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費納(Samuel E. Finer) 的《政府史》共三卷34 章(Finer , 1997) , 英文版長達1701 頁,是20 世紀西方政治學中有重大影響的巨著,其中文版即將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墩贰返闹饕P注點是世界歷史中政府形態(tài)的發(fā)展。《政府史》以各個國家的政府形態(tài)、統(tǒng)治方式和國家社會關系為核心,大致依照時間順序,先把我們帶入世界文明中最為古老的蘇美爾城邦,述及薩爾貢、埃及、亞述、猶太、波斯、希臘、中國、羅馬、印度、拜占庭、哈利發(fā)、中世紀歐洲、日本、奧斯曼帝國等地區(qū)和國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點轉入文藝復興和新教運動后的歐洲各國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發(fā)展,最后,集中討論影響當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及工業(yè)革命) ,以及這些革命給世界政治、政府形態(tài)和國家社會關系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變化。
費納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學界特別是英國政治學界的一個領軍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領域的經典,特別是《馬背上的人:軍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 Finer ,1962) 。費納在1982年開始撰寫《政府史》時已經退休,1987 年,費納在一場心肌梗塞后幸免于難,此后,他在健康狀況不斷惡化的情況下堅持寫作且進展迅速,直到1993 年去世。去世前《政府史》已完成計劃中36 章的34 章?！墩贰酚少M納的夫人凱瑟琳·費納及杰克·哈瓦德(Jack Hayward) 進行編輯后出版。作者的去世使得《政府史》終止在工業(yè)革命。如果假以時日,想必費納會對整個20 世紀的政治發(fā)展,特別是蘇聯(lián)解體和全球化對國家政治發(fā)展的影響有所涉及,并且會在書末提供一個總結和展望,使讀者能對全書有個更完整的了解。雖然《政府史》的不完整性給我們帶來了遺憾,但讀過《政府史》的人都承認,全書34 章有一氣呵成之感。直到最后幾章,作者仍能廣征博引,并以他所特有的睿智,為我們展現近代政治的關鍵發(fā)展及其背后的邏輯,鋒芒絲毫不減。
《政府史》一書中沒有涉及黑非洲,沒有討論歐洲殖民前的美洲,也沒有分析任何東南亞的國家,甚至對日本的討論也僅限于幕府時代以后。在導論中,費納開門見山地說明了他選擇案例的四個取舍原則,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大小和規(guī)模,以及該政府在組織技術和統(tǒng)治理念上對后世所產生影響的大小。人類社會技術的發(fā)展可以分為兩大類:集約性技術和延展性技術(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technology) (Mann ,1986) 。所謂集約性技術,是指那些能提高人類的生產效率、增強對自然資源的汲取和利用能力的技術,而延展性技術則指的是那些能提高人類(特別是國家) 的組織和協(xié)調能力的技術。就古代中國而言,科層制、法治、常規(guī)軍及科舉制等等的發(fā)明都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延展性技術的發(fā)展。在工業(yè)革命前(特別是在18 世紀前) ,推動文明進展的主要是延展性技術。因此,世界各地各個歷史時期的政府對延展性技術發(fā)展的貢獻就成了費納寫作的主軸之一。在導論的最后,費納總結了各個國家和地區(qū)在這方面最為重要的貢獻(Finer ,1997 : 87 – 94) :亞述發(fā)明了帝國,波斯創(chuàng)造了世俗帝國,猶太王國發(fā)展了有限君主模式,中國貢獻了科層制、常規(guī)軍及科舉制等等,希臘發(fā)明了公民概念和民主制,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發(fā)展了衡平政治(checks and balances) 和法制,中世紀歐洲產生了無頭封建制（注1）和教會與世俗政權的沖突性依存狀態(tài),復興了希臘羅馬政治的一些關鍵傳統(tǒng),并創(chuàng)造了代議制。英國創(chuàng)造了君主立憲,法國發(fā)明了民族主義和民主國家,美國則貢獻了成文憲法、憲法對公民權的保護、司法審查以及聯(lián)邦制。
