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女的命運

木蘭無名

“名字里的沉默”——沒有姓名記載，是救父故事中最多見的一類。

高高的祠堂建起來后，供奉的人物卻沒有姓名。這種反差，在表彰孝女的場合，并不少見。

唐代寶歷年間，朝廷大肆冶銀，在金谿（即金溪）也置了場。負責人長期努力也完不成指標，“歲久，銀不足以充貢”，不但自己鋃鐺入獄身受折磨，而且傾家蕩產(chǎn)也補不上虧空。他的兩個女兒抱頭痛哭，哀嘆不是父親不盡心，實在是資源和產(chǎn)能有限，國家要求的額度根本不可能完成，認為父親大概是救不了了：“若罪不可贖，女生何為？”絕望中她們使出了最后一招——兩個少女，活生生地跳進熱騰騰的冶煉爐，尸骨無存。

絕招總算有用。對生者，父罪得脫，民害被除，因為刺史上報了此事，使朝廷收回成命，貢即停，后來者少受折磨；對后世，善政得以延續(xù)，“邑人世世賴之”，宋代在此置縣，縣名就叫“金谿”。元代本有郡守打算重啟冶銀計劃，但念著金谿當?shù)卦鵀榇唆[出人命慘劇，所以只能將此地的計劃擱置。因此，元人劉杰寫了《重建孝女祠記》并感嘆，二女“其功大矣，祠之，于禮為宜”。

但相比肯定“非二女捐軀一死，其父之罪可釋乎？后人之患可逃乎？”的大功績，劉杰開篇應(yīng)景點名夸贊的是王知縣初上任即政平訟理并重建孝女祠（于縣東之滓堆）的政績，表明撰文刻石、長久保存的用意，接著便說“孝女二人，忘其姓氏”。這個“忘”字，意味深長。

不記姓名，無形中也給了眾人更多想象的空間。宋代名將岳飛，相傳有一幼女，其父被逮，女負銀瓶投水死。人們?yōu)榇伺残蘖遂籼?，?jù)元代楊維楨所記“祠在浙憲司之右”，他的《銀瓶女》詩，筆法與劉杰記唐代二女事跡相似：

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水，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wèi)鳴。

杭州人建張烈文侯祠供奉張憲，覺得張憲該娶岳飛的小女兒，便塑銀瓶像以配之。清代的俞樾善考據(jù)，他對銀瓶女的身世和下落做了徹頭徹尾的考證，觀點是其事應(yīng)有，但把岳飛幼女和張憲“拉郎配”的民俗，在守禮的儒士心里過不去。俞樾的《曲園雜纂》中有一篇《銀瓶征》，細細考辨了此事。

岳家有無此女？俞樾持肯定態(tài)度。他認為，一方面，《岳忠武行實》出自岳珂，應(yīng)該可信，但其中所列出的岳飛的兒女們都有明確的名字或排行，“獨無所謂銀瓶者”。難怪人們心生疑惑：幼女殉孝也該算得上突出事跡了吧，但岳家平反后，為何沒有表彰？“豈不經(jīng)御旨追贈？”另一方面，俞樾又找到宋人周密《癸辛雜識》關(guān)于岳飛廟中“并祀銀瓶娘子”的記載，推斷銀瓶姑娘的身份，至遲在岳飛死后百年已經(jīng)得到了承認。

然而，就算殉父之女確實存在，但結(jié)合宋、元方志可推斷，“宋時已祀王女而女不名”，也就是說，此女死后，名字并未隨事跡一道流傳。她非但名字不載于史冊，甚至還被后人安排上了不同的名字。前人修《湯陰縣志》，作《岳氏家譜》，直接說岳飛的幼女叫作“孝娥”。俞樾相當不以為然：她的精神可稱為孝，不代表她的名字就得這么叫。

當然，俞樾更不滿意的，是后人把此女叫作“銀瓶小姐”，因為這至為不典，恐怕玷污了岳飛幼女的清白名聲。對此他認同趙翼的看法——“宋時閨閣女稱小娘子，而小姐乃賤者之稱”，比如宮婢稱小姐、妓女稱小姐。因此岳飛的女兒一定不能被叫成“小姐”。俞樾又依據(jù)宋代無論官妓、家妓必有簿籍載之這一點，推斷“小姐”其實是從妓女的雅稱“小籍”轉(zhuǎn)來的，還曾因近人記載中的“銀瓶小姐”，差點兒把為岳飛而死的女子認作岳飛家妓而非岳飛女兒，直到得知元明以前的記載中她都叫“銀瓶娘子”，他才放下心來。

