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越史記全書》與越南古代史學的發(fā)展

編年體通史《大越史記全書》是越南古代最重要的史籍之一，經(jīng)陳朝和黎朝數(shù)代史家編撰而成，記錄越南自上古時期至黎朝1675年間的史事，之后又續(xù)編、評論、改編，形成系列史籍，是越南古代漢文史籍和東亞史學的寶貴財富。

《大越史記全書》

《大越史記全書》的成書過程

越南李朝無史籍傳世，歷代目錄亦未記載李朝曾編撰史籍?，F(xiàn)在可知最早的越南史籍為陳圣宗紹隆十五年（1272）黎文休編撰的《大越史記》三十卷，記述南越武帝趙佗到李昭皇禪位之間的史事，以南越國為國統(tǒng)之首。此書在后世亡佚，但影響極其深遠，入元的黎崱即受黎文休影響，撰成《安南志略》。佚名模仿曾先之《十八史略》將其刪為《大越史略》三卷，之后流入中國，收入四庫全書，今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未經(jīng)四庫館臣刪改的抄本。陳朝末年胡宗鷟又據(jù)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將其改編為《越史綱目》，后亡佚。

1455年，潘孚先受命黎仁宗撰成記錄陳朝史事的書籍，亦名《大越史記》，又名《史記續(xù)編》。黎圣宗光順（1460-1469）年間修史，史官吳士連參與，之后丁憂離開，返回之后未能參閱新史，遂根據(jù)黎文休和潘孚先二書于1479年撰成《大越史記全書》十五卷，吳士連又參考了阮廌《輿地志》中“先君涇陽王”的觀點和《嶺南摭怪·鴻龐氏紀》的內容，模仿司馬遷《五帝本紀》的方法，將黎文休設立的南越國統(tǒng)提前至傳說中的鴻龐紀涇陽王，創(chuàng)建了一個新的國統(tǒng)和歷史起源。吳士連對每個歷史階段和王朝設“紀”，將越史統(tǒng)攝為一個整體。此書名為“史記”，但主要學習了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內容和撰著計劃，據(jù)劉恕《通鑒外紀》設“外紀”，越史在吳權之后設“本紀”。之后黎文休和潘孚先兩部《大越史記》亡佚，其部分內容和史家評論賴《大越史記全書》得以保留。

1511年，史官總裁武瓊撰成《大越通鑒通考》二十六卷，書中將吳士連設定的本紀之首由吳權改易為丁部領大一統(tǒng)，吳權置為外紀之末。1514年，黎嵩據(jù)武瓊書撰成《越鑒通考總論》，這是越南古代第一篇史論著作，受到朱熹和宋代理學影響很深。從中可以看出武瓊沿襲了吳士連的大部分史學思想和體系。黎嵩和武瓊對吳士連以黎桓前黎朝為正統(tǒng)的觀點大不以為然，斥為不當。武瓊書之后亡佚，黎嵩《越鑒通考總論》與《大越史記全書》合刊流傳。1519年，鄧明謙入史館，作《詠史詩集》，以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內容為詩作注。此書為越南文學和史學別開一體，阮朝嗣德帝即據(jù)此與臣下撰成《欽定越史總詠集》。

1527年莫登庸弒黎恭皇建立莫朝，1533年黎朝老臣阮淦與黎莊宗起兵復國。1545年阮淦死后，大權落入其婿鄭檢之手，至1592年鄭檢之子鄭松攻殺莫朝皇帝莫茂洽，黎朝完成復國大業(yè)，但大權落入鄭松之手，形成“黎皇鄭主”制度。黎皇廢立皆操于鄭氏之手，1573年鄭松殺黎英宗，1619年鄭梉殺黎敬宗。1558年，阮淦之子阮潢鎮(zhèn)守順化、廣南，逐漸坐大，1600年分立之心始明。阮潢與鄭松尚能顧念舅甥之情，1613年阮潢死后阮福源即位。1623年鄭松死后鄭梉即位。雙方舊情不在，1627年大打出手，大戰(zhàn)七次，1672年后不再互相攻擊，以 氵靈江為界，南北分治。

