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發(fā)明中世紀》：被放逐者的愛與恨

《發(fā)明中世紀：二十世紀中世紀名家評傳》，[美]諾曼·F. 坎托著，袁帥亞、曹君譯，張煉校，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420頁，88.00元

我最早知道諾曼·坎托的《發(fā)明中世紀》，是通過英國學者馬庫斯·布爾（Marcus Bull）的《思考中世紀》（Thinking Mediev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當時電子書籍尚未普及，無法閱覽原書，但一直聽聞書中“學界掌故”極多。等到去利物浦讀書的時候，從圖書館里借閱的第一批書中便有這本。

早年，我曾在豆瓣上寫過一篇個人色彩濃厚的“讀后感”。友人提議，這本書應當翻譯成中文。如今中譯本付梓，重讀之際仍感慨萬千。這本“八卦”密度極高、公開臧否人物的書，為作者坎托帶來了不少麻煩。當年的一些故舊友人對他將諸多私密事與所謂“妄加揣測”公之于眾頗有微詞。也有人批評他過于關(guān)注學者的個性及其主觀偏見，認為這簡化了復雜的知識成果，使之淪為個體心理的投影。

若僅將此書視為“談資”的資料庫，未免失之偏頗?！栋l(fā)明中世紀》是一部以傳記形式為骨架、以學術(shù)進展與方法論批判為經(jīng)脈的知識史著作。書中描繪了中世紀研究從十九世紀末逐步建立的宏大畫卷，并深入探討了若干中世紀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者在學術(shù)思考背后的個性與意識形態(tài)。這種汪洋恣肆、臧否人物的寫作風格，也將坎托本人的性格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作為被放逐者的坎托

諾曼·弗蘭克·坎托（Norman Frank Cantor，1929.11.19-2004.9.18）是一位加拿大裔美國中世紀史學家。他出生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溫尼伯的一個猶太家庭，在家鄉(xiāng)完成大學教育后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之后又以羅德學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學的奧里爾學院學習一年。在牛津期間，他的指導教師便是著名的理查德·威廉·薩瑟恩（Richard William Southern）——我個人最喜歡的二十世紀英國中世紀史學家。之后，他重新回到普林斯頓大學，師從美國中世紀研究奠基人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的高足、著名中世紀史學家約瑟夫·R. 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獲得博士學位。

坎托的早年研究主要集中于中世紀盛期的英格蘭，他一生唯一的學術(shù)專著《英格蘭的教會、王權(quán)與世俗授任：1089-1135年》聚焦于十一到十二世紀大轉(zhuǎn)型時期的英格蘭政教關(guān)系，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然而，坎托的天性似乎更熱衷于宏觀歷史敘述，即便是在學術(shù)論文中，他那種大開大合的風格也顯而易見?？餐形墓P極佳、視野恢弘，其所撰寫的教材和通俗讀物常常成為暢銷書。他在1963年首版發(fā)行的《中世紀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Middle Ages），到二十一世紀初已經(jīng)賣出了超過一百萬冊，幾乎成了英語世界對中世紀歷史感興趣之青年學子的必備參考書。

坎托著《中世紀文明》

然而，在學術(shù)圈內(nèi)，對坎托的學問水平及性格的評價褒貶不一。早年，許多人曾認為他必將成為斯特雷耶的接班人。然而，在普林斯頓任教三年后，他因種種原因逐漸被主流學術(shù)圈邊緣化，之后輾轉(zhuǎn)于哥倫比亞大學、布蘭代斯大學、賓漢姆頓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和紐約大學等多所高校，直到1999年退休。關(guān)于他自己與若干“學界大佬”和“學界主流”之間的恩怨情仇——例如，前些年因新冠去世的中世紀研究“巨擘”吉爾斯·康斯坦博（Giles Constable）因家世優(yōu)越搶占了本應屬于他的哈佛教席——這類故事在2002年出版的《發(fā)明諾曼·坎托：一個中世紀學者的告白》（Inventing Norman Cantor: Confessions of a Medievalist, ? ACMRS Press, 2002）中有非常深入的剖析。

《發(fā)明諾曼·坎托：一個中世紀學者的告白》

這部作品出版兩年后，坎托便在邁阿密的家中因心衰去世，享年七十五歲。在他去世二十年后，那本使他名聲大噪的《發(fā)明中世紀》被翻譯為中文出版，讓重洋萬里之外的異域讀者也可以感受他摯愛的中世紀研究。

