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破案與盲人摸象——碎片化的閱讀與印象式的回顧

年關將至，我試圖盤點一下這一年多的時間里讀過的書。所謂讀過，其實大部分是浮光掠影，或者囫圇吞棗，未曾深入，淺嘗輒止。對于史學論著，理想的閱讀方式是把所引史料、著者的分析論證以及觀點結論先一一拆分開來，再進行復盤，從而明其得失，這樣才能有大的獲益。不過，在當下，這樣沉浸式的研讀乃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而碎片化的泛讀往往是常態(tài)。好在近來閱讀的多是師友饋贈的學術新作，觀點都是新鮮出爐，讀一句自有一句之得。作為一名宋史的學習者，對這幾年宋史研究的繁榮景象深有感觸，優(yōu)秀論著紛至沓來，要想充分吸收絕非易事，因此僅能在碎片化的閱讀基礎之上做一番印象式的回顧。

寫歷史如破案，《官家的心事：宋代宮廷政治三百年》（吳錚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讓人拿起來便停不下來，蛛絲馬跡之間藏著隱秘的真相，三百年里宮廷幾乎都是被一個又一個陰謀所籠罩，而朝局的走向也深受宮廷政治的影響。與此不同的是，《女主臨朝：貍貓何曾換太子》（劉廣豐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聚焦北宋著名神秘女主劉氏（一般稱其名為“劉娥”，但史書中并無此名），在討論宋真宗趙恒與劉氏的復雜關系時，作者堅信情感的重要性，如此一來，很多難以理解的事情可以在真愛中得到另一種解釋。陰謀與愛情，大概是人類生活中最難以捉摸的東西，這也是宮廷歷史劇最常見的主題。將其置于歷史研究之中，特別是在宮廷政治史之中，給人帶來無限遐想，這充分顯示了歷史學中想象力的重要性。

政治制度史歷來是宋史最基本的主題，在此主題之下，我讀到了幾部相當硬核的著作。《走出五代：十世紀藩鎮(zhèn)研究》（閆建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五代時的若干藩鎮(zhèn)如何變成一個個王朝，即“方鎮(zhèn)為國”的問題。如果說藩鎮(zhèn)是一個小朝廷，朝廷則是一個大藩鎮(zhèn)，表面斷裂的背后也有著制度延續(xù)的深刻印記。《北宋三司財務行政體制研究》（張亦冰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5月）則討論的是北宋王朝的財務制度。錢谷之事，宋朝財務部門的士人官僚都未必講得清楚，本書則梳理得細致入微，比宋人更清晰地闡述了他們的財務制度。《制詔敕劄與宋代中樞體制》（張祎著，商務印書館，2024年8月）是從文書的角度來討論王朝的中樞體制。這大概是2024年最難讀的一本書了，這并不是因為讀不懂，實際上在讀的過程中會覺得自己獲得了很多新知，但是合上書之后卻很難講出一句別的話來，所謂“不能贊一詞”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宮廷衛(wèi)士與文臣：宋代皇宮宿衛(wèi)禁軍與士大夫論兵從政研究》（王軍營著，吉林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則著重考察了宿衛(wèi)禁軍這些較少關注的對象，從另一個視角對宋代文臣進行了分析。這些著作都是以皇帝為核心的，即如何成為皇帝、如何為皇帝管錢、如何為皇帝起草詔令，以及如何保衛(wèi)皇帝。

《君主、道學與宋王朝》（方誠峰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9月）討論了君臣關系和道學兩大傳統(tǒng)主題。與十年前《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方誠峰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被論者認為“客觀中庸”相比，這本書顯得鋒芒畢露，觀點犀利，比如提出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書并沒有真正和思想史對話。本書核心觀點之一是君主支配的方式主要有“樞機制”和“委托制”。這和法學家霍存福教授多年前提出的“權力行使類型理論”中認為君主行使權力主要有“躬親庶務”和“委任責成”兩種類型異曲同工。但在表達上，“委托制”這里是留有疑問的。君臣“委托”可能有，但是“委托”是否有制？“委托制”的提法是否成立？南宋雖然多次出現(xiàn)權相，但是權相各有不同，很難說有一種穩(wěn)定的制度保障。躬親庶務還是委任責成，更多的是一種君主的“領導藝術”，因人而異，甚至對同一人來說，也可能因時而異、因事而異。書中較為集中地探討了道學家的地方治理情況，作為地方官的理學家高舉“省賦恤民”的旗號，其結果不過是“剜肉補瘡”，痛感十分強烈。公田法中的道學家表現(xiàn)出了酷吏而非教化長者的一面，可見將“民胞物與”掛在嘴邊的道學官僚在治理地方時技術手段十分有限，最終難以擺脫“共害天下”的窘境。本書在方法上可謂真正實現(xiàn)了道學思想與王朝歷史的結合，還討論了地方財政、地方治理等問題，打破畛域，融會貫通，具有典范意義。《王安石“強辯”考——十一世紀中國政治的常識與詭辯》（周思成著，貴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也是結合了政治史與思想史，集中于論辯主題，在分析王安石及其反對者的政治思想方面，能夠?qū)⑽鞣秸嗡枷肴跁渲?，見解新穎，更兼語言上的靈活運用，如“卡夫卡式皇權”“細腰政治學”等，妙趣橫生。

