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寫聶華苓：一個人和三個時代

著名美籍華裔女作家、翻譯家，聶華苓女士于2024年10月21日在美國愛荷華的家中去世，享年99歲。

本文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 《遲子建作品中學讀本》，作家遲子建用白描的手法勾勒了聶華苓的人生和她的三個時代 。

聶華苓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干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 ”，這是聶華苓先生為她自傳體新書《三生影像》撰寫的序言。如果說二十世紀是一座已無人入住的老屋的話，那么這十九個字，就是一陣清涼的雨滴，滑過衰草凄凄的屋檐，引我們回到老屋前，再聽一聽上個世紀的風雨，再看一看那些久違了的臉龐。

我認識聶華苓先生的時候，她已經(jīng)八十歲了。也就是說，我是先逢著她的枝葉，再追尋她的根的。2005年，國際寫作計劃邀請劉恒和我去美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交流和訪問。八月下旬，我們從北京飛抵芝加哥，從芝加哥轉機到西達拉皮茲時，已是晚上十點了。從機場到愛荷華，還有一小時左右的車程。接我們的亞太研究中心的劉東望說，聶華苓老師囑咐他，不管多晚，到了愛荷華后，一定帶我們先到她家，去吃點兒東西。我和劉恒說，太晚了，就不去打擾了，改日再去拜訪吧。劉東望說：“她準備了，要你們一定去，別推辭了?！笔粫r許，汽車駛入愛荷華。聶華苓就住在進出城公路山坡的一座紅樓里，所以幾乎是一進城，就到了她家。車子停在安寓（取自聶華苓先生的丈夫安格爾先生的名字）前，下車后，我嗅到了大森林特有的氣息，彌漫著植物清香，又夾雜著濕潤夜露，是那么的清新宜人。

門開后，聶華苓先生迎上來，她輕盈秀麗，有一雙顧盼生輝的眼睛，全不像八十歲的人了，她見了我們熱情地擁抱，叫著：“你們能平安到，太好了！”她爽朗的性格，一下子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紅樓的一層是聶華苓先生的書房和客房，會客室、臥房和餐廳則在二樓。一上樓，我就聞到了濃濃的香味，她說煲了雞湯，要為我們下接風面。她在廚房忙碌的時候，我站在對面看著，她忽然抬起頭來，望了我一眼，笑著說：“你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樣！”我笑了。其實，她跟我想象的也一模一樣！有一種麗人，在經(jīng)過歲月的滄桑洗禮和美好愛情的滋潤后，會呈現(xiàn)出一種從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輝的氣質，她正是啊。應該說，我在愛荷華看到的聶華苓先生的 “枝葉 ”，是經(jīng)霜后粲然的紅葉，沐浴著安詳?shù)年柟?，風采灼灼。

安寓的飯桌，長條形的，紫檀色，寬大，能同時容納十幾人就餐。我和劉恒常常在黃昏時，沿著愛荷華河，步行到那里吃飯。這個時刻喜歡來安寓的，還有野鹿。坐在桌前，可見窗外的鹿一閃一閃地從叢林走出，出現(xiàn)在山坡的橡樹下，來吃撒給它們的玉米。鹿一來，通常是兩三只。有時候是一只母鹿帶著兩只怯生生的小鹿，有時候則是豎著閃電形狀犄角的漂亮公鹿，偕著幾只母鹿。這處紅樓寓所又稱為 “鹿苑 ”，真是恰如其分。鹿精靈似的出現(xiàn)，又精靈似的離去了。華苓老師在蒼茫暮色中，向我們講述她經(jīng)歷過的那些不平凡的往事。夜色總是伴著這些給我們帶來陣陣濤聲的故事，一波一波深起來的。如今，這些故事，連同二百八十多幅珍貴的圖片，完整地呈現(xiàn)在《三生影像》中，讓我們循著聶華苓先生的生命軌跡，看到了一個為了藝術為了愛的女人，曲折而絢麗的一生。