在導論的其他部分,費納集中討論了書中常用的概念和社會機制。在定義了國家概念后,費納討論了歷史上存在的不同國家形態(tài)、軍事組織及軍事技術和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宗教與國家之間的不同關系。奇怪的是,費納的導論沒有對經濟組織及生產力與國家及國家形態(tài)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行討論。因為在討論具體的國家和地區(qū)政府史的時候,特別是在討論中世紀后歐洲的發(fā)展時,費納對經濟組織形態(tài)、生產技術的發(fā)展以及生產力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做了很深入的分析?！墩贰返姆治隹蚣軓娬{國家組織和軍事、宗教、經濟的互動關系,有很深的韋伯思想的痕跡。但是,《政府史》卻不是一本典型的歷史社會學著作。當代大多數歷史社會學著作一般都從一個或數個問題出發(fā),然后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因果式或互動關系式的解釋框架。比如,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中(Moore ,1966) ,摩爾提出了20 世紀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主要有三條路徑:民主道路(如英國、法國、美國) 、政治革命或法西斯道路(如日本、德國) 和社會革命道路(如俄國、中國) 。摩爾的問題是為什么不同的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會走向不同的道路。同樣,在《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 – 1992 年》中(Tilly , 1992) ,蒂利所想解答的是為什么歐洲國際政治在第二個千禧年會有如下的變化:第二千禧年伊始,地域廣闊、商品經濟不發(fā)達、政治上比較專制的內地農業(yè)國家(如波蘭) 能主導歐洲政治;第二千禧年中期,主導歐洲政治的則成了那些經濟發(fā)達、資本密集、政治自由而地域有限的城邦國家(如威尼斯、比利時) ; 17 世紀后,歐洲政治轉而由那些既擁有大城市又占有很大周邊地區(qū)的國家主導(如法國、英國) ;18 世紀后,歐洲各國則都先后走向了民族國家的道路。但是,正如筆者在評論許田波《古代中國和近現代歐洲的戰(zhàn)爭及國家形成》(Hui ,2005) 一書時所指出的,為了讓不同時空不同歷史背景下的案例有可比性,比較歷史社會學家所提出的問題就必須相對單一,而問題越是單一,我們就越能提出許多在邏輯上合理卻與經驗事實毫不相干的解答(趙鼎新,2007) 。費納的《政府史》三卷所涉及的國家如此之多,要解答的問題和比較的視角也在各章節(jié)之間不斷變化,因此那種在社會學中盛行的具有清晰問題意識的、分析型的、對稱性比較方法對于費納來說顯然無法采用。
費納整個分析框架的核心是一個簡單的分類系統(tǒng)。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性質(如組織形式、執(zhí)政能力、合法性基礎、所受到的制約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以下四種力量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宮廷、教會、貴族和論壇。這四個詞匯都是轉喻。最為簡單地說,宮廷指的是專制政治,教會指的是神權政治,貴族指的是精英政治,而論壇指的是大眾政治。在當代社會,宮廷與論壇的組合就形成了全權國家,而貴族與論壇結合則形成了代議制政府。在人類歷史中,這四種力量中的任何一個都很難完全排斥其他力量而對政府進行全面控制,因此,大多數政府或多或少都是雜交型的。雜交型政府共有六種可能:宮廷/ 教會、宮廷/ 貴族、宮廷/ 論壇、論壇/ 教會、論壇/ 貴族、教會/ 貴族。其中,論壇/ 教會和教會/ 貴族類型的政體在歷史上非常少,宮廷/ 教會和宮廷/ 貴族類型的政體非常普遍,宮廷/ 論壇和論壇/ 貴族型政體在古代時有出現,但是它們的普遍程度遠不如現代。
