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雅集以改琦《紅樓夢圖詠》為例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歷來有一種雅集活動，一批朋友，同時聚在一起，吟詠景物，觀賞書畫，如王羲之的蘭亭雅集，王晉卿的西園雅集等等。而書畫題跋，可以稱作“紙上雅集”。

本文以清代改琦《紅樓夢圖詠》為案例，通過深入分析與探討，以期梳理出一番“紙上雅集”的創(chuàng)作起因、背景、結(jié)果，以便對這一傳統(tǒng)鑒賞方式有一直觀的了解。為什么筆者選擇《紅樓夢圖詠》呢？首先，一圖一詠的形式是典型的“紙上雅集”模式；其次，改琦的生平和社交圈，是中國古代文人雅集模式的一個縮影；最后，改琦最初完成的《紅樓夢》人物圖創(chuàng)作，只是圖冊，使之變成“圖詠”的，正是當(dāng)時雅集盟主兼改琦的贊助人李筠嘉發(fā)起的“紙上雅集”，且在改琦和李筠嘉去世之后，圖冊依舊不斷地在增加詩文題跋，也不斷地在付梓版刻印刷。 

改琦《紅樓夢圖詠》

紅樓畫史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文學(xué)的無價之寶，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付梓印行，便大受歡迎，出現(xiàn)了“上自公卿，下及屠販，罔不讀之而嘖嘖然稱道之”的閱讀現(xiàn)象。而在熱情傳頌《紅樓夢》小說的人群中，有一個特殊的閱讀群體——他們是早期紅樓“粉絲”，同時又是畫家——包括那些給小說刻本作插圖的無名作者，十九世紀(jì)的文人畫家，以及民間的畫師們。他們不僅喜歡這部小說，并且用手中之畫筆傳達他們的喜愛、理解和體驗。而這一紙上紅樓人物繪畫，亦構(gòu)成了《紅樓夢》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共為我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瑰寶。阿英曾在1963年發(fā)表的《漫談紅樓夢的插圖和畫冊》一文就曾特別提醒學(xué)者們關(guān)注自配有插圖的程偉元本《紅樓夢》問世以來，一百七十多年間美術(shù)家們的不斷精心創(chuàng)造，因這無疑構(gòu)成了另一種名著接受史。從早期的紅樓畫來看，主要形式有三種：版刻插圖、民間藝術(shù)和畫家繪本。

版刻插圖，史載最早的紅樓畫版刻插圖，見諸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書屋活字本之《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程甲本”。第二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高二人又對甲本做了一些“補遺訂訛”、“略為修輯”的工作，重新排印，通稱“程乙本”。“程乙本”的印行，結(jié)束了《紅樓夢》的傳抄時代，使《紅樓夢》得到廣泛傳播——我們回到版刻插圖。

民間藝術(shù)，其實與前所言“版刻插圖”是有一定聯(lián)系的，因為版刻即版畫刊刻，是屬于民間手藝的一種。此外，還有年畫的形式。

畫家繪本，在程甲本“一梓風(fēng)行”之后，逐漸成為畫家所喜愛表現(xiàn)的題材對象，中以改琦最負盛名。時人及今人皆認為改琦的紅樓人物畫為紅樓畫之杰作，現(xiàn)傳有《紅樓夢圖詠》、《紅樓夢臨本》與《紅樓夢圖》等。

《紅樓夢圖詠》到底有幾種版本？恐怕很難厘清，上海博物館顧音海先生所撰《紅樓夢圖詠版本比較》一文中指出，《紅樓夢圖詠》除了初版本外，還有重印本、翻刻本。初版本為大開本，每冊不標(biāo)序號。而重印本為小開本，某些圖像的個別地方吃墨不均，鈐蓋印章與初印本有相異之處，例如第一幅“通靈寶石絳珠仙草”就少了“玉壺山人”印記，其它畫像幾乎都不鈐印記，也無圖序編號。翻刻本則以文元堂版流傳較廣，與初印本之字體圖像均有相異之處，全書分元、亨、利、貞四冊，在每一版框右下角欄線外有標(biāo)示序號，翻刻跡象非常明顯。而此文元堂翻刻本又有重印本，扉頁書名有“永安畫眉”字樣。而傳世版本問題不在本文重點討論范疇內(nèi)。

