(yǎng)兔子的活動。

因此，無論是同一遺址還是不同遺址，家庭產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差異。我們還發(fā)現，每個家庭都使用不是自己制作的產品。如在許多房址內，我們沒有找到制作陶器的證據，可見（他們）需要通過貿易來獲取陶器。事實上，黑曜巖礦石均來自其他州，沒有一個家庭從事開采黑曜巖的活動。同時，在許多家庭內沒有發(fā)現制作石器的證據。同樣，貝類來自海濱地區(qū)。我們知道他們是用自己生產的產品和別人進行交換，來獲取需要的產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對古代墨西哥經濟形態(tài)的看法。因為在此之前，人們都認為古代墨西哥的家庭是自給自足的。但這個觀點還有待更多的資料來證實。

可以說，這是經濟考古學的一個課題。許多學者，甚至包括一些經濟學家都持有一個觀點，即大約在200年前，經濟活動一般是被政治組織所控制的。這個觀點在人類學界、考古學界及經濟史研究領域都深有影響。但是，發(fā)掘材料讓我認識到，以前的那些觀點可能過于夸張，不太符合客觀實際，至少并沒有很好的證據支持。因此，我們的發(fā)現還是很重要的。

經濟考古在中國還是一個新興領域。中國的考古學家才剛剛開始關注這類問題。遺憾的是，我們在發(fā)掘中很難發(fā)現保存有居住面的房址，因此要辨認人們在房子里的行為非常困難。幸運的是，我們在兩城鎮(zhèn)發(fā)現了若干帶地面的房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使我們有可能辨認出在房址里進行的活動，如石器加工等。

加里·費曼：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認為，如果僅僅依賴居住面，那么你得到的信息可能不夠全面。如果能在房址及周圍獲得生活垃圾，是非常有用的。這些生活垃圾雖然不如在房屋地面發(fā)現的遺物有用，但它還是能為（我們）了解人們在房址內進行的活動提供一定的信息。許多研究都顯示，地面有時會被人們打掃干凈，但人們并不會把垃圾帶到很遠的地方。

剛提到家戶考古（household archaeology），對研究經濟考古非常有用。加里提到房址附近的很多遺跡含有很多類似信息，我完全同意。但經濟考古更具挑戰(zhàn)性的課題是市場問題。據我所知，北美的考古學家根據考古材料研究市場。您能舉例說明如何辨認市場嗎？

加里·費曼：從考古上確認市場非常困難。但是從概念上，可以認為在特定的情境（contexts）中，市場是社會分配機制的重要因素。我曾經寫過若干討論市場潛在重要性的文章。對于前西班牙時期的瓦哈卡，我們已經整合了許多證據，對市場及市場交換進行了詳盡的個案研究?；蛟S我們沒有關于市場的直接證據，但是存在被整合后就會顯示出其重要性的一系列因素。如果每個家庭都制作產品并進行交換，每個家庭都需要他們并不生產的產品，而整個社會至少包括上千個家庭，那么其中存在一種怎樣的交換模式呢？熟人之間面對面的互惠交換，可能無法充分解釋眾多人口之間的交換模式，以及物品的長距離運輸情況。在墨西哥，我們沒有發(fā)現存在大規(guī)模倉庫的證據，因此也沒有證據證明，所有物品都被集中到了一個地點，然后由統(tǒng)治者再分配。在墨西哥不僅沒有大規(guī)模的倉庫，那里的交通運輸系統(tǒng)也非常不發(fā)達，因為他們沒有可以用來運輸的牲口。所有東西都只能靠人肩挑背扛。要把所有物品運到一個中心地點進行再分配，需要付出許多勞動力。尤其是許多大型遺址都建在山頂上。盡管這些觀察沒有證明市場的重要性，但是它支持了物品并不通過一個中央組織或中心地點進行交換的觀點?？紤]到生產的分散及產品交換的多樣性，在特定市場交換可能就是他們進行產品交換的模式。

