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出門散心去》，田嘉偉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重光relire，2024年11月出版，304頁，64.00元
一
我更想把這部表面上是“散文集”的書視為一部完整和連貫的作品，正如塞巴爾德的《土星之環(huán)》、沈從文的《湘行散記》。書中的話題顯然頗為豐富，但主要線索相當集中。目錄包含了拿破侖、盧梭、巴塔耶、康拉德在內(nèi)的諸多外國人名，然而此書的旨趣，主要不是賞玩文學史、展覽名人軼事或推廣“高雅”的文藝趣味；對我而言，《今晚出門散心去》的意義，不僅是一位多年浸淫于文學閱讀且有長期寫作熱情的青年作家終獲出版的處女作，也不只是在法國生活過的中國人記錄海外“離散”經(jīng)驗、兼具文化隨筆性質(zhì)的文集，更重要的是，作者憑借書寫與法國有關(guān)的諸多文藝人物的人生經(jīng)驗，頗為有機地串聯(lián)起自我的成長、交游、對生活的切身的感知，掀開了作者個體的乃至我們這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內(nèi)面——我在書中讀到的，是一個試圖以文學為業(yè)的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究竟怎樣“以文學為方法”來理解自我與這個時代。
由于社會狀況的改變和留學經(jīng)歷的普遍化，這代人的海外生活經(jīng)驗以及這些經(jīng)驗帶來的種種微妙、復雜的心理體驗，近幾年來正大規(guī)模地滲入年輕作者的小說、詩歌和散文中，盡管有相當一部分尚未變成正式出版物或期刊作品，但已經(jīng)變得非常容易讀到。而在他們筆下，這種留學經(jīng)歷或海外生活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作家有了極為鮮明的區(qū)別：當下中國留學生對于西方世界的直觀體驗和最初印象，早已不再是膜拜、震驚和迷醉，他們也不會急于在寫作中簡單地將本國與異國相互對照而展開民族、文化層面的批判和反思，其一大原因在于，在日常的物質(zhì)條件以至社會的許多組織方式上，中國與歐美的差距已經(jīng)極大縮小，甚至中國還在某些方面（如生活之便利、交通之發(fā)達）超越了西方。
中西之間晚期資本主義的“時間差”已經(jīng)幾乎消泯，非同時的同時性不再存在，于是這些中國年輕作者的遷徙，讓我們覺得他們更多是在一個平面的不同部分滑移；他們的體驗和寫作的結(jié)構(gòu)，不再是文化上的驚奇與對比，而是在一個后現(xiàn)代主義語境里調(diào)整、審視自身與世界的距離，在重組的疏離與親密中重新認識“我”和“我”的生活。他們不是以集體的方式，將一個國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認識、評判和交往，而是以個人主義的方式與異國進行交往，并看出異國本身包含的千差萬別的經(jīng)驗。
他們所書寫的海外生活經(jīng)驗至少包含了三層：首先是自己意識中，借助過去的種種文化產(chǎn)品而構(gòu)建起來的對異國的認識；第二層是真正來到異國后所觀察到的當?shù)氐默F(xiàn)實生活，以及作者在當?shù)亟Y(jié)交的朋友；第三層是作者被這種異國生活和異國友誼改變了的主體狀態(tài)。這三個層面，在田嘉偉的文章里彼此覆蓋、滲透，并最終熔煉為他想象、重述的一系列來自過去時代的人物。
讀這些文章，我能在作者身上辨認出一個讓我發(fā)生強烈共鳴的主體形象，這種共鳴印證了我與他本人見面、交談留下的感覺。田嘉偉在任何最嚴格的意義上都是我的“同時代人”，他出生于1989年，恰好比我大兩歲。他和我都屬于這樣一群人：他們血液的流速，同步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〇〇年代之間經(jīng)濟較快發(fā)展的中國社會現(xiàn)實；總體上看，中國當代史上從沒有哪一群人能像他們這樣天然、順滑地認同和進入“西方”生活——他們?nèi)匀皇恰案拈_”時代的子女，生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城市（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縣城）度過幼年和少年時期，父母往往是在體制內(nèi)工作，或者至少有一方身為醫(yī)生、教師或職員。