而要說到王安石，《荊公新學研究（增訂本）》（劉成國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是荊公新學的集大成之作，常置床頭，常讀常新。最近的閱讀感受是，王安石的《字說》真的是奇葩之作，腦洞之大令人驚嘆。比如說貓字為何從苗呢，王安石的解釋是老鼠害苗，而貓能捉老鼠，去苗之害，所以貓字從苗！而王安石竟然是要從文字的釋義入手，理解世界萬事萬物背后統(tǒng)一的原理，氣魄不可謂不大，但后來所遭到的“穿鑿”“附會”之類的批評也是客觀合理的。當然，這只是新學的瑕疵，其精要是包含本體論、人性論、工夫論以及制度學的龐大思想體系。

與神宗一朝歷史最為相關的還有《拓地降敵：北宋中葉內(nèi)臣名將李憲研究》（何冠環(huán)著，重慶出版社，2023年11月），完整勾勒了神宗寵愛的宦官將領李憲的一生，對于了解神宗朝的拓邊運動十分有益。該書對于表彰李憲的戰(zhàn)功似有夸大之嫌，但560頁的篇幅足以讓人驚嘆。李憲在《宋史》中的傳記簡略，作者主要依托的是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等常見傳世典籍，輔以若干新出墓志等新材料。由此案例可以推想宋史研究中還有相當多的空白之處，常見材料還有極大的空間可以挖掘。作者對于《實錄·李憲傳》是附在《神宗實錄》還是《哲宗實錄》頗為糾結，最后判定是在《神宗實錄》之中。這恐怕是明顯的錯誤，李憲卒于哲宗元祐七年，則其附傳必然是在《哲宗實錄》之中，于傳主卒日附傳這是宋代實錄之中附傳的一個基本原則（比如王安石，雖然相業(yè)是在神宗朝，但卒于哲宗朝，故其傳也是附在《哲宗實錄》之中），更何況李燾提到的《舊錄》《新錄》明顯就是指《哲宗實錄》，而絕不可能是《神宗實錄》。

宋代經(jīng)濟這一話題在通俗讀物圈持續(xù)走熱，但在學術界日漸低迷。兩部通俗讀物《大宋繁華：造極之世的表與里》（諶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和《逝去的盛景：宋代商業(yè)文明的興盛與落幕》（陳季冰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1月）對于宋代經(jīng)濟有著不同的解讀。關于宋朝商品經(jīng)濟“繁榮”的問題，多年前宋史學界也有過“繁榮”還是“虛假繁榮”的爭論。《宋代田賦制度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田曉忠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8月）與幾年前再版的《承續(xù)與變遷：唐宋之際的田稅》（吳樹國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2月）一書可以對照閱讀，比如其中都探討了田畝附加稅的問題，雖然沒有提及“黃宗羲定律”，但是這一魔咒也是若隱若現(xiàn)。《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國貢獻》（王申、王喆偉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1月）將貨幣理論與宋代交子的實態(tài)進行了很好的結合，特別是討論了交子形象的“理想模型”，對紙幣的觀念史有獨到的分析。我的小書《大宋理財：青苗法與王安石的金融帝國》也在今年出版（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4年9月），據(jù)學友告知，有人雖未讀過拙作，但對副標題中的“金融帝國”頗不以為然，認為王安石和金融哪里扯得上關系。其實，金融固然是一個近代以后譯介來的詞匯，但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一百多年前嚴復、梁啟超等人就認為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懂金融的政治家，此后運用金融邏輯來解讀青苗法可以說相當有市場。雖然這種理路可商，我自己在小書中也力圖說明青苗法的非銀行性質(zhì)和反金融功能，但不可否認的是剖析王安石理財新法與金融的關系，恰恰是認識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視角。

