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起兮：地方視野和政治變遷中的“五四” : 1911-1927》，瞿駿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在現(xiàn)語境中，“五四”既可指短時間的由學生運動引起的全國性運動，又可代指較長時段的“新文化運動”。無論長短，二者均是史學研究中的“大題目”，它們?nèi)绱箫L一般影響全國，又深刻牽動了中國社會的走向（王家范先生“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發(fā)言，可見于《大風起兮》自序第2頁）。
“大題目”還意味著“五四”（此處及后文“五四”概念均指長時段）得到了史學等多學科專業(yè)研究者廣泛的關(guān)注[“五四”的研究汗牛充棟，其中既有周策縱、彭明式的全史（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2019年），也有如《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楊念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新視角下的反思。除史學外，二十一世紀來在革命史的視野下，其他學科也誕生了一系列相關(guān)力作（如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無論是五四運動還是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均有因時趨新的能力，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二者就曾在激進與保守、中西價值等關(guān)鍵詞中翻新]。傳統(tǒng)研究關(guān)注“五四”聚光燈下的特定人物刊物，無法展現(xiàn)“五四”的復雜、活躍面相。正如羅志田所說：“‘五四’的內(nèi)容和意涵本來相當豐富，它的形象原本就不那么‘一元化’。如今很多人已在思考怎樣繼承‘五四遺產(chǎn)’甚或是否應當跳出‘五四的光環(huán)’，其實不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五四’，不僅未到蓋棺論定的程度，甚至一些基本史事都還沒搞清楚，仍處于一個言人人殊的狀態(tài)。”（羅志田：《激情年代：五四再認識》，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自序”第2頁）誠如是言，正因缺失，在現(xiàn)相關(guān)研究中，以重新梳理各方主體如何回應、介入“五四”等視角為代表的“復調(diào)”一面愈發(fā)為史家所重視（周月峰探討“梁啟超系”在新文化運動時的言行舉止正是這樣的嘗試之一。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后“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
近月，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瞿駿新著《大風起兮：地方視野和政治變遷中的“五四”》出版（據(jù)筆者管窺，瞿氏研究取向在轉(zhuǎn)向“五四”前，基本在時段上重于清末民初，在區(qū)域上多聚焦江南之地，研究對象著眼于讀書人群體，研究視角穿梭于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等領域之間），該書采用“地方視野”和“長程革命”兩種研究方法，嘗試分析“五四”何以如大風一般，在時空中均形成巨大的影響力，從而實現(xiàn)對“五四”的前沿高水平學術(shù)研究的對話、深化與創(chuàng)新。
此書第一章“新文化下行——五四在江浙地方的拓展”方法論意味濃厚，第二章“進退失據(jù)——五四大風中的地方老新黨”、三四章錢穆相關(guān)、第五章“吳宓怎樣理解‘新文化’——釋讀《新文化運動之反應》”與第六章“學衡老師輩、學生輩與五四的延展”雖不離長程革命視角，卻似乎更可視為“地方視野”方法論的實例。第七章“助產(chǎn)‘主義時代’——以《中國青年》為例”與第八章有關(guān)江紹原的故事則側(cè)重于展示“長程革命”中由新文化時代到主義時代的過渡之意。統(tǒng)而言之，無論是以“地方視野”還是“長程革命”角度觀察“五四”，該書均未離開借助地方讀書人在文本中遺留的感覺。下文以此為串聯(lián)，對《大風起兮》采用的研究視角作相關(guān)介紹。