時代與歷史書寫

在歐洲文化傳統(tǒng)中，歷史學的地位遠不及在華夏文明中那般崇高。我們對歐洲古代世界的認識大多源于十九世紀，而對中世紀的理解則主要形成于二十世紀。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者們率先打破了啟蒙運動以來貶低中世紀的論調(diào)。然而，盡管他們感情充沛，卻普遍缺乏足夠的學術(shù)素養(yǎng)，也多未掌握探究高深學問的手段。

坎托在本書的開篇寫梅特蘭，正是為了給中世紀的科學性研究尋找一個“鼻祖”。他將梅特蘭視為英國“迄今為止最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在英國史學界和英美法律學界，梅特蘭都是一位被尊奉為圣徒般的人物。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歷史學的發(fā)展才逐漸顯示出推動學術(shù)革命的靈感和力量，而中世紀研究更是最后才從塵封的檔案與頑固的“黑暗中世紀說”中破繭而出的。中世紀全盛期的成就及其特征、形成原因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副作用，始終是二十世紀史學家們爭論的焦點。正因如此，我在十年前開始探究“十二世紀文藝復興概念”的發(fā)展演進，這個選題的靈感也萌發(fā)于和徐善偉老師一起在利物浦抽煙聊這本書中“八卦”的過程。

坎托的中心論點是，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中世紀”，是在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被發(fā)明”出來的。史學家的判斷、傾向以及基調(diào)必然與他們所處時代的風氣密切相關(guān)。這些學者在描繪中世紀的歷史時，無一例外地帶著自己的文化背景、民族認同、宗教傾向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如果一部學術(shù)作品中缺乏作者的憤怒、憐憫和靈魂共鳴，它大概率不會成為一部優(yōu)秀的作品?？餐械恼摀?jù)正是這些學者的傳記與他們不朽的著作：個人生活總是與學術(shù)生活交織在一起。作者本人的經(jīng)歷、情感乃至偏見在他的著作中都會有清晰的體現(xiàn)。于是，我們就看到在法國學者的筆下，“十二世紀文藝復興”成為了歐洲中世紀文明最光輝燦爛的篇章，而這輝煌時代的文化中心便是巴黎，整個歐洲都要唯法蘭西馬首是瞻。在英國學者筆下，《大憲章》和憲政的勝利是英格蘭帶給歐洲最好的禮物。此外，中世紀學者在訓練過程中，非常容易將中世紀和現(xiàn)代文化之間作比較與關(guān)聯(lián)，畢竟當今西方社會的主體價值觀和社會運作框架都是從那個時代發(fā)展而來的。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對中世紀歷史某個方面或領(lǐng)域的側(cè)重，常常與作者所處時代的社會熱點高度契合。那些在著作中過分贊美中世紀教會特權(quán)以及王室權(quán)威的人，在生活中也常常是推崇君主制和政教合一的潛在狂熱分子。從這個角度來說，歷史必然地就是政治的。

梅特蘭等人認為，中世紀是一個始終處在混亂邊緣、智力產(chǎn)出有限的時代，他們希望自己的時代避免重蹈覆轍。法國的布洛赫及后來的年鑒學派，則希望通過研究歷史消滅等級制度和社會不公，盡管他們自身的學派發(fā)展史也充滿了“巴黎與外地”“大佬嫡系與外來者”之間等級不公的血淚。潘諾夫斯基、庫爾提烏斯，以及施拉姆和康托洛維奇等學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十九世紀德意志唯心主義的后裔。其中一些人將無與倫比的中世紀思想變成了現(xiàn)代社會危險變革的反射鏡，另一些人則希望通過回歸古典主義和基督教神學共同構(gòu)建的中世紀主義，抑制過于激進的現(xiàn)代性（158-160頁）?？餐信u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批德國中世紀學者，認為他們作品中充滿了浪漫化的民族主義。他們試圖構(gòu)建一個英雄化的中世紀形象，其目的正是彰顯德意志民族的偉大、鼓舞德意志民族的情緒，最終不僅導致了極端民族主義的泛濫，更釀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樣慘烈的歷史事件。

再看“與歐洲分享著同一個過去”的美國，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哈斯金斯的“十二世紀文藝復興”理念帶有極為強烈的威爾遜風格的進步主義色彩，體現(xiàn)出一種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至上的精神。哈斯金斯本人的性情、生活、成長經(jīng)歷乃至心理特征，也與威爾遜有諸多相似之處。從許多方面來說，哈斯金斯那一代學者實際上就是將美國例外論的變體，移植到了“盎格魯—諾曼—法蘭西”的中世紀國家建構(gòu)的研究上（200-201頁）。哈斯金斯具有極強的使命感，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源于演講稿，所預設的讀者也是公眾而非專家。這是世俗學者的“布道”，是向大眾傳授人文主義理想的威爾遜主義傳統(tǒng)。因此，其研究結(jié)論不僅來自中世紀文獻，更深深植根于個人生活與現(xiàn)實處境。