改琦《紅樓夢圖詠》淮浦居士序

改琦與《紅樓夢圖詠》

改琦（1773-1828），字伯韞，號香白，又號七薌、玉壺山人、玉壺外史、玉壺仙叟等。宗法華喦，喜用蘭葉描，仕女衣紋細秀，樹石背景簡逸，造型纖細，敷色清雅，創(chuàng)立了仕女畫新的體格，時人稱為“改派”。改琦為回族，先世本西域人，于元朝時入居中原，世居宛平（今屬北京），祖父改光宗一度任松江（今屬上海）參將，遂入籍于此。明清以來，松江地區(qū)文人薈萃，書畫鼎盛，改琦從小耳濡目染，深受影響，青少年時就在藝術(shù)上取得一定成就。稍長，結(jié)交地方名人，如王芑孫、李廷敬、李筠嘉等，詩、書、畫上得到指點，開闊了眼界，名聲漸著，慕名索畫者接踵而至，作品不但在江浙一帶備受推崇，而且還得到京師的王公貴族、官僚文人的贊許。外游期間，與所到之處的文人、畫家均有書畫應(yīng)酬、詩詞贈答，并游山玩水，領(lǐng)略江湖名勝，使其視野、胸襟得到了開拓和豐富，對其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有一定的影響。

改琦在當(dāng)時的受歡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其仕女畫迎合了當(dāng)時的大眾口味。不過，雖然是面向市場的畫卷，改琦對于藝術(shù)的態(tài)度確實非常認真和嚴(yán)肅的。改琦有文學(xué)修養(yǎng)，多才藝，既能吟詠倚聲，又擅為文；喜歡古玩，精于鑒賞。吟詠結(jié)集有《玉壺山房詞》。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后，即改琦二十歲后的數(shù)年間，在詩、書、畫等方面頗受益于當(dāng)時在上海任“蘇松太兵備道”的李味莊。李味莊名廷敬，號寧圃，居官上海時號稱“風(fēng)雅主盟”。李味莊當(dāng)時備兵于滬上，在上海西城有李氏廨舍“平遠山房”，賓朋滿座，援琴雅歌，客中皆一時名流，為時人所矚目。青年改琦在當(dāng)時就有積極融入上流文人圈的意識，畢竟在當(dāng)時像改琦這樣出生于沒落貴族之家的后代，要想立足于上流社會而衣食無憂，僅有才華是不夠的，而且改琦的才華很多也并非天份，更多的是后天的努力。他努力的方向是對的，正是在他出入這些海上名流的詩畫琴樽集會之間，并得到了李味莊的賞識。蔣寶齡撰《墨林今話》卷十一“玉壺山人”有記載：“李廷敬備兵滬上……琦甫弱冠，受知最深，既而聲譽日起?！笨梢?，得到李味莊的知遇可以說是改琦人生的轉(zhuǎn)折點。比如后來他通過李味莊認識了李筠嘉，也就是《紅樓夢圖詠》的發(fā)起者和贊助者。嘉慶以來三十年間，李筠嘉一直與改琦過從甚密。改琦每來上海就下榻于吾園之內(nèi)，受到特殊款待?！都t樓夢圖詠》五十幅，最初即歸李筠嘉收藏。后來淮浦居士在付梓印版的《紅樓夢圖詠》序里就說道：“光祿珍秘奇甚，每圖倩名流題詠?！庇幸馑嫉氖牵惺妨辖哉f，改琦與李筠嘉二人是在同一年也即1828年“相繼歸道山”。這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冥冥之中的緣分了。

那么，李味莊和李筠嘉彼此之間又是什么關(guān)系呢？他們是至交，兩人志趣相投，于1803年在吾園共同創(chuàng)辦書畫會，即“吾園書畫會”。參加該會的有：方楷、李學(xué)璜、改琦、林鎬、洪亮吉、陳復(fù)堂、龔自珍及錢杜等，共133人。據(jù)李筠嘉編的《春雪集》記載，這許多書畫家在集會時為“吾園”留下的紀(jì)念作品，包括繪畫、詩詞等，共250余件。“吾園書畫社”前后二十余年不衰。