一、借風而行：地方讀書人對“五四”的接收與使用
現(xiàn)代研究者依據(jù)破碎史料所得業(yè)已不復時人渾然的整體感，故而很難設身處地把握研究對象。地方上對“五四”的感覺深淺不一，關(guān)注者也常表現(xiàn)出學生運動、“抵制國貨”愛國運動等實體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雜之態(tài)。少時為成都學子，后成為中共文化干部的李一氓提及當時成都八大專門學校雖在政治傾向、學術(shù)新舊以及更為直接的人事利益上擁有沖突卻均參與“五四”運動。李一氓雖有在“五四”時閱讀《新青年》《新潮》的經(jīng)歷，他卻在回憶錄中認為他們在五四時的活動不過是附和游行示威與燒日貨（《李一氓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5年，12頁）。
各地回憶錄中書寫“五四”并非少數(shù)，難以窮舉，充分印證了“五四”作為一場颶風的席卷能力。但如上文所示，部分回憶錄中地方讀書人對“五四”的實體感覺少，且處于被動之中，似乎他們對于“五四”僅僅是觀察者與接受者。這或許說明回憶錄主人對“五四”認知存在一定差異，但研究者若深信回憶錄而不疑，也有可能中入時人所設的陷阱。
大風來時，正是主體性得到彰顯的時刻?！拔逅摹贝箫L下的地方讀書人，很難僅是被動的觀眾，反而更可能是臺上的演員或者編劇?！拔逅摹贝箫L使得“新”成為不可忽視不見的因素，這并不是說“新”在價值上一定高于舊有，而是以“新”為名的運動沖擊舊有，部分改變了地方讀書人所在的權(quán)勢結(jié)構(gòu)、所有的思想體系與知識資源。書中“老新黨”的例子正說明即使是“五四”新派一方所針對的群體，也并非無可奈何，聽憑發(fā)落，而是在既有的權(quán)勢結(jié)構(gòu)中，以反抗與接受相融的方式參與之中。
新文化運動以文化現(xiàn)世，因“新”而使地方得以運動。文化掛搭在盤根錯節(jié)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之中，與權(quán)勢等要素密不可分[中國思想史研究一直有從社會角度關(guān)注思想產(chǎn)生、變遷的傳統(tǒng)，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既有侯外廬、趙紀彬等學者借助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著有《中國思想通史》五卷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引進韋伯等社會學學者的理論，進而關(guān)注于中國的文化、社會網(wǎng)絡]。作者埋設的如“學衡”為哪些人所知、如何得、如何發(fā)揮影響以及影響究竟如何等問題正說明相較于學術(shù)研究善取的“兩派對壘”，地方社會多邊之間的互動也應得到研究者的尊重。
二、捕風之法：“五四”的流動性與地方性
從材料搜集、整理到具體研究，學界在五四運動的在地化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資料上，上世紀末《“五四”運動在上海》《五四運動在江蘇》《五四運動在江西》《五四運動在山東》相繼出版，各地親歷“五四”者的回憶錄與日記不斷整理問世，及相關(guān)報刊的影印無不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此外，若讀者借助相關(guān)學術(shù)檢索網(wǎng)站，便可發(fā)現(xiàn)目前“五四”在地化的研究數(shù)量龐大，幾乎遍及各個地區(qū)，研究對象涵蓋了地方傳播、事件、閱讀等。
從研究資料集的命名來看，“五四”運動在某處與某處的五四運動的差別并非僅是文字游戲，前者以及大部分學術(shù)研究，均是將歷史單一化，將北京視為五四的研究遠點，喪失了與“歷史過程”對話的意識。表現(xiàn)有二：一、研究者就事言事，據(jù)文言事，而忽視了地方本就在流動的環(huán)境之中；其二在于學人輕信于現(xiàn)代知識體系內(nèi)的概念，淡漠了地方本不是一個自生的概念，而是復合的“疊層”。
