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于博士生的持續(xù)擴招以及文史研究隊伍的日益壯大，如何開展學術研究與論文撰寫、如何步入學術領域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成為廣大研究者關注的話題。在此背景下，諸如《文思泉涌：如何克服學術寫作拖延癥》《做研究是有趣的：給學術新人的科研入門比較》以及《蛋先生的學術生存》等反映中外學界現(xiàn)狀、指導學術寫作的書籍逐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2024年11月9日，南京大學文學院舉辦了“技藝與關懷：清代文學與學術研究工作坊”，圍繞學術寫作的技藝與學問研究的關懷展開研討，來自南京大學文學院、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金陵刻經(jīng)處等單位的二十余位學者參加討論。
伴隨古籍資源開放與利用的飛躍式發(fā)展、研究技術與方法日新月異，清代文學與學術研究成為規(guī)?；闹R生產(chǎn)，正面臨重大的轉型。此工作坊聚焦于興趣、關懷、情感與理論、技藝等多個層面，從徐雁平教授的研究生課程建設與《清代文學與學術研究導引》教材（后簡稱“《導引》”）的編撰工作著手，展現(xiàn)教材編寫者的自我分析與自我批評，重審學術研究過程的步驟及意蘊，并揭示學徒式“粗糙手藝的意義”。
“技藝與關懷：清代文學與學術研究工作坊”會議現(xiàn)場
一、從課程到教材：技藝與學術研究的“手藝單元”
在梁啟超、錢穆建構的清代學術史以及艾爾曼、葛兆光等學者反思的基礎上，我們還能探索什么？怎樣引導學生發(fā)現(xiàn)屬于自己的問題？如何讓學生學到更切實有用的方法？如何繼承并發(fā)展中國文史研究中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并形成一些自己的特色？以上諸多問題是徐雁平開設研究生課程“近四百年學術史”（原名“清代文學與學術專題”）的出發(fā)點。
在徐雁平看來，學術研究從來不是高深莫測的“紙上談兵”，而是一門具體的、可操作的技藝，在“匠人”信念的指引下，他不斷探索并完善研究生課程的推進模式。明清文獻體量龐大、層次豐富，如何從中尋找學術研究的切入口？單看“干凈”“光滑”的整理本是遠遠不夠的，那些略顯“雜亂”的稿本、抄本往往隱藏著過去時代的密碼。與文獻實物的接觸、互動，成為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研究者的必經(jīng)之路。
每一年的“近四百年學術史”課程中會設計5次實踐課，學生們走進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金陵刻經(jīng)處等特殊的課堂。教學實習基地代表、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的李丹表示，她見證了教材編寫者吳欽根、張知強等人從古籍部的老讀者成長為學者的過程，徐雁平老師本人也是非常勤奮的讀者，很高興南大古籍部能為課程提供延展的空間。每年的四五月份，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人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保護單位、位于南京市淮海路35號的金陵刻經(jīng)處亦將迎來這組師生的考察活動。金陵刻經(jīng)處的武延康研究員介紹了這一機構歷史沿革與現(xiàn)狀，并表示金陵刻經(jīng)處有多名非遺傳承人，可以為考察的師生提供豐富的文化資源。課程中帶學生去參觀金陵刻經(jīng)處的固定環(huán)節(jié)，讓同學們得以近距離接觸諸如雕版、印刷等工藝的具體流程。哪怕是在四壁環(huán)繞的教室里，課堂也并非老師一人演說的天地，而是師生共創(chuàng)的舞臺。在老師的專題講授之外，學生的報告與研討，往往能迸發(fā)出思維的火花。歷經(jīng)多年的探尋，徐雁平“近四百年學術史”的課堂逐漸形成“老師專題講授＋學生報告與研討＋圖書館古籍部文獻現(xiàn)場查閱與討論”特色路徑。
