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皮埃爾·布迪厄的《學術人》是一部揭示學術界內部結構和運作機制的作品，探討了學術界的社會結構和學者的社會位置，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學術研究和學術人的職業(yè)生涯。布迪厄認為，學術界并非一個純粹的知識和真理追求的領域，而是一個充滿權力斗爭和利益交換的社會場域。學者們在其中爭奪資源、地位和認可，而這些爭奪往往受到他們的出身背景、教育背景和個人關系網絡等因素的影響。作者還通過具體分析指出，學術界的權力結構與社會的整體結構緊密相連，學術界的層級和分布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不平等和階級結構。他強調，要理解學術界的運作，就必須超越表面的學術成果，深入探究背后的社會力量和文化資本的運作機制。本文摘自該書第一章《一本“焚書”？》。
他們不想書寫歷史學家們的歷史。他們很想窮盡一切歷史細節(jié)。但他們并不想親身踏入歷史細節(jié)的無限之中。他們不愿處于歷史序列之中，就像不愿生病或不愿死去的醫(yī)生。
——夏爾·貝璣，《金錢（續(xù)）》（L'Argent, suite）
若是把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世界當作研究對象，我們就不得不在一種可以稱為戲劇性的形式之下，遭遇某些根本性的認識論難題，它們與實踐知識和學術知識之間的差異問題有關，并且尤其與某種特殊的困難有關，這種困難既來自與原初經驗（expérience indigène）之間的斷裂，也來自以此斷裂為代價而得到的知識重組。我們知道，過度的接近或疏離都會阻礙科學知識的獲得；我們也知道，要建立這種曾被中斷又被修復的鄰接關系非常困難——為此，不僅需要研究對象付出長期工作的代價，對研究主體而言也是如此。而這種鄰接關系，也使我們能夠納入所有因我們身處其中才知道的東西，以及所有因我們身處其中而不能或者不愿知道的東西。但我們也許不太清楚，為了傳遞關于研究對象的科學知識而做的努力，尤其是書寫形式的努力，也會使諸多困難涌現(xiàn)，而這在舉例說明時尤為明顯：這種修辭策略的目的本是“使人理解”，但它通過刺激讀者回憶自身經驗，也就偷偷讓讀者將一種不受控制的信息加入了他們的閱讀之中。這一策略將會帶來幾乎無法避免的后果：它會使科學性的建構降至一般知識的水平，而我們獲取前者，正是為了避免后者。同樣，一旦我們引入某些專有名詞（noms propres）——并且當該領域的關鍵目標（enjeux）之一即是“讓自己出名”（se faire un nom）時，我們怎能完全放棄這一做法呢？——就有可能會鼓勵讀者把被建構的個體降格為某個具體的、各種要素相互混合的個體。而被建構的個體只存在于理論空間之中，它體現(xiàn)了“由其屬性明確定義的集合”和“依據同樣的原則去描述其他個體屬性的集合”這兩者之間相同或相異的關系。
但是，無論我們怎樣努力，以去除所有可能影響日常邏輯運作的標記（notations），都將是徒勞的。如今，那些流言、誹謗、中傷、抨擊文章或是小冊子，往往會被偽裝成分析，它們不浪費任何一樁逸事、任何一段俏皮話、任何一個詞語，只是為了得到中傷他人或博人眼球的樂趣。哪怕我們像在本書中一樣，系統(tǒng)性地避開那些眾所周知的糾葛，即學術界同媒體之間的公開接觸（liaisons déclarées），或是那些歷史學家以名譽擔保要去披露的秘密關系（liaisons cachées）——不論是家庭關系還是其他關系——我們都免不了會被懷疑進行了某種揭發(fā)活動（dénonciation），但實際上應對此負責的是讀者：正是讀者，在字里行間的閱讀中，通過或多或少有意識地填充分析的空白，或者只是“如人們所說的那樣，通過考慮自己的情況”，便改變了經過有意審查的科學調查的價值與意義。社會學家缺乏能力去寫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而那些最敏銳的讀者所知道的往往比社會學家還多，甚至會披露社會學家們的“揭發(fā)活動”，但讀者們的認知處在一種完全不同的模式中。