《大風起兮》很好地避免了上述問題。作者的做法是在互動與動態(tài)中認識地方讀書人。就“五四”的地方讀書人來說，他們往往生活于兩個圈層之中，一是身處，另一則是與以京、滬為中心的，由新式技術(shù)，如報刊、交通等構(gòu)建而起。文化的擴散受限于技術(shù)，在地方讀書人視野里所謂的“中心”往往不是囫圇一個的，而是以部分形式存在，是由“一期雜志”“一篇文章”“一段文字”等錯綜交融地構(gòu)成的（31頁）。
在地不僅能夠接受中心的文化，而且部分能夠“反饋”于中心，地方與中心溝通的渠道并不閉塞。新文化運動以“文化”標榜，運動難以離開已有的思想界（“思想界”作為一個“亞圈層”，包括但不限于言論、思想、物質(zhì)載體和社交網(wǎng)絡。章清：《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新文化作為天上之月，各地讀書人的接收只應基于自家之川，“五四”到手、入心應是“月印萬川”之態(tài)。所謂“月印萬川”，正是指新文化的輻射范圍廣大，地方讀書人思想、知識受沖擊而變化，但變化難以離開其“過往經(jīng)歷、固有學養(yǎng)和當時的生活狀態(tài)”（71-72頁）。
地方讀書人在大風下的創(chuàng)造離不開形成思想界的“網(wǎng)絡”，技術(shù)的進步提高了中心與在地的溝通的效率，網(wǎng)絡推動地方讀書人在連續(xù)不斷的新文化潮流中“趨時附會”、借時而動?！奥?lián)結(jié)型人物”成為溝通兩地的關(guān)鍵，這些人物不同于中心的大讀書人，眼界也與在地的小讀書人，這些人受到來自中心城市的思想資源和思維方式的影響，也與地方上盤根錯節(jié)的“既存狀態(tài)”密不可分?！奥?lián)結(jié)型人物”成為轉(zhuǎn)運的中樞，將來自中心的趨新言論和文化宣傳傳播至地方，也常借新思想來做“行動”的方式。
那么從地方上的“聯(lián)結(jié)型人物”出發(fā)審視中心，身處中心的知識分子有可能被地方讀書人影響、調(diào)動嗎？作者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從當時留存的材料來看，身處中心的知識分子需要從地方上獲得材料，或用于相關(guān)學術(shù)研究，或用于建構(gòu)他們需要的典型案例。此外，身處中心知識分子的信息來源難離地方，自然受限于地方，如同胡適，地方的反饋推動了他形成“五四”整體感覺，完成相關(guān)判斷，由“片面”形成的感覺與判斷是對“地方經(jīng)驗”的總結(jié)與利用，帶有一定的地方色彩。
《大風起兮》分析中心與地方的互動，既著眼地方史中的個性，又超越地方史，意在共性?！暗胤揭曇啊币饬x不僅是梳理清楚地方讀書人到底接受、利用了哪些“五四”因素，還在于提供了通過地方重新審視中心的視角與方法。這種視角蘊含著兩層錯落有致的含義。首先，作為實體的地方，自然與“五四”的中心城市存在著地理上的距離與思想上的落差。實體性區(qū)域的地方區(qū)域通過制度、技術(shù)、人員流通等完成與中心的關(guān)聯(lián)，部分接受來自中心的言行舉止，故而中心的新文化如何下行至地方、地方是否能反饋于中心以及如何可能等問題均有探索的價值。其次，“地方視野”代表著不同于直線式的研究視野，本身就是一種分析的方式?！暗胤揭曇啊标P(guān)注地方的實體環(huán)境，進而強化了地方的主動性?！拔逅摹贝箫L的席卷是地方讀書人將感覺具體化、情景化的過程，“地方視野”不只重視“五四”如何到達地方，并且在意“五四”為何能夠在地方運動起來。在這種視野下，地方內(nèi)部并非“鐵板一塊”，“五四”得以與地方人物的主體性、地方內(nèi)部的豐富性與復調(diào)性進行充分對話。
無論是中心還是地方，“五四”的發(fā)生地正是譚其驤先生在《禹貢》中所說的舞臺（“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里看得到戲劇的。”《禹貢》第1卷第1期，1934年）。地方上“五四”表演的劇情與其所在的舞臺息息相關(guān)，從清末到五四，地方上的政教風俗、日聞知用等一直在不斷綿延，是一個波波相及的變化過程。此外，在舞臺上表演的演員并非隨意起興，憑空出現(xiàn)，而是有著一定的劇本。無論是地方性還是全國性的表演，“五四”中或舊或新的演員們均已有一定的成見。一方面，清末、辛亥、民初政治波動等劇本是“五四”的參照，“五四”參照劇本設置了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參與“五四”的地方也在不斷創(chuàng)作、試演、修改自己的劇本?！拔逅摹辈⒎强战担囊饬x之一正在于轉(zhuǎn)化革命既有的范式，為日后高山滾石般的革命“立法”。
