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在乎的是它的價值，作家看重的是留在器物上的命運

作家、紫砂文化學者徐風以小說筆法為紫砂立傳的新作《包漿》進行到第二章，一個叫葉朝貴的紫砂壺掮客，來到新開張的聊壺茶坊，把一把僧帽壺細細賞玩后，當著敘述者欽子厚的面斷定，這不過是件仿作，作者另有其人。在后屋暗影里觀察動靜的紫砂收藏家葛家印先是猛咳，再是走到前臺，和葉朝貴寒暄一番后話鋒一轉(zhuǎn)：不過，葉老板，你得把故事留下。葉朝貴也果真是把故事留下了，他講的這個和稀泥的故事，用欽子厚的話說，可以讓他丈人家傳的僧帽壺一文不值，也可以讓它價值連城。

我們或許可以當是徐風借欽子厚之口說了這番話，這也說明故事之于紫砂壺這樣一個器物有著獨特而重要的意義。如徐風所說，紫砂壺原只是喝水的器皿，文人介入后它才慢慢變成了藝術(shù)品，同時也變成了炙手可熱的商品，時間長了，它也有了一個名字叫“古玩”。收藏家在乎的是它的來路和出處，價值和潛力，而作為作家，看重的是留在器物上的人性和命運。而收藏家在乎的來路和出處，其實便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故事。如果說制壺師賦予了紫砂壺第一次生命，故事則毫無疑問給了這把特定的壺以第二次生命。我不確定是否可以把由歲月沉淀而來的故事稱為壺的包漿，但可以確定的是，故事會給壺增添“價值和潛力”，而故事也讓徐風寫這部小說有了前提。

《包漿》

這大概也是徐風在寫了10年非虛構(gòu)之后突然想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故事能讓小說起飛，小說又能讓他帶著平時積累的素材進行一次起飛，而這所謂“起飛”，或許在于他可以借小說講述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留在器物上的人性和命運，也最為充分地揭示他意欲闡釋的主旨。但一部小說再是展現(xiàn)人性和命運，再是包含深刻的主旨，小說本身是否成功，首先還是有賴于它是否講好了故事。

我想徐風多半在小說如何開頭上花了一些心思。畢竟紫砂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一開始就把此中精髓和盤托出，怕是會嚇退不少普通讀者。而紫砂也畢竟只是個小眾關(guān)心的器物，又該如何引發(fā)讀者的興趣？徐風該是把這些問題想明白了，才選擇讓敘述者欽子厚以這樣的自述登場?！斑@一年，我決意換一種活法。與過去的生活告別，就像要扔掉一件穿了太久的衣服?！睔J子厚久居都市，又是遭逢中年危機，受各種困擾，不由生出回鄉(xiāng)隱居之心，這著實能引發(fā)讀者的共情，雖然對于生存于世的不少人來說，這只能是想想而已，即使是隱居一陣，最終也還是得回歸都市。但欽子厚做到了，因為他的丈人希望女婿可以繼承他本就打算在宜興古南街開的聊壺茶坊，也就是說他沒有后顧之憂。這是很讓人羨慕的事，但欽子厚不以為意，因為他一開始對紫砂壺并沒什么興趣，也就不是那么情愿接手，他接手一陣后，還是一度想逃回南京。他也確實回南京轉(zhuǎn)了一圈，但終究是因為各種機緣回了宜興。而在丈人去世后，他便決定接起丈人臨終前的托付，承擔起保護紫砂壺的使命與責任，在一步步接觸紫砂壺的過程中愛上紫砂，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紫砂品鑒師，最后更是在世態(tài)人情的無聲叩問中，做出“捐壺”之舉，體現(xiàn)出他作為紫砂傳人的深沉的歷史情懷和充滿“大愛”的時代選擇。

如此，我們也就明白小說講述紫砂壺的故事的同時，其實還講述了欽子厚的成長故事。而促成他的成長的，與其說是那一個個紫砂壺的故事，不如說是潛藏在壺背后的世俗人生中的人心與真情。葛家印與葉云芝雖然沒有結(jié)成夫妻，二人之間的情感卻如紫砂壺般醇厚；江靈鳳雖然自己婚姻失敗，卻親手為葉云芝做了一把雙碟壺，為她和葛家印送上最真摯的祝福，甚至直到臨終前還惦念著二人的事；古希伯與冒小成之間的師生矛盾與情誼，在一把瓠瓜壺之間反復流轉(zhuǎn)，冒小成因年輕氣盛而決定單立門戶，后只能以仿制師父的壺為生，古希伯卻一直惦念著徒弟，希望有朝一日徒弟能夠重回師門。與此相仿，市場經(jīng)濟大潮下，古老的紫砂壺市場正面臨來自時代大潮的挑戰(zhàn)：丁如柏想投資藝術(shù)品，成立紫砂文化公司，搞民間博物館，甚至做一個連鎖的古南街文化沙龍。高小臻也想來買街上的老房子，做紫砂壺的生意。如此等等，也促使欽子厚愈加意識到，為了避免自己以及后代“坐吃壺空”，捐壺便是最好的傳承。

