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話事權
德川家康小心翼翼地、有計劃地利用關原之戰(zhàn)的勝利。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經久不衰的制度，超過前人所為。家康從一開始就比他們更有優(yōu)勢?？椞镄砰L去世后留下三個兒子，豐臣秀吉有一個，但家康有九個兒子，他去世的時候還有五個在世。到1616年，即家康死的那年，其中一個兒子秀忠已經是幕府的將軍，另外三個則分別擔任尾張、紀伊、水戶三個親藩的藩主，倘若將軍沒有合適的繼承人，那么，這三家的子嗣將有資格成為將軍家的養(yǎng)子。然而，家康要想成功的話，還必須具備敏銳的判斷力、決心和耐性。
顯然，德川家康第一步要做的是處置西軍大名所持有的領地，這些人在關原之戰(zhàn)中與他為敵。87家大名被除封，三家被減封，受影響的領地的石高多達622.169萬石。單是豐臣秀吉之子秀賴的領地，就減少了130萬石。直接受益的是那些一開始就為家康效力的德川氏家臣。16世紀90年代，秀吉下令讓家康遷往關東平原，此后這一帶的土地都由這些家臣掌管，其中有好幾個的領地比很多大名的都要大，只不過因為是家康的家臣，所以沒有正式得到大名的身份。此時，官銜、名號都成了家康的囊中之物，由他來頒發(fā)，他很好地利用了這一條件，把家臣重新安置到日本腹地的各個戰(zhàn)略要地。接著，出于追加獎賞的需要，加上對大名忠心的猜疑，已經分封出去的土地也會發(fā)生變數。小早川秀秋在關原之戰(zhàn)中背叛了西軍，從而決定了這場戰(zhàn)役的輸贏，他被封到位于瀨戶內海的岡山（備前），他1602年離世的時候并無子嗣，因此其領地被重新分封給別的大名，小早川氏滅亡。這是第一次因為戰(zhàn)爭以外的原因導致封地治權的轉移，由此證明了當時崛起的中央權力是多么強大。
德川家康像
最大的問題是那些頭號大名。薩摩藩的大名島津氏在關原之戰(zhàn)落敗后，迅速地撤退到九州南部的領地。要消滅他的話，就必須跟另一位有深厚根基的大名聯手作戰(zhàn)。家康選擇用外交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很快，使者就在家康的大本營和遠方的港口鹿兒島之間來來往往。但晚至1602年，家康和島津義弘才在前者的伏見城安排會面。有意思的是，當義弘第一次來的時候，家康剛好去了江戶，不在伏見城里，他讓這位客人一直等到他悠悠閑閑地回來?，F在，義弘終于可以向家康解釋，自己之所以參加關原之戰(zhàn)，是因為他錯以為這是對秀吉之子忠心的體現。家康的心情平復下來，向義弘保證其祖?zhèn)鞯姆獾厝杂蓫u津氏統(tǒng)治，義弘發(fā)誓效忠德川家康這位新霸主。在兩人會面之前，朝廷提議家康擔任武家源氏的長者?，一心以為他會拒絕，現在，既然有了島津氏的加盟，家康便在1603年接受了這一任命，出任征夷大將軍、源氏長者、武家棟梁、淳和院與獎學院別當、右大臣。兩年以后，他把將軍一位傳給兒子秀忠，秀忠率領十萬眾來京都接受任命。家康的就職大典在關原之戰(zhàn)后不久舉行，但主要的大名沒幾個出現（與德川氏的家臣截然相反）。等到秀忠上任的時候，包括薩摩藩的島津家久在內的所有大藩主幾乎都來了，其隨從擠滿了京都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想到除了參加秀忠的慶典，他們還應該去大坂城拜見豐臣秀賴。
家康擺脫了繁瑣的禮節(jié)，終于騰出空來計劃對付大坂城。豐臣秀賴貴為大坂城的主人，仍舊掌管著日本這座最大、最堅固的城堡建筑群。不過，大坂城所在的城市遭到那些落敗大名的手下蠶食，因為他們的領地都已經被沒收充公。絕望、恐懼的情緒在他們當中日益蔓延，要發(fā)起軍變不太可能，可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又得不到其他大名的支持—畢竟這些大名已看出了不祥之兆。島津氏投降以后，絕大多數重要的大名向家康投誠。1611年，原來與家康平起平坐的主要大名全部宣誓效忠于他。
