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歷史學的范式經歷了從人類中心向更廣泛的生態(tài)視角的深刻轉變。20世紀中葉，傳統(tǒng)歷史學以政治史、經濟史為核心，聚焦人類作為歷史主體的活動。隨著“新史學”的興起，以國家和精英為中心的史學逐漸受到挑戰(zhàn)。社會史、文化史、微觀史的興盛，推動了研究的多元化，尤其是關注邊緣群體和日常生活的歷史，這為非人類主體進入歷史學提供了基礎。同時，環(huán)境史在20世紀70年代的興起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將人類社會重新置于生態(tài)和環(huán)境的大背景中來加以對待。通過探討人類與自然環(huán)境的歷史互動，環(huán)境史為動物作為歷史主體提供了合法性和方法論支持。由此，動物被“重新發(fā)現(xiàn)”，成為歷史敘述中活躍的行為體，對主體性的關注取代了以往強調從屬性和等級性的人與動物關系。
回看動物史的興起，有多種學術和社會因素參與其中，這些因素既包括學術理論的演進，也涵蓋了社會文化變遷和跨學科研究的推動。首先，在20世紀下半葉，工業(yè)化和全球化帶來的環(huán)境問題促使學者反思人類活動對自然界的深遠影響，并推動了學術界對非人類歷史主體的關注。動物作為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漸進入歷史研究的視野，而不再只是人類社會的附屬物。其次，動物倫理和權利運動為動物史的發(fā)展提供了思想基礎，并對歷史學者產生了深刻影響，使他們開始探討動物在歷史敘事中的邊緣化問題，并嘗試通過賦予動物歷史主體性來加以糾正。再次，跨學科研究的發(fā)展為動物史提供了方法論支持：人類學的多物種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強調不同物種之間的互動關系；科學史的研究則揭示了動物在實驗科學和知識生產中的核心地位。
在與人類相糾纏的無數飛禽走獸之中，將目光著眼于流浪動物有著許多意義。流浪動物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們處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邊緣地帶：既不完全屬于“荒野”，也不完全屬于“文明”；既與人類社會保持近距離接觸，又不完全受人類的控制。這種“邊緣性”賦予了流浪動物獨特的歷史意義，使它們成為人與動物關系復雜性和動態(tài)性的集中體現(xiàn)者。家畜和伴侶動物通常受到人類的全面控制，它們的生命和活動被人類定義為工具性或情感性。而野生動物則與人類保持相對的空間隔離，被視為“自然”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流浪動物與人類共享城市空間，卻不完全受人類的意志支配。這種游離于控制與野生之間的狀態(tài)，使流浪動物既參與了人類社會的日常生活，又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成為城市歷史中獨特的行為體。流浪動物的眼睛是一面鏡子，不僅能映照出人與動物間關系中的豐富面相，更為我們反觀“人類的歷史”提供了一個新路徑。
被“寵物貓”定義的“流浪貓”
貓是與人類社會最親近的動物之一，流浪貓則更在城市中隨處可見。作為貓（Felis catus）的一個重要群體，流浪貓現(xiàn)象與人類社會形態(tài)是共同演變的。貓（Felis catus），通常被稱為家貓（domestic cat）。據考古學和遺傳學的考證，貓與人類共同生活最早始于公元前7500年左右的近東地區(qū)。這種小型貓科動物在幾千年間歷經演化，在人類周圍安家。寵物貓（pet cat）、流浪貓（feral cat、stray cat）都是同一物種，統(tǒng)稱為家貓（domestic cat）。與其他家養(yǎng)動物不同，貓既不是蓄養(yǎng)以供食用的肉類，也非被馴化的工作動物，而是因其捕捉小型嚙齒動物等能力與人類形成了松散的互惠關系。在人類文明早期的農業(yè)社會中，貓幫助控制倉庫中的鼠害。隨著時間的推移，貓開始適應人類的居住環(huán)境，但與另一家養(yǎng)動物——受馴化的、雜食性的狗相比，未被完全馴化的、食肉的貓除了在性格上保持著相當的獨立，也為了滿足自身的蛋白質需求和狩獵的天性，貓在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都在戶外生活，亦與人類社會交織緊密。
