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讀陸游《讀杜詩》：“后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總覺得放在李白身上更切貼。杜甫功名未遂，畢竟還落個“白首郎官”，他的自比稷契和憂國憂民在后世引起過廣泛同情；李白的結(jié)局是“一命不沾”，不但比杜甫失敗得更慘，而且他的政治抱負從不被人理解。
李白像
李白一生主要興趣在政治，不在詩。和“語不驚人死不休”“新詩改罷自長吟”“晚節(jié)漸于詩律細”的杜甫比較，他對作詩并不那么重視。李白很驕傲，但他極少吹噓自己的詩才，卻總是吹噓自己的政治才能，一再表白自己“懷經(jīng)濟之才”“托意在經(jīng)濟”“欲獻濟時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政治抱負非但不得施展，反而招致嘲笑：“時人見我恒殊調(diào)，聞余大言皆冷笑?！边@是當世人對他的態(tài)度；“李太白狂士也……此豈濟世之人哉！”這是后世人對他的看法。李白明明說自己“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舊唐書》卻硬派他“飄然有超世之心”；他在安史之亂中三度參軍、一次入獄、一次流放，激昂慷慨，《新唐書》卻偏說“白晚好黃老”。李白在歷史上的顯赫詩名誰都承認，對于他的政治抱負誰都不承認。
李杜都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一個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一個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都想做出一番輔弼大業(yè)。但當他們積極從事政治活動時，唐統(tǒng)治者已經(jīng)非常腐敗，政權(quán)操在不學(xué)無術(shù)而又嫉賢妒能的李林甫、楊國忠這般奸相手中，這是他們從政失敗的客觀原因。杜甫兩次應(yīng)考落第，碰了許多釘子，終于因陳情、干謁由小官入仕，采取的從政道路是很現(xiàn)實的。李白卻始終不向現(xiàn)實屈服，他不考科舉，不求小官，“喜談縱橫術(shù)，好語王霸略”，總想步先秦策士后塵，憑借個人才能一舉而致卿相，成為安邦定國的風(fēng)云人物。這種從政道路在逐鹿未定的封建社會初期曾經(jīng)是現(xiàn)實的，在封建社會龐大的官僚機器已經(jīng)鞏固建立的時期便顯得滑稽可笑。這是李白從政失敗的主觀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抱負在歷史上不被理解的重要原因。
我們不用為李白從政失敗“嗟咨”，白居易便說：“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中國古代不少人都懂得這種生活的辯證法。值得“嗟咨”的是歷代封建士大夫?qū)畎椎钠毡榭捶?。當然，無論從成就上看或從氣質(zhì)上看，李白都是詩人，不是政治家。但是，如果不了解李白的政治悲劇，便不可能正確了解他的詩。
兩年翰林供奉生活，在李白一生中是個重要轉(zhuǎn)折點；無論從前看往后看，情況都是如此。從出蜀到入宮，其間經(jīng)過十七年，可看成李白從政準備時期。李白雖不曾像杜甫那樣直接向皇帝陳情，但他在各地漫游中竭力擴大社會關(guān)系，結(jié)交各階層的知名人物（包括王公、大臣、地方官吏以至隱者、道士），向他們吹噓自己，以期樹立名聲，也就等于是間接向皇帝陳情。經(jīng)過多年慘淡經(jīng)營（包括游仙、訪道和隱居生活在內(nèi)），終于名動京師，以至唐玄宗親下詔令征他進京，其時天寶二年，李白已經(jīng)四十二歲。李白辭家赴征時寫的那首《南陵別兒童入京》，近世論家每引最后兩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確很能說明李白當時的心情；其中還有一句：“游說萬乘苦不早！”則不但說明心情，還說明抱負。他儼然以謀臣策士自居，滿以為可以實現(xiàn)“奮其智能，愿為輔弼”的夙愿了。
關(guān)于李白入宮初期受到的待遇，李陽冰《草堂集序》中有一段相當翔實的記載：
皇祖下詔征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diào)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