徐雁平保持用筆寫作的習慣，在課堂教學的間隙，他常常慷慨地向學生們傳授其寫作的“秘笈”。他本人則將這一環(huán)節(jié)戲稱為“粗糙的手藝展示”，已然成為每屆研究生課程的固定部分。五顏六色的筆和各式各樣的小卡片是他日常讀寫、捕捉靈感的好伙伴。厚厚的手稿中，密密麻麻地呈現(xiàn)了他日復一日地輯錄與思考的學習過程。他在論文寫作中追求“做一事，求一成”的匠人精神。在這一過程中，“做工式練習”是不可或缺的。他將從木匠工作中得到的啟發(fā)，遷移至論文寫作過程中：寫論文也要一片一片地寫，并不是從頭做到尾，這樣可以避免陷入被開頭卡住后遲遲無法動筆的境況。在課程中，徐雁平也秉持“先完成，后完美”的理念，分節(jié)點、分階段地給予學生“友善的壓力”，追求一點一滴的進步，強調(diào)循序漸進與持之以恒，在量的前行中引向質(zhì)的飛躍。
《導引》教材的編寫，延續(xù)了“近四百年學術史”課堂的實踐模式，試圖將學術研究還原為可以學習、理解的“手藝單元”，為讀者呈現(xiàn)“學術實踐的文法”。教材以“復合主題+過程還原”為基本樣態(tài)，以“原始文獻的解讀＋老師研究得失的總結與反?。硇哉撝姆治觥睘轵寗勇窂?，凸顯“舊方法”“新理論”與“多學科”的融合?！拔覀冊谂行缘刂v自己的故事”，徐雁平如此描述《導引》教材的編寫過程，“手藝特質(zhì)”或隱或現(xiàn)地貫穿其間。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李亭分享教材出版的始末，指出插圖、裝幀、封面設計等環(huán)節(jié)都有徐雁平的參與：“徐老師全程跟進出版過程，希望這個出版物既是教材，又是學術讀本?！薄秾б返呢熅庩袄晏貏e展示了書稿編寫團隊的精細打磨過程，極大便利了編輯工作環(huán)節(jié)。
將課程轉化為教科書，代表著一種嘗試，即保留課程獨特的教學方法，并與更廣泛的受眾分享其見解。誠然，課堂教學實踐無法完全復刻于筆端，但對于學術寫作細節(jié)的無私揭露，無疑為初學者提供了可靠的門徑與絕佳的范式；對于深耕學界的同仁而言，此次教材的出版則為他們提供了深入理解學術研究和教學方法的平臺。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程少軒為工作坊致辭時，對徐雁平在課程教學上的投入與設計表示充分肯定，并認為《導引》教材的編寫模式也為古文字等文學院其他學科的教材編寫提供值得參考的先例。值得注意的是，“可資借鑒的模式”并不等同于“程式化寫作”，始終堅持在學術寫作中保留個人的風格與聲音，此亦是“匠人手藝”的個性所在。
與課堂教學的互動模式相呼應，《導引》教材的編寫并非徐雁平的獨角戲，而是多位學者群策群力、共同編織的過程。共同體的構建與群體氛圍的營造，恰恰體現(xiàn)學術研究這一門手藝的“傳承性”。教材在緒論、結語外，設計八章，其中有七章每篇文章前都有研究者的“解讀”，除了徐雁平的《從春在堂到秋荔亭——俞樾和俞平伯詩中的家族史》（后簡稱“《從春在堂到秋荔亭》”）、《花萼與蕓香——錢塘汪氏振綺堂詩人群》（后簡稱“《花萼與蕓香》”）、《論清代寫照性手卷及其文學史意義》（后簡稱“《清代寫照性手卷》”）之外，還有其學生的研究成果，即張知強《桐城派的“義法”實踐與古文刪改》（后簡稱“《桐城派‘義法’實踐》”）、堯育飛《秘本與桐城派古文秘傳》（后簡稱“《秘本》”）、楊珂《清代書院答問的文獻價值與文化意義——以李兆洛〈暨陽答問〉為中心》（后簡稱“《清代書院答問》”）、吳欽根《譚獻文章代筆及其“以代作入集”的文學史意義——以稿本〈復堂日記〉為中心》（后簡稱“《譚獻文章代筆》”）。