聶華苓

1940年，聶華苓初中畢業(yè)后，與兩位女生，搭上一輛木炭車，踏上了去重慶的旅途。由于盤纏不足，加之戰(zhàn)亂，旅途受阻，每天只能吃兩個被她們稱為 “炸彈 ”的硬饅頭。即使這樣，女孩子愛美的天性，還是使她們從嘴下省出一點錢，各買了一塊花布，自己動手，縫制了一件直筒形的花袍子。輾轉到了重慶后，聶華苓通過考試，在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讀書。樓光來、柳無忌、俞大，都是外文系的名教。聶華苓堅實的外語基礎，就是在那里打下的。在那里，她與六個性情相投的女孩子結為 “竹林七賢 ”，她們在苦讀的時候，也不忘到野外玩耍，“去橘林偷橘子，吃了還兜著走，再摘一朵野花插在頭上 ”。《三生影像》第一部分的插圖，我最喜歡的，就是一群女學生站在稻田的照片。每個人的頭上都插著一朵花，爛漫地笑著。她們的花樣年華既有著淑女氣和書卷氣，又透著股豪氣和野氣，真是迷人。在重慶，聶華苓與同學王正路談起了戀愛，雖然十五年后，他們最終還是分手了，但他留給了聶華苓一雙可愛的女兒 ——薇薇和藍藍。

抗戰(zhàn)勝利后，中央大學在一九四六年從重慶回到了南京，聶華苓在南京又讀了兩年，終于畢業(yè)了。一九四八年底，她和王正路一起到了北平，結為夫妻。那時人民解放軍已經(jīng)占領機場，北平圍城開始了。他們的蜜月，是在槍炮聲中度過的。北平解放了，聶華苓和王正路離開故土，飛往臺灣。

聶華苓出生在大陸，她離開時，已經(jīng)二十四歲了。她最早的文學熏陶、所受的教育以及世界觀和藝術觀的形成，與這片土地休戚相關。她用二十四年光陰扎下的這個根，牢牢的，深深的，這是天力都不能撼動的。沒有它，就不會有日后挺拔的軀干和繁茂的枝葉。

讀《三生影像》的第二部時，我的心是壓抑的。那座寶島，帶給我們的，不是風和日麗的人文景象，而是陰云籠罩的肅殺之氣。出現(xiàn)在那里的人，雷震、殷海光、郭衣洞（柏楊），一個個雕塑似的，巍然屹立。他們不是泥塑的，也不是石膏鐫刻的，他們都是青銅質地的，剛毅，孤傲，散發(fā)著凜凜的金屬光澤。

聶華苓到臺灣后，趕上《自由中國》創(chuàng)刊，雜志社正缺一位負責文稿的編輯，愛好寫作的她就應聘去了那里，賺錢貼補家用。《自由中國》是由雷震先生主持的，他一九一七年就加入了國民黨，曾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的許多要職，一九四九年到臺灣后，被蔣介石聘為 “國策 ”顧問。而《自由中國》的發(fā)行人，是當時身在美國的胡適先生。

胡適（中）與雷震夫婦

對于這個刊物，聶華苓是這樣說的：“是介乎國民黨的開明人士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的一個刊物。這樣一個組合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支持并督促國民黨政府走向進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顯然，這是一份政治色彩濃厚的刊物。對政治并不感興趣的聶華苓，像這個陣地墻角一朵爛漫的小花，安靜地釋放著自己的光芒。經(jīng)她之手，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梁實秋的《雅舍小品》，以及柏楊的小說和余光中的詩，這些已成經(jīng)典的作品，一篇篇地登場了。如果說《自由中國》是一匹藏青色的布的話，這些作品，無疑就是鑲嵌在布邊的流蘇，使它多了份飄逸和俏麗。然而，政治的臺風，很快席卷了《自由中國》，因為夏道平執(zhí)寫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自由中國》和臺灣統(tǒng)治權力者發(fā)生了最初的沖突，胡適在此時發(fā)表聲明，辭去了發(fā)行人的角色。其后，又因為一篇《搶救教育危機》，雷震被開除了國民黨黨籍。一九五五年，國民黨發(fā)動“黨員自清運動 ”，《自由中國》又發(fā)出了批評的聲音。到了蔣介石七十大壽，《自由中國》在祝壽專號中，批評違憲的國防組織和特務機構時，這本刊物可以說已成為風中之燭?！蹲杂芍袊烦税l(fā)表針砭時弊的社論，也登載反映老百姓民生疾苦的短評，雷震成了臺灣島的 “雷青天 ”。胡適回到臺灣后，一九五八年就任 “中央研究院 ”院長。這期間，雷震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雄心勃勃地籌組新黨。雷震邀請胡適做新黨領袖，胡適沒有答應。但胡適是支持雷震的，說他可做黨員，待新黨成立大會召開時，他也會去捧場。我以為，以胡適的政治眼光和看待歷史的深度，他是看到了雷震的未來的 ——不可逃避的鐵窗生涯。他沒有阻止，反而推波助瀾，我想他絕對沒有加害雷震的惡意，在他生命深處，真正渴望的，還是做一個自由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徐復觀有一篇回憶胡適的文章，他這樣寫道：“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未實現(xiàn)以前，所有的書生，都是悲劇的命運，除非一個人良心喪盡，把悲劇當喜劇來演奏?！边@話可謂一語中的。雷震其實就是一面樹立在胡適心中的正義和博愛的旗幟，有他，他會受到默默的激勵；而當他倒伏時，盡管胡適也是痛楚的，但因為這面旗幟是倒在了心中，他便想悄悄把它掩埋了。胡適自稱是個懷疑論者，徐在比較新文學運動的領袖胡適和陳獨秀時，有過這樣精辟的論述：“胡適之性格沖和，寬大，平正，陳獨秀性格凌厲，獨斷與偏激?！彼赋龊m的性格中有 “矛盾性與妥協(xié)性 ”。所以當一九六○年九月雷震等人以 “涉嫌叛亂 ”的罪名被捕入獄，殷海光等人挺身而出，為雷震喊冤時，胡適隱于幕后，只以“光榮的下場 ”這句 “漂亮話 ”，打發(fā)了世人期盼的眼神。胡適以為他可以茍活，但是他錯了。雷震入獄僅僅一年半以后，他在一個酒會致辭時，猝然倒地，帶著解不脫的苦悶，去了那個也許是 “萬籟俱寂 ”，也許仍然是 “眾聲喧嘩 ”的世界。那一刻，他才真的自由了。

