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閱讀：科學史研究的未來

本次推薦的書單均屬近年來海外科學史研究的新成果，既包括宏大敘事，也包括微觀案例，在視野、概念和方法論層面都有推進。其共同點在于深入探討知識的流動和演化模式，力圖探索關于科學史研究的未來問題，從而彰顯了科學史研究之于應對當前人類世界面臨挑戰(zhàn)的重要意義。

（德）于爾根·雷恩著：《人類知識演化史》，朱丹瓊譯，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

該書作者于爾根·雷恩（Jürgen Renn）是一位德國科學史家，是馬普地球人類學研究所創(chuàng)始所長。在過去近三十年間，雷恩長期擔任馬普科學史研究所所長、第一研究室主任。其主管的第一研究室致力于利用新方法（例如數(shù)字人文）重建知識體系結構變化的歷史，強調實踐知識和歷史連續(xù)性的作用，并進行了希臘、歐洲、伊斯蘭與中國等文明的跨文化比較。而《人類知識演化史》就是雷恩及其研究室同事自1994年以來絕大部分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

重審地質力量連接的全球科學及其歷史正在變得日益重要。我提請讀者能夠注意該書的英文書名——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Rethinking Science for the Anthropocene（知識的演化：重思人類世之科學），尤其是副標題中使用的“人類世”這一地質概念。雷恩認為，應對人類世挑戰(zhàn)需要新的分析形式、概念框架和研究工具，未來科學史必將“超出其自身的特定關注范圍”。雷恩指出，當前科學史研究“變得似乎過于學究氣”，為此呼吁不要滿足于解構傳統(tǒng)敘事，應該超越孤立的個案研究，與科學家建立起新的聯(lián)盟，尋求新的方法論（在本書中主要是社會網(wǎng)絡分析）以及容納更多的比較性和系統(tǒng)性的觀點。雷恩與一般的斷代史學者和專門史學者不同，他是一位“通人”學者，其研究領域包括古代至21世紀的科學史、知識全球化的歷史、科學知識的結構和演化，這使他產(chǎn)生了許多新思考。

對于更廣泛的讀者來說，不妨先閱讀由作者撰寫的“本書的故事”，其中清晰地呈現(xiàn)了書內研究成果和思想的生成歷程。為了展示知識演化的長線方面，雷恩及其同事重點調查了適用于研究知識的長期演化及其轉移并全球化的若干領域。盡管內容異常豐富，仔細讀下來還是容易識別核心內容，像前經(jīng)典力學、早期現(xiàn)代天文學、現(xiàn)代物理學等。雷恩采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比如生物進化、心理學、科學哲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等，希望建立一種能夠描述知識架構（architecture of knowledge）及其變化機制的理論語言。

本書的寫作并非按照時間順序，全書十七章歸納為五個部分：1）“什么是科學？什么是知識？”，2）“知識結構如何變化”，3）“知識結構與社會如何相互影響”，4）“知識如何傳播”，5）“我們的未來依賴何種知識”。

在第一部分，雷恩表明了對知識的包容性觀點的支持。他提出，“科學史正逐漸轉變?yōu)槲幕贰保@種新視角有利于減少對部分知識（可能與傳統(tǒng)學術設定大相徑庭）的爭議；同時也指出，科學的文化史無法說明科學的長期發(fā)展。的確，如雷恩所述，科學史學者早已注意科學知識的生產(chǎn)不是累積的。不過我認為，文化史轉向吸引部分科學史學者的關注就足矣，徹底向文化史轉變將失去科學史立足的根本。作者眾多但是在其中非常重要的對話對象之一是托馬斯·庫恩（Thomas S. Kuhn）。雷恩主張知識系統(tǒng)會發(fā)生重大變化，但過程是緩慢的，這與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的框架和概念形成了對比。第二部分揭示了知識系統(tǒng)變革的誘因可能在心智、物質和社會維度出現(xiàn)，并通過“挑戰(zhàn)性對象”“邊界問題”等完善現(xiàn)有理論框架。想要完全理解本部分的抽象概念對讀者來說是一個挑戰(zhàn)。第三部分，雷恩借助知識經(jīng)濟這一概念，強調其對科學知識生產(chǎn)的調節(jié)作用，并將相當大的篇幅用于回顧歷史上一些典型的知識經(jīng)濟。第四部分則追問知識如何傳播，涉及知識遷移研究和比較研究的歷史，重點是與知識全球化聯(lián)系起來。雷恩再次強化了有關知識經(jīng)濟的論點，認為不同社會之間的知識轉移是由各自的知識經(jīng)濟決定的。該部分的亮點還有利用“認知網(wǎng)絡”呈現(xiàn)了科學革命背后的社會-認知動力。雷恩在第五部分宣稱，解決當前全球挑戰(zhàn)的可能性仍然取決于知識整合過程。我想這也是馬普科學史所第一研究室從存在至結束的研究使命。