作為一個宋史學習者，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是，就宋朝歷史來說，細節(jié)越來越清楚，但并不意味著全景越來越得到準確的把握。在局部的問題上，通過蛛絲馬跡可以獲得破案式的成就，但在整體的觀察上，往往容易陷入盲人摸象式的困境。對于局部或者細節(jié)，可以紋理清晰地展現(xiàn)出來，但是對于宋朝這頭“大象”卻往往是各說各話，在這種領域越分越細的背景下表現(xiàn)得異常明顯。當然，這種困境，不獨以宋史研究領域為然。面對這種困境，一方面回溯宋史的學術史十分有必要，另一方面跳出宋朝看宋朝也很值得探索。

宋史奠基者張蔭麟《中國經(jīng)濟史散論》（東方出版中心，2024年5月）一書雖然名為“經(jīng)濟史”，但并不名實相副。張蔭麟本人并非經(jīng)濟史專家，他在留美期間主要學習哲學和社會學，后來的研究也偏重哲學史和社會史，雖然說經(jīng)濟史和社會史關系密切，但二者畢竟還是有區(qū)別的，從所選文章來看，主要是社會史方面的，若稱為《中國社會史散論》恐怕更為切題，如果一定要把“經(jīng)濟”加上去，那就只能叫《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散論》吧。書中第一篇《周代封建社會》是討論周代社會的名篇，對于理解中國歷史上的“周秦之變”非常有價值。而作為宋史專家，他對于當時已經(jīng)頗為流行的唐宋變革論并不措意，而常談“戰(zhàn)國以降的中國社會史”，可見他對中國古史分期的看法。他對于宋代土地分配與社會騷動的關系、南北社會的差異、均富的勢力與反均富的勢力之間的斗爭史等問題的關注放在今天仍有啟發(fā)意義。

就宋朝論宋朝，很容易陷入“崖山之后無中國”的狹隘觀念之中。對于這句話，《崖山》（張明揚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8月）一書結尾給出了一句有力的回應：“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薄堆律健肥前吹攸c來寫的，對蒙元史給予了相當?shù)墓P墨，如此反倒更讓人對南宋的戰(zhàn)斗力刮目相看，襄陽之戰(zhàn)時蒙元也是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而最終南宋的失敗，確實是因為苦撐實在到了極點。《真假南宋》（吳錚強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4年9月）最后幾章也是討論宋元易代，可以和《崖山》參照閱讀，因為此書是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寫就的，從而更有畫面感。打下南宋以后，元朝并沒有停止征伐的腳步，但無論是日本還是東南亞諸政權，都沒有取得太多戰(zhàn)果，可見吞并南宋也幾乎達到了蒙元擴張的極限。

對于宋史研究者來說，宋朝大概就是這頭大象的全部，這只是盲人摸“宋”的錯覺。實際上，全部的歷史才是真正的大象，我們并不知道歷史這頭象究竟有多大，摸宋只是摸到了其中極小的一部分。從全球史的視角觀察宋朝是一種新的路徑。《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里拉·阿布-盧格霍德著，杜憲兵、何美蘭、武逸天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2月）認為13 -14世紀中國在世界體系中處于至關重要的位置，北方陸路和印度洋海路同時暢通，形成了完整的世界貿(mào)易線路，此時才存在前現(xiàn)代的“世界體系”。

兩部德國學者的全球史作品讓我對全球史的理論與方法有了新的認知。《全球史導論》（S.康拉德著，陳浩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中說：“一種非民族國家的范式和非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這兩點合在一起就意味著拒絕那種沒有從外部影響和外部背景中提煉出來的解釋。這就是全球史理論在方法上的核心所在?！彼貏e強調(diào)了全球史研究中對于“非內(nèi)源性”的看重。《全球史講稿》（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陳浩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10月）提出了“復數(shù)的全球化”，認為全球史不等于全球化的歷史，指出一種富有成效的研究路徑是關注同時性，即時間上的橫切面，作者舉的例子是加洛林王朝、唐朝和阿巴斯王朝可以放置于同一個框架內(nèi)考察。這無疑對于宋朝也是適用的。未來如何結合全球史的方法來考察宋朝，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

最后想說的是，探案也好，摸象也好，對于史學來說，最基礎的永遠是史料。在文獻整理上，《丁未錄輯考》（尹承輯考，中華書局，2023年10月）和《張浚集輯校》（陳希豐輯校，中華書局，2023年10月）這兩部輯佚之作，鉤索編綴，功力之深，令人欽佩。《山東靈巖寺史研究：5-14世紀》（馬叢叢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1月）一書則是在濟南考察靈巖寺的時候，在孫齊老師的推薦之下入手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對靈巖寺石刻史料的整理，異常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