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宦海見聞錄》是清中后期最著名的自敘年譜，兼有官場筆記性質(zhì)。作者張集馨進士出身，由玉堂翰林外放知府，歷任地方官近三十年。其作品寫盡道、咸、同三朝人情冷暖、政風(fēng)鬼蜮，是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寶山富礦。2023年初，筆者偶然發(fā)現(xiàn)一部從未被學(xué)界使用過的清代筆記鈔本——《宦海聞見錄》，該書記錄嘉、道年間大小官吏行止、軍國大事始末、疑獄要案內(nèi)情、國計民生策對，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因題目與《道咸宦海見聞錄》高度接近，作者又付闕如，這部書仿若六耳獼猴，被館藏單位上海圖書館顛倒著錄，混淆在版本眾多的“見聞錄”中，遂至石沉大海，無人問津。后經(jīng)筆者多方考證，厘清其年代、作者、卷次、背景、內(nèi)容，撰文發(fā)表，以資學(xué)界研究使用。
上海圖書館藏張祖基《宦海聞見錄》
《宦海聞見錄》作者名叫張祖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直隸天津府滄州人。學(xué)者研究《道咸宦海見聞錄》時，常受到張集馨滿紙積怨影響，感慨其官場失意，難遂封疆之志。而一旦跳出主觀視角，放眼壅積窒礙的清中后期政治生態(tài)，由翰林高第而方面大員，始終周旋于帝王將相的張集馨，又何嘗不似天上人也，令同道中人艷羨咋舌。與張集馨相比，張祖基的仕宦經(jīng)歷顯然更接地氣。他拔貢出身，才守兼優(yōu)，卻沉滯縣職近四十年，是平庸世道下功名斷送英雄老的典型代表。
清代史料汗牛充棟，基層官員見諸簡編者亦復(fù)不少。以張祖基為例，綜合馮桂芬《浙江石浦同知張君墓志銘》（以下簡稱墓志）、陸心源《書張念哉大令遺事》、王國均《國朝滄州詩鈔·張祖基傳》，《滄縣志》《天津府志》小傳、軼聞，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題本、軍機錄副等歷史檔案記載，他的生平信息與仕宦經(jīng)歷，就可以被較全面地勾勒出來，不致湮沒于歷史夾縫之中。
民國《滄縣志》所載張祖基生平信息
寒素之家 少年早達
張祖基字念哉，號敬軒，又號小巖。先世自直隸灤州遷往滄州張古風(fēng)莊居住，而后耕讀傳家，間或出仕為教諭、州同等低級官員，祖、父兩代均有秀才功名，是地地道道的鄉(xiāng)間知識分子。祖基之父名元塏，四十歲時才與妻子劉氏生下獨子，取名“祖璂”，寄予厚望。道光年間，張祖璂將名字自行改作“祖基”，方志、檔案等史料提及其人，依照時間先后，各用璂、基不等。
滄縣捷地分洪設(shè)施 邢景會攝
據(jù)《滄縣志》記載中，少年時代的張祖基呈現(xiàn)一派神童氣象：“生而穎異，讀書有一目十行之資，為文超逸，吟詩警辟。”這是否桑梓后學(xué)諛詞，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十六歲入泮，二十歲舉為拔貢的經(jīng)歷，確實過于儕輩——拔貢雖是五貢之一，但含金量不亞于舉人。各省每十二年一次，從地方官學(xué)選拔文行兼優(yōu)的生員進京朝考，考列一等者可授七品小京官，二等試以知縣，三等用為教職。這一授官規(guī)格，被乾隆帝稱為“士子進身捷徑”，較之舉人的三次會試未中呈請吏部注冊以知縣用，顯然更為優(yōu)越。不過，由于拔貢考試人數(shù)少、頻次低，上升空間有限，其受重視程度遠不及鄉(xiāng)、會二試，而師生年誼之奧援，更不能與舉人、進士相提并論。張祖基仕途中的困惑與怨懟，不少都來源于此。