家康踏出第一步，他提議和秀賴會面。這時秀賴已經十歲，正接受京都貴族技藝的教育，他的母親在旁輔政。盡管秀賴的領地已經縮減到只有65萬石的石高，他仍然對德川氏的合法地位構成威脅，畢竟家康和其他大名曾承諾過捍衛(wèi)他的利益。對于家康提出的會面要求，秀賴和他母親有所抗拒，躊躇不定，他們不確定的是，家康宣稱自己關心并尊重豐臣家，但誰知道這是不是其精心策劃的詭計呢。最后，雙方在1611年會面，地點并沒有選在家康的伏見城，而是在京都二條城這個比較中立的地點，不過這對雙方的關系并沒有起到多少改善的作用。
家康接下來要集中精力對付朝廷，后者為了確保自身權勢，可能會用秀賴來牽制他。就在家康獲得那一系列頭銜的時候，秀賴也被任命為內大臣。這個小男孩看起來頗有才干，逐漸成為朝廷上的熱門人物，人們開始議論是否要讓他繼任其父親的關白一職。家康急需朝廷保持中立，不能把它牽扯進武家政治之中。對于曾利用朝廷頭銜的豐臣秀吉來說，想做成這種事并不容易。但家康不一樣，他作為新的“武家棟梁”，反而有可能成事。1613年，家康發(fā)布一則針對朝廷貴族的命令（公家諸法度），意在限制朝廷干預武家事務，尤其要阻止朝廷加官或授職的舉措。這不過是更大的計劃中的一部分，整個計劃是要對朝廷事務加以規(guī)范，通過研習古代文書、尋找先例，一勞永逸地解決種種儀式場合的次序和禮節(jié)問題。這些場合數量繁多，主宰著貴族重復單調的日常生活。家康密切關注著計劃的進行，急匆匆地催促那些受命執(zhí)行計劃的人，對這件事情予以高度的重視。通過優(yōu)先處理這類事務，朝野復歸平靜，怨憤之氣消散，朝廷也越來越少或越來越不需要通過武士階層內部的關系來尋求幫助。同時，這個計劃必然體現了家康的地位在朝廷之上。還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家康發(fā)自內心地敬重朝廷，在跟它打交道的過程中，他表現出尊重，也表現出決斷。
1613年，朝中貴族被下令要“勤于學業(yè)”，要給天皇安排貼身警衛(wèi)，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都要抵住外出逛街的誘惑，不要參加運動、游戲，最重要的是，不要接觸那些不守規(guī)矩的浪子、無賴，這些人在京都街道上到處都是，數量還不少。一旦接報有人違反命令，那將會由將軍或他的代表而非朝廷來進行審查。
與此同時，更詳細的程序準則《禁中并公家諸法度》仍在準備當中，1615年大坂城一陷落，這份準則就立刻發(fā)布出來。天皇的主務是文化方面的事情，把精力集中在精通那些平和的技藝上。接下來，它列出朝堂上應當遵從的座次、改元（年號）的時候應該遵守的程序，然后仔細說明不同等級的人在朝堂上行禮時所穿的衣服應該是什么質地、什么顏色和什么紋樣的。最后一條規(guī)定則是關于如何任命“門跡”（與公家有關的寺院）的僧綱?。
出于對佛教事務的關心，家康還想解決寺院之間的爭論，他下令分發(fā)明朝的重要佛經，希望寺院住持能夠為了教義學說而拋棄政治紛爭。
不管怎樣，秀賴還在大坂城，他的存在提醒著大家，德川氏手中的最高權力在某種程度上是非法的。到了1614年，家康認為條件成熟，決定對大坂城發(fā)動襲擊。他的借口很貧弱，說某個寺院的鐘銘使用了家康名字里的字，因此認定這是對家康不敬的表現。大坂城約有9萬守衛(wèi)，作為日本最大的城堡，其防御工事給了他們不少幫助，兩次擊退了兩倍于他們的大軍。家康狡猾地轉而與豐臣家進行和談，提出休戰(zhàn)，但要求對方填平大坂城的部分城壕，以表誠意。對方答應了這些條件，落實的時候德川一方還好心地為對方提供勞動力。就在這時，德川一方撕毀和約，局勢隨之被扭轉。德川氏派出的工人隊伍過于熱心，最后填平的城壕比和約里要求的還要多。工程完成后，1615年夏天，家康再度發(fā)起襲擊，勢如破竹。敗局已定，年輕的秀賴和他母親自殺身亡，大坂城陷入大火之中，對死去的秀吉效忠這個難題也與之一并消亡。
整飭大名
1615年，重新安置大名的工作大體完成。大坂城一役勝利后，秀賴的領地可以由德川氏隨意處置。全國的區(qū)劃終于可以確定下來。