費納的這種機械的靜態(tài)分類方法連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哲人都應該會接受,可在現代政治學和社會學中,這種把靜態(tài)分類當作理論的做法早已過時。但費納的智慧正體現在這一點上——他深深懂得,如果要想分析一個極其復雜的現象,并且在分析過程中不像當代許多比較歷史社會學家一樣對復雜現象進行過度簡約,簡約到讓歷史學家笑話,那么這個分析框架就必須不能與根據具體經驗案例做出的種種分析和解釋產生邏輯矛盾。有鑒于此,一個缺乏特定理論支持的分類框架反而有著更大的靈活性和普適性,或者說不會迫使作者為了證明其理論的正確性而忽視所面對的經驗現象的復雜性。正是在這樣的簡單的分類系統(tǒng)下,費納才能夠對從蘇美爾和薩爾貢發(fā)端的歷史上的各類政府的組織形式、執(zhí)政能力、合法性基礎、所受到的制約,以及在與其他類似政府相比所具有的優(yōu)缺點和歷史地位做出具有洞察力的、深入的分析和評論。費納并不是任何一個特定地區(qū)或國家歷史的專家,他的具體描述與分析也不可能萬無一失,地區(qū)史學專家們當然能指出費納對政府史的具體描述中所出現的各種錯誤和紕漏,但我敢肯定地說,史學專家們所指出的相當一部分錯誤和紕漏很可能是出于專家們在視野和知識面上的局限而產生的誤解,并且大多數專家在通讀全書后一定會為費納的知識面、歷史感、睿智,以及許多分析和論點的精到程度所折服。
《政府史》涉及的內容雖然龐雜,但費納在描述和分析上下五千年世界各國政治史時所達到的深度,以及所體現出的對各國歷史卓越的把握能力,絕不亞于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專業(yè)歷史學家。筆者才疏學淺,對費納筆下的不少國家和地區(qū)的歷史了解有限,難以對費納的歷史描述和分析質量做出準確的判斷,但是就筆者有一定了解的歷史,比如希臘、羅馬、中世紀歐洲、日本、近代歐洲和美洲的歷史來說,我能感到費納對這些歷史案例的總體把握能力甚至超過了大量專家。當然,筆者最為之心折的還是費納對中國歷史的描述和分析。我閱讀過大量西方學者所寫的比較歷史著作,一個普遍的感覺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qū)越接近遠東,該國家或地區(qū)的文化就與西方文化差別越大,西方學者就對該國家或地區(qū)的歷史越發(fā)難以把握,他們對該國家或地區(qū)歷史所進行的描述和分析也就可能越來越離譜。因此,即使是一些很優(yōu)秀的學者,比如摩爾、斯考契波、豪、曼、麥克尼爾、瓊斯、郎德思、古德斯通等等,他們雖然在分析中國歷史形態(tài)時不乏真知灼見,但在對具體中國歷史的描述和引證上卻會時空倒錯,并在歷史背景不清的情況下犯有低級錯誤(如Goldstone , 1991 ; Hall , 1986 ; Jones , 1981 ; Landes , 1998 ; Mann ,1986 ; McNeill , 1982 ; Moore , 1966 ; Skocpol , 1979) 。但是費納的《政府史》卻不是這樣。《政府史》專講中國歷史的有五個章節(jié):先秦、漢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其總長度達236 頁（注2）,足夠單獨成書。費納不懂中文,他在寫作時所能利用的僅僅是在西方來說本身就欠發(fā)達的中國歷史研究的成果,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除了先秦一章流于簡單之外(西方先秦史研究可供費納參考的文獻太少了) ,其余四章在時空和歷史背景上都十分清晰且罕見低級錯誤。作者對于儒家學說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朝代的變化,以及儒學怎么在宋朝開始從一個官方意識形態(tài)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深入到民間的準宗教的分析,對于中國科層制的特性(比如它在功能上有與西方教會相類似的一面) 、歷代科層與皇權關系的緊張和變化、各朝代前期的皇帝在“內朝”與“外朝”權力分配時的兩難選擇、以及“內朝”與“外朝”關系一經定型后對整個朝代政治發(fā)生重大影響的分析,對于中國各個朝代對社會的滲透和控制能力及中國古代國家社會關系本質的分析,對于中國軍事力量在政治中的邊緣化和中國對各類宗教的寬容性的分析,對于康乾盛世的成就和局限以及大清帝國特殊的邊疆策略及其背景和成果的分析,以及其他眾多的分析,處處體現出寬廣的學識和比較方法給作者帶來的中國史專家無法企及的視角和真知灼見。
