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陰沉沉的清晨，我和妻子之間爆發(fā)了一場不愉快。她責備我昨晚忘了倒垃圾，而我心中則涌起一股強烈的憤懣——她難道不明白，昨晚我為了工作已經拼盡全力，人的精力終歸有限，我自然是把重心放在了更緊急的事務上。正當我準備出言反擊，讓爭吵陷入螺旋上升時，我猛然察覺到了自己內心升騰起的那股暴力沖動。就在這時，我想起了“拯救婚姻”公司新推出的“暴力冷靜劑”。這款產品，外形酷似常見的花露水，我迅速拿起它，深深地往鼻子里吸了兩口。奇跡般地，眼前的妻子，那原本似乎面目可憎的身影，瞬間在我眼中轉變成了初見時亭亭玉立、溫婉可人的模樣，思緒也隨之飄回了那些溫馨的過往。我的心境瞬間柔和下來，緩緩走向她，低聲說到：“謝謝你，一直以來為這個家的默默付出與支持。今天是我錯了，以后我們都不要這樣爭吵了。”我的話語中充滿了誠摯與歉意。妻子臉上的鋒芒也隨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滿眼的柔情與愛意。她望著我，那眼神仿佛在說，一切的不快都已過去，我們依然是最好的伴侶。
上述故事是虛構的，但生動描繪了道德的生物增強（Moral Bioenhancement）支持者所向往的理想狀態(tài)：通過科技手段加強自我控制，提升人類道德水準，使人們能夠真正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進而實現真正的自由。然而，對于這一美好愿景，威斯康星醫(yī)學院（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的生命倫理學教授法布里斯·約特蘭德（Fabrice Jotterand）卻表示懷疑。
2022年，法布里斯·約特蘭德教授出版了專著《不健全的大腦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局限》（The Unfit Brain and the Limits of Moral Bioenhancement，以下簡稱為《局限》），深入探討了利用生物技術實現道德增強的可行性問題。他并未止步于宏觀設想，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科技領域的細微之處，以嚴謹的態(tài)度細致剖析了道德生物增強的核心概念及其潛在風險。約特蘭德教授認為，道德生物增強這一理念，實則源于人類對自身道德完善的深切渴望。然而，書名中“道德生物增強的局限”，已悄然透露了他對這一設想的否定態(tài)度——道德生物增強是一個“餿主意”（a bad idea，p.219）。他強調，盡管道德生物增強在理論上或許能提升人類的道德水平，但這種將人類視作可改造工具的做法，實則忽視了對人性的基本尊重。更進一步地，約特蘭德指出，道德本身就是一個極其復雜且多維度的概念。我們能否以及應如何運用道德生物增強技術來提升人類道德，仍是一個充滿爭議且亟待深入探討的問題。他的著作不僅是對道德生物增強技術的一次深刻反思，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科技與道德關系的契機。
關于道德的生物增強的討論興起于2008年。當年的《應用哲學》雜志出了一期特刊“增強的倫理學”（The Ethics of Enhancement）。其中兩篇專門討論了“道德的生物增強”這個話題，分別是英格瑪·佩爾森（Ingmar Persson）和朱利安·薩夫列斯庫（Julian Savulescu）的《認知增強的風險與提升人類道德品質的迫切需求》（The Perils of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 Urgent Imperative to Enhance the Moral Character of Humanity），以及托馬斯·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的《道德增強》（Moral Enhancement）。兩篇文章都指出，隨著科技的發(fā)展，人類自身的能力也與日俱增。但能力的增加也意味著責任加倍。例如，核武器及其他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制造變得愈發(fā)容易，這無疑增加了這些武器落入小型恐怖組織或精神異常者手中的風險。為應對這一挑戰(zhàn)，他們提倡采用藥物等生物（含遺傳）干預手段來強化人們的認知能力和道德判斷，以期遏制對這類武器的濫用。然而，這一觀點并非毫無爭議。學者約翰·哈里斯（John Harris）雖然同樣認為道德生物增強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他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擔憂：這樣的增強措施可能會削弱人類的自由意志。因此，他強調，對于道德生物增強，我們應當保持一種審慎而謹慎的態(tài)度，確保其在推動道德進步的同時，不會損害人類最寶貴的自由與選擇權。