在領地分布格局上，德川氏的布局明顯是從早期實踐自然演進而來的。鐮倉幕府和室町幕府影響并發(fā)展了朝廷所奠定的行政與區(qū)劃模式，同時把自己的家臣團嵌入已有的行政單位里，此后京都的貴族和寺社關系網再也不能掌控自己領地內的財產。在三位統(tǒng)一者當中，織田信長一直堅決排除僧侶和行政力量對自己行動的干擾，而豐臣秀吉則通過接受各種公家頭銜，盡可能地對朝廷的聲望加以利用。從家康發(fā)布的朝廷貴族守則來看，家康的第一步是讓這些人遠離武家政治，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斷了京都當局的左右臂膀，公家的實權大幅削弱，幾乎跌至7世紀以來的最低點。
與前人相比，戰(zhàn)國時代三位統(tǒng)一者的家臣團關系更加緊密，屬于氏族結構的某一部分。約翰·霍爾（John Hall）注意到，縱觀歷史，日本總在家族結構和官僚結構之間搖擺；隨著時間的推移，兩種結構彼此交替迭代。在德川時期的日本，這個趨勢發(fā)展到了頂峰，大多數的依附關系以虛構的家族關系來作掩護。
家，無論在哪兒，都是長久存在的單位，家的存續(xù)凌駕于所有的責任義務之上，并不是只有武士階層才這樣。17世紀的時候，日本農村的大戶人家下面有從屬于各種奴役關系的依附人員，這種現象十分常見。其中最主要的佃戶或仆人被劃分為“譜代”；接下來是地位更次要的關系網，他們受到程度不一的契約束縛，視自己的直屬上級為父親一般的存在。在這關系網之外的人屬于外人，他們或許具有相同的等級，但卻是生活在不一樣的人際關系的宇宙之中。某種程度上，現在的日本還有這種現象，對于日本人來說，那些闖進他們獨特的日常軌道中的非亞裔“外人”永遠是“不一樣”的。
而在江戶時代的封建社會，這一特征造成“譜代大名”（德川氏原來的家臣）和“外樣大名”的區(qū)分。關原之戰(zhàn)時，有的大名與德川氏的勢力作對，有的與之合作。他們身處全然不同的主從制度中，絕不可能改變自己的類別。居于高位的大名尚且如此，那些普通的武士更是這樣。大名之間可以互動，可以競爭，也可以根據自己與將軍的親疏遠近來確定等級地位，但他們的家臣不一樣，這些人的生活是以大名為中心展開的。譜代大名和外樣大名的分類，使得德川氏和其他大名區(qū)別開來。德川氏的家臣可以在幕府機構中任職，而外樣大名的家臣則永遠被排除在外。
必須要補充的一點是，有些大名的家族長期以來對自己的落敗心懷憤恨，甚至把這種積怨視為寶貴的品質。長州藩的毛利氏在輸了關原之戰(zhàn)以后，領地被大幅削減（從1205000石降至298480石），可以想見他們心底里是多么希望將來能報仇雪恨，對于那些在不同時間經歷過不同遭遇的底層人員來說，更是如此。阿爾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講述過長州藩的一個傳統(tǒng)習俗，在新年的第一天，藩主還沒講話，家老們就會問道：“倒幕的時機到了嗎？”藩主則會照慣例回答：“為期尚早?！?/p>
隨著大名制度在江戶時代走向固化，其等級差別也日益嚴格起來，這是大名制度的第二個特征。一個大名要具備封建領主的身份，其條件是封地的石高要在1萬石以上，而且是由將軍直接授予的。后一條尤為關鍵；很多大名的家臣從主君那里獲得的封地高于1萬石，但仍屬于下層的家臣（百姓），只能在大名的“天體軌道”中而非將軍的國家“星系”里運轉。而石高、身份等級、軍隊規(guī)模或家臣團所體現出來的軍事實力這三者之間表現出來的一致性正是每一個“星系”的獨特之處。石高的數值依據的是江戶時代初期實施的檢地，稱為領地的“官方”或“外表”產值（表高）。隨時間流逝，表高很可能會低于“實際”或“內部”產值（內高），但它依然是衡量身份等級的標準，如果要做到與時俱進、改換這套標準的話，那將要重新確立大名之間的等級關系，這樣一來，整個制度都要重新設置。大名的這個等級決定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從屋敷§、江戶藩邸乃至大門的選址和規(guī)模，到大名可以帶多少武士去京都，他可能會坐在將軍城堡里的哪個會客廳或走廊，他要在哪些地方和其他同等身份的大名保持一致—總之，決定了他封建領主的身份具有多少分量，這一點從他的花銷水平就能清楚展示出來。這對于他的家臣來說同樣重要，因為主君的地位是他們尊嚴的來源。這個還關系到江戶時代的城市居民和商人，他們可以拿到“大名家徽手冊”即《大名武鑒》，這本冊子列出這些封建領主的家督、石高、徽印、隨從規(guī)模、宅邸、獻給將軍的貢品明細。在跟大名的武士進行商業(yè)交易時，這些信息都是十分關鍵的，可以說，它們顯示了后者的信用等級。