李陽冰是李白死前見到的最后一個人，其所編李集系李白“枕上授簡，俾余為序”，所敘李白事跡當最可信。“綺皓”，指漢初著名隱者商山四皓中的綺里季，李白于詩文中曾屢次提及或以自比，主要是為抬高身價，表示自己是不受侮慢的客卿。唐玄宗正是這樣看待他的。他自然不以調(diào)護孝惠劉盈的四皓為滿足，而是要積極參預(yù)政事，這個宏愿看來也并沒有完全落空。當世另一位李集編纂者魏顥亦有李白于宮中“制出師詔”的記載；年代稍晚一點，劉全白曾記李白“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范傳正曾記李白“論當世務(wù)，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也都是可信的記載。上述這些記載與李白自敘“既潤色于鴻業(yè)，或間草于王言”“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早懷經(jīng)濟策，特受龍顏顧”“遭逢圣明主，敢進興亡言”“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相印證，可知李白入宮初期確曾在政治上顯過身手。所載《出師詔》《和蕃書》《宣唐鴻猷》均未流傳，所謂“辯如懸河”也不知道他在唐玄宗面前講的什么，因此無從了解其具體政治主張。值得注意的是《和蕃書》這個題目，與李白去朝以后寫的許多反戰(zhàn)詩篇（如《古風(fēng)》其三十四、《書懷贈南陵常贊府》、《登高丘而望遠?！返龋┫嘤∽C，可知李白是反對窮兵黷武、主張和平外交的，這自然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進步主張。但可以斷言：李白的主張并沒有對統(tǒng)治者的政策發(fā)生作用。天寶初年以后開邊戰(zhàn)爭有增無已，就對吐蕃而言，八載哥舒翰率兵十萬拔石堡城，李白于《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對哥舒猛烈抨擊，即因此事。李白在宮廷的政治活動不可能發(fā)生作用，關(guān)鍵在他根本沒有接近真正掌握實權(quán)的人物。據(jù)《新唐書·李林甫傳》載：“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yǎng)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shù)百人，并相繼誅……諫官皆持祿養(yǎng)資，無敢正言者?！边@便是李白面臨的現(xiàn)實：唐玄宗本人已經(jīng)厭倦政事，實權(quán)掌握在著名奸相李林甫手中?，F(xiàn)有材料表明：李白待詔翰林期間接觸的宮廷人物很多，其中有左相李適之，卻沒有右相李林甫，連讒毀他的人物當中也沒有李林甫，這就說明他和這位實權(quán)人物根本沒有接觸。李白既是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只有通過皇帝才能實現(xiàn)其抱負，入宮后依附皇帝而不依附宰相，在他是合乎邏輯的。但唐玄宗并沒有突然委以國政的理由，何況連他自己對政事也不感興趣了呢！完全有理由設(shè)想：唐玄宗的“問以國政”并不包含多少誠意，他對于李白的“辯如懸河”也不過是姑妄聽之而已。便是這種表面敷衍，也為時不久。李陽冰記：“丑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蔽侯椝涍^程簡略，卻具體指出了進讒的人：“上皇……令制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游海岱間?！卑矗簭垐叜敃r亦以學(xué)問知名，以中書舍人供奉翰林，后安史亂中投降安祿山。《松窗雜錄》等書則說李白遭疏系由高力士、楊太真讒毀。上述記載與李白自己所說“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diào)”“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為賤臣詐詭，遂放歸山”相印證，可知李白受讒被疏無疑。值得注意的是，諸家所載這些進讒的“同列”當中，張垍是駙馬，高力士是貴宦，楊太真是寵妃，與李白所說“佞臣”“賤臣”符合，都是皇帝的親近，可并非左右朝政的權(quán)臣，此亦可為李白未接近政治實權(quán)人物之又一證。李白既以謀臣策士自居，自然不把這些皇親貴宦放在眼里，這些人當然也瞧不起出身布衣的李白，更不會容忍他的傲慢，他們對他進行讒毀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唐玄宗本人對李白的看法，雖然說者多有美飾，有時也能看出點真實眉目，如“此人固窮相”“非廊廟器”，便都是唐人的記載，可見在唐玄宗眼里李白并不是當官的材料。
唐玄宗并不欣賞李白的“經(jīng)濟之才”，卻非常欣賞他的詩才。關(guān)于李白宮廷生活，歷代人津津樂道的是這樣一些記載：
開元（當是天寶之誤）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xué)士李白進清平調(diào)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献允穷櫪詈擦钟犬愑谒麑W(xué)士。（李濬《松窗雜錄》）
（唐玄宗）嘗因?qū)m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兹」P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跱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鋈雽m中，恩禮殊厚。（孟棨《本事詩》）
