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之為精神分析家的任務

拉康，1976年。

無意識只能通過語言的紐結來翻譯?！趴恕だ?/p>

自弗洛伊德發(fā)現(xiàn)無意識以來，精神分析思想的傳播及其文獻的翻譯在歷史上就是緊密交織的。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初弗洛伊德攜其弟子榮格訪美期間，或許是不滿于布里爾（Abraham Brill，美國第一位精神分析家）對其文本的“背叛”——主要是因為布里爾的英語譯本為了“討好”美國讀者而大量刪減并篡改了弗洛伊德原文中涉及“無意識運作”（即凝縮與移置）的那些德語文字游戲——弗洛伊德就曾親自將他在克拉克大學的講座文稿《精神分析五講》從德語譯成了英語，從而正式宣告了精神分析話語作為“瘟疫”的到來。后來，經(jīng)由拉康的進一步渲染和“杜撰”，這一文化性事件更是早已作為“精神分析的起源與發(fā)展”的構成性“神話”而深深銘刻在精神分析運動的歷史之中。時至今日，這場精神分析的瘟疫無疑也在當代世界的“文明及其不滿”上構成了我們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借用法國新銳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的概念來說，精神分析的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塑造并結構了后現(xiàn)代社會乃至超現(xiàn)代主體的“情感敘事風格”。

1909年，弗洛伊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訪問美國。照片攝于克拉克大學前，前排左一為弗洛伊德，右一為榮格，后排左一為布里爾。

然而，我們在這里也不應遺忘精神分析本身所不幸罹遇的一個根本的“創(chuàng)傷性事件”，也就是隨著歐陸精神分析共同體因其“猶太性”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遭到德國納粹的迫害，大量德語精神分析書籍慘遭焚毀，大批猶太分析家紛紛流亡英美。就連此前毅然堅守故土的弗洛伊德本人，也在納粹占領奧地利前夕被迫離開了自己畢生工作和生活的維也納，并在“瑪麗公主”的外交斡旋下從巴黎輾轉流亡至倫敦，僅僅度過了其余生的最后一年便客死他鄉(xiāng)。伴隨這場“精神分析大流散”的災難，連同弗洛伊德作為其“創(chuàng)始人”的隕落，精神分析的話語也無奈喪失了它誕生于其中的“母語”，不得不轉而主要以英語來流通。因此，在精神分析從德語向英語（乃至其他外語）的“轉移”中，也就必然牽出了“翻譯”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精神分析話語的“逃亡”恰恰是通過翻譯才得以實現(xiàn)了其“幸存”。不過，在從“快樂”的德語轉向“現(xiàn)實”的英語的翻譯轉換中——前者是精神分析遵循其“快樂原則”的“原初過程”的語言，后者則是遵循其“現(xiàn)實原則”的“次級過程”的語言——弗洛伊德的德語也不可避免地變成了精神分析遭到驅逐的“失樂園”，而英語則在分析家們不得不“適應現(xiàn)實”的異化中，成為精神分析的“官方語言”。以至于我們現(xiàn)在參照的基本是弗洛伊德全集的英語《標準版》，而弗洛伊德的德語原文則幾乎變成了那個遭到壓抑而難以觸及的“創(chuàng)傷性原物”，作為弗洛伊德的幽靈和實在界的殘余而不斷堅持返回精神分析文本的“翻譯”之中。