與同類著作不同，《局限》一書探討道德生物增強時，懷揣著一個明確的目標：當這項技術變得像日常購物一樣觸手可及，人類該如何確保其不會對我們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為此，他不僅對道德生物增強的技術細節(jié)進行了詳盡而全面的剖析，更從概念層面入手，逐步深入。在追溯了道德生物增強的發(fā)展歷程后，約特蘭德進一步探討了道德的復雜性，并結合精神病案例，分析了這項技術在實際應用中的可行性。隨后，他針對一系列關鍵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道德生物增強會如何影響人類的自由意志？它又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政治生活？對于精神病的判定標準、懲罰理論以及人性本身，道德生物增強又將帶來怎樣的沖擊？這些內容構成了該書前八章的內容。在第九章，也就是全書的尾聲部分，作者給出了他的結論：道德生物增強不僅無益，反而可能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人們應當保持警惕，審慎對待這一技術，以免在追求短期利益的同時，犧牲了人類的長遠福祉與道德根基。
筆者并不完全贊同《局限》中的觀點，但關于道德的生物增強，書中揭示的一些事實仍值得向讀者提示一二。而針對此書的核心觀點——道德生物增強是一個“餿主意”，筆者也將在文末提出商榷。
一、道德生物增強是提升“認知”還是改善“情感”？
基于對人類道德機制的不同理解，道德生物增強中存在兩種技術主張: “情感道德增強”（emotional moral enhancement）與“認知道德增強”（cognitive moral enhancement）。情感道德增強主張利用生物技術修改情感讓個體擁有更道德的動機，從而實現道德增強；認知道德增強則認為道德增強的可靠路徑在于道德認知的改進。關于認知能力與情感在道德判斷中如何相互作用的問題，目前尚無定論，至少有三種主要理論被提出來：（一）“社會直覺主義理論”（the social intuitionist theory）：大多數道德判斷是直覺過程的結果；（二）“認知控制和沖突理論”（the cognitive control and confict theory）：對道德困境的反應取決于與情感或認知相關的不同大腦區(qū)域的激活情況，這將決定道德判斷的結果；（三）“認知與情感整合理論”（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integration theory）：行為是認知和情感過程的結果，拒絕認知與情感之間存在二分法的觀點。
約特蘭德支持“認知與情感整合理論”，他認為認知和情感并非截然不同。通常與道德行為相關的大腦結構——包括腹內側前額葉皮層（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前扣帶皮層（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眶額皮層（orbitofrontal cortex，OFC）、腦島（insula）、杏仁核（amygdala）和腹側紋狀體（ventral striatum），并不僅限于調控情感，它們也完成認知工作。這一觀點與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結果相吻合。例如約特蘭德引用伍德沃德（J Woodward）的研究表明，諸如眶額皮層和腹內側前額葉皮層等參與信息處理和計算的神經結構具有高度的靈活性，特別是在道德判斷這一領域，這些神經區(qū)域不僅深度參與了高級認知功能的實現，如復雜的道德計算與運算過程，而且能夠通過對潛在行為后果的量化獎勵評估，為個體的道德決策提供情感向度上的偏向性判斷。因此，認知與情感不應被視為道德生活的兩個不同維度，而應視為道德決策和道德判斷中共存的兩個過程，認知與情感的區(qū)分是“一個錯誤的二分”（a false dichotomy）。傳統(tǒng)的義務論或后果論的道德哲學認為：一個好的道德判斷在于抑制情感并增強理性思考，或許并不準確；道德的生物增強傾向于用更合適的方式來調配道德決策時的理性和情感因素，已達到預期的要求。
二、道德生物增強可否強制使用？
隨著道德生物增強技術的不斷進步，其在未來的廣泛應用將引發(fā)一系列深刻的倫理考量，特別是如何平衡個人自由與社會安全。一個核心議題在于：社會應承擔多大的道德義務來干預那些具有道德病理特征的精神病態(tài)者（psychopath），或是那些雖具有精神病態(tài)性格特征但尚未實施犯罪行為的人的大腦？
在探索利用神經技術應對犯罪的路徑上，支持者主張將神經技術作為診斷、預測和治療工具，基于個體可能的危險性來預防未來的犯罪行為，并根據診斷結果采取強制措施進行“治療”。因為道德責任并非單純源自對規(guī)范性道德準則的遵循，而是深深植根于個體的道德能力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個體的道德能力由于某些病理性原因而低下，就應該使用神經技術增強其道德能力，使其成為一個更加健全與善良的人。然而，這一主張觸及了個人自由與權利保護的敏感邊界。此觀點將人僅僅視作冷冰冰、無自由意志的提線木偶，可以隨意縫補與裁剪，這無疑是對人類自由的漠視與踐踏?；诖?，約特蘭德認為原則上使用神經技術來干擾個人的大腦功能和思維內容是不恰當的。這種對個人精神領域的干涉構成了對個人尊嚴的不尊重，甚至可以被視為酷刑的等價物。因此，從倫理的角度出發(fā)，將強制性腦部干預作為懲罰手段或促使精神病態(tài)者行為改變的方法，在本質上是不可接受的。我們需要在維護社會安全與尊重個人權利之間找到一條更加細致且平衡的道路。
三、道德生物增強對人性造成沖擊？
在探討道德生物增強的潛在應用時，我們必須警惕其可能帶來的屈辱和貶低。某些治療方式，若旨在改變個體的性格和行為，可能會超越正常治療的界限，損害受害者的基本人性和尊嚴。因為道德生物增強可能將精神病態(tài)者（或其他有行為問題的個體）視為需要進行道德生物增強的“破損物”（damaged object），這種做法忽視了他們的人性，并暗示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可以通過強制性的神經干預被任意改變。隨著神經技術可能解碼或操縱人類思想的前景日益清晰，這種風險變得更加顯著。