費納反對文化相對主義。在他的眼里,不同的政府形態(tài)在政府形態(tài)發(fā)展中的地位以及在政府史上的地位的重要性完全不同。比如,他認為,城邦政府對于政府史來說很重要,但在政府形態(tài)的發(fā)展中它卻是一個死胡同;神權政府與完全政教合一的政府對政府史和政府形態(tài)發(fā)展來說都不具有重大意義。費納特別強調現代國家(以民族國家為主要特點) 完全是西方的產物。
《政府史》雖然沒有專門討論各個國家和地區(qū)自發(fā)產生工業(yè)資本主義的可能性,但是書中的信息十分明確:工業(yè)資本主義也完全是西方世界的產物。費納認為,在18 世紀時,世界上的其他文明都已經“達到了一種有意識的自滿且不愿做出改變的狀態(tài)。同時他們的政府也努力抵制任何外來的、任何有可能打破被他們視作無價之寶的平衡狀態(tài)”,而歐洲卻從西羅馬帝國以來似乎始終感到渾身不自在且躁動不安。到了18 世紀,歐洲社會的躁動不安從國家到經濟到思想界更達到了全面的、無以復加的程度(Finer ,1997 :1473 – 1475) 。費納認為,現代國家和工業(yè)資本主義正是在這樣一種躁動狀態(tài)下跌跌撞撞地到來的(Finer ,1997 :1473 – 1651) 。
費納《政府史》的最后4、500 頁主要講述的是近代西方政治的躁動不安和不斷更新,但他的描述和分析方法十分清楚地告訴我們:政治發(fā)展并不是西方近代發(fā)展的惟一主軸。費納為我們展現的是西方世界在政治、思想、軍事、經濟各個方面全面性的躁動不安,以及政治、思想、軍事、經濟力量之間在這全面性的躁動狀態(tài)下相互依存、相互沖突和對歷史發(fā)展的促進景象,其中許多可能已為大家熟悉:中世紀的獨立城市促進了歐洲經濟,復興了羅馬的共和政治,保證了城市階層在歐洲政治過程中的重要作用(Finer ,1997 :950 – 1051) ;文藝復興和新教運動引進了世俗政治和科層制,破壞了主導歐洲世界達1300 年之久的基督教世界及其世界觀(Finer , 1997 :1261 – 1263) ,促進了不同的世俗理論和世俗性的歷史終極理論的涌現和競爭(Finer , 1997 :1473) ;歐洲的戰(zhàn)爭促進了國家在組織和稅收等多方面的變化,促進了技術和生產能力的發(fā)展以及用暴力征服世界其他文明的能力;歐洲及整個西方的政府則不斷在被動和主動的統(tǒng)治方法的更新過程中東跌西撞,既是在適應又是在推進西方世界在各個方面的不斷變化。費納認為,西方社會的這種多元的躁動不安的互動正是現代國家和工業(yè)資本主義興起的源泉。
費納書中對歷史的分析方法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被視為老派。在文化相對主義和后現代理論盛行的西方歷史學界,特別是在研究非西方歷史的學者中,費納所代表的觀點被廣泛地批判為“歐洲中心主義”,被視為“政治不正確”。在當下的美國,一個盛行的理論(所謂的“加州學派”) 認為世界各個文明在許多方面(特別是在經濟上) 直到18 世紀仍然在同一起跑線上。就中國而言,這些學者強調了帝制中國在悠久歷史中的變化和更新能力,強調了在城市化與商業(yè)化水平、人均卡路里攝入量、技術的成熟水平等等方面,直到18 世紀仍然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或與西方同時期處于同等的發(fā)展水平(有些學者甚至認為直到19 世紀中葉歐洲的發(fā)展水平也沒有超過中國) 。他們認為只是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幸運地獲得并吸收了先進的東方技術(Hobson ,2004) ,或幸運地發(fā)明了關鍵性技術(蒸汽機) (Goldstone , 2000) ,或幸運地能在其發(fā)展的關鍵時期利用美洲的大量資源和向美洲新大陸移民而減輕其社會由于人口負擔而產生的種種壓力(Pomeranz ,2000) 等等,西方世界才能在19 世紀脫穎而出,首先走向現代化。已被譯成中文的彭慕蘭的《大分流》就是這類研究的一個典型(Pomeranz ,2000) 。
上世紀80 年代費納開始寫作《政府史》時,文化相對主義思想和后現代的學術和理論尚未在歷史學界甚囂塵上,但費納似乎已經預料到這一頹廢時代學術的到來。費納在書中再三強調帝制中國在經濟、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生產技術等等多方面的發(fā)展,并分析了中國在明代的輝煌。他甚至強調直到大清帝國康乾盛世時,中國在許多方面,包括政治改良和政府行政能力、教育的擴展和對紳士階層的整合能力、對邊疆的控制手段和能力等等,都有著重大的提高,并且中國的經濟能力和百姓生活水平直到18 世紀在世界上并不落后。對于這些基本事實,費納與那些持有文化相對主義學者的認識相去不遠。但是,費納馬上指出:“漢學家們十分正確地指出了中國在歷史上所經歷的不斷的和顯著的變化。