最后，書中標陰影的知識點，如“科學史上被遺忘的傳統(tǒng)”“數(shù)學知識的實踐根源是如何被抑制的”等，仍然具有啟發(fā)性意義。本書不少材料、觀點取材于一本書或一篇（系列）論文，因而在正文中可能難以詳盡論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通過附錄的“術語匯編”“注釋”“參考文獻”進一步追蹤。

Matteo Valleriani (ed). De sphaera of Johannes de Sacrobosco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Authors of the Commentaries, Cham: Springer, 2020.

我推薦的第二本書，是由馬泰奧·瓦萊里亞尼（Matteo Valleriani）主編的De sphaera of Johannes de Sacrobosco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Authors of the Commentaries（早期現(xiàn)代約翰尼斯·德·薩克羅博斯科的《天球論》：評注的作者）。該書可以視作上一本書中雷恩所提倡的新的方法論進路的一個范例。具體來說，細致地呈現(xiàn)了《人類知識演化史》第十三章之中“關于《天球論》的啟發(fā)性例子”。該書也有助于說明雷恩筆下看起來有些粗略的案例究竟研究到何種程度。

瓦萊里亞尼是一位數(shù)字人文專家，來自意大利（且與著名的利瑪竇同名），從1998年起就擔任德國馬普科學史所第一研究室的課題組負責人（Research Group Leader），主要關注希臘化時期、中世紀和早期現(xiàn)代的科學、實踐和技術知識的傳播機制，并將該過程置于更寬廣的文化、經(jīng)濟和政治語境。近期主要研究項目為“《天球論》：知識體系演化與歐洲共享科學特征”（https://sphaera.mpiwg-berlin.mpg.de/）。該項目充分反映了馬普科學史所的研究特色，即歷史學家與計算機工程師聯(lián)合開展研究。

2023年，瓦萊里亞尼受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yī)學史系（我現(xiàn)任職機構）的邀請來到中國訪問。瓦萊里亞尼教授回到馬普科學史所以后慷慨地寄給我數(shù)本書，其中就包括De sphaera of Johannes de Sacrobosco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Authors of the Commentaries及姊妹篇Publishing Sacrobosco’s De sphaer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odes of Materi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在早期現(xiàn)代歐洲出版薩克羅博斯科的《天球論》：物質和科學交流的模式，2022年出版），這兩本書同時在施普林格網(wǎng)站上開放獲取。

Publishing Sacrobosco’s De sphaer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odes of Materi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

該書的研究對象是副標題所展示的《天球論》（De sphaera）評注者群體，包括評注者的教育和社會背景、所屬機構、贊助人、動機等。與“《天球運行論》是本無人讀過的書”比喻相反，在中世紀晚期和早期現(xiàn)代，《天球論》恰好是一本“人人都讀過的書”。它是歐洲閱讀最廣的天文學教科書，代表了大多數(shù)人可以獲得的知識。有意思的是，隨著相關評注文本日益增加、印刷機帶來的新動力，基于托勒密體系的《天球論》最終卻幫助了哥白尼體系被接受。瓦萊里亞尼及其合作者通過機器學習手段構建《天球論》及其衍生文本的語料庫（包括359個版本），希望回答13至17世紀歐洲宇宙論知識如何演化的問題。評注作者這一維度是項目成員較先開展的研究。瓦萊里亞尼認為，如果從宇宙學在整個科學知識體系中的角色來看待《天球論》的評注傳統(tǒng)，整個歐洲大陸的宇宙論知識日益同質化（不代表停滯或缺乏創(chuàng)新），這種深刻的連續(xù)性讓中世紀和早期現(xiàn)代的歷史分期變得不那么重要。

