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郁：從靈魂的偉大到無力感

【編者按】

《疲于做自己：抑郁癥與社會》是法國社會學家阿蘭·埃倫貝格的一本經(jīng)典著作，作者完整地呈現(xiàn)了抑郁癥作為一個精神病學概念的流變，同時剖析了抑郁癥與社會發(fā)展的關系。他將精神病學的文化史和技術史結合起來，試圖通過對一個概念的歷史解讀，展現(xiàn)整個當代社會對人的理解和主體性本身遭遇的變遷，為我們探究與此相關的新困境提供了一個切入點。本文摘自該書。

“理智—喪失理智”的兩分邏輯并不能完全定義精神障礙；尤其是它完全沒有處理有關痛苦的問題，痛苦關聯(lián)的是“幸?！恍摇边@對組合。如果想讓精神異常也能被理解成一種痛苦，而不僅僅被歸為喪失理智，一種特有的環(huán)境或文明狀態(tài)是必不可少的。

啟蒙運動的世紀是理性的世紀，也是追尋幸福的世紀：理性和幸福是支撐政教分離的兩個主要方面，而這種世俗化又是現(xiàn)代社會建立的基礎。在那個年代，公共領域逐漸形成，人們在面對與自己平等的其他人時能將私人理性應用到公共空間。根據(jù)哈貝馬斯的說法，在這樣的公私領域里，存在著獨立于神權和王權的私人生活。這已被很多文獻論述過了。在這些論述里，幸福獲得了全新的價值：幸福提倡的是“關注內心感受……因為無論是快樂還是不快樂，這些評價都能讓人成為自身命運的主宰”。與此同時，有關生活不幸的思考也在進行：因為幸福感和不安感總是如影隨形。在那個時代，社會能夠自我維持的想法正在確立（基于人與人之間的契約，人們授權政治機構來管理自己）。除了宗教救贖，人又獲得了一個新的存在理由：尋找幸福，它被看作人確立自身存在的途徑之一。那么，如何實現(xiàn)幸福呢？答案是：僅僅通過社交就行。因為人是社會性動物；人的本能會引導自身走向他人。18世紀時，“人不被認為是單獨的存在……人有想要解析他人想法、向他人展示自己天賦的需求，保持個人絕對神秘的做法是不被接受的”?？释陋毜娜巳慷际菂捠勒?。個人與社會是對立的，這種想法也不被承認——盧梭認為，如果這樣的對立開始存在，那必是因為社會的根基不穩(wěn)。不過，幸福會因激情（passion）而觸礁：激情會導致主體過度興奮，從而突破理性的界限，最終導致沮喪（abattement）和憂郁。

興奮或沮喪，它們都“滋養(yǎng)藝術，播種愚蠢”。憂郁面臨著雙重命運。一方面，它被看成天才的特征。從浪漫主義時期開始，藝術家就被賦予這樣的特征，它指向崇高且悲劇的人物，他們的不幸造就了他們的天才。另一方面，當憂郁涉及的是普通人，它就成了一種疾病。不過，憂郁的這兩面都讓它與西方的自我意識發(fā)展史產(chǎn)生了密切關系，因為這兩面代表的都是“加劇”（exacerbation）。雷蒙·克里班斯基（Raymond Klibanski）用這樣的句子描述了這種密切關系：“概述（憂郁）……相當于去書寫當代人的感受史?！?6世紀初，憂郁“與自我意識的同義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幾乎所有杰出人物都被看成真正憂郁之人，或者說他們都曾憂郁過——無論是在他們自己眼中，還是在別人眼中，都是如此”。憂郁的人不會逃避痛苦，他們會肯定它，以它為榮——“我的快樂是憂郁的”，米開朗琪羅如是說。因為做自己而快樂或痛苦，這是憂郁之人圍繞旋轉的軸心。

18世紀，大腦在對行為的解釋里占據(jù)了中心位置。當時，憂郁被看成與神經(jīng)有關（就神經(jīng)受到刺激而言）。既然靈魂可以墮落，那么大腦當然也可以疲勞：大腦的力量是有限的，它也需要休息和放松，需要音樂和陽光。如果把神經(jīng)系統(tǒng)看成人與世界關系的儀器，那么，憂郁是一種由稟賦造成的特殊狀態(tài)，“最常用的解釋是，它是由外部環(huán)境造成的一種精神沖擊或過度緊張”。