嘉慶七年七月，二十一歲的張祖基以朝考二等第四名引見，這是他一生中唯一見到皇帝的機會。接下來，便以知縣品級，通過掣簽形式，被分配到浙江省試用候缺。不過，作為老生獨子，考慮到父母年過六旬，乏人奉養(yǎng)，他向吏部提出“親老告近”請求，改掣鄰省山東，并于當(dāng)年十一月到濟南赴任。從銓選制度上看，拔貢分發(fā)外省試用知縣者，兩年后即有實授資格，但其班次無一定之規(guī)，補授遲速權(quán)在本省督撫。
初入宦海 鎩羽而歸
《滄縣志》“軼聞”部分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張祖基初入官場的得意之狀：
以知縣用，分發(fā)山東。撫憲見而稚之，派法審處，研究法律，數(shù)月后片言折獄，老吏不及。撫憲喜曰：“可以仕矣?！边m黃縣缺出，令其到任，舉凡民間利弊，無不興革。至于聽訟，是非曲直立刻處斷，以故有張青天之稱。后升浙江寧波府同知。
所謂“法審處”差遣，確乎實有其事，而黃縣興革之說，究屬溢美之詞。按照常規(guī)邏輯，初入官場者務(wù)必攀附大員以為援引，而攀附捷徑，無外乎親誼、鄉(xiāng)誼、年誼、門誼之類。張祖基生在清白寒素門第，家鄉(xiāng)滄州罕有達官顯貴，未登科甲又難蒙座師蔭庇，惟期入仕后博得上司青眼，可資提攜點撥。甫至濟南，年輕的張祖基受到本省按察使金光悌賞識，將其指派到發(fā)審局研習(xí)律例。發(fā)審局即方志所稱之“法審處”，是嘉慶五年設(shè)立的省內(nèi)臨時理刑機構(gòu)，受按察使領(lǐng)導(dǎo)、由首府主持，專門審理全省疑獄大案，特別是京控欽部案件，權(quán)重事繁，專業(yè)性強。少年新進躋身其間，除津貼飯食等好處之外，也無疑擁有了根基扎實、前景廣闊的仕途起點。
更重要的是，金光悌其人來頭很大，他在刑部總辦秋審十余年，又承審和珅重案，是簡在帝心的刑名巨擘，外任按察使不過蜻蜓點水，三年五載即有大司寇之望。出于此種背景，金氏在山東官場表現(xiàn)強硬，氣勢凌駕于品級更高的布政使陳鐘琛之上?！痘潞Ｂ勔婁洝酚小蛾惙讲芬还?jié)，詳寫陳、金二人權(quán)力之爭：
陳紫岱，廣西臨桂人，榕門相國猶子也。長厚乏風(fēng)骨，由縣令洊方伯。金蘭溪（光悌號蘭畦，蘭溪其訛也）司東臬，頗凌之。藩庫出納，金必預(yù)聞焉。陳以省垣需次者眾，乃分發(fā)詣各府，余得曹州。余家去曹七百余里，去武定百余里，乃浼張溟洲為緩頰，以武易曹。陳弗應(yīng)，余亦未能往。陳怒，乃與李觀瀾、徐越、吳邦杰同傳見，詰以胡弗詣分地？眾以路費無措對。陳曰：“將使藩司給路費耶？余上司也，上司之言，屬吏可勿聽耶？諸君茍為余弟子，余必威以夏楚，而諸君皆官員，可奈何？”李卒然曰：“卑職頂委?！标愒唬骸胺指悴晃鹨俊崩钤唬骸翱钟型抵畡?。”陳曰：“君知余必委君權(quán)歷城耶？”立飭經(jīng)歷押發(fā)。金蘭溪揚言曰：“方伯謂省中人眾耶？吾方嫌其寡，而欲調(diào)分府者歸省?！北娐勚?，益不往，陳亦無如何。
由此可見，金光悌雖然職司刑名，卻熱衷插手財政事務(wù)。在人事安排，特別是候補官員差遣問題上，也較“長厚乏風(fēng)骨”的陳藩司更有話語權(quán)。張祖基如能以金氏為靠山，在發(fā)審局站定腳跟，無疑為之后的派差補缺、平流進取，爭得有利條件。不過，金光悌怙恃攬權(quán)、喜人逢迎，對少年意氣、清高自詡的張祖基先器重而后疏遠?！痘潞Ｂ勔婁洝酚袑懡鹗掀浚珒?nèi)容殘缺，只能就其所存言之。
文中，張祖基自認“沐蘭溪恩最深”，入發(fā)審局后，由于“時委員皆以攝篆出省”，一度為之“獨司筆札”，交情不可謂不厚。奈何自己“兩袖清風(fēng)，無可持贈，兼以入國未問禁，輒以晚生刺謁介弟，長揖不拜，忤其意”。所謂介弟者，是金光悌隨任在省的七弟，其人倚仗兄長勢力干預(yù)公事，大小官員極盡諂媚，徑呼為七大人、七太爺，甚至“用手版稱七叔，自稱卑職，屈膝請安，用屬吏謁長官禮”。張祖基不屑于此，引起金氏兄弟不滿，后仍隸濟南府辦事，與老上司漸行漸遠。晚年回憶起這段經(jīng)歷，張祖基似乎頗為懊惱，感嘆“前事可師，孤陋寡聞，悔其可追耶？”如果入仕之初能放低姿態(tài)，結(jié)好金氏，此后的人生，是否將呈現(xiàn)另外局面?