今天的仕女畫家盛名，掩蓋了改琦除了仕女畫之外、亦工山水花鳥的造詣。改琦的《紅樓夢圖詠》雖然是為贊助人而作，為大眾審美而作，但前提是他本人也是《紅樓夢》小說的熱情讀者。比如，他在刻畫薛寶釵時融入了自己的想法。都說薛寶釵聰明乖巧成眾人寵兒，而林黛玉怨天尤人不諳世故，是兩種極端的反差。然而，薛寶釵的這種聰明乖巧真的值得贊揚嗎？改琦給薛寶釵設(shè)置了“寶釵撲蝶”的造型，但這里的“執(zhí)扇”很可能是“秋風(fēng)紈扇”的隱喻，也即“?？智锕?jié)至，涼飚奪炎熱”的寓意——縱使審時度勢、聰明伶俐如寶釵，命運亦不過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紅顏薄命也。其實，改琦的人文主義情懷在這本人物冊中有多處體現(xiàn)，如葬花的黛玉、坐禪的妙玉、手握定情劍的尤三姐，即使對于貴為宮中娘娘的元春，改琦沒有刻畫她風(fēng)光的正面，而是描繪了一個孤獨的背影，一派“思親淚染杜鵑紅”的意境。改琦善于運用景物烘托的特點也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并非一般的小情小調(diào)的憐香惜玉情懷。

此外，我們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改琦身處那樣的一個中國封建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商品經(jīng)濟介入的時代，其作品本身就帶有較強的商品屬性。漢唐氣象、大明輝煌，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末，就是一種小家碧玉的精致。鄭振鐸現(xiàn)在在《中國木刻畫史略》如此形容徽派木刻畫，筆者認為也可以用來形容清末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和審美取向：“還有人說，他們所表現(xiàn)的正是明帝國默契的‘世紀(jì)末’的真正生活，氣魄小，但十分追逐于小中見大的雅致細巧。他們愛的是小園林，是假山，是小盆景，是甜香沉郁的煙氣裊裊。這些話，都是對的?！?因此可以說，改琦的那些仕女畫，更多的不是為了美術(shù)審美而存在，而是為了贊助人而存在，所以如果僅僅以美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去評價是片面的。個人的力量再怎么強大，是不太可能掙脫時代的束縛，正是時代造就藝術(shù)。畢竟，驚世天才是極少數(shù)。

改琦《紅樓夢圖詠》內(nèi)頁

圖詠的“起、承、轉(zhuǎn)、合”

起——應(yīng)時代而起

《紅樓夢圖詠》成書比較早，可出版發(fā)行很晚。圖冊約從大約嘉慶二十年開始繪制，間隔了60多年。因為當(dāng)時改琦以《紅樓夢》圖見示于住在上海的風(fēng)雅盟主李荀香，荀香以為“珍秘奇甚，每圖倩名流題詠，當(dāng)時即擬刻以行世”。但道光九年，李荀香和改琦相繼去世，“圖冊遂傳于外”。到道光十三年，被改琦弟子顧春福復(fù)得，但不知為何又流于南昌，直到光緒三年被淮浦居士購得，光緒五年(1879年)方才出版發(fā)行?；雌志邮吭谥菩蛑蟹Q贊說：“其人物之工麗，布景之精確，可與六如、章侯抗行”。他擅長人物，“落墨潔凈，設(shè)色妍雅，風(fēng)格秀美”是其特色。依淮浦居士的說法，這部《紅樓夢圖詠》是改琦下榻吾園時為李光祿所作。之后在改琦與李光祿相繼過世之后，改琦的弟子顧春福于道光十三年重獲展讀這部畫冊時說：“紅樓夢畫像四冊，先師玉壺外史醉心悅魄之作，筍香李光祿所藏，光祿好客如仲舉，凡名下士詣海上者，無不延納焉。憶丁亥歲薄游滬瀆，訪光祿于綠波池上，先師亦打槳由渄東來，題衿問字頗極師友之歡。暇日曾假是冊快讀數(shù)十周，越一年，先師光祿相繼歸道山，今墓木將拱，圖畫易主，重獲展對，漫吟成句?！鳖櫞焊＃?796-？），字夢香，一作夢薌，號隱梅道人，昆山人。師從改琦，善畫，所作仕女、花卉、山水，無一不精，名噪一時，尤其山水畫，意境悠遠，自成一家，但作品傳世不多。他不但擅畫，還精通音律、善度曲，也寫散文，著有《隱梅庵日記》。顧春福與改琦同時造訪李光祿吾園，是在丁亥年（道光七年），從書中許多題詞于嘉慶年間來看，這部圖冊應(yīng)該是改琦造訪李光祿吾園之前所作的，且早為李光祿收藏應(yīng)無疑義，他視為珍本秘藏，顧春福于光緒七年造訪吾園時，還借來快讀數(shù)十遍。道光八年，改琦與李光祿相繼過世后，這部圖冊就易主收藏了，到了道光十三年，顧春福在偶然機會下重見此圖冊，也寫下題記，但此書是否轉(zhuǎn)由他收藏，不得而知，流傳情形也難查證。直到光緒三年，淮浦居士從豫章回故鄉(xiāng)途中，購得這部圖冊，因為這是改琦的精心之作，任其藏諸密室，實為可惜，于是在光緒五年“急付手民以傳之”，這就是《紅樓夢圖詠》的初刻本，而這初刻本的出現(xiàn)已經(jīng)是在改琦逝世后五十一年的事了。