憂郁在1819年被埃斯基羅爾定義為一種偏執(zhí)（monomanie）：悲傷、沮喪、厭惡生活，在某些方面表現(xiàn)出妄想，在另一些地方又保留著理智。憂郁癥患者會被某個偏執(zhí)的想法糾纏，導致一些癥狀。它們在后來被精神病學家們稱為“懷疑引發(fā)的瘋狂”或“內疚引發(fā)的妄想”。這種特定的瘋狂或妄想與作為常態(tài)的譫妄有明顯區(qū)別，后者是躁狂癥的特征。于是，沒有妄想也能憂郁的想法誕生了：它是一種不會喪失理智卻“悲傷且抑郁的激情狀態(tài)”。由于保有理智，原本瘋癲中應該受損的理解力部分沒被波及，所以在瘋癲的“熒光現(xiàn)象”里可存在孤立的痛苦，也變得可以想象。

這種改變發(fā)生在19世紀初到19世紀30年代期間。精神病學家米歇爾·古列維奇（Michel Gourevitch）將埃斯基羅爾在1810年描繪的一樁憂郁癥案例同1838年一份印刷文本中的案例做了比較：1810年時，病人聽見壞消息，就會開始發(fā)狂；1838年時，她“只是”感到絕望（désespoir）。臨床觀察在描繪癥狀時的用詞轉變可謂相當顯著。

從發(fā)狂到絕望，標志著理智至上的精神病學緩慢衰落：“從現(xiàn)在開始，人們可以屈服于命運的打擊和自身激情的力量，因悲傷而病倒。……器質性疾病被賦予的地位也延伸到心理現(xiàn)象中，這些疾病就是過去所說的精神痛苦?！边@個轉變慢慢孕育出了人格障礙的概念。憂郁癥在正常與病態(tài)之間打開了一條新的轉換通道：兩者不再被一味看成本質不同的兩個狀態(tài)，而被認為有可能是一種連續(xù)態(tài)，相互之間只是閾值不一樣的程度區(qū)別。

此外，這種疾病“使心靈痛苦成為瘋子精神失常的原因和要素”。對憂郁的重新表述首先出現(xiàn)在比利時的約瑟夫·吉斯蘭（Joseph Guislain，1817—1860）筆下，然后是德國的威廉·格里辛格（Wilhelm Griesinger，1817—1868）。他們的論述集中表達了兩個觀點：其一，所有的瘋癲都以情緒（humeur）變化為開端；其二，有的瘋癲不會出現(xiàn)理智問題，只有情感、心境和情緒會受影響。其中，“情緒”的概念是19世紀50年代隨著間歇性瘋癲（folie circulaire,躁狂和憂郁狀態(tài)交替出現(xiàn)，中間被清醒期隔開）的論點傳入法國的。間歇性瘋癲在19世紀末開始被確定為憂郁癥。憂郁癥和精神痛苦被完全等同。盡管“抑郁癥”的概念要到20世紀40年代才會出現(xiàn)，但薩爾佩特里耶爾（Salpêtrière）的精神病學家儒勒·塞格拉斯（Jules Séglas，1856—1939）早在19世紀末就指出了抑郁癥的核心。他在1894年的一堂課上說：“在沒有妄想、病人未失去意識的憂郁癥中”，“痛苦被簡化為一種無力感。精神上的痛苦，令人痛苦的消沉……是憂郁癥患者最顯著的癥狀。我甚至想說這就是他們的特征”。被這種疾病侵襲的人“對自己的狀態(tài)屬于病態(tài)這點是有意識的，他也愿意做出應對，但他做不到”。就這樣，未來精神病學的基礎認識之一開始確立：情緒或情感與判斷或表征開始被區(qū)分。

從與偉大靈魂和天才相連的疾病到情感不幸，這種轉變當然也與瘋人院里病人的社會構成發(fā)生了變化有關，即病人中勞工階級的數(shù)量明顯增加。這種情況使得自19世紀30年代開始，勞工階級在精神和物質上的悲慘處境成為諸多研究的對象：瘋病醫(yī)生們開始看到病癥的“道德原因”。隨著疾病的階級下移，它的崇高性消失了。激進政治家歐仁·佩萊坦（Eugène Pelletan）不是指出過嗎，“疾病，對俗人來說不過是腐爛，而在偉大的思想追求者們的身上，就變成了崇高的自然秉性”？

《疲于做自己：抑郁癥與社會》，[法]阿蘭·埃倫貝格著，王甦譯，守望者·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