這一代里的這一群人，在具體的成長經(jīng)驗上當然因地域、家庭環(huán)境而各有不同，然而他們的精神底色總有許多相似之處——仍然尊崇那些文化藝術(shù)上的“經(jīng)典”之作；選擇專業(yè)和職業(yè)時主要考慮自己的興趣而非工作待遇（但也常常因此感到矛盾、受挫）；至少理念上習慣和支持男女平等；雖然也追求物質(zhì)生活的豐裕，但骨子里看不起拜金逐利、趨炎附勢……
這種人格，一部分來自當時比較容易獲得的大量文化產(chǎn)品的形塑，而這些文化產(chǎn)品主要呈現(xiàn)為各類泛人文主義色彩的書報尤其是中外現(xiàn)代文學作品、市面上十分常見的西方電影和電視劇等等。正如作者所述，中學時他坐大客車從秀山去重慶買到了法國電視劇《拿破侖》的光盤。人格另一部分也潛移默化地來自父母輩的觀念血統(tǒng)和家庭教育。這些生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父母大多曾受益于婦女解放，在改革開放時期習慣了對未來保持樂觀，當然，父母的另一部分觀念也常常引發(fā)子女的反叛或不滿。
因此，這樣一批人能夠相對順暢地接受和貼近西方的文學、文化與思想，并將西方世界的諸多價值視為“常識”、“普世”、理所應當，直到多年后恍然大悟并非如此。這解釋了為什么出生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的作者即便時而陷入困窘、頹廢，也依然能在異國展開頗有強度的精神生活、建立富有深度的人際關(guān)系，為什么他能將西南山區(qū)的記憶與歐洲的生活經(jīng)驗緊密編織并自如穿梭其間，在平行敘述時造成某種和諧的共振。而這樣一幅筆墨的背后，其實是一個內(nèi)核上相當自足、活潑、開放的主體，無論它經(jīng)歷了怎樣現(xiàn)實中的挫敗和嘲諷，又或者流露出怎樣輕松的自貶。使人感到遺憾的是，近十年來，從我有限的交往經(jīng)歷來看，不知是否因為妥協(xié)于現(xiàn)實的考量，這類人格竟然變得愈發(fā)罕有、珍貴。
秀山站
二
《今晚出門散心去》內(nèi)部各篇的聯(lián)系盡管松弛，但仍有某種結(jié)構(gòu)。全書起始于回望留學法國之前的個人生活史，然后從一個相對疏離的異鄉(xiāng)人視角進入對法國經(jīng)驗的描繪；到達三分之一處，作者“我”的視角開始被替代，接下來占據(jù)全書一半多篇幅的各篇文章都有關(guān)歷史上各個作家或藝術(shù)家的人生，而敘述者基本上全都是大人物身邊的、往往自己也從事創(chuàng)作的好友或旁觀者、協(xié)助者，這些敘述仿佛把我們引入一個個夢境深處；最后以作者回到上海工作、開啟新的生活階段為結(jié)尾。
這些文字閃爍著源于二十世紀初俄蘇的詩化散文（ornamental prose）的音調(diào)，語言整飭、優(yōu)雅卻并不密集，充滿跳躍和留白。田嘉偉筆下沒有對于風景、靜物、情調(diào)的沉溺，關(guān)注重點在于一個個生動鮮活的人物和他們的行動、遭遇，無論是歷史上的人，還是作者在當?shù)亟Y(jié)識的朋友。所有這些人都被文學以及精神上的親近感聯(lián)結(jié)在一起。如作者在《盧浮宮的私人采購員》中所寫，他最喜歡肖像畫，他也正是借助肖像畫的方式講述他所體驗到的法國和歐洲生活的。作者時不時輕盈寫出“迪厄多內(nèi)像塔西佗的妻子走進羅馬皇帝圖密善的宮殿般走進了岡斯的辦公室”這樣的句子，仿佛投來一束來自肖像畫中的靜謐、古典、富有雕塑感的光線。
在傳統(tǒng)西方繪畫體系里，肖像畫的地位，介于歷史題材畫作和風景畫之間，暗示了資產(chǎn)階級興起之后，人類個體介于崇高與卑微、偉大與平凡之間的微妙地位。而在目前這個非人化力量愈發(fā)顯著、人之主體不斷瓦解破碎的當代，熱衷肖像畫的趣味似乎顯得頗為懷舊、復古。從田嘉偉的文章來看，我們隱隱約約感到，他喜歡的不僅是一個個具體的歷史人物從肖像畫中浮現(xiàn)的感覺，更在意的是個體的人曾擁有的那種改變、塑造時代的輝煌潛能，而這種潛能已經(jīng)在我們的時代萎縮乃至消亡。