所以社會學家的研究是有一定風險的，他有可能顯得像在迎合那些最久經考驗的論辯策略，例如影射（insinuation）、暗示（allusion）、半截話（demi-mot）、言外之意（sous-entendu）等學術修辭尤其鐘愛的方式。然而，比起由知名或不知名的特殊主體的所作所為組成的逸事性敘述（新舊歷史學是如此心甘情愿地去迎合這種敘述），被社會學家簡化的沒有專有名詞的歷史并不更符合歷史真實：該場域結構必然性的各種效應，只有通過個體關系明顯的偶然性才能實現(xiàn)，而這些關系既建立在由共同的相遇和交往在社會層面所鋪展的偶然性之上，也建立在各種習性（habitus）的相似性之上，這一相似性則被體驗為同感或者反感。如果說，通過充分利用從屬關系——這種關系使人們把通過科學調查的客觀技術所收集到的信息與從親緣性中所獲得的內在直覺結合起來——所固有的優(yōu)勢，而使我相信某種東西正是歷史行動的真實邏輯或是真正的歷史哲學，卻發(fā)現(xiàn)這種東西在社會層面上無法得到證明和檢驗，這怎會不讓人遺憾呢？
因此，社會學知識始終處于這樣的狀況之下：通過一種致力于逸事和個人細節(jié)的、“有利害關系的”解讀，它很有可能被理解為某種粗淺之見。并且，由于缺乏抽象形式主義的制止，這種解讀會使那些為學術語言和日常語言所共享的詞匯降格為它們的一般含義。這種幾乎不可避免的片面解讀會招致一種錯誤的理解，它建立在對所有定義了何為科學知識的東西的無知之上，即對解釋性系統(tǒng)結構本身的無知。這種解讀破壞了科學建構所創(chuàng)造的東西：它把已經分離的東西又混合起來，尤其把被建構的個體（individu construit）與經驗的個體（individu empirique）混淆起來，而前者（無論是個人或機構）只存在于科學研究所制定的關系網絡之中，后者則直接將自身納入一般直覺。這種解讀也消解了所有使科學客觀化區(qū)別于常識（connaissance commune）和半學術知識（connaissance demi-savante）的東西。從大多數(shù)關于知識分子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這種半學術知識，與其說是解密，不如說是愚弄與欺騙。它幾乎以一種我們可以稱為忒爾西忒斯（Thersites）式的觀點作為準則：在莎士比亞的《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Tro?lus et Cressida）中，忒爾西忒斯正是那個充滿嫉妒、一心想要誹謗偉大人物的普通士兵。抑或，若是更接近歷史真實的話，我們也可以稱之為馬拉（Marat）式的觀點，我們忘記了馬拉也是，或者說首先是一個糟糕的物理學家：怨恨會帶來簡化，簡化的需求則會讓清醒變得片面，并會導致一種天真的歷史目的論（finaliste de l'histoire）觀念，這種觀念無法觸及各種實踐的隱秘原則，它只是揭發(fā)了那些表面責任者的逸事，并最終夸大了某些人物的重要性，他們被假定為發(fā)起了某些應當被譴責的“陰謀”，而且是一切可鄙行為的厚顏無恥的始作俑者，并且這些行為本身的重要性首先也被夸大了。
此外，還有一些人處在學術知識和常識的邊界上，諸如隨筆作家（essayiste）、記者、記者型學者和學者型記者，他們最大的興趣在于模糊這一邊界，并且把那些實際上牽涉整個場域結構的各種效應，歸咎于某一個人或某個游說團體（lobby），例如某位文學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或是與《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周刊有關聯(lián)的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的成員們，從而否認甚或取消了科學分析與片面的客觀化之間的區(qū)別。他們在閱讀本書時，會沉溺于單純的好奇性解讀，并使各種例子和特殊案例按照流俗的八卦或文學小冊子的邏輯運作，從而會把為科學所固有的系統(tǒng)性和關系性的解釋模式，降格為最普通的、論戰(zhàn)式的手段，即通過訴諸人身的論據（arguments ad hominem）而進行的特定解釋（explication ad hoc）。