弗洛伊德全集英語《標準版》修訂本

由于精神分析瘟疫的傳播是通過“翻譯”來實現(xiàn)的，這必然會牽出翻譯本身所固有的“忠實”或“背叛”的倫理性問題，由此便產(chǎn)生了“正統(tǒng)”和“異端”的結構性分裂。與之相應的結果便是，精神分析在英美世界中的發(fā)展轉向了更多強調(diào)“母親”的角色（抱持和涵容）而非“父親”的作用（禁止和閹割），更多強調(diào)“自我”的功能而非“無意識”的機制?？v觀精神分析的歷史演變，在弗洛伊德逝世之后，無論是英國的“經(jīng)驗主義”傳統(tǒng)，還是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都使精神分析喪失了弗洛伊德德語原典中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大致來說，英國客體關系學派把精神分析變成了一種體驗再養(yǎng)育的“個人成長”，而美國自我心理學派則使之淪為一種情緒再教育的“社會控制”。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以拉康為代表的法國精神分析思潮可謂是一個異軍突起的例外。就此而言，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遠非只是一句掛羊頭賣狗肉的口號，而實際上是基于德語原文（由于缺乏可靠的法語譯本）而對弗洛伊德思想的系統(tǒng)性重讀和創(chuàng)造性重譯。舉例來說，拉康將弗洛伊德的箴言“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它之曾在，吾必往之）譯作“它所在之處，我必須在那里生成”，而非傳統(tǒng)上理解的“本我在哪里，自我就應該在哪里”，或“自我應該驅逐本我”。在弗洛伊德的基本術語上，拉康將德語“Trieb”（驅力）譯作“沖動”（impulsion）而非“本能”，從而使之擺脫了生物學的意涵；將“Verwerfung”（棄絕）譯作“除權”（forclusion）而非簡單的“拒絕”，從而將其確立為精神病的機制。另外，他還極具創(chuàng)造性地將“無意識”譯作“大他者的話語”，將“凝縮”和“移置”譯作“隱喻”和“換喻”，將“表象代表”譯作“能指”，將“俄狄浦斯”譯作“父性隱喻”，將“閹割”譯作“父名”，將“創(chuàng)傷”譯作“洞傷”，將“力比多”譯作“享樂”……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拉康曾說：“倘若沒有翻譯過弗洛伊德，便不能說真正讀懂了弗洛伊德。”相較于英美流派主要將精神分析局限于心理治療的狹窄范圍而言，拉康派精神分析則無可非議地將弗洛伊德思想推向了社會思想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據(jù)此，我們便可以說，正是通過拉康的重譯，弗洛伊德思想的“生命之花”才最終在其法語的“父版倒錯”（père-version）中得到了最繁盛的綻放。

回到精神分析本身來說，我甚至想要在此提出，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精神分析理論與實踐的“一般方法論”：首先，就其理論而言，弗洛伊德早在1896年寫給弗利斯（Fliess）的名篇《第五十二封信》中就已經(jīng)談到了“翻譯”作為從“無意識過程”過渡至“前意識-意識過程”的系統(tǒng)轉換。這一論點也在其1900年的《釋夢》第七章的“心理地形學模型”里得到了更進一步的闡發(fā)。而在其1915年《論無意識》的元心理學文章中，“翻譯”的概念更是成為從視覺性的“物表象”（Sachvorstellung）過渡至聽覺性的“詞表象”（Wortvorstellung）的轉化模型，因而我們可以說，“精神裝置”就是將沖動層面上的“能量”轉化為語言層面上的“意義”的一部“翻譯機器”。其次，就其實踐而言，精神分析臨床賴以工作的“轉移”現(xiàn)象也包含了從一個場域移至另一場域的“翻譯”維度——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使用的“übertragung”一詞在德語中兼有“轉移”和“翻譯”的雙重意味——而精神分析家所操作的“解釋”便涉及對此種轉移的“翻譯”。從拉康的視角來看，分析性的“解釋”無非就是通過語言的紐結而對無意識的“翻譯”。因而，在精神分析的語境下，“翻譯”幾乎就是“解釋”的同義詞，兩者在很大程度上共同構成了精神分析家必須承擔起來的責任和義務。

說翻譯是精神分析家的“任務”，這無疑也是在回應瓦爾特·本雅明寫于一百年前的《譯者的任務》一文。在這篇充滿彌賽亞式論調(diào)的著名“譯論”中，本雅明指出，“譯者的任務便是要在譯作的語言中創(chuàng)造出原作的回聲”，借由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來“催熟純粹語言的種子”。在本雅明看來，每一門“自然語言”皆在其自身中攜帶著超越“經(jīng)驗語言”之外的“純粹語言”，更確切地說，這種純粹語言是在“巴別塔之前”的語言，即大他者所言說的語言，而在“巴別塔之后”——套用美國翻譯理論家喬治·斯坦納的名著標題來說——翻譯的行動便在于努力完成對于喪失純粹語言的“哀悼工作”，從而使譯作成為原作的“轉世再生”。如此一來，悲劇的譯者才能在保羅·利科所謂的“語言的好客性”中尋得幸福。與譯者的任務相似，分析家的任務也是要在分析者的話語文本中聽出純粹能指的異聲，借由解釋的刀口來切出那個擊中實在界的“不可譯之臍”。拉康將此種旨在聆聽無意識回響和共鳴的努力稱作精神分析家的“詩性努力”，對分析家而言，這種詩性努力就在于將語言強行逼成“大他者的位點”，對譯者而言，則是迫使語言的大他者成為“譯（異）者的庇護所”。