二、知識生產(chǎn)過程的“學生之路”與“學者之路”
《導引》有意還原學術生產(chǎn)過程中的“制作手藝”。在解讀部分，編寫者們通過介紹寫作緣起、分享研究心得、反思論文的局限及可以繼續(xù)探索的問題、提供拓展閱讀等板塊，將撰寫學術文章的過程通過“自我批評”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他們以真誠、勇氣和對學術界同仁的自發(fā)責任感，在《導引》中提供“像個普通人一樣寫作”的營造文章之道，故此教材可以視作普通學者的學術生產(chǎn)指導手冊。編寫者們“把自己作為方法”，分享寫作緣起與研究心得。在剖析自己的學思歷程時，他們關注“如何想、如何做的層次結構”，而讀者從中可以獲得開啟與發(fā)展學術之路的諸多啟示。如何在當下日益極端化、內(nèi)卷化的學術界謀得生存？從學生到學者，《導引》將兩個連續(xù)且關聯(lián)的身份勾連起來，重現(xiàn)研究者們?nèi)绾卧谕瓿烧撐牡倪^程中，實現(xiàn)從知識消費者到知識生產(chǎn)者的轉變。
學術知識生產(chǎn)的“學生之路”與“學者之路”
對于學生階段與學者階段均有深遠意義的是知識的積累。在知識積累階段，研究者往往能夠識別自己的學術志趣與研究專長，并由此發(fā)展自身的學術道路。如徐雁平在《導引》中提到《從春在堂到秋荔亭》一文，得益于他學生時期偶然間買到的《讀書》雜志。這本具有“燈塔意義”的雜志奠定了他的文化理想，也在潛移默化中形塑了他的學術追求。然而，對于清代文學而言，研究者不能局限于“書齋”內(nèi)的學術探索。除了能夠買到的圖書與期刊外，圖書館所藏的古籍以及特定機構的實地考察與講解，同樣是研究者積累知識的重要途徑。上文已提及徐雁平有意在課程中設計豐富的教學實踐活動。教材編寫者吳欽根以譚獻為研究對象，整理譚獻《復堂日記》的那段時間里，他“每天都會準時來到南圖”。
僅靠接收知識并不能確保學術實現(xiàn)充分產(chǎn)出，學生階段所必需的中期考核等學位獲取要求，以及學者階段的學術項目，便成為了推動知識產(chǎn)出的催化劑。教材編寫團隊中的多位研究者都將論文寫作歷程與博士學位獲取的必要流程關聯(lián)。例如，張知強在2016年夏秋之際確定論文的大致方向，直到在2017年，“由于博士生中期考核的臨近”，他“被迫”開始認真對待這個選題，并在此過程中發(fā)掘了關鍵的文獻線索。堯育飛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相關問題的提出，包括資料的收集等，實際上是畢業(yè)壓力使然，是我寫作博士論文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d趣是論文最好的緣起，但適度的壓力才是論文完成的決定性因素”。徐雁平提及磨練文獻的手感，亦與其承擔的學術項目息息相關。如他寫作《花萼與蕓香》一文時，受到《清代文學世家聯(lián)姻譜系》這一“平行研究的支援”，而后者是其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2014）“清代文學家族姻親匯考與整合研究”的成果?！肚宕鷮懻招允志怼返淖珜戇^程，則得益于他所編輯的“清代文學結社辭典”初稿，此為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清代東南地區(qū)文人結社考察和研究”的研究階段性成果。由此看來，從普通讀者走向專業(yè)、職業(yè)研究者，可能需要在各個階段都勇于面對時代賦予學者的使命，將各類考核的壓力轉化為論文寫作的動力。