清朝地方官審案情形
在山東期間，張祖基先后署理榮成、黃縣知縣，時間均在一年以內(nèi)，難有興革利弊、處斷大案舉措。墓志提到他還曾署理濟陽知縣，或因時間更短，而未見于《濟陽縣志》及《縉紳錄》記載。嘉慶年間官多缺少，候補知縣如過江之鯽，哪怕署任機會，也頗不易得?！痘潞Ｂ勔婁洝酚小恫叻讲贰陡豢?cè)帧穬善继峒皬堊婊鹄順s成縣波折，兼諷滿洲大員顢頇腐朽：
策丹，滿洲人，為東藩，嘗燕見……謂余曰：“曾攝篆否乎？”對曰：“蒙牌示，委署榮城?！辈咴唬骸拔潞?？”曰：“否。”策曰：“牌示已若干日？”曰：“月余?！辈咴唬骸霸掠嗒q未檄委耶？雖然，榮小邑也，當(dāng)無高下其手者?！毙嗽唬骸皹s邑女色最佳，知之乎？”對曰：“未至其地，不能知?！辈哒勍麓舐暑惔?。
清代地方官凡實授者，必經(jīng)督撫奏明，吏部題準(zhǔn)；若署理各項差事，則可由督撫徑行委派，通常采取“輪委”形式，即按照出身班次和到省時間依次委任，以示公平。嘉慶九年，到省近兩年的張祖基有望在短期內(nèi)體驗高坐堂皇的榮耀——巡撫衙門已經(jīng)發(fā)出憲牌，派他到登州府榮成縣署理縣印。然而公示月余，正式的委任文書仍未下達。閑談間，老于官場的布政使策丹先提出事屬反常，不排除被人高下其手，半途截去的可能。轉(zhuǎn)又安慰頭遭“攝篆”的張祖基：榮成是偏僻小縣，競爭不甚激烈，檄委緩慢，更像是巡撫衙門效率低下，可以不必過慮。對于策丹的順?biāo)饲?，張祖基并不買賬，接下來，他毫不留情地記下那句大失身份的問話：“榮邑女色最佳，知之乎？”這樣褻近露骨的表達，或是策某素性使然，與前文結(jié)合，亦不排除對張祖基的暗示與引誘：檄委經(jīng)久未至，不定是何人手腳，到任后若能賄賂美色，以藩臺之尊，些許小事，自然手到擒來。
所幸，對策丹報以冷眼的張祖基到底拿到榮成差事，然而下車伊始，又見識了“耽玩好，喜漁色”的登州總兵富寬。初謁時，這位酷愛榮成花斑彩石的武職大員就迫不及待向其詢問：“有佳文石否？”見張祖基無言以對，命綠營官兵什伍編隊，專程到榮成海灘采集石頭的富總兵立即取出珍藏炫耀——“其石方二寸許，有波濤洶涌形，中現(xiàn)一紅日，洵異寶也”。文武上司多是如許人物，無依無傍，又性近孤高的張祖基雖有循名，在山東盤桓多年，終未候得實缺。
半生未遇 晚境漸侵
根據(jù)墓志與道光朝檔案推算，最遲到嘉慶十七年，三十少壯的張祖基離開山東官場，請長假回籍。至于理由，墓志稱為“歸養(yǎng)”，檔案則作“告病”，而細繹其處境，亦不排除失落棄官，再戰(zhàn)科場可能。清中期以后，那些已經(jīng)獲得官員身份的貢生、監(jiān)生、捐納人員，如果候缺艱難，又年紀(jì)較輕、能作八股，常選擇另行參加科舉考試，爭取更有利的政治前景。然而無論初衷為何，現(xiàn)實遭遇讓他不得不長期鄉(xiāng)居——因為父母在嘉慶后期相繼去世，張祖基連續(xù)丁憂，一晃十年有余。在此期間，他也曾重返濟南并參與公務(wù)，或是仍作銷假候缺之想，但真正守制期滿踏入官場，已晚至道光一朝。
因為雙親均告亡故，復(fù)出的張祖基不必考慮就近養(yǎng)親問題。道光二年十一月，四十二歲的他趕到前次掣中的浙江省，只是身份原地不動，仍以拔貢班次試用知縣。二次出山，張祖基的運氣較前次稍有好轉(zhuǎn)，試用不過一年有余，即由浙江巡撫帥承瀛加注“年力強壯、辦事勤明”考語，題署衢州府常山縣知縣，道光五年五月奉文任事。所謂題署，雖然仍在署理之列，但與省內(nèi)委署不同，需由督撫寫具題本上報，經(jīng)吏部審核通過后，奏請皇帝批準(zhǔn)，距實授其職只有一步之遙。