《保羅·利科論翻譯》

安托瓦納·貝爾曼著《異域的考驗：德國浪漫主義時期的文化與翻譯》

繼本雅明之后，法國翻譯理論家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 Berman）在其《翻譯宣言》中更是大聲疾呼一門“翻譯的精神分析學”。他在翻譯的倫理學上定位了“譯者的欲望”，正是此種欲望的倫理構成了譯者的行動本身。我們不難看出，“譯者的欲望”這一措辭也明顯是在影射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倫理學中所謂的“分析家的欲望”，即旨在獲得“絕對差異”的欲望。與本雅明一樣，貝爾曼認為，翻譯的倫理學目標并不在于傳遞信息或言語復述：“翻譯在本質(zhì)上是開放，是對話，是雜交，是對中心的偏移”，而那些沒有將語言本身的“異質(zhì)性”翻譯出來的譯作都是劣質(zhì)的翻譯。因此，如果搬出“翻譯即背叛”（traduttore-traditore）的老生常談，那么與其說譯者在倫理上總是會陷入“忠實”或“背叛”的兩難困境，不如說總會有一股“翻譯沖動”將譯者驅向以激進的方式把“母語”變得去自然化。用貝爾曼的話說，“對母語的憎恨是翻譯沖動的推進器”，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便是作為主體的譯者通過轉向作為他者的語言實現(xiàn)對其母語的復仇！貝爾曼寫道：“在心理層面上，譯者具有兩面性。他需要從兩方面著力：強迫自我的語言吞下‘異’，并逼迫另一門語言闖入他的母語?！痹诜g中，一方面，譯者必須考慮到如何將原文語言中的“他異性”納入譯文；另一方面，譯者還需考慮如何讓原文語言中受到遮蔽而無法道說的“另一面”在譯文中開顯出來，此即貝爾曼所謂的“異者的考驗”（l'épreuve de l'étranger）。

就我個人作為“異者”所面臨的考驗來說，翻譯無疑是我為了將精神分析的“訓練”與“傳遞”之間的悖論紐結起來而勉力為之的“癥狀”。通過翻譯的行動，我承擔起“跨拉康派精神分析者（家）”（psychanalystant translacanien）的命名，說它是我的“圣狀”也毫不為過。作為癥狀，翻譯精神分析的話語無異于一種“譯癥”，它承載著“不滿足于”國內(nèi)現(xiàn)有精神分析文本的癔癥式欲望。在傳播精神分析的瘟疫的意義上，我也希望此種“譯癥”可以演變?yōu)橐粓龀掷m(xù)發(fā)作的“集體譯癥”，如此才有了策劃這套“精神分析先鋒譯叢”的想法。

《拉康式主體：在語言與享樂之間》，[美]布魯斯·芬克著，張慧強譯，拜德雅｜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308頁，62.00元

《拉康精神分析介紹性辭典》，[英]迪倫·埃文斯著，李新雨譯，拜德雅｜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484頁，128.00元

回到精神分析在中國發(fā)展的歷史來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弗洛伊德熱”，便得益于我國老一輩學者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弗洛伊德著作的大規(guī)模翻譯，而英美精神分析各流派在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于國內(nèi)心理咨詢界的盛行，也是因為相關著作伴隨著各種系統(tǒng)培訓被成批量地引進。但遺憾的是，也許是礙于版權的限制和文本的難度，國內(nèi)當下的“拉康熱”卻明顯繞開了拉康原作的翻譯問題，反而是導讀類的“二手拉康”更受讀者青睞，故而我們的選書也只好更多偏向于拉康派精神分析領域較為基礎和前沿的著作。對我們來說，拉康的原文就如同他筆下的那封“失竊的信”一樣，仍然處在一種“懸而未決／有待領?。萑胪纯唷保╡n souffrance）的狀態(tài)，但既然“一封信總是會抵達其目的地”，我們就仍然可以對拉康精神分析在中國的“未來”報以無限的期待，而這可能將是幾代精神分析譯者共同努力完成的任務。眾所周知，弗洛伊德曾將“統(tǒng)治”“教育”“分析”并稱為三種“不可能的職業(yè)”，而“翻譯”無疑也是命名此種“不可能性”的第四種職業(yè)，尤其是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對不可能言說的實在界“享樂”的翻譯（從“jouissance”到“joui-sens”再到“j'ouis sens”）。根據(jù)拉康的三界概念，我們可以說，譯者的任務便在于通過象征界的語言，從想象界的“無能”邁向實在界的“不可能”。拉康曾說，解釋的目的在于“掀起波瀾”（faire des vagues），與之相應，我們也可以說，翻譯的目的如果不在于“興風作浪”，至少在于“推波助瀾”，希望我們的工作能為推動精神分析在中國的發(fā)展掀起一些波瀾。