實際上，關于市場的最直接證據來自當地的景觀特征，這與我們在山東沿海農村看到的農貿市場非常相似。我們發(fā)現，在遺址外圍有一些沒有土丘、墓葬及公共建筑的開闊空地，我們將其標示在地圖上。我們在測量這些開闊空地的面積時發(fā)現，其規(guī)模與這個遺址的總面積成正比，即遺址面積越大，這片開闊空地的面積也越大。我們發(fā)現在瓦哈卡的很多遺址都存在這種現象。我們甚至發(fā)現有多條從遺址外圍通向這些廣場（即開闊空地）的道路。所以我們認為，遺址外圍的這些廣場可能就是市場所在，但還不敢確定。事實上，在山東沿海地區(qū)現在仍存在很多具有相似特征的市場。

（關于）貿易和市場問題，貨幣或者貨幣制度的出現是直接證據。中國和其他地區(qū)都是如此，但是在貨幣出現之前就很難加以研究。

加里·費曼：在墨西哥，歐洲人到來之前從未出現金屬貨幣。我同意，貨幣是再好不過的證據。但我們知道，阿茲特克人從來不使用金屬貨幣。我經常提到的就是，許多到達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包括科爾特斯（Cortés）和哥倫布（Columbus），都曾經在意大利待過一段時間。在15、16世紀，意大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中心，有非?；钴S的貿易及當時歐洲最大的市場。因此，許多西班牙人都見過非常繁榮的貿易市場。但是，當西班牙人到墨西哥后，其中有些人在日記中寫道，從未見到比他們在阿茲特克最大城市——特諾奇提塔蘭（Tenochtitlán/Tlatelolco）所見更大、更活躍的市場。他們還在日記中提到，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進行交易，但都不使用貨幣。不過，他們有特定的貨幣等價物，如可可豆和布匹。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中國常提到的詞匯如抱布貿絲、以物易物，還有個詞是“市井”，“市”和“井”有密切的關系。也許這給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暗示市場常常就在水井附近。從歷史文獻來研究這類問題有很大的潛力。另外一個問題是人口分析。許多研究這類問題的人都基于發(fā)掘出的陶器資料，如陶片的密度。您認為通過聚落形態(tài)的方法，該如何進行人口分析研究？

加里·費曼：我認為人口分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考古學家就需要想辦法來估計當時的人口數量。地理學家及其他領域學者的已有研究表明，在一個特定區(qū)域內，聚落規(guī)模與人口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但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在每個特定區(qū)域，聚落規(guī)模與人口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在不同地區(qū)并不一定相同。比如，與亞洲和美索不達米亞相比，古代墨西哥的聚落人口密度相當低。因此，我們在墨西哥估計人口數量時所用的值就應該低于在美索不達米亞所用的值。在美索不達米亞，羅伯特·亞當斯采用200人/萬平方米的數值估計人口數量。在墨西哥，我們則傾向于采用25人/每萬平方米的數值估計當地的人口。我們剛開始在中國工作時，就不知道該采用一個什么樣的數值估計人口數量。

考古學研究人口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過去在沒有這種區(qū)域考古資料之前，大家都是用墓地或房址數量來推測當時的人口。有了區(qū)域數據之后，在這方面可以做出一定的探索。實際上，你（方輝）與我們已經做了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工作，即用現代村落的人口密度作為一個參數。在此大家可能會想，現代村落的總人口比古代不知翻了多少倍，但作為一個區(qū)域來說，尤其相對于北方而言，一個人在聚落里占有的空間大小實際上具有相當長的延續(xù)性。我們根據現代幾個縣的人口統(tǒng)計，包括現代村莊的數量、面積，測算大約為70人/每平方公里。用這個數據乘以我們調查的遺址面積，便可得到一個遺址內的大約人口，即一個村落內的特定面積大約有多少人。在瑯琊臺調查之后，我們發(fā)現瑯琊臺的人口是可測的。文獻記載，秦始皇遷三萬戶到瑯琊臺，漢代大約是五口之家，三萬戶約十五萬人。據我們在瑯琊臺的調查，20多平方公里，約十六七萬人，說明我們調查的結果和文獻記載幾乎是吻合的。因為三萬戶之外可能還有其他的人，那么十六七萬人應該是可能的。所以，在計算人口密度時，尤其是計算聚落人口密度時，這個數字還是很有用的。