李白在翰林多沈飲，玄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shù)章，文不加點。（李肇《唐國史補》）
開元（當是天寶）中，李翰林應(yīng)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王定?！短妻浴罚?/p>
以上記載雖屬小說稗史，未知何據(jù)，但作者都是唐或五代人，去李白不遠，新舊《唐書》均曾采用；再參照李白并杜甫等人詩文，可知這些經(jīng)過渲染的描寫是大致可信的。所記《清平調(diào)詞》《宮中行樂詞》現(xiàn)存李白集中，確實都是些歌詠享樂生活、點綴升平的典型宮詞。所記《白蓮花開序》未傳，但范傳正《翰林學(xué)士李公新墓碑序》亦載：“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蕷g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yōu)寵如是。”可能最早行世的李集中有這么一篇作品。當然，李白為唐玄宗寫的作品并不止此。魏顥《李翰林集序》稱“朝廷作歌數(shù)百篇”，李陽冰《草堂集序》亦稱“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shù)百首”，這些作品雖大部散佚，于現(xiàn)存李集中總還留下數(shù)十首，其中十六首可以肯定為奉詔應(yīng)制之作。再從杜甫《寄李十二白》中所說“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和任華《雜言寄李白》中所說“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同樣可以看出李白在長安宮廷的真實處境。
唐玄宗實在是把李白當御用詩人看的，為榨取其詩才盡可“以水沃之”，其地位與樂工、倡優(yōu)何異？這對于想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的李白，真是絕大的諷刺！事過境遷，當李白晚年回憶這段翰林生活時，對于“朝天數(shù)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龍駒雕鐙白玉鞍，象床綺食黃金盤”“敕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luò)頭白玉鞍”的榮華，自不無顧戀，這是李白的庸俗一面?？墒抢畎椎牟⒉挥顾祝舱迷谟谒敵跄軌蛞闳簧釛夁@種“榮華”。關(guān)于李白去朝，說者紛紜，不外遭讒被逐和“懇求還山”兩種?？峙逻€是杜甫所說“乞歸優(yōu)詔許”，李陽冰所說“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最為可信。如前所述，李白遭讒被疏是事實，但如果他甘心做個“入侍瑤池宴，出陪玉輦行”的宮廷詩人，照樣可以享受富貴榮華的，或許讒毀便不致發(fā)生。李白可貴之處在于他不安于現(xiàn)狀，“彷徨庭闕下，嘆息光陰逝”，因為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即使享有富貴榮華，仍然不得意，這種不得意的心情在他當時寫的詩中經(jīng)常流露。李陽冰有段話很可注意：“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游?！笨梢姲讼芍螌嵲诶畎渍紊媳皇柚?，是他的一種反抗行動。同樣，如果令高力士脫靴傳說可信，也是一種反抗行動；這種反抗既是針對“以水沃之”的中貴，也是針對唐玄宗的?！杜f唐書》作者有悟于此，所以說李白“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事實并不可信，但李白放浪形骸以示反抗的行為引起了唐玄宗不滿，則屬情理中事。因此也可以說李白的失意系咎由自取，這正是他值得頌美的地方！
可是，近世研究者每引任華所謂“高歌大笑出關(guān)去”以說明李白去朝時的心情，則又未免把李白看得過分曠達。他辭家赴京時固然是“仰天大笑出門去”，辭京還家時便不能是任華猜想的那個樣子。請看《出金門后書懷留別翰林諸公》一詩：
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回光燭微躬。恭承鳳凰詔，欻起云蘿中。清切紫霄迥，優(yōu)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怀ソ瘃R，飄落成飛蓬。賓客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猶可倚，不慚世上雄！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