1984年版北京市中國書店出版《紅樓夢圖詠》（據(jù)月樓軒刻版影?。氣O撲蝶頁

“承”、“轉(zhuǎn)”——從圖冊到圖詠

《紅樓夢圖詠》并不是在一開始就叫“圖詠”，而是《紅樓夢人物冊》，使圖冊變?yōu)閳D詠的，正是這口口相傳的題詠、傳播以及后世的持續(xù)題詠創(chuàng)作。

在圖詠中最早題詠的是張問陶(1764—1814)所題的“史湘云”、“碧痕”、“秦鐘”三頁，最晚的是王希廉及其妻周綺，時間在道光十九年(1839)。張問陶題詠雖然沒有紀(jì)年，但可以斷定是在嘉慶甲戌年（1814年）以前，因為張問陶是在這一年去世的。到了王希廉，王希廉的題詠在道光己亥1839，這時候改琦、李光祿都已過世。王希廉是清代著名《紅樓夢》 評點家，他的所在年代正是《紅樓夢》程高本問世不久，恰逢“閑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蔚為風(fēng)尚的時代。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 ) ，王希廉將他評點的本，以他和夫人周綺共同的書齋名“雙清仙館”名義刊行于世，是為《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世稱“雙清仙館本紅樓夢”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 ，江寧吳耀年刊印了王希廉全部評點文字，題為《紅樓夢評贊 》。此后，王希廉以《紅樓夢》評點家的身份而聞名于世。王希廉原配夫人周綺，是清代著名女畫家，評書家，字綠君，小字琴娘，昭文(今江蘇常熟)人，工詩詞，善音律，能篆刻，兼書畫，多才多藝。其題詠典雅可知。其他先后填詞題詠的有徐渭仁、吳榮光、羅鳳藻等人。皆嘉道名流。

1984年版北京市中國書店出版《紅樓夢圖詠》（據(jù)月樓軒刻版影?。┰喉?/span>

“合”——付梓出版

版畫的興起對于《紅樓夢圖詠》的成功是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為版畫才使得圖冊走入千家萬戶。在早些時候的18世紀(jì)，大英帝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本土繪畫大師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就是一個熱衷將畫作轉(zhuǎn)換為銅板、雕版、石版的人，他筆下的諷刺當(dāng)時英國風(fēng)俗的犀利漫畫肖像，正是因為通過這樣千百張復(fù)制的版畫而廣為傳播、知名度大增。那么，像《紅樓夢》這樣大受歡迎的小說之插圖，在明清已大大拓展其藝術(shù)領(lǐng)域，衍伸至版畫印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并有不同的刻本。

《紅樓夢圖詠》共繪制了通靈寶玉石絳珠仙草、警幻仙子、黛玉、寶釵、元春、探春、惜春、史湘云、妙玉、王熙鳳、迎春……寶玉等五十幅，凡五十五人。如前所說，先后為畫冊題詞賦詩者三十有四，每圖一至三題，共得75詠。或詩或詞，或一題或二題三題不等。筆者曾查閱過《紅樓夢圖詠》不同的版刻版本，如月樓軒刻本（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一版一?。瑢O溪世家、吳縣朱氏槐樓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一版一?。?，以及上古社巾箱本刻本，不同的版刻有不同的序文跋語，并留下不同的鈐印。這也是一有意思的現(xiàn)象。版刻本對比筆者手頭收有的西泠印社的《清改琦紅樓夢人物圖冊》（2007版），讓筆者更覺版畫插圖中的“線”之美，其亦是中國傳統(tǒng)繪畫中的“線”與刀的結(jié)合，它不但包含著“筆法”、“骨法”，還包含著“刀法”，并更注重線條的裝飾性。而圖冊版改琦的原作，線紋流暢、娟秀，清淡雅致，人物工麗而布景精雅。