本書一共分為11章，包含評注者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及對重要評注文本及作者背景和動機的討論。導論部分是對《天球論》及其評注版本的說明以及對評注群體的定量分析。一個重要的發(fā)現(xiàn)是，學者之間通過出版商進行交流。進一步揭示了六個評注者的社會網(wǎng)絡：三個由兩位作者組成的網(wǎng)絡，兩個由三位作者組成的網(wǎng)絡以及一個由六位學者組成的網(wǎng)絡。第二章研究了《天球論》的第一篇印刷版評注，其作者是巴黎藝術大師Lefèvre d'étaples（ca. 1455–1536）。該評注作品通過16世紀上半葉巴黎和威尼斯的印刷出口中心傳播，為《天球論》拓展了計算技術、與托勒密《地理學》的融合以及視覺元素等主題，推動了現(xiàn)在被視為文藝復興時期特色的混合數(shù)學流派——cosmography的形成。第三章介紹了西班牙學者Pedro Sánchez Ciruelo（ca. 1470–1548）對《天球論》的評注及其對星占學的辯護，認為Ciruelo的論點承自中世紀傳統(tǒng)，其論證也對后來的辯護者產(chǎn)生了影響。第四章研究了由一位人們所知甚少的Francesco Capuano da Manfredonia 撰寫的《天球論》評注（1499年出版）。通過比較相隔較長時間兩次重印時序言的修訂，認為它們是根據(jù)目標讀者的需求量身定制的。第五章重構了Conrad Tockler（1470–1530）評注動機的研究，他是萊比錫大學校長、數(shù)學家、占星醫(yī)師。本章作者認為，Tockler案例表明，歷史學家通常低估了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之間的連續(xù)性，而這種連續(xù)性是中世紀作品“重新發(fā)行”（re-issuance）到印刷書籍市場的結果。第六章調查了相關評注作品中引入新材料的代表，即John of Glogów（ca. 1445–1507）于1506年完成的《天球論》評注。John of Glogów屬于最早采用印刷新技術的那批人。該案例揭示了在哥白尼之前的歐洲天文學家，對天文模型必須與物理現(xiàn)實保持一致的堅持。第七章分析了16世紀用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所作的《天球論》評注，并與海外探險和殖民結合起來研究。第八章通過分析法國數(shù)學家Oronce Fine（1494–1555）對《天球論》的傳播及吸收，拓展了薩克羅博斯科作品對于文藝復興時期教學的影響。第九章非常有趣，考察了《天球論》印刷方面的標準化嘗試，作者稱之為“八開本傳統(tǒng)”。本章闡述了該文本傳統(tǒng)形成、興盛和消退的過程。第十章討論了科英布拉大學數(shù)學教授André do Avelar（1546–ca. 1623）編寫的Sphaerae vtrivsque tabella（1593）。與以往的評注不同，這是葡萄牙出版的唯一一本《天球論》的拉丁語版本。由于改動幅度較大，作者認為這已經(jīng)構成了一部新作品。最后一章闡述了萊頓大學教授Franco Burgersdijk（1590–1635）應荷蘭當局要求編輯《天球論》并刪除書中的拉丁文，以減少荷蘭獨立后對天主教知識生產(chǎn)模式的依賴。上述每一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與評注者的學術和社會背景、印刷經(jīng)濟、宗教改革、科學辯論、教育實踐等聯(lián)系起來，組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薩克羅博斯科《天球論》在四個世紀的動態(tài)圖景。每一章的分析都表明，本書中，機器學習工具是為歷史研究服務的，最終回答的是歷史問題。

該書的研究方法、研究視野及研究結論對科學史、書籍史，以及中世紀和早期現(xiàn)代歐洲史的研究者皆有借鑒意義。不過本書分析對象聚焦于評注者，關于科學知識轉化與印刷技術、印刷書籍市場相互作用的討論不多。想要了解《天球論》出版商和銷售商群體的讀者，可以進一步閱讀由瓦萊里亞尼與安德烈亞·奧托內（Andrea Ottone）共同編輯的文集Publishing Sacrobosco’s De sphaer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odes of Materi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