學術(shù)界的背陰面

坎托這部作品最吸引人之處在于他的直言不諱，以及對學術(shù)界若干秘辛的揭露。這些故事有的源自他親身經(jīng)歷或耳聞目睹，有的則出于道聽途說?？餐械奈墓P帶有強烈的文學色彩，描寫梅特蘭與菲利克斯·利伯曼的初次見面，以及施拉姆與康托洛維奇的少年聚會，寥寥數(shù)言就能將讀者帶入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那種彌漫著煤炭燃燒味道、耳畔響起內(nèi)燃機轟鳴的歷史場景中。

二十世紀的學術(shù)世界可以說是一個“圈子社會”。梅特蘭屬于布魯姆斯伯里團體，該團體的主要人物包括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其姊妹藝術(shù)家凡妮莎·伍爾夫及其夫婿，還有對二十世紀經(jīng)濟學和國家經(jīng)濟政策影響深遠的約翰·凱恩斯。而恩斯特·施拉姆和康托洛維奇則分別屬于阿比·瓦爾堡和斯特凡·格奧爾格的圈子。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牛津的C. S. 劉易斯、J. R. R. 托爾金等人也組成了淡墨會（Inklings）。在這些松散的組織里，學者們討論自己的讀書心得，相互朗讀和評判彼此的文稿，逐漸形成了學術(shù)圈內(nèi)部的聯(lián)盟。

不久前，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宣布將把猶太裔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赫葬入先賢祠。布洛赫是法國二戰(zhàn)抵抗運動中，唯一一位犧牲的著名學者。令人唏噓的是，在他為國捐軀時，著名女權(quán)主義者西蒙·波伏瓦還在納粹控制下的巴黎廣播電臺領(lǐng)取不菲的薪水，而擔任戴高樂政府文化部長的安德烈·馬爾羅，則在他情婦的地中海別墅中暢飲窖藏美酒。與此同時，對于布洛赫的子女們，父親忽略了他們的感受和生活，使他們陷入貧困和無助之中。

坎托對學術(shù)界的現(xiàn)狀充滿憤怒，他尖銳批評學術(shù)界的“近親繁殖”“圈子化”“封君封臣制”“學術(shù)官僚體系”等現(xiàn)象，直言這些弊病幾乎可適用于任何國家（參見施愛東：《蛋先生的學術(shù)生存》，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

許多學者都是從童年或青春期起便對語言、歷史以及神秘的宗教抱有濃厚興趣，繼而放棄追求財富和權(quán)力，僅靠教授的微薄薪水過活。其學術(shù)創(chuàng)造力的巔峰多集中于四五十歲，之后往往不再或難以從事重要的學術(shù)工作。坎托用辛辣的筆調(diào)描繪出這樣一代學者：他們憑借某種學術(shù)闡釋獲得成功，地位逐漸攀升后，不但不再自我批評或修正過往研究，反而謹小慎微、小心翼翼地守護著自己的新教條，僅允許下一代學者中的“阿諛學舌者”進入他們所掌管的“眾神之殿”。

作為猶太人，坎托對納粹主義深惡痛絕。他明確指出，即使是那些后來受到迫害的猶太裔教授，在希特勒上臺之前也曾支持“強人政治”，幻想一位強大的領(lǐng)袖能帶領(lǐng)德國恢復“民族的注定偉大”?？餐泻敛涣羟榈嘏u這些德國教授，認為這些人并未真正受到歷史、法律和正義的審判。而且，這些人不僅或隱或顯地認同了納粹所宣揚的理念，從本性上來說更是“膽小怕事、懶惰自私”。

此外，坎托對自己親炙過的學者也同樣不留情面。例如，他在牛津大學做訪問學生時的導師理查德·威廉·薩瑟恩被他視為“過去與未來之王”，但對薩瑟恩的“牛津式”傲慢、不諳德文以及對中古德意志極具偏見頗有微詞?？餐姓J為，薩瑟恩的《中世紀的形成》在自己和許多讀過這本書的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骸敖邮芰死硐氲恼賳竞?，我們再也無法回到從前了。”但是，薩瑟恩從未利用自己的天賦、職位或?qū)W緣來對年鑒學派形成制衡，因為他害怕自己的作為有悖于英國教授的傳統(tǒng)。然而，在坎托看來，正是因為薩瑟恩最終選擇不挑戰(zhàn)學術(shù)界，才導致今天的中世紀研究每況愈下。用坎托自己的話來說，如今“只剩下布洛赫的門徒們在歐美統(tǒng)領(lǐng)這個領(lǐng)域，因為他們有資源和組織”。

