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熊貓外交”的開展，中國政府多次向境外贈送或出借大熊貓。大熊貓憨態(tài)可掬的樣子不僅收獲了一大批海外粉絲，也帶動了周邊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儼然成為了中國對外友好關系的形象大使。大熊貓也成為中國的一張名片，甚至是代名詞。而關于中國“熊貓外交”的開創(chuàng)者是武則天的說法也甚囂塵上，被中外媒體大肆報道，可是事實真是如此嗎？
武則天的“熊貓外交”
如今，在百度輸入“武則天、熊貓”的關鍵詞搜索，可以看到大量相關介紹與新聞報道。例如中國《央廣網(wǎng)》就在2016年3月6日的報道中寫到，“中國的‘熊貓外交’起源于公元685年唐朝的武則天向日本皇室贈送的一對熊貓”。（https://news.cnr.cn/native/gd/20160306/t20160306_521545051.shtml）此說法不僅在中國廣泛傳播，甚至也影響到了日本。例如日本媒體《日経ビジネス》就在2017年7月14日題為“「中國の夢」実現(xiàn)に成果を上げるパンダ外交（取得實現(xiàn)中國夢成果的熊貓外交）”的報道中記載了同樣的內(nèi)容（https://business.nikkei.com/atcl/opinion/15/101059/071200109/）。有趣的是，無論是中國的《央廣網(wǎng)》還是日本的《日経ビジネス》，二者在報道武則天向日本贈送熊貓時，都表示此內(nèi)容引述自韓國媒體《中央日報》網(wǎng)站于2016年3月4日發(fā)布的新聞。
查找韓國《中央日報》2016年3月4日的新聞，只有題為“???·??????， ???? ?? ???（樂寶·愛寶熊貓夫妻得到研修簽證來韓）”的一篇報道與熊貓有關，但是文中沒有任何武則天贈送熊貓給日本的內(nèi)容（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19670406）。反倒是在當天《中央日報》（中文版）網(wǎng)站中找到了一篇題為“公元685年武則天向日本送出熊貓為‘熊貓外交’起源”的報道，文中提到：“中國的‘熊貓外交’起源于公元685年唐朝的武則天向日本皇室贈送的一對熊貓”。（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73539）但是此篇報道記者徐尤振卻沒有在文中給出此說法的任何依據(jù)與信息來源。
打開百度百科與維基百科（中文版）對“熊貓外交”的詞條，提到將“白熊”比定為大熊貓的說法最早是出自胡錦矗的考證。而將“白熊”比定為大熊貓的理由，胡錦矗在其著作《大熊貓研究》中寫道：
據(jù)日本《皇家年鑒》記載，唐代，我國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執(zhí)政初期，曾于公元685年10月22日，將一對產(chǎn)地稱為白熊（現(xiàn)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帶的村民，仍將大熊貓稱為白熊）的活體和70張皮作為大唐的國禮送給了日本天武天皇。（胡錦?！洞笮茇堁芯俊罚?/p>
胡錦矗根據(jù)陸機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對“貔”的解釋，認為貔就是貔貅，既似虎又似熊，也就是大熊貓的古稱，遼東人將其稱為“白羆”。其在文中稱“羆”就是熊，且有馬熊、棕熊之別，“白羆”就是“白熊”，又因為現(xiàn)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帶的村民，仍將大熊貓稱為白熊，所以“白羆”＝“白熊”＝“白熊”。但是以上觀點實在令人難以信服。
查找古代典籍，大熊貓雖有“貔貅、貘、騶虞、食鐵獸”等多種不同稱呼，但卻從未有過“白熊”的別稱。直至近代，雖然曾在一段時期內(nèi)“白熊”確實作為大熊貓的別稱出現(xiàn)過，但并不能因為四川一些當?shù)厝税汛笮茇埛Q為“白熊”，就將“白熊”或“白羆”認定為大熊貓。事實上，對于“熊羆”二者的不同，三國時期的人們已有較為清楚地認知。陸機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就明確提到“羆有黃羆、有赤羆，與熊有別”。