作為當今知識產(chǎn)出的量化標志之一，在學術期刊上發(fā)表文章已成為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的關鍵途徑?！秾б返亩辔痪帉懻咴谧匪輰懽鳉v程時，皆強調(diào)編輯與期刊外審在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睹乇尽芬晃倪^審后，堯育飛根據(jù)《文學遺產(chǎn)》編輯的建議，對引文進行了截圖保存并核實。徐雁平也回顧了《花萼與蕓香》一文在投稿過程中收到的三份評審意見，并以腳注形式詳細回應了基于這些意見所做的修改。此類細致的流程在常規(guī)的論文寫作教材中較為罕見。
三、學術生活的“附近”與支持資源
以上“輸入—推動—產(chǎn)出”之路，標志從知識消費者向生產(chǎn)者轉變的必經(jīng)環(huán)節(jié)。在此過程中，“學生之路”與“學者之路”均不乏值得關注的支持資源。在學生階段，參與教材的研究者普遍強調(diào)導師在選題初期的引導作用。如吳欽根在處理譚獻《復堂日記》時提到“老師的期待”，其背后是徐雁平作為“近現(xiàn)代稀見史料叢刊”的主編之一所具備的學術洞察力。大多數(shù)研究選題源自與導師在特定議題上的深入討論，部分替代了經(jīng)驗豐富學者的“輔助性研究的作用”與“平行研究的支援”。如張知強在撰寫《桐城派“義法”實踐》時，受到徐雁平《批點本的內(nèi)部流通與桐城派的發(fā)展》啟發(fā)，堯育飛《秘本》與徐文《局外人日記與晚期桐城派的新觀察》、楊珂《清代書院答問》與徐文《一時之學術與一地之風教——李兆洛與暨陽書院》均是學生選題與導師啟發(fā)之間的明顯例證。吳欽根的寫作靈感還擴展到了對其他杰出學者的觀察：他在南京大學清代學術史系列講座中，作為會務協(xié)助陳鴻森教授“前往南圖訪求、抄錄朱文藻相關逸文”，從而獲得“身臨其境式的觸動和啟發(fā)”。
更深層次的學術交流滲透于日常生活中。在《導引》教材“預印本”討論會上，徐雁平向與會師生展示了學生日?！叭绾慰蠢蠋煹难芯俊钡倪^程，這包括在閱讀書籍時對同一主題書籍進行的細致標注、記錄日常靈感片段的學術筆記、以及對同一篇論文不斷修訂的累積稿本等。與導師進行平等溝通和相互促進，這不僅有賴于導師的廣闊胸襟，也依賴師生雙方共同營造的積極互動氛圍。楊珂在撰寫《清代書院答問》一文時“意外發(fā)現(xiàn)”徐文所使用的文獻為經(jīng)過“刪削”的版本，他向導師提出自己的發(fā)現(xiàn)后，“老師則是十分歡喜，絲毫未因為以前研究時可能的疏漏表現(xiàn)出一點不悅”。這種積極的互動也延續(xù)到課堂中。如徐雁平回顧《從春在堂到秋荔亭》一文的局限時，提到課程討論時兩位研究生對文章提出的質(zhì)疑。此細節(jié)生動展現(xiàn)了學術知識生產(chǎn)的日常場景：論文發(fā)表之后，仍在課程與教學環(huán)節(jié)中持續(xù)發(fā)揮作用——既為教師提供進一步反思自己作品的機會，也為學生提供與教師直接交流甚至提出質(zhì)疑的機會。
導師的指導與點撥是學生階段的關鍵資源之一，而同儕間的相互啟發(fā)與共同進步同樣對個體有不可小覷的影響。例如，堯育飛提及在關注桐城研究時，師兄弟間形成的小型學術群體的交流對于觸及桐城研究的前沿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他在撰寫《秘本》一文時也受益于其他專業(yè)領域的學術交流。堯育飛回顧道：“回看當時日記，我寫《秘本》一文之所以靈感不斷，是因為每天飯后和各個領域的同學的交流?！痹诠ぷ鞣谎杏憰?，他再次提到“說出去”是論文寫作賦能的方法，并表示“思路一旦遇到窒礙，我就和老師說，和同學說，和遠方的朋友說。論文所遇到的古文傳衍、秘本圈點、桐城掌故等問題，都曾在我閑談中出現(xiàn)”。