辭意相當纏綿，對于宮廷生活的眷戀真可謂一步三回首。最后提到商山四皓中的夏黃公和綺里季，表面表示歸隱決心，實則借四皓與漢高祖故事以譴責(zé)唐玄宗的輕士并表明自己義不受辱；既是“微辭”，說穿了，也是戀君的表示。既有不滿，又有留戀，這種矛盾心情在李白是很典型的。他在去京大約十年以后寫的《書情贈蔡舍人雄》中，又借嚴子陵與漢光武故事，反用其義，以說明他對唐玄宗的失望：“彼?？托请[，弱植不足援！”但在同一首詩中又說“跡謝云臺閣，心隨天馬轅”，仍舊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闕！這種矛盾使李白在持偏見的后世論家當中處于兩面受攻的尷尬地位：宋代道學(xué)家詆李的重要根據(jù)之一便是他對皇帝的忤慢，近世某些研究者則又對他終生眷戀朝廷每有譏刺。不言而喻，李白的“戲萬乘若僚友”和以客卿自居，比起同時一般封建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奴顏婢膝來，更能引起我們的同情。不過，李白并不能超越歷史局限，雖然自稱“偃蹇臣”，畢竟還是要稱臣。有什么辦法？既想做番輔佐大業(yè)，總得有輔佐對象，即使碰上個昏君，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這是屈原、李白以及封建時代許多有政治抱負的優(yōu)秀人物的共同悲劇。
李白宮廷生涯以徹底失敗告終，對封建時代一個熱衷功名的讀書人來說，這是很大的不幸?？墒?，對于詩人李白來說，這段經(jīng)歷不惟毫無遺憾，可說十分幸運。如果李白不進宮廷，他對政治黑暗和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本質(zhì)便不能具有那樣深刻的認識，從而也就不能對社會盛極而衰的必然趨勢具有堅信不疑的預(yù)感；如果他入宮后功成名遂或則安心做個宮廷詩人，便不會對統(tǒng)治階級進行那樣大膽的揭露和抨擊，他的抒發(fā)個人痛苦的詩篇便不會同廣大人民的情緒產(chǎn)生和諧共鳴。五十年代，我在和一些主張李白詩反映了“盛唐氣象”的研究者爭論時，曾把天寶二年李白入宮當成他的創(chuàng)作分界線，認為他的主要創(chuàng)作在后期。當時尚未見有人為李白詩編年，只有一帙由南宋薛仲邕編輯、經(jīng)清人王琦補訂的《李太白年譜》，因此爭論當中彼此都感到有些困難。因近人黃錫珪《李太白編年詩集目錄》和詹锳《李白詩文系年》相繼行世，現(xiàn)在重新研究便感到方便得多，實在應(yīng)該對他們的辛勤勞動表示欽佩和感謝！
當然，由于年代久遠，可資征引資料有限，將某一作品系于某年有時難免武斷；于大致寫作時期的判斷，則一般是可信的。大體而論，黃氏《目錄》將現(xiàn)存李白詩文絕大多數(shù)編年，而考證（見其所撰《年譜》）欠詳；詹氏《系年》占李白現(xiàn)存詩文三分之二強，態(tài)度較審慎，考證說明亦較翔實。如按愚見將天寶二年作為分界，據(jù)黃氏《目錄》，則前二十年詩文共一百三十四篇，后二十年詩文共八百二十三篇，后期為前期六倍以上；據(jù)詹氏《系年》，則前二十年詩文共一百四十四篇，后二十年詩文共六百二十一篇，后期為前期四倍以上。而我之所以強調(diào)李白的后期，主要根據(jù)還不在作品數(shù)量，而在作品質(zhì)量。歷代論家評李普遍存在重藝術(shù)輕思想的缺點。在我們看來，李白作品的思想特色比藝術(shù)特色更加重要。我們今天給這位“吟詠留千古”的偉大詩人以崇高評價，不僅因為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摹仿的鮮明的藝術(shù)個性，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進步政治傾向和極其深刻的社會內(nèi)容。而作為一個對政治和重大社會問題有深刻理解的先覺者，他是在和最高統(tǒng)治集團有了直接接觸的經(jīng)驗之后才成熟的。只要按編年順序把現(xiàn)存李白詩文通讀一遍，便不難看出兩年翰林生活在李白創(chuàng)作生涯中是個關(guān)鍵性的轉(zhuǎn)折點。他的前期作品，或抒發(fā)抱負，或流連山水，或詠史懷古，或惜別，或寄遠，一般說來思想感情比較單純，缺乏后期作品的深刻，復(fù)雜和凝重，讀起來感人力量不大，根本原因在于這些個人抒情還缺乏社會內(nèi)容。至于后期作品，雖然仍以個人抒情為主，但這些個人抒情經(jīng)常伴隨著對政治黑暗以及整個社會秩序的猛烈抨擊，這時才出現(xiàn)我們所熟悉的李白的面貌。李白后期的抒情詩大部分可以當作政治抒情詩來讀，關(guān)于這一點，將另文論述?！杜f唐書》稱李白“飄然有超世之心”，胡適鸚鵡學(xué)舌，于《白話文學(xué)史》中也說李白是個“山林隱士”。其實，李白比文學(xué)史上任何人都更有資格被稱為政治詩人、社會詩人，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
李白短促的宮廷生涯，包括他的奉詔填詞應(yīng)制作詩，總的看來是個政治悲劇。李白沒有辜負歷史要求他扮演的角色，因此才可能成為真正偉大的詩人。
（本文摘自裴斐著《李白十論》，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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