對這種消亡的注視，伴隨著他對那些位于歷史邊緣的人物的興趣。此書中部的許多篇章，集中書寫了一些圍繞著知名人物周圍的不那么知名的人物。這些視角各不相同、跨越了虛構(gòu)與非虛構(gòu)界限的敘述，總體上形成一種有關(guān)田嘉偉本人的另類的“自我虛構(gòu)”（autofiction），其另類之處在于，其中虛構(gòu)的部分，卻是以另一些人的真實人生經(jīng)歷為基礎(chǔ)的。當作者以攝影師布拉塞的視角看賈科梅蒂，以法語教師瓦東的第一人稱談?wù)撍膶W生巴別爾，以瑞士作家卡爾·澤利希的身份寫羅伯特·瓦爾澤，或以皮亞佐拉的視角看他的老師娜迪婭小姐，他實際上也是把自己投射到另一個時代的另一個人身上。田嘉偉并不僅僅是在復寫、引用和致敬，不僅僅是以蔥郁的歷史想象力重構(gòu)這些人物的人生，而是在這些人那里——同時包括這些敘事者和他們所講述的大人物們——找到了他們和他自己的連接點。
因此，盡管文章構(gòu)筑了一個基于文本間性的世界，但我們能處處見到“情生文”的肌理，而絕非“文生文”的隔膜與生硬。浮現(xiàn)在舞臺前景的，不是大師和他們的作品，而恰好是這些“大師”身邊，在后人看來居于次要位置的人。正是他們，比那些最耀眼的名字更能見證當時文學藝術(shù)的向心力和屬于巴黎的時代精神。他們構(gòu)成了置身于二十一世紀初的作者試圖接近和理解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歐洲文藝場域（當然也涉及十八世紀）的中介，作者通過他們的眼睛來看賈科梅蒂、巴塔耶、巴別爾、阿爾托……而這些“他們”扮演的角色，不正好相似、同構(gòu)于身為文學學生的田嘉偉自己嗎？
他們和作者本人的相似之處，不只在于他們都熱愛文藝、都與法國發(fā)生了交集，更在于他們的性格與命運內(nèi)部所包含的某種錯位或偏移：卡爾·澤利希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但無人問津，卻成為了和他仰慕的羅伯特·瓦爾澤一起散步的朋友和瓦爾澤的遺囑執(zhí)行人；瓦東先生年輕時也想成為作家，但后來感到把夢想寄托在自己學生身上也不錯，于是發(fā)掘了可塑之才巴別爾；接受古典音樂作曲訓練的皮亞佐拉原本為自己對探戈這一“粗俗”音樂的愛好而羞愧，但最終接受了自己的才能和個性，將之發(fā)揮到極致……
這些起始于遺憾、不得志的故事，曲折地寫出了作者自己在追尋理想與志業(yè)時始終承擔的壓力、懷疑與緊張感。當年，作者母親和大多數(shù)同代人的母親一樣，因為流行的觀念、因為家境或兒子的身心狀況等緣故，強烈反對“我”選擇文學專業(yè)，而“我”還是堅持地讀了文學；“我”研究著自己也覺得本質(zhì)上不可研究的文學，實際上是想把延長的求學階段作為一個中間物、一種手段，最終目的在于更好地寫作和成為作家；而在完成博士階段本就艱巨的學術(shù)任務(wù)、參加各類乏味的學術(shù)會議同時，“我”不免焦慮地思索自己到底能不能成為，又該如何成為一名作家。這些長期縈繞內(nèi)心的問題，無形中迫使他與這些歷史的邊緣人物、邊緣記憶發(fā)生對話，正如這些人曾和他們的朋友、他們心中的大師對話一樣。
也許投身于這些文本與歷史的過程并沒有完全消除作者的疑惑，但這些對話本身就照亮了某種借助寫作而存在于世的可能。在這些散步一般緩慢、安靜、彼此陪伴的對話中，作者和這些人物分享著某種挽歌式的歷史感覺。從某種角度來看，作者所居住的法國，展現(xiàn)了西方文明終末期的一隅。這一文明的終結(jié)始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的巔峰期，以“二戰(zhàn)”期間德軍占領(lǐng)巴黎為標志性事件，綿延至后現(xiàn)代主義的今天。
作者坦誠地寫出了自己在法國生活時特別是來到異國初期的不快樂：“閱讀救不了此時此刻的我”；“想不出一個論文題目，找不到說話的人，我想我完蛋了”……“我”的頹廢，映射著普遍的困境：無論外在環(huán)境如何充滿新鮮、充滿流動，卻仍然難以改變?nèi)说墓铝⒏小?/p>