在眾多的支持資源以外，個人的努力是實現(xiàn)論文發(fā)表與知識生產(chǎn)的核心要素。在教材研究者的總結中，讀者可以發(fā)現(xiàn)諸多研究者對學術寫作過程中重要經(jīng)驗的真誠回顧。讀者對于這些經(jīng)驗的借鑒，能夠成為開啟自身學術之路的起點。這些研究方法的復盤包括徐雁平提倡的“重視細節(jié)及細節(jié)之間的關聯(lián)”與“讀工具書時發(fā)現(xiàn)意外收獲”，張知強“制作”自己的《史記》匯評，堯育飛“綴合片段”的卡片式主題寫作，楊珂關注“線索式”人物與以講解的方式建立論文大綱，吳欽根對譚獻《復堂日記》“長達兩年多的辨識、錄入”等，均凸顯了學術研究中的辛勤付出以及應對研究復雜性的寫作“手藝”。
在日常的學術“手藝”之外，他們還主動融合并學習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積極對復雜的學術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的理論探究。在這一過程中，眾多具有“工具性”價值的學術概念被提出，并用以應對“涌現(xiàn)”的清代文獻及人工智能發(fā)展下“每時每刻都在劇變”的學術環(huán)境。
四、從“說什么”到“如何說”：“文獻涌現(xiàn)”時代學者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明
從教材編寫者們的專業(yè)方向和研究視域出發(fā)，《導引》將關注點定位在“清代的文學與學術”這一頗具代表性的領域。一方面，清代文獻相較前代數(shù)量豐富、版本多樣，專門作家的著述系列完整，別集、日記、書信等文體可以互相照映，同一主題或某一類型的文獻也往往叢生或聚集，因此研究材料難以窮盡；另一方面，古籍數(shù)字化與館藏影像資源公開化，使資料的獲取更加便捷，依靠“獨占”或“壟斷”稀見文獻展開研究的方式將逐漸失效?！拔墨I涌現(xiàn)”對于當代學者而言確實可謂“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得益于前輩學者的開拓與知識資源的進一步公開，“發(fā)現(xiàn)”文獻已并非易事，“發(fā)明”文獻變得更加重要。面對同樣的材料，如何從不同視角觀看？如何以多種方式言說？
從“說什么”到“如何說”，這一研究范式的轉變，不僅是當下學者們需要掌握的生存術，也是重新激活習見文獻的方法。張知強在回顧寫作歷程時提到“由于大部分精力被用來尋找材料、論證猜想”，導致文章“在理論提升方面有所欠缺”，吳欽根也將寫作中“過分依賴文獻，偏重事實的呈現(xiàn)，而非現(xiàn)象的剖析與理論的總結”視作文章的未盡之處。這種對理論的自覺反思，揭開《導引》的潛在意圖：嘗試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在掌握足量文獻的同時融化理論，建立可操作的分析方法。
具體而言，即從“專題式”與“研究法”兩個層次還原文章的生成過程?！皩ｎ}式”的思維模式有益于打破寫作中圓熟的閉環(huán)結構，使得文章能夠牽合多種問題，具有延展性，借用堯育飛的提法，即所謂“多元意蘊的散發(fā)”。《秘本與桐城派古文秘傳》一文，關聯(lián)文學流派的內(nèi)部傳衍和文學教育、文章選本、書籍史、清代文獻樣態(tài)、日記研究等話題。將研究對象置于多重話題交匯的“樞紐型路口”，這種結構論文的嘗試，可以有效地拓寬思路，豐富文章價值。因此，《導引》在目次設置時有意以“關鍵詞”的形式呈現(xiàn)每篇論文的多維面向和研究視角，涉及家族研究、地域文化、評點、日記、結社、書院等。雖然方向各異，但大多展現(xiàn)文獻文化史的分析視野，并在此基礎上重思傳統(tǒng)問題。這些被概括出來的“關鍵詞”，往往呼應時興的研究熱點，可以作為讀者寫作時的資料庫，為拓寬選題思路提供方向指引。