三、風行有跡：“長程革命”視角的意義
作為劇本，“五四”內(nèi)含混的青年、文化、民族等諸多取向，無不成為“五四”親歷者在宣傳、研究與回憶時所采用的角度。同時，大風般的席卷，使得多方人物均可也愿意闡述甚至是捏造己方在“五四”時期的重要性。羅家倫作為北大的學生，“五四”的健將，在學生運動時即用“國權(quán)”為主題，起草了行動的宣言（《五四運動宣言》，張曉京：《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羅家倫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64頁），并在幾天后認為學生運動中含有的學生犧牲、社會裁制與民族自決的精神（《“五四運動”的精神》，《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羅家倫卷》，第65-66頁）。一年后，他將這三種精神能夠誕生歸因于思想改革的促進與社會組織的增加（《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羅家倫卷》，110-114頁）。如果說這時候羅家倫尚偏于學生的視角，那么在1929年他即將走馬上任清華校長時，“五四”最大的效果在他的演講中就變成了“青年及各地區(qū)民眾之覺醒、各階級的民眾開始聯(lián)合起來與醞釀、促成國民革命”（《在五四運動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演》，楊琥：《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1919-1949）》，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484-485頁）。若疏于考察羅家倫所處時勢的不同，恐怕后人難以了解他文中民族運動與文化運動的張力，盡管二者同蘊含于“五四”之內(nèi)[《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和影響》（1931），《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羅家倫卷》，194-201頁；《從近事會看當年》（1942年6月25日），《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1919-1949）》，530-532頁]。
羅家倫的一貫看法中，“五四”的意義在于思想革新與青年的再造。也無怪，他在南京政府效力時，就以此二者為連接“五四”與國民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從類似羅家倫等時人的表述中不難看出，作為事件的“五四”的轉(zhuǎn)折性正在于改變了相當一部分知識人的表述，新表述修正了產(chǎn)生事件的行動的邏輯。
在他們的表述中，“五四”本就有意義，這些意義大多并非從五四的歷史過程中自然生長出來的，而是各家為論證自身的合道性而層層疊加上去的（不一定與黨派的政治合法性直接相關(guān)）。追溯是時人理解歷史與確定自身現(xiàn)狀的方式，研究者不能簡單地將憶功述業(yè)式的謀定后動僅僅看作為柯文筆下的神話（《歷史三調(diào)：作為事件、經(jīng)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它們在塑造所需的獨特意義時，也或多或少揭示并解釋了五四的歷史過程（87頁）。
因此，若只從短時期“五四”的前后來看，研究者反倒容易被時人欺騙，在史事上“大概能稍見明星讀書人的制造風勢、新青年的鼓蕩風勢以及不少人的順風而行和被裹挾而行”（128頁）；在思路上過度聚焦，陷入解讀于“五四”指向的池沼之中。忽視“五四”時“環(huán)境”的復雜與混沌，將模糊了轉(zhuǎn)折發(fā)生的環(huán)境與影響，也弱化了國家內(nèi)各地“舞臺”的大相徑庭。在地的讀書人多根據(jù)毫無體系，混合復雜的眼見耳聞構(gòu)建自己的思想。對于地方讀書人而言，五四往往呈復調(diào)、疊加之態(tài)，而非單線的方式。