綜上所述，可以說沒有背后的發(fā)起者和贊助者，就沒有今天的《紅樓夢圖詠》。李筠嘉其人，在《海上墨林》中有一段，透露出不少信息：“李筠嘉，字修林，號筍香。例貢生，官光祿寺典簿。工書媚學(xué)。家有慈云樓，藏書數(shù)萬卷。有別業(yè)在城西南隅，曰吾園。后改龍門書院。科舉停，又改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學(xué)校。滬道李味莊觀察招致名流，宴集其中，觴詠之盛，為海上冠。朋友投贈篇什?？虨橐痪幵弧断阊┘贰！?另有陜西人民出版社《歷代藏書家辭典》中有載：“李筠嘉，清上海人。字修林，號荀香。候選光祿寺 典簿。龔自珍《定庵續(xù)集》卷三 ‘上海李氏藏書志序’：‘上海李修林筠嘉藏書甚富。精于?？?，藏書至四千七百種，論議臚注至三十九萬言。’室名‘慈云樓’” 。此二處皆提到“慈云樓”。慈云樓是何也？乃李筠嘉之藏書室室名也。藏書巨富，肯定不止龔自珍所稱的“四千七百種”，因此數(shù)目乃李氏從自己的藏書中挑出四千七百種編為書目。而《海上墨林》稱李氏“藏書數(shù)萬卷”。當(dāng)時李筠嘉把它收藏的4700種書編為書目，名為《上海李氏藏書志》，對各書的卷數(shù)、作者、內(nèi)容等加以記載和評述，并邀請龔自珍為這部藏書志撰寫序文，龔自珍在序中不僅提到了李筠嘉，也系統(tǒng)介紹了中國目錄學(xué)的源流發(fā)展，表達了他對目錄之學(xué)的厚愛。李筠嘉本人是非常支持出版印刻詩集和畫集的。如有一次改琦的亡友褚華（文洲），家貧無子嗣，生前無力出版自己的詩文集，過世后遺稿多散佚。改琦得知這一情況后，有意識地搜羅褚華的詩稿、整理成《寶書堂詩鈔》并請求李筠嘉出版，李筠嘉欣然應(yīng)允，為之出資版行。這在李筠嘉自己的行文中有提到：“云間改七薌見之，屬為付梓，因乞姜孺山為之校訂” ，又有沈嵩《煉秋室詩稿》所載：“李筍香以所刊文洲《寶書堂集》見寄。文洲無子，詩集幾散佚，君宛轉(zhuǎn)得之，力任付梓?！崩铙藜螌τ谀吧松星胰绱?，那么對其門下貴客兼好友的改琦，其畫冊與詩集的出版也不再話下，并且極為重視。

改琦《紅樓夢圖詠》妙玉頁

百花齊放之“詠”

為《紅樓夢圖詠》題詠的，有不少是李筠嘉和改琦的生活、交友圈的人。比如屬最早一批題詠者之一的沈文偉，與改琦關(guān)系匪淺。沈文偉是沈恕之子，而沈恕與改琦自幼相善，在華亭北郭有古倪園，乃當(dāng)時松江府的名門望族。同那個時候的風(fēng)氣同，沈氏亦喜賞鑒書畫，招致游從，并有自家刻書作坊——來鶴樓。改琦早年的詩文成就很可能得自沈恕的指點。另，改、沈兩姓為通家世交，所以沈恕在嘉慶十年（1805）去世之前，改琦經(jīng)常會去古倪園并小住。而改琦不少傳世畫跡中，細心者可發(fā)現(xiàn)鈐有“華亭沈氏鑒藏”印作品。這些信息的史料支持亦可從后來沈文偉在為改琦詩集?？瘯r所證，即《?？駢厣椒吭~引》中有言：“先生（改琦）習(xí)于司馬，兩世交情，縱跡最稔。當(dāng)嘉慶中葉，每長夏無事，輒邀先生至園中池館追涼。竹露荷風(fēng)，宵盤晝憩。故先生書畫款識，署古倪園者極多?！贝送?，改琦的此本《玉壺山房詞選》即由來鶴樓鐫行問世。此一處亦可知，當(dāng)時有點財力、愛好文藝者，多會選擇將詩集、畫冊付梓出版，以供更多人傳閱、賞鑒，這有點類似我們今天把文章、作品發(fā)到網(wǎng)絡(luò)博客中，是一樣的道理。