此外，《導引》還特別注意呈現(xiàn)“研究法”在實踐中的運用，可以視作一份理論《操作指南》。如楊珂將文獻學中的?？币庾R與德比亞奇的文本發(fā)生學相結合，提出“化‘靜’為‘動’：在版本比較中看文本生成”。在研究起始階段，比較法能夠幫助研究者快速發(fā)現(xiàn)問題。具體到古代文學領域，考察版本差異帶來的文字增刪、次序調(diào)整，時?？梢誀窟B出社會史、心態(tài)史、學術史等宏觀背景性話題。此外，追索文本“發(fā)生”的過程，也意味著重返知識生產(chǎn)的現(xiàn)場，將關注點集中于“作為文學、藝術載體的‘實物’，如刻本、稿抄本、卷軸、硯臺等，以及人與物的接觸方式如寫作、代作、批點、過錄批點、題識、修改、編選等”（徐雁平語）。對文本“物性”（thinghood）的再發(fā)現(xiàn)，為研究者處理涌現(xiàn)的文獻提供了一個易于措手的分析模式。
同時，“文獻集群”概念的提出也為今天的研究者在數(shù)字時代拓展研究開辟新進路。通過建立文獻數(shù)量可以把控的理想型研究對象，研究者得以經(jīng)由一個話題引發(fā)多層面的聯(lián)想，同類文獻的匯集也因此產(chǎn)生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吳欽根的譚獻研究即以61冊稿本《復堂日記》為基礎，廣泛搜集各類周邊文獻，進而揭示譚獻如何塑造文本、如何“以詩詞為日記”等創(chuàng)作過程。張知強、堯育飛的桐城文人群體研究，楊珂、徐雁平的清代書院研究都將“集群”作為方法，由文獻集群推而廣之，進一步探討人的集群，從關系的網(wǎng)絡中，還原文本的生產(chǎn)與流通。
恰如徐雁平在緒論中的概括：“這部教材強調(diào)的要點為：以文獻集群促進關聯(lián)思考；在邊界處、有趣味的細節(jié)處發(fā)現(xiàn)問題；以現(xiàn)場感、過程性為主導，盡量還原語境；以自我批評為方法展示學術研究的手藝特征。”
陳國球在研究“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時，對大學教育提出了富有洞見的展望：“現(xiàn)在的大學教育是需要知識的體系化，但也要有超越的部分?！薄秾б返木幾c呈現(xiàn)，彰顯了學術寫作與知識傳遞并非單純的知識接受過程，而是蘊含著豐富的情感投入。學術寫作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開，這一過程可能涵蓋師生之間、同儕之間的情感共鳴與相互啟發(fā)，在社會互動中構建學術寫作的認知模式。在實踐的日?；?，通過理論對實踐進行反思，深化對復雜學術現(xiàn)象與研究對象的理解。在技術主導的當下，研究者不應忘記文史研究是一種“用心制作”，是一門根植于人心、發(fā)源于社會人生的學問。清代文學與學術研究的目標應略具情懷，其研究過程也應耐人尋味。在當前社會對成果的高度重視下，五位教材編撰者致力于回望學術研究的艱辛與樂趣，再現(xiàn)那充滿磨礪、體驗與涵養(yǎng)的知識生產(chǎn)過程，從而為文史研究者提供可資借鏡的學術路徑與研究方法。
《清代文學與學術研究導引》，徐雁平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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