讀者們會在附錄3中找到對授予新聞界以聲望之過程（甚至可以說是訴訟）的分析。此分析的首要目的，是揭示所有訴諸人身的揭發(fā)的天真性：在使這場游戲客觀化的幌子下，這些揭發(fā)仍然全面參與其中，因為它們試圖以進行分析為表象，來服務于與它們在該游戲中所處位置有關的各種利益。文學排行榜的技術主體既不是某個個體中介（這里指的是貝爾納·皮沃），無論他多么有影響力，多么老練；也不是一個特定機構（電視節(jié)目、雜志）；甚至不是那些能夠在文化生產場域（champ de production culturelle）施行某種權力的新聞機關的集合；而是構成這一場域中各種客觀關系的集合，尤其是那些建立在生產者的生產場域和大規(guī)模生產場域（champ de grande production）之間的各種關系的集合?？茖W分析所得出的邏輯，遠遠超越了最明智、最有力的行動者（他們被指定去尋找“責任者們”）的個體性或集體性的意圖或意志（陰謀）。也就是說，最大的錯誤，便在于從這些分析中提取論據，以解除每一個行動者都身處其中的客觀關系網絡的責任。與那些試圖在社會法則的陳述中，為自己的放棄行為尋找某種宿命論或犬儒主義式的托詞，并將那些陳述視為命運的人相反，我們必須記住，提供理解、甚至是辯解方法的科學解釋，也可能讓改變發(fā)生。對支配著知識分子世界的機制的進一步認識，不應該（我有意使用這套含混的語言）使“個體從道德責任性的重負中解脫出來”，就像雅克·布維爾斯所擔憂的那樣。與之相反，這種認識應該教會每個個體，如何在自由之中承擔責任；如何堅定地拒絕一切最微小的松懈與軟弱，它們使個體的全部力量屈從于社會的必然性；如何在自我和他者身上，與機會主義式的冷漠或不抱任何期望的盲從主義作斗爭，否則它們就會給予社會世界它所要求的東西：對一切微不足道的小事的順從奉承和屈從同謀。
我們知道，各種團體都不喜歡那些“告密的家伙”，當違抗或背叛是他們所倚仗的最高價值時尤甚。對這些人而言，如果客觀的工作被應用在外部、敵對的團體時，他們會毫不吝嗇地稱贊這一舉動是“勇敢的”或“明智的”；與此同時，他們卻會懷疑，在分析自己所在的團體時，是否一定需要某種特殊的清醒。學徒巫師會冒著風險，尋找當?shù)氐奈仔g與崇拜，而不是前往遙遠的熱帶尋找使人安心的異域魔法，他定會預料到，他引起的暴力會反過來與他對抗?？枴た藙谒梗↘arl Kraus）很好地闡述了這樣一條法則：如果客觀化的應用對象在社會空間（espace social）中處在更遠的位置，那么客觀化便更有可能在“親屬的圈子”中被承認和稱贊為“勇敢的”；在由他創(chuàng)辦的雜志《火炬》（Die Fackel）的創(chuàng)刊號中，克勞斯表明，誰若是拒絕遠距離批判所帶來的樂趣和易得的利益，專心于一切都被視為神圣的眼前環(huán)境上，誰就應該早早預料到“主觀上的迫害”所帶來的折磨。也正因此，我借用了中國異端思想家李贄的著作《焚書》（Livre à br?ler）作為本章標題。他之所以給自己這本自毀式的著作取了這一名字，是因為他在其中揭露了學閥的游戲規(guī)則。我們不是為了挑戰(zhàn)這些人：盡管他們會迅速譴責所有真正的焚書行為，卻想“焚毀”一切在他們看來褻瀆性地攻擊了他們自身信仰的作品。我們只是想說明，當小團體的秘密泄露時，會有某種矛盾烙印其中，并且這種矛盾之所以讓人如此痛苦，是因為最隱私之事的公布（哪怕只是部分的），也帶有某種公開懺悔的性質。
社會學并不足以產生某種幻覺，使社會學家在某個瞬間自認為扮演了解放英雄的角色。然而，盡管如此，社會學家的確有提供某種自由的可能性：他可以動員一切可用的科研成果，試圖將社會世界客觀化，而并非像人們有時所宣稱的那樣，采取某種暴力還原或總體支配的手段，尤其是當他的研究對象追求客觀化，卻不想被客觀化時。社會學家至少可以期盼，他那飽含學術激情的論著，不管對別人還是對他自己而言，都可以是一種社會分析的手段。
《學術人》，[法]皮埃爾·布迪厄著，王睿琦、鐘牧辰譯，拜德雅｜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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