您在中國工作已有17年。您對中國考古學的印象如何？中國考古學與美國考古學或墨西哥考古學有什么差別？

加里·費曼：在過去17年中，中國考古學確實取得了非?？斓倪M展。尤其是在科學技術手段的引進方面，如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及其他技術手段的運用等。我想這些變化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在我看來，還需要更多地關注一個領域：即聚落考古。在中國，每年都有許多遺址被破壞。一旦一個遺址被破壞了，我們就沒有辦法記錄并了解那個地方的古代歷史原貌。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加快，在古代遺址被完全破壞消失之前把它們記錄下來非常有必要。所以，我呼吁你們去不同的地區(qū)開展區(qū)域系統(tǒng)調查。我們調查的地區(qū)越多，我們知道的也就越多，因為不同地區(qū)之間往往存在一定的差異。我們在瓦哈卡河谷做工作比較幸運的一件事是，在阿茲特克帝國所在的墨西哥河谷，其他學者也在進行一項跟我們相似的研究。因此，我們總是能把不同時期的發(fā)現與墨西哥河谷的發(fā)現相比較，我們發(fā)現它們之間存在很大差別。因此，如果在山東其他地區(qū)或鄰省展開調查將非常有意義。因為我們可以把在山東沿海的調查結果與他們所得結果相比較?？偠灾?，我覺得在中國工作的這段時間，中國考古學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

有一點我應該聲明，當初調查開始時，中國和美國的有些學者對我們的調查工作并不看好。但是，通過這十幾年的工作，以及其他學者所做的相關研究，我們得到了一些初步認識，盡管這些想法并非完全正確。

首先，我們證明在山東進行區(qū)域系統(tǒng)調查是可行的。這些遺址在地面上是可以看到的，如果工作做得夠系統(tǒng)，可以發(fā)現許多新遺址。區(qū)域系統(tǒng)調查的主要目標不是找到散落在地面上的每塊陶片，也不希望它能為我們提供所調查區(qū)域內每個遺址的精確規(guī)模、面積及人口數量信息。我們的主要目標是了解一個區(qū)域內遺址的規(guī)模及分布范圍隨時空變化而演變的一般格局。我們想要弄清楚的是，一個區(qū)域內的聚落形態(tài)在時空上的一般變化模式是什么。

這又回到遺址間關系的話題上。在某一調查區(qū)域內，有的遺址約1萬平方米，有的約10萬平方米，有的則有100萬平方米，這些遺址顯然具有不同地位，在聚落關系網內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果一個10萬平方米的遺址實際面積是11萬平方米或9萬平方米，這并不會造成太大影響。我們所估計的面積允許在很小范圍內有或大或小的誤差。我們盡可能做到準確、仔細，但細小的誤差對大體的模式沒有大的影響。一個遺址的面積是1萬平方米還是100萬平方米，這才是古代聚落的本質區(qū)別，也是體現其重要性之所在。我認為，任何人都不該對在估計遺址面積時應該大點還是小點太過苛刻，因為那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所以，我對考古調查的一點非常重要的建議是，應該始終清楚地知道調查的主要目標是什么。

第二點認識是，山東東部沿海的聚落發(fā)展進程及考古學文化變遷與山東西部地區(qū)并不完全相同。在古代，這兩個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發(fā)展序列及人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區(qū)別。