雷震、夏道平、聶華苓

我喜歡《自由中國》的殷海光，這個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的金岳霖先生的弟子，正氣、勇敢、浪漫，充滿詩情。受雷震案的牽涉，他雖未入獄，但一直受到特務的監(jiān)視和騷擾。這個聲稱 “書和花，是作為一個人應該有的起碼享受 ”的知識分子，最初是反對傳統(tǒng)的，主張中國未來的道路是全盤西化；可在他蒼涼離世前，他頓悟：“中國文化不是進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難中的積累，積累得異樣深厚。我現(xiàn)在才發(fā)現(xiàn)，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 ”

鐵骨錚錚的雷震和傲然不屈的殷海光，最終長眠在 “自由墓園 ”中。以他們的人格光輝，是擔得起 “自由 ”這個詞的。

我想，聶華苓身上的正直和無私，她男人般的俠肝義膽，古道熱腸，無疑受了雷震和殷海光的深刻影響。也就是說，她的軀干，之所以沒有在非常歲月中，被狂風暴雨摧折，與他們有形無形的扶助，是分不開的。

一九五一年，聶華苓的弟弟漢仲在空軍的一次例行飛行中失事身亡。一九六 ○年，她所供職的《自由中國》蒙難，家門外一直有特務徘徊，接著是母親去世，而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 “無救 ”狀態(tài)。此時的聶華苓，可以說是陷入了生命的低谷。但是命運仿佛格外眷顧這位聰明伶俐的女子，就在這個陰氣沉沉的時刻，她生命中的曙光出現(xiàn)了。這道光，照亮了她的后半生。

如果說《三生影像》是一首交響曲的話，那么它的前兩個樂章，在行云流水中，有著揮之不去的惆悵；可是到了最后的樂章，它卻是明快的、熱烈的、奔放的。有誰不愛讀第三部《紅樓情事》呢！