熊圖（《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卷67，《博物匯編·禽蟲典》）
羆圖（《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卷67，《博物匯編·禽蟲典》）
另外，胡錦矗所謂“遼東人謂之白羆”的遼東不是指今東北遼寧一帶，而是指“漢水東北，山西、河南等地區(qū)，如同羅愿《爾雅翼》中記載的貔“出貊國”相同，泛指北方地區(qū)的觀點也很令人費解。
眾所周知，貊國是早期存在于東北地區(qū)的政權，對比羅愿《爾雅翼》貔“出貊國”，和陸機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貔，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的內(nèi)容，無論是“貊國”還是“遼東”，二者恰恰是在地域指向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三國時期遼東所指代地域幾已固定，作為吳國人的陸機，實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用“遼東”一詞來代指漢水東北，山西、河南等地區(qū)。
“白熊”與大熊貓
現(xiàn)存中國古籍中幾乎沒有找到用“白熊”來稱呼熊貓的案例。而“白熊”作為熊貓的別稱之一，是遲至民國時期才出現(xiàn)。近代以前的中國人對于熊貓的認識其實并不清楚。1934年，劉虎如在《動物地理學》雜志中提到，川藏地區(qū)的東部森林中生活著一種“雜色熊（Aeluropus melanolencus）”的動物，這里的“雜色熊”指的就是我們今天熟知的大熊貓。之后，李慨士在翻譯歐內(nèi)斯特·亨利·威爾遜的著作時，將“Panda”一詞翻譯成為“貓熊”，并將其比定為中國古籍中的生物“羆（Aeluropus melanoleuc）”，（李慨士《中國西部動物志》，商務印書館，1934年）不過當時在中國并未引起太多關注。
相較于當時中國社會對于熊貓的冷淡，美國人卻對熊貓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熱忱與興趣。1936年12月，美國人露絲·哈克內(nèi)斯（Ruth Harkness）首次將一只活體熊貓帶回美國賣給芝加哥的布魯克菲爾德動物園。1937年4月20日，布魯克菲爾德動物園首次將熊貓對外展出，短短三個月內(nèi)就吸引了近33萬人次參觀，不僅讓當時包括美國人認識了熊貓這一珍稀動物，更認識到了熊貓所帶來的巨大經(jīng)濟效益。之后，包括美國人在內(nèi)的外國人多次前往中國內(nèi)地盜獵熊貓。從1936年到1939年短短3年間，就有至少11只活體熊貓被販賣到美國各地動物園。
1938年，西康建省委員會對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提出申請，要求禁止外國人進入該地區(qū)捕獵熊貓等野生動物，并提交《嚴禁射殺白熊（熊貓）金線猴（金絲猴）》的提案。（國史館蔵、內(nèi)政部檔案122-1239號）對此，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于1939年回函《準咨關于四川省禁止收買獵捕白熊一案咨復査照由》批復。至此，“白熊”作為熊貓的稱謂之一才開始逐漸被人們知曉，但就在同年，國民政府下發(fā)《行政院四川省府建設庁關于嚴禁捕殺熊貓的訓令呈》，（四川省建設庁檔案115-5943號）在此之后，熊貓一詞就作為官方正式名稱固定下來。之后“白熊”一詞也在官方文件中消失，只在民間作為熊貓的俗稱流傳。
可以看到，作為熊貓俗稱之一的“白熊”確實一度出現(xiàn)在中國官方文件當中，但如前文所述，如果但僅僅因為是熊貓一度被稱呼為“白熊”，就將文獻資料中的“白熊”或類似“白熊”生物認定為熊貓的結論實在過于唐突與武斷。