第三，在我們調查的區(qū)域內發(fā)現最早的定居聚落是北辛文化或大汶口文化早期，但在整個區(qū)域內，這一時期的聚落卻很少發(fā)現。

第四，在龍山文化時期，山東沿海并不是一個“偏遠地區(qū)”。山東沿海的人口數量及遺址數量比17年前人們所了解的要多，遺址的規(guī)模也更大。我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原中心”的看法。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許多地區(qū)都是同等重要的，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

第五，在我們調查的區(qū)域內，龍山時期的重要遺址除兩城鎮(zhèn)遺址外，還有其他的大型遺址，如堯王城、河頭等。每個大型中心聚落之下都存在聚落等級的劃分，大型聚落之下有第二等級或第三等級的小型聚落。

第六，在西周時期，山東東部沿海地區(qū)處在一個巨變階段，這里也是諸侯相互爭奪的兵家之地，因此人口數量有所減少。

第七，也許自公元前2世紀開始，山東東部沿海與山東西部的聯系可能變得不那么緊密。

第八，瑯琊臺完全是山東東部沿海的一個新的大型聚落，比以往及同時期的其他任何聚落規(guī)模都大。據文獻記載，這是秦始皇為安置遷徙而來的人口所建。

我們調查的時代范圍延續(xù)至漢，現在看來很有價值。漢代是第一個有系統(tǒng)歷史記錄的王朝，這些歷史記錄中包括基層社會組織乃至人口等方面的信息，可以據此將考古聚落與歷史地理文獻加以整合。因此，我建議將來的區(qū)域調查應把漢代乃至更晚的遺址包括進來，否則許多歷史信息被忽略、遺漏了。在中國，史前與歷史時期是連續(xù)的，其間并沒有斷層。因此在做歷史時期較早階段甚至史前時期的研究時，后世的文獻仍然是有價值的。

加里·費曼：我認為你（方輝）和你的同事當初把漢代也納入調查及記錄范疇非常正確。我在世界其他地區(qū)有過一定的考古經歷。事實上，你們可能沒注意到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qū)一個非常重要的區(qū)別。在2000年前，“中國”這個概念在疆域上就已非常接近現代中國。2000年前，中國實現了政治上的統(tǒng)一，即使在后來也有過政治上的分裂時期。然而，即使中國在政治上處在分裂時，還是存在一些我們認為可以看作是“中國”的因素。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區(qū)，我們都不能將2000年前的疆域與現在的疆域做同等觀察。這在美索不達米亞、墨西哥、南美洲都是不可能的。這是中國非常有意思也是與世界其他地區(qū)有很大差異的地方。

最后，您對在座的學生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考古學者有什么建議嗎？

加里·費曼：我和琳達非常高興能與山東大學的學生一起工作，我認為你們都非常優(yōu)秀，我鼓勵你們將來做更多的考古調查。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國范圍內的聚落形態(tài)，深入專業(yè)學習；另一方面又可以為保護更多的遺址作出自己的貢獻。在遺址破壞殆盡之前進行調查、記錄，進而保護好遺址，這對于記錄古老中國的豐富歷史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的建議就是你們要嘗試去多做考古調查，以及學會區(qū)域系統(tǒng)調查的方法。

同時，我還鼓勵你們應盡可能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區(qū)的考古學。因為我認為我自己在中國所做的工作對我研究墨西哥的考古有很大幫助。當然，不一定非要到世界其他地區(qū)去做工作。如果你閱讀了某一地區(qū)的相關材料，你就會發(fā)現世界各個地區(qū)之間的歷史是如此千差萬別，同時，你也就開始知道中國歷史與其他地區(qū)歷史存在哪些異同。因此，我會鼓勵你們去學習世界其他地區(qū)的相關材料，并多思考一些問題。

總而言之，要努力學習，對于新觀點、新事物保持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

【本文初發(fā)表于《南方文物》2013年4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聞經李水城教授授權刊發(fā)?！?/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