但是,中國政治雖然在一個長達兩千多年歷史的帝國模式下不斷地豐富和改進著,歐洲政治卻從日爾曼蠻族王國開始,其間經歷了封建制、新君主制、絕對國家和議會制以及民主和代議制政府,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斷頸式的變化,兩者性質截然不同”(Finer , 1997 :1303) 。費納進而指出:“當一個社會中的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互為依存時,這一社會就會獲得穩(wěn)定;而當一個社會中一個至數個結構與其他結構產生沖突時,這樣的社會就有了突變的可能”( Finer , 1997 :1303 -1304) 。在費納眼里,中國社會就是前者,而歐洲和整個西方社會則是后者。現代國家和工業(yè)資本主義的到來并不是一個單一的技術問題、經濟問題或生活質量指標、政治發(fā)展和思想“進步”等問題,它們跌跌撞撞的到來是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經濟和軍事等因素相互沖突的結果。費納的分析雖然沒有專門針對“加州學派”,但是他明確地告訴了我們,“加州學派”的學者們?yōu)榱藦娬{中國在18 世紀與西方的相似性而列舉的一些經濟指標和社會發(fā)展指標只能說明帝制中國仍然有著很大的改良能力,但決不能證明18 世紀的中國與西方有著同樣的把世界帶到現代國家和工業(yè)資本主義的可能。
其實,西方的文化相對主義和后現代學者甚至在政治上也不見得比費納這樣的“歐洲中心主義”者要來得正確。費納絲毫不隱瞞西方世界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野蠻,但是他深切地知道現代國家和工業(yè)資本主義一旦在西方興起后,其他國家人民要么在強權下過著悲慘的生活,要么就必須走向建立現代國家和發(fā)展工業(yè)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在費納的字里行間,我們至少能感到他為現代化在一部分發(fā)展中國家的率先成功而高興。但是,那些文化相對主義者們卻對發(fā)展中國家中的任何傳統(tǒng)似乎都保有激情,往往有一種身處西方優(yōu)越生活而把發(fā)展中國家當作香格里拉來欣賞的虛偽。幸虧中國在20 世紀初就禁止纏小腳了,如果推遲到文化相對主義盛行的今天的話,西方的文化相對主義學者肯定會因為有一些已經纏了小腳的婦女不愿放腳而譴責中國無視婦女纏小腳的權力,并熱情宣揚“步步金蓮”文化中的優(yōu)美成分。
西方文化相對主義者在政治上的表現還在于他們中許多人(比如彭慕蘭) 仍然把在西方興起的工業(yè)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個進步現象。正因為如此,他們決定從所謂的非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出發(fā),認定在18世紀工業(yè)資本主義興起前夕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qū)都有一定的走向現代化的可能,并在歷史資料中斷章取義來支持他們的學術觀點。但是,工業(yè)資本主義只不過是西方社會給世界帶來的一個現實,并不是什么一定值得慶祝的歷史現象。在其100 多年的發(fā)展史中,工業(yè)資本主義雖然為人類社會帶來了許多值得夸耀的變化,但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可以摧毀人類社會多次的核武器,正在耗盡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資源,造成大規(guī)模的環(huán)境污染。中國的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帝國模式在東亞的土地上延續(xù)了2000 多年,而工業(yè)資本主義這種正反饋文化能否維持這么長時間很值得懷疑。如果我們假設不遠的將來,工業(yè)資本主義統(tǒng)治下的人類為了爭奪日益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而進行了一場全球性的戰(zhàn)爭,其中一小部分在這場浩劫中奇跡般地幸存了下來,那么,這些幸存下來的人將會怎么看待工業(yè)資本主義歷史? 那時候,人們可能就會把費納的《政府史》的第三卷看作是一部分析為什么一個躁動不安的、缺乏負反饋機制的社會在西方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率先實現的著作。