當然，翻譯作為一項“任務”必然會涉及某種“失敗”的維度，正如本雅明所使用的德語“die Aufgabe”一詞，除了“任務”之意，也隱含著一層“失敗”和“放棄”的意味。畢竟，誠如貝爾曼所言：“翻譯的形而上學目標便在于升華翻譯沖動的失敗，而其倫理學目標則在于超越此種失敗的升華?！本痛硕裕g者必須接受至少兩種語言的閹割，才能投身于這場“輸者為贏”的游戲。這也意味著譯者必須在翻譯中承擔起“負一”（moins-un）的運作，在譯文對原文的回溯性重構中引入“缺失”的維度，而這是通過插入注腳和括號來實現(xiàn)的，因而譯文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原文的“增補”。每當譯者在一些不可譯的臍點上磕絆之時，譯文便會呈現(xiàn)出原文中所隱藏的某種“真理”。因此，翻譯并不只是對精神分析話語的簡單搬運，而是精神分析話語本身的生成性實踐，它是譯者在不同語言的異質(zhì)性之間實現(xiàn)的“轉域化”操作。據(jù)此，我們可以說，每一次翻譯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譯者的化身，而譯者也是能指的載體。在其最嚴格的意義上，在其最激情的版本中，精神分析的“文字”（lettre）就是由譯者的身體來承載的，它是譯者隨身攜帶的“書信”（lettre），因此譯文中的“錯漏”和“誤譯”（譯者無意識的顯現(xiàn)）便在所難免。

延續(xù)這個思路，翻譯就是在閹割的劇情中復現(xiàn)母語與父法之間復雜性的操作。真正的翻譯因其“缺失”的維度而向“重譯”開放，它從一開始就服從于語言的不充分性，因而允許重新修訂和二次加工便是接受閹割。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總是復多性和復調(diào)性的，而非單一性和單義性的。由于“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且“不存在元語言”，因此也不存在任何“單義性”（意義對意義）的標準化翻譯。標準化翻譯恰恰取消了語言中固有的歧義性維度，如果精神分析話語只存在一種翻譯的版本，那它就變成了“主人話語”。作為主人話語的當代變體，“資本主義話語”無疑通過其商品化的市場版本，為我們時代癥狀的“絕對意義”提供了一種“趨向同質(zhì)化”的現(xiàn)成翻譯：反對大他者的閹割，廢除實在界的不可能，沉迷于無限加速的循環(huán)，不惜一切代價追求享樂。誠如《不可譯詞典》的編者、法國哲學家芭芭拉·卡辛（Barbara Cassin）所言，“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是對翻譯的排除，這與維持差異并溝通差異的姿態(tài)截然相反”。因此，談及文明及其不滿，如果說弗洛伊德的遺產(chǎn)曾借助翻譯從法西斯主義的磨難中獲救，那么今日精神分析譯者的任務，便是讓精神分析話語在晚期資本主義對無意識的驅逐中得以幸存。

芭芭拉·卡辛編《不可譯詞典》

最后，讓我引用一句海德格爾的話作結：“正是經(jīng)由翻譯，思想的工作才會被轉換至另一種語言的精神之中，從而經(jīng)歷一種不可避免的轉化。但這種轉化也可能是豐饒多產(chǎn)的，因為它會使問題的基本立場得以在新的光亮下顯現(xiàn)出來?！蔽┰肝覀兊姆g工作可以為闡明“精神分析問題的基本立場”帶來些許新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