俞樾還列舉了人們?nèi)绾螄@“銀瓶”做文章，展開對無名孝女的想象。有人說，岳飛夫人夢中抱銀瓶而生女，女因此得名，正應(yīng)了《易》的井卦，說明她出生時便有兇兆。又有人說銀瓶是岳飛送給幼女的禮物，父親下獄后，她曾設(shè)法搭救，無奈希望破滅，才抱著父親送的銀瓶投井，年僅十三。這些孤證，俞樾找尋來，豐富了故事的可能性，畢竟最初的記載只有岳飛死后其幼女抱銀瓶投井自盡而已。

岳家幼女是否婚配？俞樾前面一番辨析和羅列，把故事的要點放在“幼女死孝”上，于是傳聞不攻自破。岳家銀瓶女還小，張憲則早已是岳飛愛將，二人“年齒懸殊，豈可以為配乎”？硬要“以數(shù)百年后，強為作合”，把未婚而死的孝女安排到將領(lǐng)張憲的身旁，不妥。

岳孝娥抑或張岳氏，銀瓶娘子或是銀瓶小姐……圍繞這位勇于赴死的少女的身世與故事，前面俞樾考證中所引述的傳記、方志、筆記與傳聞，以及辦得有聲有色的祠堂，足以顯示出古人評判孝女時的一些規(guī)律：從“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到“豈可以為配”，與其說關(guān)心她們的安危，不如說更在意她們的無私貢獻和清白節(jié)操。孝女不能失名節(jié)，士大夫的標準一貫高，反觀民間搞供奉、拉郎配、看熱鬧，讓忠臣做了岳飛女婿，給小姑娘許個好人家，在以身殉國或殉父的悲劇中也要努力搞一搞“大團圓”，哪個更貼近事實？哪個更理想？她的生活該由誰來講述？這些故事中的理想狀態(tài)又是誰的理想？

按理說，本書的主角緹縈（漢）與木蘭（相傳為南北朝），早該出現(xiàn)在金谿二孝女（唐）與岳家銀瓶女（宋）之前。之所以開篇數(shù)頁仍未寫到她倆，不僅因為她倆在后文中“戲份”更重，而且因為她們其實與所有救父者共命運。無論是因更廣為人知而被濃墨重彩書寫，還是影響僅及于一時一地；無論是年少赴死，還是下落不明，她們的人生故事都被“剪裁”和演繹過，在被塑造出美名的同時也被遺漏了個性。

最初我關(guān)注的，是緹縈、木蘭等人的救父謀略和冒險精神，但追問下去，發(fā)現(xiàn)故事里并不只有謀略和冒險，在這之外，她們背負著更多，同時也失去了更多：少數(shù)取得成功和榮耀，更多的是掙扎與內(nèi)耗，無數(shù)失敗與絕望都由她們自己承擔。他人多強調(diào)局部，我更想看到整體。而當我試圖看到她們整個人生、看清她們每個人時，名字的模糊與事跡的漫漶構(gòu)成了重重障礙。前面細辨銀瓶娘子（仍然不確定該怎樣叫她）青史不留名乃至流俗亂編造的例子，正是名字“沉默”引發(fā)的亂象，同時也是面對關(guān)鍵歷史信息缺失時如何“解謎”的一把鑰匙，若善加解讀，也許能比那些按照“孝道模板”組織材料撰寫出來的模范故事，透露出更多的東西。

察覺到“空白”和“亂象”的存在，有助于更好地追問——而只有把問題問對了、問清了，對每個時期都有的“救父”故事，才不會僅看作“孝女”主旋律的重復(fù)，而能更清晰地呈現(xiàn)出故事細節(jié)和人物個性，看到更多故事里的她們。

岳武穆鼎鼎大名，其幼女“慷慨赴死”是非凡之舉，但這樣的名門之女，名字也早已“失傳”。我因此猜測，如果是真“小姐”（妓女），更難得留名。果然，陳巖肖《庚溪詩話》中有一個宋代官員康執(zhí)權(quán)“戲為一絕”的故事，他作詩是應(yīng)了一位意圖救父的妓女的請求，而這個妓女自然也沒有留名。

這個故事展現(xiàn)了士大夫之間的默契，也留下了一首七絕。故事大概是這樣的：永嘉有個姓山的官妓，某日她父親山某不知何事被抓，“以事系縣中，當坐罪”，山女士哭著求遍了與她往來的士大夫，其中康執(zhí)權(quán)從前就因為山女士“頗慧麗”而常找她陪酒，這次便伸出援手，作詩一首，給她支招。山女士依言，第二天到縣里投狀說要代父受刑，狀里還帶上了康執(zhí)權(quán)的詩。知縣一看，“笑而釋之”。