不過，正因為是“百家之詠”，也難免會有“各家之言”的意味在里面。有時候題詞者甚至?xí)桀欁髡叩脑夂彤嬜鞯囊饩场白哉f自話”?！都t樓夢圖詠》中的不少題詠就有這種現(xiàn)象存在。如圖詠中有元春一幅，元春盛妝背臉，凝神靜思，看來雍容華貴，但內(nèi)心隱痛卻難以排除。畫上看不到人物的面孔，正是說明元春在那“不得見人”的深宮內(nèi)院，感到“骨肉分離，終無意趣”的悲哀。庭中杏花盛開，取一個“早”字，點出元春之意，但也預(yù)示了它的早敗，花開花落，原不過瞬息之間。

此頁有周綺題詩曰：

椒房更比碧天深，春不常留恨不禁，修到紅顏非薄命，此生又缺女兒心。

這詩和畫，沉痛地寫出了至親骨肉咫尺天涯的悲劇，人的正當(dāng)感情怎樣被陰森的宮墻所隔斷、所扼殺。這就更強烈地揭示出皇妃生活的空虛苦悶和封建制度的冷酷無情。反觀元春的另一首沈耀鈐為元妃的題詞卻根本歪曲了改琦的原意：

宮花含笑對新妝，云髻風(fēng)鬟下御床，儂是承恩香殿里，也應(yīng)香艷冠群芳。

這就是是離題萬里，改琦并非要描繪元妃的榮耀與恩寵，何來“冠群芳”的爭寵？且字體略微草率，篇幅亦不算工整。

另，從所題內(nèi)容亦可看出題者的性格與品味。比如圖詠的另一位比較重要的題者是姜皋，字少眉，號香瓦樓主，吳縣（今江蘇蘇州）人。他與改琦的關(guān)系也極好，姜皋為《紅樓夢圖詠》中的鶯兒（嘉慶二十二年丁丑題）題道：“雛燕一舞鶯尤嬌，手花翻處絲絲撩。東風(fēng)卷袖飛雙蝶，活色生香枝與葉?！边€有為碧痕所題“梧墻月苑生晚涼，由房幾曲溫蘭香。肌均骨弱輕扶將，濕云片片牽羅長。……閑庭雨過笑鴛鴦，今宵女伴腮花問。”——頗有一番《花間集》的詞風(fēng)。甚至在為蔣玉菡題詞時依舊延續(xù)此風(fēng)：“幾纈秋藍踏細蝶，仙露微頰笑雙靨。歌場吭竹云徘徊，舞分花月妥帖。蘭因絮果春綿綿，鸚鵡衿袖尤相憐。海紅鮫綃香一丈，畫暖有氣吹如煙?！边@些詞句也是當(dāng)時審美風(fēng)氣的一個側(cè)面體現(xiàn)。

同一年留下題詠的還有顧恒題“警幻”，孫坤題“黛玉”，高崇瑚題“李紈”，瞿應(yīng)紹題“寶玉”。這些人都是改琦的朋友、李筠嘉的座上客。

元春頁，周綺題詠

對歷史的探尋并非一種簡單的回顧，因為它不等于一樁樁事件、一朝朝統(tǒng)治、一場場戰(zhàn)役的相繼上演、落幕。歷史是我們進行調(diào)查、探尋源頭、書寫往昔的產(chǎn)物；所以它永無窮盡。而歷史的神秘在于它在現(xiàn)在的人和過去的人之間編織起的一張互相關(guān)聯(lián)、有時甚至是互相勾結(jié)的關(guān)系網(wǎng)。書畫作品中的那一行行、一段段題跋，就是這樣的關(guān)系網(wǎng)。本文只是一個研究“紙上雅集”的起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路還長。（文/林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