從人性的角度，我們可以認為，正因為欽子厚一開始就對紫砂壺沒有執(zhí)念，此后見證小小紫砂壺凝聚的愛情、友情、師生情，對紫砂壺的愛也便始終有著超功利的色彩。如此，他最后做出“捐壺”之舉，可謂順理成章。而這是他的丈人葛家印不曾做到的。葛家印雖然在紫砂壺上造詣深厚，“養(yǎng)出了許多名壺的包漿”，但對壺的執(zhí)著，使得他為了欽子厚能夠接手聊壺茶坊，有意設局讓他知曉紫砂壺的江湖是何等高深莫測，這大概也是欽子厚意欲逃回南京的其中一個原因，而促使他回心轉(zhuǎn)意，并愛上紫砂壺，也正是這個江湖中有情有義的部分。不僅如此，葛家印對壺的癡迷，也導致他在感情上辜負了自己的妻子鮑香儀和陪伴他一生的葉云芝，“他自己這把壺，始終沒有養(yǎng)出讓人羨慕的包漿來”。但不管怎么說，葛家印也是恪守藏壺之道，他在茶坊的每一把壺里面都放了字條，標明什么壺可以在必要時拿來養(yǎng)命，什么壺就算是搭上性命也不能賣。也正是他最早引領(lǐng)欽子厚感悟包漿的真意。有一次，他把壺放到欽子厚眼前問：知道什么叫包漿嗎？欽子厚隨口說：就是茶壺上的光亮吧。葛家印顯然不滿意這個回答，他說，不光是壺，很多其他事物用久了，也都會留下包漿。 欽子厚給出了一句總結(jié)：包漿，就是人和器物結(jié)下的緣分。葛家印聽了，還是不甚滿意，想了想，說：過日子的誠意，留在物件上， 才是包漿。那種光亮，是人的精氣神啊。

所謂以器啟道，莫過于此。但話說回來，真能“啟道”的，也未必是器物本身，而是存留在器物之上的文化，而與器物有關(guān)的故事，之所以在藏家看來如此重要，也在于這些故事背后無不有著深厚的文化內(nèi)涵。事實上，追溯歷史，正因為文人的介入，紫砂壺才得以集詩文、書畫、篆刻、雕塑技藝于一身，其價值才得以遠遠溢出日常器物，從而成為藏家追捧的藝術(shù)作品。至于紫砂壺因此成為一種變相的商品，引來一些江湖是非，雖說與文人介入后，抬高了紫砂壺的價值有關(guān)，卻自當歸因于人性的負面因素。文人在紫砂壺發(fā)展中起到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徐風借紫砂博物館鑒定專家裘至修的書稿追溯了曼生壺底款何以是“阿曼陀室”的由來，還借欽子厚之口說，文人在紫砂歷史上的作用，在一把曼生壺上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欽子厚喜歡曼生壺那種疏放、隨意的文人氣，葛家印卻要求他改掉文人習氣，使得他有了這份感嘆：紫砂壺沒有文人參與，不就是個喝水的器皿嘛。一把紫砂壺沒有文人氣息，不就是個俗物嘛！

而一部關(guān)于紫砂壺的小說，要是缺了文人氣息或者文化內(nèi)涵，也自然就少了分量。《包漿》顯然是一部深具文化底蘊的小說，更是一部如若作者不深諳江南文化和紫砂壺文化便難以寫出的小說，其中文化的因子如空氣彌漫全篇，也充實細節(jié)。如果說，欽子厚與裘至修談及兩把孟臣壺上分刻的陸游的詩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由此追溯陸游寫詩的背景，以及對詩句的理解，是文化的體現(xiàn)。那么，古希伯制壺，并不把口蓋制得特別嚴緊，寓意人總是有弱點，要留有一點余地，以及他一生鑒壺，從未說過假話，估計求鑒定者有嚴重的心臟病，把假壺說成真壺，同樣是文化的體現(xiàn)。試問古希伯如若不是受了詩禮傳家的江南文化的浸潤，何以有這樣的修為？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何嘗不可以說，文化，尤其是源遠流長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也是小說的包漿？就小說寫作而言，如果說視野決定著小說的寬度，思想體現(xiàn)著小說的深度，文化則顯示著小說的厚度。老實說，如今的有些小說，是缺乏厚度，亦即缺乏文化這一層包漿的。這也是深具文化內(nèi)涵的《包漿》所能給我們的另一重回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