士大夫們的“戲”與“笑”，正好與山女士的“泣”與“乞”形成反差。舉手之勞的詩，也確實舉重若輕：

昔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

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

這是將山女士的請求升華到與典故中緹縈救父一樣的高度，也是一口氣送了知縣兩頂“高帽”：春風化雨、崇尚教化的父母官，憐香惜玉、成人之美的君子。如此便藝術(shù)性地化解了山女士的麻煩。果然文人和官員才是記事中的主角。山女士的努力，只有被比附于孝女典故，依附于才子佳話，才有了被記下來的意義。至多，因為她的官妓身份，詩話中多描繪了一筆她的慧麗與柔弱，使她多了一些救父的籌碼。

跟宋人幫著山女士說話的策略一般，元朝儒者的《銀瓶女》，也要通過提及漢時的緹縈之名，來與宋代少女的孝相呼應(yīng)：“嗟我銀瓶為我父，緹縈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其實漢唐以降，幾乎每個救父故事都會提到緹縈，如果有女扮男裝情節(jié)，還會拉上木蘭。在眾多被遺忘的名字中，在大量模糊的面目里，緹縈之名被一再提及，撥動著主旋律。這既襯托出緹縈的典型性，又暗示著記事者的圖省事與當事人的“沉默”。所謂圖省事，就是把諸多事件定性為“救父”，圍繞著行動者如何“孝”來組織材料、敘述過程和結(jié)果，有意無意使之契合“緹縈救父”等孝之典型，有無名字，細節(jié)如何，都無甚干系。千篇一律的勸孝范本，憑空略去了主人公的生活細節(jié)，以至于古老的故事變成了空殼，改個名字，可以一說再說。

緹縈無蹤

緹縈無下落，木蘭不知名，兩位孝女的命運，像是形成某種“絕配”。前面說了“木蘭”不知是姓是名，而淳于緹縈雖有名有姓，但如果不是自始便受關(guān)注的話，她救父之后如何，早已不得而知。我們所知的緹縈，是個被史冊記錄下來的孝女，但在此之前、在文字之外，她不可能只是個孝女。同理，后來的救父者們，被緹縈等典型激勵而踏上險路，又紛至沓來地來到文人墨客筆下，女入《列女傳》，男入《孝義傳》，紛紛被打上“孝女孝子”的印記。這其間，失落的又何止名字，還有性命（如果救不成）或去向（萬一救成了）。他們極少全身而退，事敗自然粉身碎骨，事成往往因書寫者的“任務(wù)完成”而“下落不明”。他們的一生簡直像流星劃過，燃燒生命只為救父這一高光時刻。而書寫者更關(guān)心的，當然只是這些能彰顯禮教綱常的高光，在他們筆下，救父者仿佛只為完成特定任務(wù)而活，這種“中心聚焦”，反過來看，便是周邊虛化。不信，你就去問：木蘭（假如真有其人）真名叫什么？緹縈救父之后（如果還活著）過得好嗎？除去被虛化、被省略的，唯有沉默。

歷史上的救父者，功成身死者有之，功成身退者有之。提到后來去向的，大致分為兩類：要么融入日常，要么脫離日常。功成身死恐怕是她們最激烈決絕也最感動史家的宿命——年輕而無辜的生命戛然而止，以此來最后回報生養(yǎng)者的恩情，書寫者往往對此濃墨重彩大肆渲染。而救父的生還者，實現(xiàn)目標后“下落不明”，也同樣印證了這一點——救父者不惜一切代價，書寫者也因此而無暇他顧，只關(guān)心救不救得成，不在乎救了后如何活下去，大家心照不宣地把人活成或?qū)懗闪恕靶ⅰ钡姆枴?/p>

木蘭在歷史上的下落，也并不明確。原版《木蘭辭》結(jié)尾，只停留在她還鄉(xiāng)和改妝。親情、愛情雙豐收的大團圓結(jié)局，其實是后人的戲劇性安排，甚至還有不能免俗的想象，說木蘭因為不想進宮而選擇自殺，極似小說家言，可謂極大地滿足了好事者的獵奇心理。將真正的戰(zhàn)士、將領(lǐng)所具有的特立獨行、堅忍不拔與艱難求生，都消解在“總得嫁個人”的固定橋段里。與銀瓶祠里的拉郎配，何其相似。此類橋段所反映的，恐怕是民間延續(xù)千年的刻板印象。好比孝子若得皇帝青眼，那定然飛黃騰達、光耀門楣；孝女若是被當權(quán)者看上，從了，無非一入宮門深似海，不從，就只好以死明志。至于后者的“善終”，不外乎回歸女子的本分——風光大嫁，相夫教子，夫婿和兒子飛黃騰達、光耀門楣，就是標準的大團圓結(jié)局了。