在那時候,如果有人問及費納的《政府史》和持有文化相對主義的“加州學派”的工作在政治上哪個更正確,有的學者就可能會說是費納的《政府史》。這是因為,一旦工業(yè)資本主義被看作是負面現象后,“加州學派”的學者就犯了兩次政治錯誤:他們錯誤地賦予工業(yè)資本主義正面的價值,同時錯誤地認為工業(yè)資本主義在18 世紀的西方和同期世界其他重要文明中幾乎有著同等的發(fā)生可能性,言下之意,就是世界所有文明在工業(yè)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災難這一問題上與西方負有同等責任。但是費納《政府史》的觀點卻只犯了一次政治錯誤:錯誤地對西方社會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現代化賦予正面的價值,但他卻正確地指出了現代化是西方的產物,亦即世界其他文明不能為西方社會現代化中最為重要的一面(即工業(yè)資本主義) 所帶來的災難,承擔與西方同樣的責任。
任何偉大的社會科學著作都會有自己的弱點,《政府史》也不例外。為了能包容世界政治發(fā)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眾多的、極其復雜的經驗現象,費納在《政府史》寫作過程中所依據的理論僅僅是一個靜態(tài)分類框架。但是,正是這一分類框架使得費納能清楚地區(qū)分所要討論的國家和地區(qū)政府的類型,并針對這一政府類型建立有效的比較視角。因此在讀了《政府史》后,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fā)現費納書中各章節(jié)的比較視角眾多且在不斷變化,但他的比較卻幾乎總是來得恰到好處。問題是,靜態(tài)分類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動態(tài)變化,這就給費納的分析帶來了不少困難。為什么一個國家會在某一時期內興起然后走向鼎盛和消亡? 為什么某一政府形態(tài)會在某一地區(qū)和時期內興起然后消亡? 對于這樣的動態(tài)性問題,《政府史》就不能提供像曼的《社會權力的源泉》這類著作所提供的洞見(Mann ,1986 , 1993) 。特別是,當《政府史》的第三卷進入近代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后,費納的筆觸充滿激情,分析流暢,對西方文明成就的驕傲躍然紙上。費納認為現代國家和工業(yè)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絕非偶然,而是歐洲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和軍事權力之間的相互依存和沖突的結果。因而,他為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典型韋伯式的關于現代國家和工業(yè)資本主義在西方率先興起原因的社會學分析。但正是在這樣一個靜態(tài)分類框架的限制下,費納沒有能把他超人的動態(tài)分析和宏觀把握能力通過明確的理論展現出來。
其實,即使在費納的分類框架下,做進一步理論探討也是有益的。比如說,現代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體接近于費納分類框架的哪一種理想類型? 費納沒有加以討論。但是,對這一問題的明確說明應該是十分重要的。依愚見,現代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體接近于費納分類框架中的貴族/ 論壇型政體而不是論壇型政體。真正論壇型政體是盧梭所提倡的那種大民主。這類政體人類夢想過也曾經試圖付諸實踐過,但卻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又如,費納指出在六種混合型政體中,宮廷/ 論壇政體和貴族/ 論壇型政體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普遍,而其他類型的政體卻逐漸成了歷史。政府形式的發(fā)展為什么會呈現這樣的規(guī)律呢? 費納在其分類框架的局限下未能做出回答。但如果我們在費納的分類框架中加入他本人也十分強調的政府合法性這一概念后,問題就變得清晰了:不同的政體有著不同的合法性基礎。簡單說,脫魅之后現代社會的權威結構已經越來越難以運用神秘的和傳統(tǒng)的合法性技術來加以維持,而正是程序合法性在現代社會政治過程中地位的大大提升,才導致貴族/ 論壇型這種政府形式(如代議制政府) 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上升。