隨著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尤其是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戶外活動的貓逐漸成了人類社會有待解決的“問題”。由于傳染病控制、生態(tài)多樣性、交通安全等多種原因，人們通常反對貓在室外大量無主地活動。這也與貓的角色轉變有關，貓由工作動物漸漸轉向寵物等角色，被認為應與人共生、應在室內圈養(yǎng)。城市中長期生活、居住在戶外的貓，被冠以“流浪貓”之名。因而，“流浪貓”一詞的定義似乎是與“寵物貓”的定義相對而生的。
簡·哈姆萊特（Jane Hamlett）和朱莉·瑪麗·斯特蘭奇（Julie-Marie Strange）合著的《寵物革命：動物與現(xiàn)代英國生活的形成》（Pet Revolution: Anima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ish Life）展示了過去兩個世紀英國的“寵物”如何大規(guī)模出現(xiàn)，又如何成為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本書聚焦1837年至1937年間寵物在英國家庭中的角色，生動再現(xiàn)了不同社會階層如何將動物迎入家庭生活。書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即“寵物革命”應被視為與工業(yè)革命、農業(yè)革命等塑造西方現(xiàn)代性的其他革命同樣重要的歷史進程。作者指出，19世紀的一系列革命和帝國貿易的全球交流，使寵物的廣泛收養(yǎng)成為可能。在這場革命中，家庭與自然界、野生動物與家養(yǎng)動物之間的界限逐漸清晰，消費資本主義和零售環(huán)境的變化也推動了寵物飼養(yǎng)方式的轉型，將它們塑造為商品。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寵物在英國家庭生活中的普及和其情感價值的深化。
國內新近出版的《寵物革命》中譯本
家門內外：一種文明與荒野的界限
《寵物革命》指出，19世紀英國城市化進程加快，街頭貓數量眾多，貓普遍被視為公共衛(wèi)生問題，但隨著絕育手術的普及以及人們對品種貓的追求，貓在室內的生活變得可控、形象變得更加理想，20世紀中期貓的地位開始上升，成為家庭生活伴侶的熱門選擇。如今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寵物飼養(yǎng)方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發(fā)展和完善的。寵物飼養(yǎng)受到家庭結構和家居布局的根本性變化的影響。把貓關在家里，既是“可能的”，也似乎逐漸變得“必須”。室內貓的“寵物”身份固定下來，成為家庭的一部分，與家門之外的室外貓劃清界限。
西雅圖的城市史，也能為貓形象的二分化提供相似的參照。Frederick L. Brown的《城市不止于人：西雅圖的動物史》（The City Is More Than Human: An Animal History of Seattle）詳細地回顧了流浪貓與城市環(huán)境互動的歷史進程。在西雅圖進入城市化進程以前，貓被人們視為獨立的捕鼠者和清道夫，生活在半野生的狀態(tài)下，如谷倉和棚屋中，僅在人類不在時偶爾出沒。這些貓自19世紀50年代隨人類進入西雅圖后，每天都在通過自己的行為塑造自己的生活和獵物的命運。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貓的看法發(fā)生了變化。到了20世紀，人們開始認為貓在城市中自行漫游、獨立捕獵的生活方式是不正常的、是“在陰暗地方茍且偷生的可憐流浪者”。這種觀點對貓原先作為能動的捕鼠者的角色提出了挑戰(zhàn)。該研究展現(xiàn)了一個社會與文化的歷史進程，即隨著城市現(xiàn)代化的進程，流浪貓和狗被視為與早期自由漫游的牲畜類似的存在。在定義現(xiàn)代城市的過程中，有人呼吁限制這些動物的自由漫游，認為它們對庭院和花園的破壞不亞于讓豬在城市中自由奔跑。在此背景下，社會對流浪貓的態(tài)度相應變化，例如對流浪的饑餓幼貓使用氯仿進行“友好的處理”。從最初的半野生狀態(tài)，到成為城市現(xiàn)代化爭論的一部分——該研究所揭示的流浪貓在城市發(fā)展歷史中的角色變遷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The City Is More Than Human: An Animal History of Seattle