放在當時的語境中，這沒毛病?？善婀值氖牵谟邢侣涞男⑴纳街?，我?guī)缀鯖]見過這樣標準的大團圓結(jié)局。

處于故事中心的緹縈與木蘭們，尚且如此沉默、帶著謎團，分給其他相似境遇的“孝女”的新鮮筆墨，可能更少。她們各有各的姓名、家庭、境遇。在相似的目標與堅決意志之外，她們不同的行動軌跡、豐富的“救父”策略與曲折的命運走向，也值得我們用心觀察。諸如“緹縈救父”和“木蘭從軍”之類的典型情節(jié)，如果不用近代以降的“英雌”式的個人成就標準去衡量，而放回歷史語境中，很明顯有一條關(guān)于“家”的脈絡(luò)貫穿其中，交織著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友弟恭等關(guān)系。在這些多維的關(guān)系中，救父故事往往被大篇幅削減。但其中的不少疑問，實在是不能不提。那么多的問題，那么少的回答。那么久的沉默，是否還要繼續(xù)追問？

本章最后要說的這類沉默，出現(xiàn)在更大的舞臺上，且相對獨立于沉默者本人。

先看她們個人。救了人未必就是劇終，至少要把救人者的下落算上，事件才近乎完整，而前述救父事件幾乎都不是什么大團圓結(jié)局。更何況，即便有下落甚至是好的下落，也不等于前面的痛苦掙扎就沒發(fā)生過。就算偶爾有所謂的成功，也不能認為這便是以喜劇收場。筆者曾以為，選擇救父者，從一開始便走上了一條悲劇性的道路。能轉(zhuǎn)危為安只是小概率事件。悲劇意味著救父的代價沉重。

畢竟她們曾拼盡全力向命運發(fā)起挑戰(zhàn)，她們本可以擁有更廣闊的可能。

而這些更廣闊的可能里必然包括更順遂的人生。不必救父的女兒，會度過怎樣的一生呢？從無驚無險、無憂無慮的角度看，是幸運；從未發(fā)揮潛能、未見更大世界的角度看，或許也有遺憾。如果可以，她們自己會怎樣選？正如勸孝者筆下很少展現(xiàn)救父者的驚懼猶疑，而對賢妻良母的稱頌中，也很少會提及她們是否另有抱負。或者說，書寫者替她們選了。白居易的兩篇詩文，正好對應(yīng)于此：命運的不同走向，呼應(yīng)沉默的多個層次。

一是《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志銘》，開篇寫明，“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此文是白居易為友人元稹之母而作，他認認真真羅列了一堆死者生平各種賢良淑德，還提供了一組神奇的對比：

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

相比之下，“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這是和李翱夸高妹妹相似的寫法。白居易在結(jié)尾也與李翱一樣，升華到立楷模、美風俗的儒家教化目標：自己“與夫人幼子稹為執(zhí)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稹泣血孤慕，哀動他人，托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囂母慈，不遜之女順”。死者已矣，無論是壽終正寢，還是死于非命，美名的傳播也是她們生命的延續(xù)，是對她們畢生努力的肯定。

對活著的人呢？會講道理又會享樂的大詩人白居易，目光看向自家小閨女時，又是尋常的老父親心理：

吾雛字阿羅，阿羅才七齡。嗟吾不才子，憐爾無弟兄。

撫養(yǎng)雖驕騃，性識頗聰明。學(xué)母畫眉樣，效吾詠詩聲。

我齒今欲墮，汝齒昨始生。我頭發(fā)盡落，汝頂髻初成。

老幼不相待，父衰汝孩嬰。緬想古人心，慈愛亦不輕。

蔡邕念文姬，于公嘆緹縈。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

將來事未可知，眼前人正可愛，將心比心，“蔡邕念文姬，于公嘆緹縈”，女兒懂事，父輩慈愛，在愛里長大的孩子，才會懂得回饋愛吧。慈父白居易又說道，“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在老父親這一邊，詩成這一刻，七歲女孩白阿羅的可愛之處無非“學(xué)母畫眉樣，效吾詠詩聲”，不必承擔舍生取義之美名，毫無疑問也是被小心呵護的。而作為被保護的對象和拼命保護別人的人，哪個更“求仁得仁”呢？