此外，關(guān)于五四的敘述雖因時而變，因勢而生，卻不能因失真而簡單地將之排除于個體的生命與組織的歷程外。過于強調(diào)和關(guān)注五四的“獨特”?！昂雎粤宋逅募仍谕砬宓母鞣N延長線上，又是日后國民革命乃至共產(chǎn)革命無法繞過的‘既存狀態(tài)’”（88頁）。
具體來說：第一，五四難以躍出辛亥革命以來的延長線，羅家倫的看法其實正折射出“五四”脫胎于鼎革以來政治反復下的人心、社會環(huán)境，這實如作者借美國學者華志健提出的“劇本”一說，認為“無劇本而行動的人，大概是極為少數(shù)，一般需天賦異稟。絕大多數(shù)行動者無論自覺或不自覺，均需要有其行動的劇本”（40頁）。
這段話讓人不難想起馬克思所說的：“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頁）正是放在晚清的延長線上考察五四，才得以發(fā)現(xiàn)，“五四”的意義并不僅局限于被強調(diào)的獨特之處。由于五四的獨特，大部分時人非常流行將“五四”視為目的論中未來既定鏈條上的一環(huán)，將之納入目的論式的“建構(gòu)”，從而衍生出了對五四新人物與新思想的“獨尊”和“放大”。若僅停留于此，“五四”的歷史圖景將變得單一而簡單，“五四”的復調(diào)一面將變得無關(guān)緊要。
第二，“五四”所處本就是一個與革命息息相關(guān)的時代，何況“五四”親歷者常從這場復合的運動中獲取意義感。若將“五四”與國民革命相聯(lián)，不難看出，即使從“五四”時代到“主義”時代存在著或多或少的不同甚至是對立，但二者卻并不是斷裂的，“主義”時代的諸多議題正來自于“五四”內(nèi)部的危機，時代的意義也自此破殼而出（從這個角度來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唯物主義視角下對時代意義與價值的劃定）。
綜上所述，“長程革命”關(guān)注于歷史的整體性。對“五四”的親歷者而言，他們的人生并不是只有“五四”。他們中很可能有人經(jīng)歷過清朝統(tǒng)治，成為過辛亥黨人，參與過國會政治等等，也很可能成為國共黨員，經(jīng)歷過抗日戰(zhàn)爭甚至完整經(jīng)歷過革命歷程。“長程革命”視野側(cè)重每個標簽的真實影響，關(guān)注“他們的人生通過標簽如何嬗變”，最終“通過嬗變中的事、理、情，去觸摸到標簽下的歷史溫度”（41頁）。
四、史料意識與研究不足
章學誠說“得意文中，會心文外”（《文史通義·文理》），立足史料、解讀史料或是一個歷史研究者最基本的能力。不過，研究者不得不察的是，或梗于“俗嫌”，或有意藏道，研究的原料常有題外之意?！洞箫L起兮》正向讀者提示著：研究不應不去分析史料的言外之事、言外之意、言外之未言與言外之不能言，也不應不去分析不同史料的“差異”，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
解讀“差異”的度量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因個人（無論是時人還是研究者）所得的信息均有限，研究者多難以勾連時人所見所聞的具體相關(guān)（如見聞來源的渠道、邊界等），倘若將現(xiàn)今所見視為時人已見，反訴后見之明于當時的地方讀書人，將他們想象得全知全能，完全理性，則有替人立言的可能。有分寸感地將零散的相關(guān)材料還原為多變動態(tài)，方符合孟子“知人論世”一說，見功力處恰在于適度使用、理解文本?！洞箫L起兮》中以吳宓識讀、回應宣傳“新文化”相關(guān)報刊揭示出其見聞的有限，作為上述問題的解答，頗值得一讀。
正因研究者與時人的感覺大相徑庭，故精確解讀文本之意尚非易事，更不須提及舉重若輕般雕刻出孕育感覺的“環(huán)境”的難處。從這方面來說，《大風起兮》以“地方視野”與“長程革命”兩個核心議題切入重視地方讀書人的感覺、文化的傳遞渠道與“漣漪”，較好地處理了上述難題。