此時的張祖基已經(jīng)四十五歲，眼見仕途上曙光乍現(xiàn)，他將自己的名字從祖璂改為祖基，或有一鼓作氣、步步登高之想?？上н\舛時乖，命不由人，道光六年夏天，上任僅一年有余，他就“染患暑熱，腹瀉頭暈，兼之怔忡，舊病一并舉發(fā)，精神恍惚”。常山縣地當(dāng)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四省通衢，政務(wù)沖繁，病體難支的張祖基只好把情況報告衢州知府，請求交卸養(yǎng)疾。上司惜其才干，從中緩頰，建議給假一個月，留在任上調(diào)養(yǎng)。無奈他病勢沉重，難以好轉(zhuǎn)，只能再度請辭，棄官回籍。
一場大病休養(yǎng)接近六年，道光十二年三月，年過半百的張祖基三出鄉(xiāng)關(guān)，再赴浙江。由于資望已深，這一次，他的候缺時間明顯縮短，當(dāng)年即有署理麗水之命，次年又得巡撫保舉，坐補常山縣原缺。道光十五年八月，張祖基試署期滿，實授常山知縣。這是他入仕三十四年來，第一次獲得知縣實缺。半生未遇，老境侵人，聞命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鞠躬盡瘁 終老縣職
張祖基在常山頗有民望，墓志稱其：“甲申補常山兩載，循聲大洽。旋引疾去，去之日，闔境皆流涕?！睍r隔多年故地重回，士民愛戴如舊，“父老聞君至，皆迎郊外”。常山是八山半水半分田的丘陵地貌，民風(fēng)彪悍，墳山林地爭訟不已斷，宗族間多有械斗發(fā)生。張祖基擅長“方田之術(shù)”，即丈量土地、計算面積辦法，能夠平允有力地處理地權(quán)糾紛，使?fàn)幵A者心服口服。他的讞獄經(jīng)驗也充分發(fā)揮出來，不但施之本縣，還常被上司征調(diào)，協(xié)助鄰近各縣會審疑難案件?！痘潞Ｂ勔婁洝酚涊d了他跨境主持審訊的江山、開化、西安三縣命案，是其循能之名，在衢州府乃至浙西南地區(qū)已頗顯著。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經(jīng)浙江巡撫奏請，張祖基被調(diào)到更加富庶、繁劇的湖州府烏程縣任職，這是一名官員仕途漸入佳境的表現(xiàn)。在烏程，他的口碑亦好，陸心源所撰《書張念哉大令遺事》，即就該任而言。文中提到他所辦三件小案，讀之頗有趣味：
鹽商某嘗誣良民為私販，縣受例饋，多曲意從之。祖基抵任，某循例饋金，卻之。后執(zhí)一人赴縣，祖基訊知非私梟，問曰：“爾能走乎？”曰：“能。”祖基曰：“汝試走，吾觀汝能?！逼淙诵袛?shù)十武止。祖基大聲曰：“速走！不得住！”其人遂疾走去。
諸生某素?zé)o行，鄉(xiāng)人有售肥雞者，過其門，偽為欲市，而以瘠雞易之。爭辨未決，祖基過，鄉(xiāng)人攀輿而號。駐輿詰問，生不承。祖基曰：“爾雞何食？”曰：“食粟。”問鄉(xiāng)民，民曰：“適食豆滓?！逼手玎l(xiāng)人言。生語塞，輸錢與鄉(xiāng)人而罷。