1665年，范公著在鄭柞的授命下領銜重整舊史，在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的基礎上，結合武瓊《大越通鑒通考》的觀點，增加了黎圣宗以后至中興時神宗時期的歷史，分為二十三卷，仍名《大越史記全書》。但以范公著宰相之尊，此書竟然沒有刻印。1676年胡士揚受命鄭柞重編《藍山實錄》，當年又主持編成《大越黎朝帝王中興功業(yè)實錄》記述黎朝滅莫復國的史事，確立了黎氏至尊、鄭王輔政、莫氏篡逆、阮氏割據(jù)四大政治原則，黎朝之后的史書編撰基本未超出這個范圍。1697年黎僖在范公著書的基礎上再續(xù)編一卷，刻印流傳，此即正和本《大越史記全書》二十四卷。

《大越史記全書》

《大越史記全書》的雕印與版本

現(xiàn)存最早的《大越史記全書》版本為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舊藏內閣官板《大越史記全書》，今藏巴黎亞洲圖書館，但此本卻是由兩個不同的刻本拼接而來，記述黎圣宗史事的卷十二和卷十三即分屬兩個刻本，篇章布局和刻印字體完全不同。內閣官板與黎僖在“續(xù)編凡例”中描述的正和本篇章結構完全不同，應該是正和本之后重編刻印的一個版本，但為何相同的內容能夠刻成兩個版，最后卻又合成一部書，甚是費解。1763年鄧廷瓊編撰《鄧家譜系續(xù)編》時曾引用內閣官板的內容，應該在此前已經(jīng)刻印流布。法國學者加斯帕東藏有內閣官板的兩部殘本，但開本不同，可能是不同版次，今藏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

漢喃研究院現(xiàn)藏一個刻本，篇章布局與內閣官板完全一致，字體卻與其中的一個版本相同，應該是據(jù)戴密微本重刻，此本沒有阮朝避諱字，應該是黎朝后期刊刻。結合加斯帕東兩部藏本的情況，就出現(xiàn)一個問題，戴密微本最初是由兩部殘刻本或殘版合成，還是本來就刻成不同的版拼接在一起？前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1802年阮朝建立，新刻板尚存，為了滿足科舉需要，嗣德帝時將此版挖改避諱字，更換封面，此即國子監(jiān)藏板《大越史記全書》，之后多次重印。1883年，引田利章即據(jù)上年阮有度贈送的國子監(jiān)版翻刻《大越史記全書》，盡量恢復了其中的避諱字和挖改內容，《大越史記全書》由此廣為人知。

三、《大越史記全書》在黎朝末年的改編、續(xù)編與評論

黎僖最后確定刻印的《大越史記全書》二十四卷記事只到1675年，內閣官板雖然改變了黎僖的布局，但記事亦到此年。潘輝注在《歷朝憲章類志·文籍志》中記述黎貴惇曾作《國史續(xù)編》八卷，1993年河內的社會科學出版社影印內閣官板《大越史記全書》后附阮文喧舊藏殘刻本，據(jù)考察即為《國史續(xù)編》。此書在內閣官板的基礎上增補了尊崇鄭氏的內容，引鄭氏入本紀，與黎皇并列，是新的政治形勢下史學編撰體例的創(chuàng)造。此書在阮朝建立后遭到毀棄，現(xiàn)僅存刻本殘卷和抄本。儒臣阮輝亻瑩因教學需要，刪削《大越史記全書》的內容為《國史纂要》，此為教學用的簡本，與原書差距較大。