在坎托出版這本書的時候，薩瑟恩仍然在世，并正全力編寫他的最后一部巨著《經(jīng)院人文主義與歐洲的統(tǒng)一》。我們無從得知，薩瑟恩在看到坎托對自己的評價會作何感想。在他未竟的遺著中，我們也只能從書名中隱隱感受到他最后一搏的微弱力量。往好了說，薩瑟恩仿佛是一位完全遵從內(nèi)心召喚的中世紀圣徒；可往壞了說，他何嘗又不是一個隨波逐流的既得利益者呢？

中世紀能為今天帶來什么？

中世紀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恒定性”，這并非意味著那個時代毫無進步，而是說西方文化在時空中表現(xiàn)出高度的統(tǒng)一性。十二世紀的作者所表達的一切，仍可追溯到在公元三百年前后逐漸形成的思想體系。對康托洛維奇以及庫爾提烏斯等人而言，正是但丁將“一種發(fā)酵劑”融入到中世紀西方傳統(tǒng)中，使文化的穩(wěn)定性和絕對的思想延續(xù)性開始發(fā)生變化。更為重要的是，與后現(xiàn)代社會的碎片化和無序形成鮮明對比，中世紀的核心特征是將一切融為一體。尤其是自十二世紀以來，中世紀的學者、文學家和詩人都成為了各種知識體系的建構(gòu)者和統(tǒng)籌者，以其博學和包容，在多樣化和不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中傳承著偉大且瀕臨失落的學問。這樣的一種處境，很難不讓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產(chǎn)生共鳴乃至同情。

中世紀的人們與我們擁有相似的情感與焦慮，卻無需背負現(xiàn)代社會沉重的“官僚—司法—技術(shù)—稅負”枷鎖?？餐姓J為，中世紀發(fā)展出的王權(quán)理念是一門獨特且精心建構(gòu)的學問，是一個富有永恒創(chuàng)造力的有機體。中世紀的王權(quán)將羅馬的、基督教的、德意志的和拜占庭的種種資源，不斷地加以重組、探索和擴展，這樣的一種組合能在極邊緣的地方體現(xiàn)出巨大的自發(fā)創(chuàng)造力，還能堅守高度功能性的內(nèi)核。

中世紀有擁有巨大的療愈力量，正如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者將其視為面對工業(yè)化和軍國主義惡魔的避難所。這種吸引力最直觀的表現(xiàn)便是帶有濃厚“中世紀主義”風格的奇幻小說與影視作品。在紛繁復雜的現(xiàn)代社會中，中世紀是一個迷人的影子、模糊的替身、可以相互連接的他者，是我們夢想、憂慮和秘密的分享者。

二十一世紀已經(jīng)過去了四分之一，在這個新的時代里，對于中世紀或許還需要更新的解讀。除了學術(shù)研究的積累，學者們似乎也需要一個特定的時代氛圍來點燃靈感。傳統(tǒng)的歷史研究難以根本改變我們目前對中世紀政府、社會和經(jīng)濟認知的基本輪廓，但通過對中世紀藝術(shù)、文學和哲學的探索，我們或許在二十一世紀能夠更深入地破譯中世紀人們的心靈。中世紀藝術(shù)的強大思想凝聚力來源于創(chuàng)作者對傳統(tǒng)的延續(xù)，而非刻意追求突破性創(chuàng)意。他們在既定母題的框架下呈現(xiàn)信息，以確保觀賞者一目了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微小的變化往往預示著深遠的影響。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所建構(gòu)起來的權(quán)威性知識體系都是針對歐洲中世紀的，這些理論、方法都不足以對其他區(qū)域的“中世紀”社會加以概念化。

對于在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有多少人未曾聽聞或閱讀、觀看過《玫瑰的名字》《魔戒》《哈利·波特》《權(quán)力的游戲》呢？這些作品通過新興媒介的傳播，使中世紀精神的某些特質(zhì)得以持續(xù)影響我們對世界運行法則與真相的理解。特別是托爾金和劉易斯，他們的奇幻作品與學術(shù)研究之間存在著一條清晰的脈絡。正是通過這些作品及其影視化改編，中世紀的形象深深嵌入了當今世界的文化版圖。

無論大家是抱著獵奇心態(tài)，還是探索學術(shù)史，這本融合傳記、知識史和方法論批評的書一定都不讓令人失望。我盼望能有更多的青年學子，借此“獵奇之旅”的契機，走進光明與黑暗并存的中世紀研究領(lǐng)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