對流浪貓的關注也有助于我們在更加宏觀層面上理解城市化現(xiàn)象，諸如城市空間的秩序以及城市—荒野間的文化對立?！冻鞘兄械牧骼素垺罚?em>Feral Cats in the City）探討了人類對城市環(huán)境中流浪貓的復雜而多樣的反應。它通過研究人類、動物和城市空間之間微妙的關系，挑戰(zhàn)了人們對流浪貓等待拯救和被動形象。這項研究強調了人類對流浪貓的矛盾態(tài)度，從喜愛到恐懼和厭惡，以及這些態(tài)度如何受到流浪貓所處的物質和社會環(huán)境因素的塑造、社會對于城市空間的分類影響了人對流浪貓的態(tài)度：在某些空間，其被視為自然“野性”的一部分；而在家庭之內或其他強調秩序的空間中，流浪貓則被認為格格不入。在倫敦的菲茨羅伊廣場的流浪貓群落成功融入了城市景觀，成為“都市荒野”（urban wildness）景觀的一部分，為人接受和贊美；而在居民區(qū)出現(xiàn)流浪貓通常被視為對家庭秩序的侵犯。圍繞城市空間的規(guī)則也在制約城市中的人，“違規(guī)的人”和“違規(guī)的貓”一樣會受到社會的排斥：與流浪動物關系“過近”的人可能會被當局和鄰居視為異類?！冻鞘兄械牧骼素垺愤€討論了與城市生活相關的荒野（wildness）概念，表明人類對流浪貓的反應不僅僅是關于動物本身，還涉及更廣泛的文化和社會對自然、家庭生活和城市生活的態(tài)度。此外，本文還將寵物貓與流浪貓的馴化進行了比較，指出寵物貓在西方社會中保留了一些野性，象征著家庭邊界的部分開放以及自然與文化之間邊界的流動性。
Marra和Santella的《流浪貓戰(zhàn)爭》（Cat Wars: The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of a Cuddly Killer）則從貓對于公共衛(wèi)生、生態(tài)平衡的威脅性出發(fā)，對一個包含非人類公民在內的城市秩序的構想提出了更為悲觀的看法。該書的研究對象是戶外家貓（包括流浪貓和散養(yǎng)家貓），關注它們在全球范圍內對生物多樣性和公共衛(wèi)生的影響。本書從人和貓的歷史和文化關系開始考察，由古埃及人類對貓的馴化開始，到當今寵物飼養(yǎng)者數量的爆炸性增長，展示了貓科動物的疾病、物種滅絕歷史，以及人類活動帶來的影響。作為影響生物多樣性和公共衛(wèi)生問題的關鍵因素，流浪貓在書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作者對流浪貓生存權利的態(tài)度極為悲觀，認為是世界范圍內一直受忽視的生態(tài)隱患，但也有批評指出作者身為鳥類研究學者的代入過多的主觀情緒，且樣本數據存在謬誤。但無論如何，該書提出的城市中流浪貓的該不該生存、以及如何生存、流浪貓的生存指涉的是何種后果，仍有其參考價值。
《流浪貓戰(zhàn)爭》的原版和中譯本
流浪貓對于生態(tài)秩序的顯著威脅激化了不同動物保護者之間的激烈爭論，相關研究不在少數。Barcott在《垃圾動物》（Trash Animal）一書中為我們展現(xiàn)了動物政治與權利問題的復雜性。作者從流浪貓捕食本地鳥類這個爭議點展開，回顧了由一位鳥類專家為保護瀕危鳥類而射殺一只貓引起的、鳥類保護者和貓保護者之間的全國性激烈爭論，展現(xiàn)了流浪貓捕食（尤其是瀕危的）鳥類背后的倫理和環(huán)境困境。該書還深入探討了管理上述現(xiàn)象的不同措施，包括流浪貓TNR項目和保護瀕危物種的法律含義與爭議。作者提醒道，貓作為天生的捕食者對于生態(tài)敏感地區(qū)和瀕危鳥類產生的顯著威脅，要求我們進一步思考生態(tài)平衡、生態(tài)正義理念的復雜性以及追尋一個包含人類在內的健康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重要性。
人們不僅通過改變對流浪貓的看法來確認自身的文化“進步”與社會現(xiàn)代化，甚至可以說，流浪貓參與構建了這些進程本身?！冬F(xiàn)代的食物、道德的食物》（Modern Food, Moral Food: Self-Control, Science, and the Rise of Modern American Eat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一書探討了20世紀初美國的飲食文化，特別是在進步主義和科學理念影響下形成的飲食習慣，美國社會如何通過食物選擇來表達自制、健康、經濟和愛國主義等價值觀。書中討論了流浪貓作為食物的使用，這反映了當時對食物選擇的更廣泛社會和文化討論。作者企圖表明，科學和進步主義思想深刻影響和改變了當時的美國飲食文化。在20世紀初期，食用貓肉（尤其是被認為數量過剩的流浪貓肉）一度被視為挑戰(zhàn)傳統(tǒng)飲食禁忌和推動飲食實踐合理化的一個例證，呼應了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基于健康、經濟和愛國主義理由的飲食替代倡議。有人認為這種行為挑戰(zhàn)了兩個美國烹飪禁忌——不吃食肉動物和不吃寵物，公眾和意見領袖對于食用貓肉的反應和倫理考慮，反映了當時社會對食物資源使用和寵物飼養(yǎng)的態(tài)度。
“流浪”與文明的邊疆