富紳某之家屬匿賈人布，賈人訟于縣。祖基邀某至署談次，甚夸某臂上金釧工作之精，托言欲仿制，借之入內(nèi)。密遣人持釧至某家，言其主以匿布被留，令持釧為證取布。其家恇擾，急出布與之。祖基出布示某，而還其釧，某大慚。賈人感泣去。
這些判例頗有傳奇公案趣味，準(zhǔn)確性有待考察，卻足以反映張祖基抑強扶弱、機敏變通的為政特點。《滄縣志》稱他“蒞任所判奇案輯有數(shù)冊，惜散失，無從搜尋”，另據(jù)鄉(xiāng)人傳頌之說羅列若干，性質(zhì)也與陸心源所記類似。張祖基入仕之初受教于申韓名家金光悌，又在山東發(fā)審局歷練多年，雖然對補缺升官無所助益，卻為他樹立起“片言折獄”的干吏形象。這一點大可作為基層官員的殺手锏，博得民間好感，引起上司注意。陸氏稱其“案無留牘，人無冤抑，吏不敢為奸，有青天之目”，即是就此而言。
晚清知縣形象
事實上，烏程所在的湖州府是“漕賦要區(qū)”，巨紳云集、賦役沉重，官紳、吏民、紳民，以及漕運系統(tǒng)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錯綜復(fù)雜，治理難度遠過于張祖基此前就職的各個縣份。相比于靈光一現(xiàn)的如神妙判，緩解漕弊，及其引發(fā)的各色沖突，才是他面臨的最大難題。在《宦海聞見錄》的后半部分，張祖基突破基層官員眼界限制，開始討論國家大政，其中涉及錢漕、賦役的內(nèi)容最為深刻，與其在烏程的任職經(jīng)歷直接相關(guān)。當(dāng)然，對于這些積重難返的系統(tǒng)性問題，官卑職小的張祖基根本無力扭轉(zhuǎn)，他能做到“平減斗斛，嚴(yán)束吏胥侵蠹”，已屬難能可貴。
道光十七年，張祖基一度奉命署理杭州府仁和縣，成為全省“首縣”。很快，又在三年一輪的大計考核中被定為“卓異”，并于道光十九年由本省巡撫保奏，升任寧波府海防同知，這是他入仕三十八年來第一次晉升品秩。按照銓選制度，在交卸烏程縣印后，就可以北上進京，覲見皇帝。然而祿命有司，修短隨化，實非人力所及。當(dāng)年十月初五日，“已經(jīng)部覆，尚未咨請引見”的張祖基肝病復(fù)發(fā)，在烏程縣衙病逝，終年五十九歲。
張祖基去世時，其子回籍赴考，不在跟前，只能由管事家人上報病故情形：
緣家長體質(zhì)素弱，向有肝氣病癥。道光十九年夏秋復(fù)感暑熱，驟患紅痢。時因天雨連朝，出外祈禱，又以田稻被水，周歷四鄉(xiāng)履勘。十月初一日回署，痢即大劇，肝氣復(fù)發(fā)。初五日交送烏程縣印，不意是日肝逆氣厥，醫(yī)藥罔效，即于亥刻身故。
當(dāng)年九月，烏程久澇成災(zāi)，升遷在即的張祖基力疾從公，四處祈雨勘災(zāi)，終致過勞而死。這一鞠躬盡瘁舉動，不能不令人唏噓感嘆。墓志稱贊他“居官講求實用”“凡有利于民者無不為”，實非尋常虛譽可比。
張祖基富于著述，道光后期刊刻的《國朝滄州詩鈔》載其著作有：《守拙堂詩文集》《備忘集》《養(yǎng)心編》《區(qū)田圖說》《學(xué)制匯存》《宦海聞見錄》《救災(zāi)紀(jì)略》《海壖雜記》《還淳于役日記》，共九種祖基著作雖富，卻未能付之梨棗，即便存世，大約也只有稿鈔本。除殘存的兩冊《宦海聞見錄》鈔本外，其余作品未見著錄于重要古籍目錄，流傳遞藏情況也乏記載。這可能與他的后代聲名、官職均不顯赫，家中又無余資有關(guān)。