保羅·安格爾

保羅 ?安格爾先生，在美國是一位與惠特曼齊名的著名詩人，曾被約翰遜總統(tǒng)聘任為美國第一屆國家文學藝術委員會委員，并任華盛頓肯尼迪中心顧問。這個馬夫的兒子，出身貧寒，熱愛藝術，中學時就發(fā)表了詩作。大學畢業(yè)后，他來到愛荷華大學，以一本《舊土》詩集，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用文學作品獲得碩士學位的人。安格爾經(jīng)歷非凡，當他還在牛津大學讀書時，便游歷歐洲，結識了很多聲名卓著的作家。一九三四年，安格爾創(chuàng)辦 “愛荷華作家工作坊 ”，一步步地把它發(fā)展為美國文學的重鎮(zhèn)。他曾開玩笑地說過：“獵狗聞得出肉骨頭，我聞得出才華。”他 “聞 ”出的最出色的才華，就包括美國著名女作家奧康納。這個修女打扮的怯生生的女孩子，寫出的小說詭異神秘，如夢似幻，已成經(jīng)典?！岸?zhàn) ”時臨時搭建的簡易的營房，就是作家們的教室。安格爾給學生上課時，有的學生帶著狗來，還有的甚至用布袋提著一條 “咝咝 ”叫的蛇來。為著作家工作坊，安格爾先生的足跡遍及世界，尋覓著好作家和好作品。他怎么也不會想到，一九六三年的臺灣之行，會給他帶來永生永世相守的人。我們從安格爾的照片中，可以領略到他迷人的風采。聶華苓是這樣描述他的：“第一次看到他，就喜歡他的眼睛。不停地變幻：溫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諷刺，調皮，咄咄逼人。非常好看的灰藍眼睛。他的側影也好看，線條分明，細致而生動?！倍哺駹栐谕砟甑幕貞涗浿校瑢懙剿跤雎櫲A苓時的感受，有這樣的句子：“臺北并不是個美麗的城市，沒有什么可看的。但是因為身邊有華苓，散發(fā)著奇妙的魅力和狡黠的幽默，看她就夠了。從那一刻起，每一天，華苓就在我心中，或是在我面前?！彼麄円灰婄娗?。在此之前，他們是一幅被撕裂了的山水畫，各持半卷，雖然也風光旖旎，卻沒有氣韻。直到他們連接在一起，這幅畫才活了，變得生動。

他們結婚后在半山坡上筑起愛巢 ——紅樓，他們一起劃船，一起喂鹿，一起談詩，一起舉杯，看日落月升。他們在一起，永遠有談不完的話題。

愛荷華這地方，地處美國中西部，人口不多，安詳寧靜，仿佛世外桃源。按照南非女作家海德的說法，“雞糞那一類田上的事，可能是報紙的頭條新聞 ”，非常適宜寫作。一九六七年的一天，劃船的時候，聶華苓望著波光粼粼的愛荷華河，忽發(fā)奇想，為何不在愛荷華大學原有的寫作工作坊之外，再創(chuàng)辦一個國際寫作計劃呢？一個為世界文學的交流和發(fā)展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的計劃，就這樣誕生了。地球上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遭遇和生活際遇的作家，在其后的四十年間，以同一個目的，在愛荷華相遇了。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個寫作計劃，就是文學的 “奧林匹克 ”。這個以文會友的盛會，為消除種族之間的敵視，消除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人的隔閡，起了積極的作用。難怪一九七六年，安格爾和聶華苓因為這個寫作計劃，而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

在愛荷華這個文學大家庭里，我們看到了丁玲緊握蘇珊 ?桑塔格的手；看到了以色列作家從最初堅決不肯與德國作家交往，到臨別時主動與他們推心置腹地交談；看到了伊朗女詩人泰皓瑞與羅馬尼亞小說家易法素克之間臨別之際爆發(fā)的深沉的愛戀。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米沃什，愛爾蘭詩人希尼，都曾是這里的座上賓。而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的帕慕克，也是國際寫作計劃邀請過的作家。

但作為中國人的聶華苓，對于身居海外仍然堅持用母語寫作的她來說，那些用漢語寫作的作家，才是她魂牽夢系的。國際寫作計劃在四十年間，共邀請世界各地作家一千二百多位，其中用漢語寫作的作家，就占了一百多位。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后，蕭乾成為第一位被邀請到愛荷華的中國作家。從他開始，中國作家的身影就不斷地出現(xiàn)在那里。我們常常聽聶華苓滿懷深情地講起到過這里的華文作家的一些逸事。那座紅樓，留下過這樣一些杰出作家的足跡：丁玲、王蒙、汪曾祺、艾青、蕭乾、吳祖光、茹志鵑、陳白塵、徐遲、馮驥才、張賢亮、柏楊、白先勇、鄭愁予、余光中、楊逵、痖弦、諶容、王安憶、陳映真、阿城等。是她，最早為新時期中國文學中最為活躍的作家，打開了看世界的窗口。