流浪貓作為一種游離于人類控制與自然野性之間的獨特存在，不僅是環(huán)境史、動物史敘事中的活躍行為體，更是理解現(xiàn)代社會復雜性的重要線索。流浪貓的存在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歷史敘事中對主體性的限定，也呼應了后人類中心主義（post-humanism）思潮中對非人類行為體的重新審視。因此，流浪貓的研究也是對社會、文化和生態(tài)過程的深入挖掘。它們與人類共享城市空間，卻游離于制度化的控制之外，這種邊緣性使它們成為人類社會制度與自然規(guī)律交織的活標本。通過觀察流浪貓的活動軌跡、棲息方式以及人類對它們的態(tài)度轉變，可以洞察人類社會治理、空間劃分以及文化價值觀的內在邏輯與變化。但總體而言，對于流浪貓（feral cat/stray cat）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tài)學、獸醫(yī)學、統(tǒng)計學等自然科學領域，人文社科學者對流浪貓的關注并不算豐富。目前對于流浪貓的人文研究多是專門的城市史、文化史中的寵物史和飲食史的附屬，作為章節(jié)甚至章節(jié)內部段落出現(xiàn)，幾乎沒有以流浪貓為中心展開的專門研究。在社會學領域雖然有相關的專門研究，但放在整個流浪貓研究領域考慮，這些研究關注的時間和空間非常有限，多著眼于一個大學校園或一個收容所幾年之內的變化，折射出的技術、社會、文化變遷相應地也較小。其中，中文研究極為鮮有，幾乎只有英文學界關注。而家貓與人類的共同生活經歷幾乎貫穿了人類文明史；流浪貓出現(xiàn)、成為有待解決的“問題”，更是與城市化進程、資本主義發(fā)展等命題勾連，牽涉豐富的物質、觀念、文化因素?；蛟S還值得更多研究者的目光。
相比于近期國內市區(qū)野豬“流浪”引起的驚愕甚至于震恐，流浪貓的活動已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城市景觀。這種對比不僅反映了人們對不同動物在城市空間中存在的心理接受度，也凸顯了城市生態(tài)和社會文化中隱含的邊界定義：哪些動物能夠被“文明”包容，哪些動物必須留在“荒野”，以及哪些動物游走于兩者之間，甚至改換“陣營”。這些邊界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不斷被建構和重塑。從流浪貓的相對“親和性”到野豬的“突兀感”，我們可以看到，動物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與其在人類敘事中被賦予的象征意義密切相關。通過觀察動物在城市空間中的位置及其流動性，我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人類歷史；這不僅僅是對人與動物關系的補充性研究，更是對人類社會如何建構和調整其自身邊界的反思。
參考文獻：
1，Driscoll, Carlos A. et al. “The Taming of the Cat.”Scientific American (2009): 71-72.
2，Huw Griffiths, Ingrid Poulter and David Sibley, “Feral Cats in the City,” in Chris Philio and Chris Wilbert, eds.,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New Geographie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59-72.
3，Peter P. Marra and Chris Santella, Cat Wars: The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of a Cuddly Kil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4，Bruce Barcott, “Kills the Cat that Kills the Bird?,” in Kelsi Nagy and Phillip David Johnson II, eds., Trash Animals:How We Live with Nature’s Filthy, Feral, Invasive, and Unwanted Specie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245-256.
5，Helen Zoe Veit, Modern Food, Moral Food: Self-Control, Science, and the Rise of Modern American Eat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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