《皇家年鑒》與《日本書紀》
按照胡錦矗的說法，該說法是出自于日本史料《皇家年鑒》。可是其在書中卻沒有提供任何依據(jù)，不知其資料來源為何。所以胡錦矗所說《皇家年鑒》這一資料的真實性十分令人懷疑。查找資料后發(fā)現(xiàn)，此一說法或是出自于德國記者赫伯特·溫特的著作《世界動物發(fā)現(xiàn)史》。書中這樣寫道：
譯文：生活在云南省山地竹林的白熊，早在唐朝初代皇帝在位期間的621年成書的《年代記》中已有記載。之后根據(jù)日本的《皇室年代記》記載，685年10月22日，中國的皇帝向日本天皇贈送了兩只活的白熊和70張白熊皮。（Wendt Herbert Auf Noahs Spuren， die Entdeckung der Tiere）
赫伯特·溫特寫道，根據(jù)一本名為《皇室年代記》的書籍記載，公元685年中國皇帝贈送給了日本皇帝兩頭活的白熊與70張熊皮。關于《皇室年代記》，赫伯特·溫特在其書中的原文為“Japanese imperial annal”?？梢苑g為《日本皇家紀年》、《日本帝國年鑒》等，這或許就是胡錦矗所說的《皇家年鑒》一書。不過赫伯特·溫特在文中并沒有提及武則天與天武天皇，所贈送的動物也不是大熊貓而是白熊。如果說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的在位期間，如果胡錦矗將日本皇帝認為是天武天皇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將中國皇帝認為是武則天就過于隨意。誠然，公元685年武則天臨朝稱制握有實權，但是當時武則天并未稱帝，名義上的皇帝還是唐睿宗李旦，這一點無論是《舊唐書》、《新唐書》還是《資治通鑒》，都稱唐睿宗李旦為皇帝，稱武則天為“太后、皇太后”就可看出。所以此一時期的對外交流使用中國皇帝稱號的只可能是唐睿宗李旦而非武則天。另外前文提到，胡錦矗僅依據(jù)“現(xiàn)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帶的村民，仍將大熊貓稱為白熊”的理由就將此處的“白熊”認為是大熊貓也顯得過于草率。
那么所謂的“《皇室年代記》（Japanese imperial annal）”究竟為什么書呢？按照德斯蒙德·莫里斯和雷蒙娜·莫里斯的解釋，認為赫伯特·溫特所說的《皇室年代記》大概率是指《日本書紀》。根據(jù)公元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十四年的時間查看《日本書紀》，這一年中沒有任何中國皇帝贈送動物給天武天皇的記載，甚至在天武天皇在位期間（公元673年-686年），中日兩國之間也沒有任何官方的交流與互動。如果按照活熊2只與熊皮70張的內(nèi)容查找的話，則可以在日本齊明天皇時期找到了相似的內(nèi)容?！度毡緯o》記載道：
是歲，越國守阿部引田臣比羅夫，討肅慎，獻生羆二、羆皮七十枚。（《日本書記》齊明天皇四年條）
這里提到，齊明天皇四年（658年），日本越國守阿倍引田臣比羅夫征討肅慎，將“生羆二”與“羆皮七十枚”作為戰(zhàn)利品獻給了齊明天皇。關于文中提到的肅慎，歷來有兩種不同解釋。一種是指中國東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一種是指日本北海道以及本州島北部地區(qū)與大和朝廷相對立的地方勢力。參照日本越國（今日本福井縣與山形縣部分地區(qū)）位于日本北陸地區(qū)，以及越國守阿倍引田臣比羅夫多次征討“蝦夷、肅慎”的內(nèi)容來看，學界普遍認為此處的“肅慎”應為后者無疑。
由此可見《日本書紀》所記載的內(nèi)容與赫伯特·溫特在《世界動物發(fā)現(xiàn)史》中所提及“兩只活體白熊和70張熊皮”的內(nèi)容相似程度頗高，除此以外《日本書紀》再無類似記載，所以赫伯特·溫特書中所寫內(nèi)容極有可能是參照此條文獻撰寫而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者材料的內(nèi)容雖然相似度極高，卻也有諸多差異，主要有所載年代、人物、動物、以及贈送方式的四點不同。（見表1）