對研究者而言，若想痛切學術(shù)研究的陳弊，不僅需要熟悉相關(guān)史事，還要明晰學術(shù)史的系譜、建構(gòu)與癥狀，方能對癥下藥、推進研究，而不做無用反復。就此而言，作者提出的“地方視野”與“長程革命”實有意義，《大風起兮》各章通過實例證明了兩個概念的可信與可行。但這之中似有值得討論之處，茲列于下：一、行文充分注意了地方甚至是中心內(nèi)部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亦解讀了一個模糊的、有些符號化的中心如何被地方接收并發(fā)揮效力。將地方作為視角與方法有力地將相對較大的城市研究納入與中心的互動之中，與中心相對的常見詞語是邊緣，《大風起兮》有意使用“地方”而回避邊緣，蓋是意在驅(qū)除部分相關(guān)研究中將“五四”在地化視為復刻中心，忽視了內(nèi)在于地方的“機制”等思路，這無可非議。不過，作為研究視角與方向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成文的思路。作者注意到了“國家”概念在使用中的曖昧，也在文中特別指出：雙中心經(jīng)常不意味著僅有京滬“兩個”中心，而是代表著京滬間的復雜互動；京滬與其他城市比如南京、杭州的聯(lián)動，以及各城市與周邊縣、鎮(zhèn)、鄉(xiāng)遞嬗與共振的“多層級”中心（31頁），卻在實際研究中忽視了他使用的地方概念的復合與模糊，這正是由于淡化了“邊緣”，使得中心失去了這個概念本有的相對性，從而讓中心在文中所指固定、直線地指向新文化的原點（誠然它們是當之無愧的新文化發(fā)出地），使地方概念無法自足，無法超脫中心的存在而獨立。諸如南京、蘇州甚至是張棡所在的溫州均有自己的輻射范圍，地方的部分讀書人有一定的能力進行輻射。即使是大城市也應考慮地理環(huán)境、行政區(qū)域與文化圈層之間的重疊與互動，對于較小的城市甚至是無法區(qū)分城鄉(xiāng)的區(qū)域，更應注意甄別潮流發(fā)出點以及各層輻射圈的交叉，從而辨別中心在哪里，是一個還是多個。
二、作者深耕“辛亥”多年，且反思過近代史研究相關(guān)的“基本議題”，使得“長程革命”的研究思指示意義濃厚，但在《大風起兮》中，相較于“地方視野”，這一視角則顯得過于分散，缺失集中闡述?！伴L程革命”本應使得“五四”有歷史的導出與引入兩部分，作為歷史導出的“五四”的相關(guān)論述散落于有關(guān)錢穆、“老新黨”等章節(jié)各處?！拔逅摹钡拈_新雖有第七、八章集中展現(xiàn)，卻高估了讀者對于“五四”歷史語境與內(nèi)在邏輯的普遍理解。失之于銜接不足使得“長程革命”有斷裂之感。三、書作需約束主題，讀者卻有著自由發(fā)散的空間。該書提示的“地方視野”與“長程革命”視角，若能重新帶入如從眾多的地緣性組織走向全國性政黨等老問題中，或可使得“五四”本身蘊含著的變化新芽萌發(fā)。
結(jié)語
在“五四”研究領域內(nèi)，立足已為難事，更何況想要出彩。從讀者角度看來，《大風起兮》從材料到議題基本符合作者“十年磨一劍”的自期（自序第2頁），也足以與相關(guān)高水平研究形成對話。至于出彩，這項讀者千人千面的事恐不是作者所能自及。即使如今絕大多數(shù)著作都無法逃脫高速的借鑒模仿與更新迭代，研究者也應在創(chuàng)作時心負責任、鄭重其事，這樣或可使灌注于著作中溫暖的情感與關(guān)懷超脫耳目，達于內(nèi)心。
作為生活在歷史中的個體，研究者的思維模式、價值判斷、生活方式甚至是心境均或多或少地遠離了“五四”時人，恐怕任何作者都不能例外。歷史研究者生活在自己的感覺之中，無法完全超脫，也需要通過研究對象遺留的蛛絲馬跡“重返歷史現(xiàn)場”。他們所作的研究正有兩個對話對象，一是同由兩種感覺交雜創(chuàng)造的相關(guān)作品，另一個則是留下史料的時人。前者革新、創(chuàng)造、延續(xù)研究范式，后者的遺存難逃“選擇機制”，二者共同制造了諸多“失語”。因此，作品文字之后的關(guān)懷與理解似乎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洞箫L起兮》關(guān)注錢穆相對默默的前半生，注重主義時代下邊緣讀書人的能動，重視“學衡”中學生一輩的觀感與所處處境，這樣的選題或許無不是作者理解青年的嘗試，這正是“學生輩”的筆者妄自代勞“老師輩”需要告訴讀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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