還有兩項評級具有官方用途。一個與領地大小有關。如果大名的領地涵蓋了整整一個國（?。沁@個大名就是“國主”；如果領地規(guī)模接近一個國（省），那就是“準國主”。推而廣之，領地是否涵蓋一座城也被納入評比之列；那些面積極小的封地常常不符合這個條件。結果，“國”和“城”這兩個要素直接標示了官方地位的高低，由于可以進一步分出“準”與“正式”兩個等級，這種衡量標準具有一定的彈性。另一個等級則與古代的九位制有關，這是7世紀時日本朝廷從中國借鑒過來的制度。江戶幕府必須確保朝廷不會插手位階方面的事務，武士都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極為看重這些。1606年幕府下令，幕府自己可以奏請朝廷授予武士官銜。通過這種做法，幕府極為巧妙地利用這個權利，最大化地實現德川氏及其依附勢力的利益。隨后，在1611年、1615年，幕府進一步下令，將武士從公家人員中剝離出來；武家的官職、官位都與公家的分開。1680年及以后，最高級的官位絕大部分由德川氏擔任。
現在，我們可以根據大名的類別來考察土地的區(qū)劃問題。將軍還有一類家臣，稱為“旗本”，在大名之下，但由將軍另外授予；這類家臣將會在幕府的官僚制度運作上發(fā)揮重要的作用。由于將軍會提拔自己青睞的人、會處罰別人，變動在所難免，但在江戶幕府定型期的最后幾年，以下格局大體形成：
我們會看到，幕府的領地總面積高達6819716石，約相當于全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如果把譜代大名手上差不多1000萬石的領地也算進去的話，江戶幕府明顯居于絕對的統(tǒng)領地位。
地理上的權力制衡鞏固了幕府的這一地位。本州最肥沃的平原每一塊都在德川氏的手里，通往江戶的交通道路也在主要的譜代大名和親藩的控制之下。關東平原則由德川氏的家臣掌管，他們大多數是旗本。勢力較大的外樣大名則分布在日本西部和東北部，某種程度上屬于邊緣地區(qū)。朝廷保有的領地位于舊都京都一帶，公家的137家貴族都分有一定石數的俸祿。有趣的是，即便是在公家的家族內部，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區(qū)分譜代和外樣。
單憑以上概述，難以將領地極為破碎的格局體現出來。外樣大名約有85個，擁有大片的土地；他們之間的界限是在戰(zhàn)國時代劃定的，有的甚至更為久遠，關原之戰(zhàn)后他們一致認同德川氏的領袖地位。其中，位于今天金澤的前田氏擁有最大的領地，高達1022700石，僅次于德川氏。領地最大的16個大名里，有11個是外樣大名；剩下的5個里，一個是井伊氏，在譜代大名中其領地面積最大，其余四個則為德川氏的親藩。領地超過30萬石的大名只有16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譜代大名的領地普遍小之又小，數量在145個左右。他們大部分甚至沒有城下町，領地的石高也只是剛好超過大名資格的基準線1萬石而已。這個特點在濃尾平原的沿海一帶體現得一清二楚。這一塊土地屬于濱海的沙嘴地區(qū)，今天已經成了高度發(fā)達的度假勝地，但在江戶時代，當地十分貧瘠。即便是本地的高級官員，生活也頗為貧寒。但是，與許多內陸藩相比，這塊叫作田原藩的領地運氣還是不錯的，那些內陸藩的土地被其他大名的領地包圍著，形同孤島。在關東平原，旗本的領地經常交雜在一起，有些村莊甚至會被分屬兩個不同的領主。因此，雖然譜代大名要比外樣大名幾乎多一半，而旗本又必然多于譜代大名，但單個譜代大名或旗本的領地規(guī)模完全不可能跟外樣大名相比。而且，幕府領地廣泛分布在各地，令事態(tài)變得更為復雜；幕府也時常在這樣或那樣的違規(guī)情況下分派或調撥土地，命令鄰近的大名代幕府治理。無怪乎凱倫·威根（K?ren Wigen）會用“拼湊式的主權”（parcellized sovereignty）來形容德川時期的制度。
（本文摘自馬里烏斯·詹森著《現代日本的締造》，莫嘉靖譯，理想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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