而現代型的宮廷/ 論壇政體(全權政府) 其實只不過是現代政府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不穩(wěn)定變異。這是因為,雖然在現代宮廷/ 論壇政體形成初期,其寡頭(宮廷) 一定會由于多種原因而享有來自大眾(即論壇) 的廣泛支持,但由于這種政體繼承了宮廷政體的強大專制性并有著無限政府的性質,因此它一旦形成后肯定會利用其專制性去控制論壇,而不會像貴族/ 論壇型政體一樣朝著政治精英(即貴族) 競爭和百姓(即論壇)定期選舉的程序政治發(fā)展。宮廷/ 論壇政體不能很好地與程序合法性相匹配,是其在現代社會中難以達成穩(wěn)定狀態(tài)的關鍵因素。
《政府史》的寫作因費納的去世而戛然終止。此書因為沒有一個具有洞察力的結論而給讀者帶來很多遺憾。特別是在通讀《政府史》洋洋三卷之后,筆者得到兩個相反的印象。第一,在分析古代社會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政府發(fā)展史時,費納的一個隱含定理是:決定一個政治建構成功的條件隨著時間的推移會不復存在;人們會利用某一政治建構的一些特性去為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某一群體謀取特殊利益,從而使一個本來運轉良好的制度走向低效和腐敗。因此,任何政府建構,即使在一個時期內被看作是很完美的建構,都會走向衰敗。第二,在分析近代西方的政治發(fā)展中,費納雖然沒有忽略其過程的野蠻性, 但在其對法國革命,特別是美國革命為世界所帶來的新的政治制度的描述中,他那種在分析傳統(tǒng)政治制度時所采用的對不同政治制度的歷史地位和各種弱點進行評價的手法突然消失了。難道歷史就終結在一種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相結合的體制上嗎? 難道費納在分析古代社會時所運用的那個隱含定理在現代社會中突然就不發(fā)生作用了嗎? 如果費納的那個隱含定理在現代社會中依然有效,那么現代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相結合的這種體制的歷史地位、弱點和發(fā)展方向是什么? 費納不是一個歷史終極論者,他毫不幼稚,但其巨著通過精采的描述和分析把我們從文明的起源一步步帶到現代社會,卻沒有留下一個智者對未來社會的猜想。
費納的《政府史》發(fā)表后好評如潮?！督洕鷮W家》雜志說:“沒有一本在20 世紀發(fā)表的政治學專著……能超過費納的工作”( Economist ,1997) 。盧特瓦克說:“費納的工作是‘政治科學’的最卓著者”(Luttwak ,1997) 。帕特遜說:“費納的《政府史》是幾代學術的結晶”( Paterson ,1999 :112) 。鮑爾說:費納的工作“豐富之極,以至于任何一個比較理論框架都無法對它進行概括”(Power ,1999) 。但是,費納在80 年代為了寫作《政府史》而申請社會科學研究協(xié)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科研經費時卻被拒。其實,還是布里斯賓對《政府史》的態(tài)度比較客觀地反映了西方主流政治學的現狀(Brisbin , 1999) 。他批評費納無視所有堅持新制度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學者在國家形成方面所做的工作,批評費納未能把《政府史》中所提出的不同政府類別轉化為能解釋各種不同假說的真正的變量。新制度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是西方政治學的主導理論,而以博弈論和統(tǒng)計學為核心的定量方法則是西方政治學的主導方法。費納顯然對這些理論和方法持保留意見。西方主流政治學非?，F實,因而也十分短視。他們普遍輕視歷史,有一種“只有當歷史能為現實服務時我們才會服務于歷史”的勁頭(尼采語) 。因此,像《政府史》這樣一部以上下五千年政治為研究對象的、實際上采用歷史社會學方法的巨著,就成為西方20 世紀政治學領域的一個絕唱。
《經濟學家》雜志說如果政治學有諾貝爾獎的話,費納的三部曲就肯定會贏得此殊榮( Economist , 1997) 。我個人認為這一評價低估了費納的工作。費納的三部曲所需要的知識面、想象力、對歷史現象的綜合能力以及智慧,遠非目前早已技術化了的物理學、化學和經濟學的諾貝爾獎獲獎工作所能比擬。（文/趙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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