聶華苓和安格爾于一九八七年退休，但聶華苓的目光，始終沒有脫離她的“根 ”和“干 ”，她仍然積極地向國際寫作計劃推薦華文作家。一九九一年三月，聶華苓和安格爾先生離開愛荷華的家，滿懷喜悅地去歐洲，準備領取波蘭政府授予的國際文化貢獻獎。他們在芝加哥機場轉機的時候，安格爾先生猝然倒地，離別了他最不忍訣別的人。他在最后時刻，還是倒在了自己的祖國，倒在了他深愛的人的身邊，倒在了他不倦的旅途中，他無疑是幸福的。安格爾的離去，讓聶華苓覺得 “天翻地覆 ”，她也倒下了。但這個豁達開朗的紅樓女主人，最終還是倚賴著安格爾對她刻骨銘心的愛，慢慢站了起來。一個在情感上富足的女人，是不會倒在任何命運的關隘的。二○○一年，一度與中國中斷了的國際寫作計劃，在聶華苓的努力下，又恢復了。聶華苓對我說，相隔多年，她想一定要請一位在國內外都有影響的，將來能立得住的青年作家來愛荷華，她選擇了蘇童。時隔幾年，她驕傲地對我說：“我沒有選錯！”蘇童之后，又先后有李銳、西川、孟京輝、余華、莫言、劉恒、畢飛宇等中國作家來到愛荷華。也許有人不會知道，中國作家去愛荷華的費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民間募集而來的。當?shù)匾恍釔畚膶W的華人，包括聶華苓自己，為了讓國際寫作計劃中能有中國作家參與，每年都要捐款。而現(xiàn)在，由于經(jīng)費不足，對中國作家的邀請，又陷入困境之中，這也讓她感到深深的無奈。

聶華苓說：“我這輩子恍如三生三世 ——大陸、臺灣、愛荷華。”這“三生 ”，其實也是她經(jīng)歷的三個不同時代。她在大陸度過了戰(zhàn)亂中的童年和青年，在臺灣經(jīng)歷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時代。在國際寫作計劃如火如荼之時，美國也正陷入越戰(zhàn)的泥沼，美國國內的反戰(zhàn)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雖然說與安格爾結合后，她過上了平靜無憂的生活，但是對 “根 ”和 “干 ”的眷戀，對母語的不舍，還是使她這個定居美國的 “外國人 ”，有著難言之痛。這種內心的矛盾，使她才情爆發(fā)，酣暢淋漓地寫出了獲得 “美國書卷獎 ”的長篇小說《桑青與桃紅》。

像聶華苓這樣經(jīng)歷過三個時代風雨洗禮，依然能夠笑聲朗朗的作家，實在不多見。二○○六年，我在香港遇見臺灣著名詩人鄭愁予先生，與他在蘭桂坊飲酒談天說起聶華苓時，他用了四個字來評價她：“風華絕代?！甭櫲A苓自稱是一個有著小布爾喬亞情調的人，她愛憎分明，愛會愛得熱烈而純真，恨也恨得鮮明而徹底。

國際寫作計劃的前兩個半月以各種話題討論、文學交流、參觀及寫作為主，后半個月則是旅行，每個作家都可以按個人興趣自行設計旅程。二○○五年十一月，劉恒去了紐約，我去了芝加哥，歸國前，我們又回到愛荷華。冬天來了，雖說還沒下雪，但天兒已冷了。歸國的前一天，我們來到安寓，在山林中拾撿燒柴，抱到紅樓的壁爐旁，以備華苓老師生壁爐用。天漸漸黑了，我們生起火，圍爐喝酒談天。談著談著，她忽然放下酒杯，引我們來到臥室。她拉開衣櫥，取出一套做工考究的中式緞子衣服，斜襟，帶扣襻的，銀粉色，質地極佳。她舉著披掛在衣架上的那身衣服，笑吟吟地說：“我已經(jīng)囑咐兩個女兒了，我走的那天，就穿這套衣服！怎么樣？”那套衣服出水芙蓉般的鮮潤明媚，我說：“穿上后像個新娘！”她大笑著，我也笑著，但我的眼睛濕了。沒有哪個女人，會像她一樣，活得這么無畏、透明和光華！

安格爾先生安葬在愛荷華的一座清幽的墓園里，離紅樓并不遙遠。我記得十月十二日安格爾生日的那天，華苓老師駕車，我們帶著他生前喜愛的鮮花和威士忌，一同去看望他。清洗完墓碑，華苓老師將酒灑在墓前，向安格爾介紹著劉恒和我的情況。介紹完，她莞爾一笑，輕撫著墓碑，無限感慨地對我說：“你看，這里很好，很寬，將來把我再放進去就是了。 ”她已經(jīng)把自己的名字，提前刻在了碑上。我多么希望上帝緊緊捏住她的那個日子，永不撒手，雖然我知道對于任何人來說，那一天總會來臨的。那座墓碑是黑色大理石的，圓形。不過它不是徹頭徹尾的圓，而是大半個圓，看上去就像一輪西沉的太陽，在溫柔的暮色中，閃閃發(fā)光。

本文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 《遲子建作品中學讀本》 作者：遲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