《知識如何流動》

該書的主編約翰·克里格（John Krige）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克蘭茨貝格榮譽教授、（國際）技術史學會（SHOT）前主席。近年來，克里格提倡使用跨國（transnational）研究方法理解和分析知識流通，追問科學技術如何跨越“邊界”（boundary）。在克里格看來，是時候開始書寫科學技術跨國史了。諸如民族—國家（nation-state）等傳統(tǒng)分析單元，難以滿足跨境主體多樣性的敘事要求。而在諸多領域中，科學和技術天然地適合于分析“流動”這一看似簡單實則復雜的問題。

克里格的科學技術跨國史研究是對詹姆斯·西科德（James A. Secord）拋出議題的繼續(xù)。2004年，西科德在科學史旗艦期刊Isis發(fā)表Knowledge in Transit（知識在流轉），該文章基于一次科學史國際大會的主旨演講修改而成。西科德提議，未來科學史應把知識的流動、翻譯和傳承過程視為核心問題。克里格把西科德提出的問題（“知識如何傳播以及為什么會傳播”）與歷史學家贊同的重要新方法融合在一起，進一步強調“知識是如何以及為什么跨境傳播的跨國維度”，關注和國境有關的知識流動之過程，給予跨境過程中發(fā)生的“回流”以充分重視。

《知識如何流動》試圖挑戰(zhàn)人們的傳統(tǒng)印象，即知識能夠毫無阻礙地跨越國境?？死锔裾J為，事實上，跨境活動將遭遇來自不同權力中心的不同模式的管制。進而，本書收錄的論文更為關注阻礙、限制知識跨國流動的屏障（保密、簽證、護照、出口許可證等），比如馬里奧·丹尼爾斯的《限制“知識體”的跨國流動——冷戰(zhàn)時期美國簽證限制和出口管制》、克里格的《出口管制——監(jiān)管全球化經(jīng)濟中的知識跨國流動》。

導言部分，克里格還著重分析了與本文理論框架構建有關的主要概念：旅行的重要性，監(jiān)管國家的角色，“國境”和“網(wǎng)絡”的含義，國籍和政治忠誠的意義，地方和全球的交叉點。

本書主體內容分為四塊：第一部分，美國的監(jiān)管體系；第二部分，殖民時期和后殖民時期的知識跨國流動；第三部分，變化中的個人身份；第四部分，核時代的管制與交流。雖然本書研究時間范圍涵蓋整個二十世紀，但不可避免地側重于冷戰(zhàn)時期。并且由于該文集是佐治亞理工學院舉辦的一次專題研討會的產(chǎn)物，研究區(qū)域在地理上有些集中，都把美國當作跨國網(wǎng)絡的一個節(jié)點。然而就其啟發(fā)性來說，本書早已超越了美國及其周邊國家的學術界，進入更大地理區(qū)域的研究者的視野之中。

與文集相關的專題研討會召開于2016年特朗普首次當選美國總統(tǒng)前夕。論文集的修改則處于“譴責聲、難民危機、旅行禁令、拘留、邊境墻談判”等令人不安的時期。因此，本書還寄托了科學史研究者對當下跨國事件的反思。

How Knowledge Moves: Writing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最后要說的是，該文集的英文版出版于2019年，英文標題是How Knowledge Moves: Writing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知識如何流動：書寫科學技術跨國史）。在它出版后不久，克里格主編的另一部Knowledge Flows in a Global Age: A Transnational Approach（全球化時代的知識流動：跨國方法）在2022年印刷發(fā)行，旨在繼續(xù)深化跨國方法和知識流動的相關議題。能夠看出，克里格及其同事對知識流動這一話題的探討還在繼續(xù)深入。比如前一部作品倡導把跨國研究作為一種視野，而后一部作品在副標題中就明確了跨國研究作為一種方法。按照克里格的話來說，跨國研究方法還是一個“建設中的觀念”。此方法論的有效性，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