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傳記里重新認識阿加莎·克里斯蒂

近日，“一位偵探女士的肖像——《阿加莎·克里斯蒂：書寫自己故事的女人》”新書分享會在京舉辦?；顒友埩吮緯g者、推理作家陸燁華，以及推理作家呼延云來到現(xiàn)場對談，中國出版集團中譯出版社副總編輯范偉出席活動并致開場辭。

本次活動分享的新書《阿加莎·克里斯蒂：書寫自己故事的女人》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最新版?zhèn)饔?。本書的作者是英國歷史學家露西·沃斯利，作者以歷史學家的視角，用冷靜、客觀的文字，展現(xiàn)了阿加莎完整的一生。她為何總假裝平凡，又如何頻頻打破常規(guī)？她在自傳中有意忽略的事件，其真相究竟為何？為何說阿加莎“由諸多矛盾構成”，她的作品又何以反映英國社會的劇烈變遷？在這本書中都能得到解答。

主持人王詩同、嘉賓陸燁華、呼延云

展現(xiàn)更加鮮活、復雜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范偉表示，中譯出版社策劃出版了一批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作品，《阿加莎·克里斯蒂：書寫自己故事的女人》是中譯出版社引進的圖書代表之一。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偵探文學黃金時代的開創(chuàng)者和集大成者，本書從社會歷史的宏觀角度出發(fā)，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個更加鮮活、復雜的阿加莎。

陸燁華和呼延云都是阿加莎的忠實讀者，他們提道，《阿加莎·克里斯蒂：書寫自己故事的女人》刷新了他們對阿加莎的既有認知。阿加莎的作品受到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讀者的喜愛。陸燁華一直視阿加莎為偶像。他說本書拉近了自己與阿加莎的距離，不同于其他傳記，本書的作者沃斯利在創(chuàng)作時，采用平視的視角，讓讀者不自覺把阿加莎當作自己的朋友——感受她當時的困惑、矛盾和痛苦，也會替她的每一次成就而高興。呼延云對這一點也深有感觸，他打了一個比方，之前的傳記中，我們看到的是客廳里的鏡子投射出的阿加莎，就是她展現(xiàn)出來給世界、給外人看的那個阿加莎。但這本書更像是安放在阿婆臥室里的那面鏡子，它照出來的是一些藏得非常深的東西。

《阿加莎·克里斯蒂：書寫自己故事的女人》書封

在談到阿加莎的人生經歷時，陸燁華對阿加莎人生中的幾個關鍵時刻感觸頗深。首先是阿加莎在一生中經歷了多次親人離世。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目睹父母、哥哥、姐姐走在了自己前面，令人心疼。其次是在戰(zhàn)爭時期，在英國遭受轟炸的艱難歲月里，阿加莎隨時可能遇難，但她堅持寫作，并將兩部作品鎖入了保險柜，留給自己的家人，以防自己遇到不測。而在戰(zhàn)爭結束后，阿加莎與丈夫平淡的重逢更加凸顯了苦難在兩人心中的烙印，讀來十分感人。

對于呼延云來說，最有感觸的則是阿加莎1926年“消失的11天”。如果阿加莎沒能走出內心的陰霾，推理小說界將失去一位璀璨的明星。而阿加莎終于克服了內心的障礙，創(chuàng)作出一部又一部優(yōu)秀的作品，是世界推理讀者的幸運，想來振奮人心。

阿加莎身處的時代也使其非凡的性格格外突出。本書譯者陸燁華為我們分享了在翻譯時所做的一處巧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阿加莎在醫(yī)院當志愿者，參與了護士們的小團體“Queer Women”，陸燁華將其譯為了“酷兒女性”。陸燁華提到，在阿加莎所處的時代，queer這個詞還不是一個形容性少數(shù)的專用詞，阿加莎本人也并非性少數(shù)群體。但阿加莎和她的護士朋友都被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別觀念所桎梏，她們追求更加現(xiàn)代的，更加平等的待遇，即便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可能有些“奇怪”。因此，從符合時代背景的角度，陸燁華將她們的小團體名字翻譯為了“酷兒女性”。

