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漫長的發(fā)展進程中，內外交融、縱橫交錯。我們因其歷史悠久、綿延不絕而倍感自豪，同時也在不斷發(fā)現歷史、研究歷史的過程中，產生一些困惑。最近研讀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報社組織編寫的《中國文化公開課》一書，解決了長期困擾我的三大歷史難題：說中華文明五千年，但我們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只有3500年，是否理直氣壯？說中華民族一體多元，有何文明史依據？耳熟能詳的堯舜禹的傳說是信史，還是僅僅是“神話”傳說？這本書在平實的話語中蘊涵著深刻的學術思想內涵，在心靈與歷史的對話中讓人茅塞頓開。
一、為“文明”敘事提供了中國方案
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有一以貫之、歷久彌新的五千年文明史，以文明從未中斷絕響的超長綿延性而獨步于世界文明之林。然而，這在國內外史學界卻存在一定的爭議。因為國際學術界傳統(tǒng)認為，進入文明的標志是文字、城市和冶金術的出現。據此，有些學者認為，中華文明五千年僅僅是一個“號稱”，中華文明充其量只有從商代開始的3500年。
但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大量研究的基礎上，對文明作出了新的定義：“文明，是指人類文化和社會發(fā)展的高級階段，社會出現分工和分化，發(fā)展出階級、王權和國家，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標志是國家的產生。”按照恩格斯所說的“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盡管文字、城市和冶金術這文明的“三要素”并不完備，但缺乏冶金術的瑪雅文明、缺少文字的“印加帝國”，國際學術界并沒有否認其進入文明社會。同理，中國的二里頭文化、良渚文化也意味著進入了文明社會。如此，中華文明就是一幅“萬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進入”“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權鞏固”“兩千兩百年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壯美畫卷。
這種文明定義和中華文明分期，依據的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認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因此，文明的起源顯然應當到距今萬年的農業(yè)革命（從采集到種植、從漁獵到畜牧）中去尋找。新制度經濟學表明，農業(yè)革命導致的定居農業(yè)的產生，導致了排他性公有產權和私人產權的出現，導致了社會分工復雜化和階級的分化，導致了神權與王權合一的國家的創(chuàng)立。青銅器開始不是作為生產工具，而是作為敬神的禮器來使用的，那么，中國獨有的琢玉術就其工藝的復雜性而言，一樣可以與冶金術相媲美。而從遼西牛河梁的玉豬龍到良渚的玉龍，再到二里頭的綠松石龍型器，標志著中國龍文化信仰的最終形成。中華文明五千年就不是“號稱”，而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二、為中華民族一體多元提供了文明論證
從古代儒家的華夷之辯，到現代民族主義興起后西方關于漢族中國的長城邊界說，以至“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舊三民主義，還有岳飛、文天祥等諸多民族英雄形象，造成了中華民族認知上的懵懂不清。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中華民族的“一體多元”說，解決了這一問題，即中華民族是個統(tǒng)一的民族共同體，包含多元的56個民族，其中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這種解讀統(tǒng)一了中華民族的認知，但尚未說明其背后的文明依據。我認為，本書的貢獻之一就是讓人們明確了中華民族由多元到一體，再由一體到多元的文明依據。
位于長城外的遼西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萬年起源”的重要節(jié)點，在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遺址出土了精美的玉玨，說明農業(yè)和手工業(yè)出現了初步分工。在距今6000年的興隆溝遺址不僅發(fā)現了粟和黍，還發(fā)現了大量玉器、農具和陪葬的兩口豬，說明農業(yè)已經成為主要生產部門。牛河梁遺址21號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隨葬玉器，說明階級分化，出現了“以玉為貴”的觀念和龍的信仰。書中指出：“各地玉龍的起源很可能都在西遼河流域?！笨梢哉f，“西遼河流域的文明化進程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過去認為中華文明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下到長江流域。而距今5300—4100年的良渚文化的發(fā)現，則打破了這一傳統(tǒng)觀念。良渚位于長江下游，是與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同步的東亞地區(qū)最早的國家文明。良渚有發(fā)達的稻作農業(yè)和家畜飼養(yǎng)，發(fā)達的陶器、石器、漆器制造業(yè)，有以玉器為標志的權力、信仰和禮儀制度，有以中為尊的宮殿、內城和外城的三環(huán)城市建筑和大型水利工程，有300萬平方米的古城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也是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實證。這為中華民族一體多元，提供了堅實的文明一體多元論證明。
三、使夏史傳說不再是“傳說”
據中國史書記載，夏代大禹治水和三皇五帝都是4100年前的遙遠歲月的歷史傳說。我雖然反對“無夏論”的疑古之風，但亦有“夏史是否是傳說”的困惑。我想，既然根據希臘神話傳說，德國商人謝里曼發(fā)現了特洛伊城和邁錫尼文明，英國學者伊文思發(fā)現了克里特文明，使神話不再是傳說；那么，像大禹治水等傳說一定蘊含著豐富而真實的歷史信息，而從傳說中甄別出信史的關鍵是考古挖掘。
這本書詳實的考古和文獻資料證明了以下四點：首先，大禹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是黃帝的玄孫，因治水業(yè)績被崇為圣王而世代享祀。其次，夏代真實的歷史王朝，有著連續(xù)完整的夏后世系、清晰的興衰歷程和都邑變遷。再次，以王城崗遺址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是早期夏文化，二里頭文化是中晚期夏文化。最后，二里頭遺址就是夏都遺址。它有著300萬平方米的宏大規(guī)模，規(guī)劃周密、布局有序的城區(qū)結構，等級最高的宮城和宮殿建筑群，禮儀最復雜、禮器最豐富的統(tǒng)治秩序，是政治意義上“最早的中國”。這就將夏代歷史變成了信史，使傳說不再是“傳說”。
回望歷史，我們?yōu)閺奈粗袛嘟^響的燦爛文明而驕傲，因為每位國人都能跨越數千年的文明時空，參與《詩經》中的對唱，傾聽《論語》中文化巨人的訴說。今天，我們更要無愧于我們的時代，在文明自信中創(chuàng)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使古老中華文明重煥榮光。
（作者系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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