黎朝之后多次組織史官續(xù)編1675年之后的史事，黎貴惇、吳時仕等人皆曾參與，但均未刊刻，內容不同的各種文本多名“大越史記續(xù)編”，以抄本流傳。1986年，陳荊和教授取最為完整的遠東學院舊藏“續(xù)編”抄本一種（藏號A.1210），此本共五卷，記1786年至1789年黎朝滅亡間的史事，與其他抄本校對，將其置于《大越史記全書》二十四卷之后，成為一個新的編校本《大越史記全書》。

在學者對內閣官板《大越史記全書》改編、續(xù)編的同時，吳時仕和阮儼分別在《大越史記全書》的基礎上撰寫了史論著作《越史標案》和《越史備覽》，吳時仕的觀點極具發(fā)覆性，對吳士連確立的鴻龐紀涇陽王、南越國趙佗、士燮等諸多觀點進行重論。吳時仕之子吳時任出任西山朝國史總裁，于1800年主持撰成《大越史記前編》，史事內容以內閣官板《大越史記全書》為主，史論則以《越史標案》為綱，又采入《越史備覽》的內容，形成了新的官方史學體系。

《大越史記全書》與阮朝的通史編撰

然而1802年西山朝就被阮潢后裔阮福映攻滅，建立了新的王朝，西山朝的官修史書隨即束之高閣。阮氏與鄭氏相爭百多年，鄭氏主政下的史學編纂多稱阮氏為“賊”，阮福映的繼任者明命皇帝下旨繳禁記述黎末史事的各種續(xù)編。明命帝較為克制，未再波及當時聽命鄭主的大臣著作。紹治帝與集賢院儒臣經(jīng)筵講史，鴻龐紀至屬明時期用《大越史記前編》的內容，黎利至黎嘉宗時期史事采自內閣官板《大越史記全書》，又采用數(shù)種黎末續(xù)編，整合成一個新的《大越史記》通史，并附總論，雖然未超前代史家之論，但對黎末鄭主專權之事做了分析，認為當時因為阮主在南方牽制，因而鄭氏不能逞其篡奪之心，士人雖參加科舉為黎朝進士，入鄭王府為官，但大義名分未墜，故多茍且于此，因而“黎皇鄭主”制度能夠維持兩百年不墜。阮朝徹底將鄭主置于“不臣”的位置之上。此書雖然前后連貫，但內容采自多種史籍，思想和體例并不統(tǒng)一，不足以擔當官方通史的重任。

嗣德帝即位之后，決心編撰一部新的通史，由潘清簡擔任總裁，根據(jù)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的史學思想衡斷史事，撰寫凡例，嗣德帝在正文御批論史，于1859年撰成《欽定越史通鑒綱目》。此書確立了雄王國統(tǒng)之首的地位，吸收了《大越史記全書》和《大越史記前編》的內容和思想，采入集賢院《大越史記》的總論，成為新的官方越史體系。之后經(jīng)過五次重訂，于1884年刻印。然而法國隨即攻占全越，《欽定越史通鑒綱目》成為越南古代史學的殿軍之作。

《大越史記全書》與越南古代史學的發(fā)展

從陳圣宗紹隆十五年（1272）黎文休編成《大越史記》，到1800年吳時任總裁編撰完成《大越史記前編》，在七百多年的時間里，越南古代史學幾乎都是圍繞著《大越史記全書》來發(fā)展，此外僅阮廌《藍山實錄》和胡士揚《大越黎朝帝王中興功業(yè)實錄》開實錄一體，黎貴惇《大越通史》開紀傳一體，各種輿地類典籍亦與之緊密相關。阮朝建立之后，隨即開始編撰《大南實錄》敘述歷代阮主以及本朝史事，編撰《欽定大南會典事例》記本朝制度典章，但通史的編撰仍據(jù)《大越史記全書》及其衍生史籍編撰，最終經(jīng)過兩代帝王努力，完成了具備統(tǒng)一官方史學思想的《欽定越史通鑒綱目》。以《大越史記全書》為中心的系列史籍構成了越南古代史學的主體，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史家思想和史書編撰特征，是越南古代社會文化的基石。

葉少飛著，《越南古代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