由此，約特蘭德強調，隨著醫(yī)學與新興技術的不斷融合，迫切需要在哲學人類學、技術及醫(yī)學的交叉領域開展深入研究。特別是，面對醫(yī)學領域日益強大的技術手段，我們必須構建一個恰當的人類學框架，以指導未來醫(yī)生的教育與臨床實踐，確保技術的發(fā)展始終服務于人類的整體福祉。約特蘭德的憂慮源自于一個深刻的洞察：如果我們忽視了人類本質對人類存在的重要性，那么缺乏這種認識的倫理學體系可能會在不經意間侵蝕甚至摧毀我們的人性基礎。道德生物增強的倡導者雖然出于對人類生存的深切關懷，提出了通過生物技術手段來增強人類的建議，但約特蘭德卻提出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即便技術能夠幫助人類生存下來，但如果這種生存方式剝奪了我們人性中的某些核心特征，那么人類是否還能真正實現繁榮與發(fā)展？基于這樣的考量，約特蘭德堅定地表達了他對道德生物增強的反對立場。他認為，技術的發(fā)展應當服務于人類本質的彰顯與提升，而非成為削弱或改變我們人性的工具。因此，在未來的科技發(fā)展與醫(yī)學實踐中，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確保技術的每一步進步都符合人類倫理的根本要求，維護我們人性的尊嚴與完整。
通過對道德生物增強所可能產生問題的思考，來展現這一新興技術可能對人類文明造成的沖擊。在這點上，約特蘭德的寫作令人印象深刻。但道德生物增強是否真的毫無價值，全然不可取呢？對此，筆者認為還有待商榷。
1966年，德州高塔狙擊手查爾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在實施屠殺前已經感受到了自身的異常，他在殺死妻子與母親后，在她們的尸體旁留下張紙條，要求解剖自己的大腦，而解剖的結果是他的大腦內有一個腫瘤壓迫到了杏仁核（一般認為，杏仁核是人腦中主管恐懼感和暴力行為的功能核團）?，F在，倘若惠特曼再次出現在我們面前，擺在我們面前就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將道德完全視為物質主義一元論的產物，將惠特曼視為出了問題的機器，對其進行強制性道德生物增強，希望將這個機器修正。這種想法將人的自由意志完全否定，只為帶來如《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所描繪的“和平與安寧”。但關鍵問題在于，我們該選取何種道德規(guī)范？誰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是接受道德生物增強的人嗎？這些人又將遵循了何種道德規(guī)范？如此詢問下去，只會陷入無窮后退的悖論當中。而另一條路，是將道德視為與物質具有弱關聯屬性的、不會被物質決定的規(guī)范性特質。正如在一千年前，我們會將癲癇看作是惡魔附身，將癲癇病患者視為極惡之人，但在今天我們會將癲癇視為一種疾病，將癲癇病患者視為病人。在患者知情且同意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對其使用道德生物增強技術，在充分尊重患者自主性的同時提升病患的自主行動能力、改善病患的生活質量，而不是強迫病患使用道德生物增強技術，將病患純粹看作提升他人生活質量的工具或手段。由此觀之，后一條路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當有人期望抑制自身暴力傾向，提升對他人痛苦的理解能力時，善意地建議使用道德生物增強技術，不失為一種選擇。正如本文開篇虛構故事中的所示。
誠然，約特蘭德所擔憂的倫理困境、人性侵蝕以及技術濫用等風險不容忽視，它們構成了對道德生物增強技術發(fā)展的嚴峻挑戰(zhàn)。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技術進步本身往往蘊含著推動社會進步、改善人類生活的巨大潛力。道德生物增強，作為科技與醫(yī)學結合的產物，其初衷正是為了治療疾病、緩解痛苦、提升人類生活質量。因此，筆者認為，對道德生物增強這一新興技術，我們不應一概而論地加以否定。相反，我們應以更加開放和審慎的態(tài)度，去探索其可能帶來的正面效益，同時嚴格把控其倫理邊界，確保技術的發(fā)展始終遵循人類倫理的基本原則。
參考文獻：
1. Fabrice Jotterand, The Unfit Brain and the Limits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2. Ingmar Persson and Julian Savulescu，The Perils of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 Urgent Imperative to Enhance the Moral Character of Humanity，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 25, No. 3 : pp. 162-177
3. Tomas Douglas, Moral Enhanc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 25, No. 3: pp. 22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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