在作者周圍的世界，雖然沒有革命、戰(zhàn)爭和殺戮等巨大事件帶來的精神上的震蕩，但人們?nèi)栽谇那乃廊?，生活的線索仍在悄然斷開。作者認識的一位寫詩的中國女生于2018年在法國自盡，仿佛跌入某種既有模式和循環(huán)，讓塞納河多收藏了一份“失意人最后的呼吸”（借用徐志摩的話）；曾經(jīng)頻繁見面、十分親密的忘年交薇薇安已經(jīng)失去父母和丈夫多年，盡管作者和她達成某種有距離也有默契的彼此陪伴的友誼，二人卻終有一天從此失聯(lián)；老戲劇演員阿蘭的畫家朋友自戕離世，從此他不愿再去早年與這位畫家一起住過的克勒茲山區(qū)……所有這些散落在罕有人知的記憶深處的悲哀，讓我聯(lián)想起愛倫堡等諸多俄蘇作家的回憶錄，在他們的回憶錄里，連貫、安穩(wěn)的生命之流是奇跡，而自殺、發(fā)瘋、消失、被捕才是常態(tài)。在田嘉偉的散文中，他用克制、冷靜的筆觸呈現(xiàn)這些事件和情節(jié)，甚至只是一筆帶過，但仍讓讀者感覺到籠罩全書之上的、揮之不去的蒼涼，而這些命運的碎片，或許多少也映射著十九至二十世紀曾經(jīng)以巴黎為“首都”的歐洲文化的薄暮之感。
巴黎北站主候車大廳
三
借用卞之琳著名的詩題，我們也在田嘉偉的寫作中看到了變幻于小大之間的“距離的組織”：幼年時期的重慶要坐車二十四小時才能抵達，而二十多歲時的巴黎則顯得如此之近；母親暈車，幾乎不出遠門，但作者自己則游蕩了半個歐洲；作者既時而體驗到作為“預備”作家宅居異國“窄而霉”屋子的困境，又時而漫游于被閱讀打開的豐饒的精神世界和現(xiàn)實空間。
我們不僅發(fā)現(xiàn)田嘉偉身上走動著何其芳、沈從文（都算是他半個同鄉(xiāng)）的身影，也發(fā)現(xiàn)了他對卞之琳的興趣。其實他多次在自己身邊找到卞之琳詩意的應和。他曾仿寫過《距離的組織》的首句，寫下“想望斷天涯/看一遍《追憶似水年華》”，“小瑪?shù)氯R娜”點心這類小物件釋放的“非自主記憶”成為普魯斯特的寫作動力，而小物件同樣令卞之琳著迷；不久前田嘉偉在新聞里讀到秀山發(fā)現(xiàn)了滅絕四億多年的“雙叉苗家魚”化石之后，再次引用了卞之琳的《魚化石》一詩，而這些古老時間的雪泥鴻爪恰好印證著一個偏僻小城可能蘊含的闊大。
有趣的是，盡管作者對秀山的描寫只占了全書很少一部分，但他并沒有以巴黎的眼光看秀山，而是始終帶著秀山的眼光看巴黎。作者作為文學者的邊緣感，一部分來自他主動的選擇。帶來邊緣感的主要不是種族、語言的隔閡，而是他無法擺脫這些問題：究竟如何把有關(guān)普魯斯特、巴塔耶的知識帶回第三世界和自己生活的具體語境，如何為文學志業(yè)提供合法性證明并最終擺脫這種自我證明的邏輯？這本書讓我們看到，無論是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還是研究、評論，留在歷史上并且被人記住的名字永遠只是少數(shù)，大部分人只是作為靈感、杰作和天才的小仆役，居于幽暗地燃燒耗盡，然而作者相信他們的命運和功績是值得被書寫和記住的。
根據(jù)我這代人的生活經(jīng)驗，我覺得對于文學青年而言，生長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秀山反而比生長在大城市更為幸運，因為那個世界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緩慢、悠閑、不功利，讓這個文學青年不會被中學的課業(yè)負擔、被中產(chǎn)階級同學的“同儕壓力”、被消費主義的浪潮拖垮，讓他能有更多時間吸滿眾多文學書籍帶來的養(yǎng)分，從容成長。
類似于沈從文的湘西，是秀山賦予了田嘉偉看待異域的眼光。他在巴黎和歐洲看到的不是繁華與奢靡，而是追逐作家夢的人們的挫敗、忍耐和獻身。因為他心中住著一個實際上遼闊的秀山，因此即使在那些最失望、暗淡的異國日子里，他也能憑借文學安住于世界的“小”——不同于追尋世界之大的作者們，這是田嘉偉最獨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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