古滄州文化地標(biāo)鎮(zhèn)海吼（滄州區(qū)域文化研究所孫建提供）
內(nèi)卷時代的理想主義與務(wù)實精神
清中期以降，承平日久，人口激增的大背景下，士人生產(chǎn)過剩現(xiàn)象日趨突出。民間的讀書人不斷增長，而科舉中試人數(shù)，特別是職官員額卻大體維持常量。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發(fā)展規(guī)模，以及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思想，難以將士子們引向科舉—仕宦路徑之外的工商科學(xué)文化事業(yè)。這個波瀾不驚的世道看似安全、穩(wěn)定，卻因為發(fā)展停滯、代際擠壓、過度內(nèi)卷而顯得保守沉悶，了無生機。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個體進取變得極為困難，攏緊少得可憐的既有資源，成為大多數(shù)社會中上階層的共同選擇。偶有不甘自棄的良才美質(zhì)，如果在羽翼未豐時，就躍躍欲試謀求突破，難免被歸為集體意識與社會規(guī)則的叛逆。于是乎，一代代讀書人皓首窮經(jīng)，擠在愈發(fā)狹窄、講求形式而摒斥真才實學(xué)的“仕途”獨木橋上，哪怕身負匡濟之才，也難免“遏之于登進之前”“排斥于致仕之后”，譬如章學(xué)誠、包世臣、龔自珍、魏源等，多有“十余試，訖無一遇”的蹭蹬經(jīng)歷。
張祖基早運頗佳，年方弱冠即選為拔貢，進入官場，人生底色充滿理想主義，嘗曰：“人生當(dāng)著績旂常，否則興利除弊有裨于世。若皆不能，即當(dāng)窮經(jīng)研史，既往哲、開來學(xué)。促促常途，何堪壽世?！比欢幕潞Ｉ膶嵲诓槐M人意，常年丁憂、告病、難得當(dāng)?shù)捞彡?，一路踉蹌到五十六歲，才實授知縣。郁郁不得售其才的經(jīng)歷，難免讓他出言刻薄，對待旗下顢頇之輩、夤緣攀附之流，乃至聲氣相通、華而不實的翰林高第，以吏事嫻熟自居的張祖基常常不留情面，揶揄他們糊涂庸沓、公務(wù)荒疏，又自命不凡。他的意氣也時而消沉，一度“涉獵于釋老之書”，隱做出世打算。難能可貴的是，沉淪下僚的平淡人生，并未徹底磨滅他出世救時的儒者追求，一旦獲得主政一方機會，興利除弊的情懷又勃然而起，全無尸祿疲軟的老官僚作風(fēng)。
龔自珍憤憤然于十九世紀(jì)初葉的政治空氣，認為時人凡有“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者，無不被這糟糕的世道嘲諷鄙棄，在精神上屠戮殆盡。然而從張祖基這位政權(quán)基層實踐者的感慨與抱怨、掙扎與堅持中，我們可以看到，理想主義的光輝總是被消磨，卻不盡被泯滅，當(dāng)它與務(wù)實精神形成自洽，即便在最無所奢望的時節(jié)，也總能傳遞出一股動人的力量，在超越與映射之間，尋找前近代歷史岔路上的國運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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