再看救父群體。從故事中元素的悲喜屬性來看，緹縈和木蘭顧不得問、史家和信徒不敢問的，如今我都想試著問一問。

首先，救父行動中的主角，各有幾分信心？成功范例如緹縈，通過上書文帝獲得皇帝垂憐，肉刑弊政得以改革，孝女故事被史書記了一筆。但這一連串事件中，小姑娘能決定的，也許只有出不出場。至于上書后皇帝看不看，皇帝看后感不感動，感動之后行不行動，行動之后誰響應(yīng)等，都不是她能決定的。緹縈在“救父”中是主角，“刑制改革”中，她全家都只是“小水花”。后來的那些救父者，也一樣沒有萬全把握。無辜少女少男的眼淚、乞求和性命，無非是強調(diào)以人倫親情而換得一個“法外開恩”的機會。但開不開恩，決定權(quán)在皇帝或官員手里。而影響他們決策的因素，恐怕不只是孝女孝子的誠意或柔情?；实蹫楹螘ㄍ忾_恩？是在什么局勢下這樣做的？救父成功是“托了什么?！保渴∈欠癫攀浅B(tài)？圍繞這些問題，其實掌權(quán)者有多重視“孝”的砝碼，有多愿意為此而傾斜“法”的天平，才是決定一人、一家悲喜的關(guān)鍵。這些，講述救父佳話、稱頌孝女孝子的人，多半不會說。

其次，法律事是專業(yè)事，判決的得出，離不開“治人”，也少不了“治法”，試問遭了難、要人救的父，究竟犯了什么罪？是有心還是無意？是有罪還是有冤？該不該寬宥？這些也是評析救父故事的意義時，不可不問的又一類關(guān)鍵問題。講故事的古人幾乎“一邊倒”地勸孝，要么給被救者找些值得同情的理由，要么直接一筆帶過其如何犯事、因何獲罪，比如現(xiàn)代擴寫緹縈救父故事的名家，一定要把淳于意寫成耿直善良遭人陷害，背后的原因值得細究。又如鹽販之女在古人筆下被說成令士大夫當反省自愧的堅守“信”的榜樣，可如果我們記得“律令乃天下之大信”的話，她父親長年侵吞國家利益來養(yǎng)家糊口，明顯是故犯和累犯，那么官員應(yīng)孝女一人的請求，豁免的是侵吞國有資產(chǎn)罪，這是否是對國家律法的“信”的違背呢？

正如前文所說應(yīng)當探究救父者、被救者及局內(nèi)人的思想與處境，跟案件有利害關(guān)系的人如何維護“孝”而“法外開恩”，同樣耐人尋味。倘若被救者的故意犯罪不僅停留在貪圖錢財層面，還意圖謀害人命，甚至已經(jīng)要了人命，加害者的子女要求情、代父受刑，被害“苦主”一方豈無子女？豈能甘心？于理于法說不過去的“不可救”之罪，偏有人自發(fā)或是被迫地求情、求救。這種異態(tài)，也同樣是諸多救父故事的組成部分，更構(gòu)成了法制天平的干擾因素。試想同類罪犯中，有人因幼女或幼子來求情而得到減免，有人卻只能毫無商量地受罰，“孝”是何等強大的“靈符”；而當犯法者本人不悔改，因子女求情而獲益后還敢再犯，即便作出決定的是皇帝，這“靈符”又將如何反噬決策者？古人倒可能被“孝感動天”的光芒迷了眼，封了口，如今卻不然，無論從法律專業(yè)的角度，還是從“合情合理又合法”的理想角度，值得救的和不值得救的，還是得分一分。“如何救”與“因何救”，都不能不問。

一句話，她們愿意拼命是一回事，拼了命有沒有用，是另一回事。

 “請以種種真實之名呼喚我/我才能同時聽見我所有的哭泣與歡笑/我才能看到我的喜悅與痛苦是一體?！保ㄒ恍卸U師）倘若那么多來路和名字被抹去、去路被略去、苦處被略去的救父者，她們的處境能被我們更多地看到，便真正能在歷史現(xiàn)場中笑中帶淚地鮮活起來了。

選擇也好，處境也罷，都可以問。通過不斷追問，真正看到她們。

本文節(jié)選自《木蘭無名，緹縈無蹤：法律史視野下的女性悲喜》，張?zhí)锾镏?，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