表1 武則天“熊貓外交”說之演變
第一是年代的不同。赫伯特·溫特在《世界動物發(fā)現(xiàn)史》中提到的時間是在公元685年，而《日本書紀》的記載則為公元658年。前后相差近30年。此處時間或為赫伯特·溫特記錄有誤所造成。
第二是人物的不同?！度毡緯o》中是日本越國守（阿倍引田臣比羅夫），而《世界動物發(fā)現(xiàn)史》中卻變成了中國皇帝。如果說赫伯特·溫特將“越國”解讀為中國的越國、山越（浙江福建）或南越國（廣東）等中國的南部地區(qū)，而非日本的越國，那么將此處理解為廣義上的中國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將越國守（阿倍引田臣比羅夫）寫為中國皇帝則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另外或許也存在其對漢字不熟悉，將“越國守”誤當作“唐國主”的可能性。但不管出于何種原因，都可以看出赫伯特·溫特對于中日兩國文化歷史知識的匱乏以及解讀漢文文獻能力的欠缺。
第三是方式不同?！度毡緯o》中記載越國守（阿倍引田臣比羅夫）征討肅慎，“獻生羆二、羆皮七十枚”。在古代漢語中“獻”字具有明顯身份等級差異的含義，一般是指下對上的行為。如“獻上、獻呈、獻納、進獻、貢獻”等。作為日本天皇臣子與下屬的越國守，自然會使用“獻”字來表達其中所蘊含的君臣關系。但對于當時積極學習中國文化并多次派遣遣唐使的日本來說將“獻”字用于他們所稱呼的“大國、大唐”自然是很難想象的?；蛟S是因為這些原因，赫伯特·溫特在《世界動物發(fā)現(xiàn)史》中則使用了更為平等與中性的“贈送”一詞。
第四則是動物不同。在《日本書紀》中記載的“羆”在《世界動物發(fā)現(xiàn)史》被替換成了“生活在云南山地竹林的白熊”。前文提到，越國守（阿倍引田臣比羅夫）是在征討肅慎時獲得的“羆”，而此處的“羆”自然是指生活在日本北海道以及本州島北部的“ひぐま（棕熊）”。而在古代典籍中，將“熊羆”并用的情況并不少見，如《爾雅·釋獸》中記載就有：“羆如熊，黃白文。注：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豭羆?！卑凑沾擞涊d內(nèi)容，赫伯特·溫特將“羆”解讀為“白熊”倒也不足為奇。
回顧此一說法的形成過程，除了相關學者對于古文理解能力的不足以及考證的欠缺，媒體的刻意渲染與傳播在其中也發(fā)揮相當?shù)淖饔?。更有甚者，一些媒體報道以此為基礎，大肆發(fā)揮想象力，捏造出“公元685年9月18日巳時，武則天命令長安宮廷衛(wèi)隊和馴獸人簇擁著兩只寬敞高大、披紅戴花的獸籠，乘著驛站快車，從長安出發(fā)，向東疾駛，到揚州登上海船，隨同日本遣唐使前往日本”的故事（https://www.sohu.com/a/397503751_120689975），實在是令人感到荒唐可笑。
結語
武則天贈送大熊貓給日本天皇開創(chuàng)了“熊貓外交”的說法荒誕性十足，但是卻受到媒體的大肆追捧與報道，這種現(xiàn)象以及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而相關學者在學術上考證上的欠缺與不嚴謹是導致這一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媒體更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誠然，在中國文化影響力日益增長的當下，發(fā)掘歷史材料為更好地宣傳中華文化找到依據(jù)是很必要的，但是依然要堅持“有一分證據(jù)講一分話”的理念，如果不依據(jù)歷史事實，而是肆意歪曲，甚至捏造則是極不可取的。這樣不僅不會幫助提高中國文化影響力，反而會起到反效果。今后如果要避免類似情況的再發(fā)生，除了媒體要客觀如實地宣傳報道外，學者們科學、嚴謹、正確地研究則更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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