推理小說影視化有何難點

阿加莎是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最多的推理作家，兩位嘉賓也被問到，推理小說影視化究竟有何難點。

對此，陸燁華提出了三個要點。首先，角色能不能立得住，并且在瞬間就讓人接受、喜歡并信服，這是最為關鍵的。在推理小說當中，偵探角色是高于這個故事一個維度的，這在小說中很好處理，但在影視劇中，如果不做改變，則容易讓觀眾感覺無聊。

其次是故事性，這也是推理小說改編的最大難點。推理小說本身是弱故事性的，同樣的情節(jié)安排在小說里很精彩，但完全照搬到銀幕上則會讓觀眾感到無聊，也違背了影視劇本的創(chuàng)作邏輯。推理小說的影視化一定要有一個轉變，讓情節(jié)變得跌宕起伏起來。像是《東方快車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這些成功作品，在改編過程中都對人物調度做了很多改進。最后就是年代問題，往往一部電影改編的時間距離這個作品寫出來已經過去很久了，人們的價值觀已經發(fā)生了變化。1920年出版的書，1920年的讀者會買單，但要在2024年將其改編成影視劇，2024年的觀眾還能否接受當年的價值觀？呼延云則表示，不同形式的作品要符合創(chuàng)作規(guī)律，例如，對于敘詭派、設定系的作品，文字有獨有的優(yōu)勢，影視則必定面臨巨大的困難。

本書作者露西·沃斯利也是阿加莎的書迷，她在書中總結了阿加莎使用的一些詭計，比如“眾目睽睽下隱藏某物”“用穿著營造刻板印象”“讓讀者信任的角色忽視關鍵細節(jié)”“利用現(xiàn)實存在的新聞故事”等。

嘉賓路燁華、呼延云

在活動下半場，陸燁華和呼延云就“阿加莎式詭計”這一話題展開討論。陸燁華分享時提到，這些詭計有些繼承于愛倫·坡、柯南·道爾等前輩作家，有些則是阿加莎自己的創(chuàng)新。而這些詭計中的很多都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例如，在阿加莎生活的那個年代，階級觀念是十分明確的——一個流浪漢不會穿著紳士的衣服。而阿加莎便會利用這一點，在小說中誤導讀者。呼延云說到了很重要的一點，即阿加莎絕對不是象牙塔式的寫作，而是有著極強的市場意識。阿加莎的生活閱歷極其豐富，她會把自己的生活融進小說創(chuàng)作之中，兩者并不是脫節(jié)的，這是她很大的一個優(yōu)勢。

書中提到，在阿加莎所處的時代中，嚴肅文學并不認可阿加莎這樣的通俗作家。在活動的最后，兩位作家也談到了各自關于類型文學與純文學的看法。陸燁華認為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阿加莎還是堅持書寫自己認為好看的作品，書寫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她并不對此感到羞恥，而是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服務大眾的“文字工匠”。這種清晰的自我認知，和面對當時社會負面評論的自洽態(tài)度，讓她能夠堅定地守護好自己的初心，不斷地創(chuàng)造出精彩的故事，非常難得，值得學習。

呼延云表示，純文學和類型文學之間的界限會隨著時代而變化。即便是被列為四大名著的《西游記》《紅樓夢》等書，在明清時代也并不屬于純文學的范疇之內。阿加莎以撰寫通俗文學著稱，但她的作品同樣受到了當時的純文學大師以及法國后現(xiàn)代文學圈的推崇。在當時那個社會，阿加莎能夠直面市場需求，堅持創(chuàng)作大眾讀者的喜愛的作品，這是極具有先見性的做法。而在當今社會，純文學和類型文學之間更不應該有明顯的鴻溝，二者之間更應該互相學習，相互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