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料中呈現(xiàn)的蒙古人的祖先記憶,當然與統(tǒng)治家族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蒼狼白鹿、感光生子等傳說故事廣為流傳,研究者對這些傳說故事十分關(guān)注,韓儒林、亦鄰真等學者都曾專門撰文分析傳說背后的北方草原傳統(tǒng)并考辨族源,姚大力、鐘焓等學者在綜合多語種文獻記載的基礎(chǔ)上,拆解、追溯傳說的不同要素,闡釋出蒙古人如何利用這些要素重塑族源觀念。上述故事見載于《元朝秘史》《元史》等史籍中,圍繞蒙古人何所從來的問題,以成吉思汗家族為中心視角,提供了官方性質(zhì)的解釋。成吉思汗家族之外,一般的蒙古人對于自身祖先有著怎樣的歷史記憶,卻很少受到關(guān)注。這些“個體之聲”,常被“集團之聲”所埋沒,在史料里僅留下零星記載。將這些珍貴的片段搜集起來,與見載于“國史”的祖先傳說進行對比,可以揭示出不同于現(xiàn)有認知的歷史記憶面貌。在自身何所從來的問題上,具有官方性質(zhì)的史料中體現(xiàn)的族群歷史記憶與更具民間性質(zhì)的碑傳譜牒中的祖源書寫呈現(xiàn)出怎樣的關(guān)系?
元朝壁畫中的蒙古夫婦
一、“家史”中祖源故事的相對獨立性
蒙古人的家族歷史記憶中,祖源傳說和起源地是兩大要素。無論是祖源傳說還是起源地,元代蒙古人個體的祖先記憶,與為人熟悉的見載于《秘史》等史籍的起源傳說,并不總是一致的。廣義上講,為元代蒙古人所熟悉的蒙古開國歷史,都可以納入“國史”的范疇。相較于所謂“國史”而言,“家史”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反映出蒙古人祖先記憶的復雜面貌。
根據(jù)《元史》等史料記載,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名曰孛端察兒。這一人名也見于蒙古阿兒剌部博爾朮家族的傳記資料?!短珟煆V平貞憲王碑》記載這一家族“始祖孛端察兒,以才武雄朔方。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里之好”。博爾朮家族盡管將始祖上溯至孛端察兒,但是并未提及孛端察兒同時也是成吉思汗的祖先。這一家族回顧其與成吉思汗的關(guān)系,最早起始于曾祖納忽阿兒闌與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該(即碑中的烈祖神元皇帝)相鄰而居。如果說博爾朮家族知曉其與成吉思汗有著共同的祖先,恐怕不會絲毫不提他們與天潢同宗的榮耀。對于這種反常的“沉默”,合理的解釋是,在博爾朮家族中,的確流傳著先祖是孛端察兒的傳說,但是他們并不知曉孛端察兒的祖先傳說也為成吉思汗家族所采納。
回溯部族起源的真實情況,在大蒙古國建立之前,阿兒剌部等蒙古各部有著相對獨立的祖源傳說,這些傳說無疑是以自身先祖為核心的,而不可能以當時尚籍籍無名的成吉思汗家族為敘述中心。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黃金家族的綿長世系,是成吉思汗家族確立統(tǒng)治地位以后,從流傳于草原的某些祖源傳說中,吸收了種種傳說原型,并將傳說中的祖先納入黃金家族先祖序列之中建構(gòu)出來的,即使到了元代,也并不為蒙古人全部知曉。在博爾朮家族的知識范圍之內(nèi),孛端察兒仍只是傳說中的自家始祖。普通蒙古人并不知曉,在“國史”構(gòu)筑出的成吉思汗家族綿長世系中,他們可能與成吉思汗家族“共享”某位先祖。
除祖源故事之外,“國史”中的蒙古起源傳說,還包含另一要素,那就是祖先起源地。共同祖先起源觀念認為,族群的共同祖先發(fā)源于某一特定地點,進而這一特定地點具有了祖源之地的神圣意味。較為知名的例子是,清朝的統(tǒng)治家族自稱起源于長白山,受此影響,清代滿洲人普遍地將自己的籍貫標注為“長白”。在蒙元時代,是否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元朝秘史》開篇記載,蒼狼白鹿來到不兒罕山,成吉思汗先祖在此繁衍?!妒芳穭t記載蒙古人的祖先,都是在額兒古涅昆避難的兩男兩女的后代。那么,普通蒙古人觀念中的祖源地,與不兒罕山或額兒古涅昆有無關(guān)系?
在提及自身籍貫之時,蒙古人多使用北方或北方某一地區(qū)的泛稱,包括朔方、龍沙、云中等。只在極少數(shù)情況下,蒙古人才會具體地提及自己的祖源地。如木華黎家族自稱世居阿難水東,阿難水即斡難河?!逗鍪Т跎竦辣诽岬胶鍪Т跫易迨谰育埑睾??!稅鄄桓绮靸荷竦辣贩Q:“若達德履臺氏者,在和林之外千余里,以畜牧為富,以力勇為雄,世有都剌合之地,自推其豪為部長?!蹦诵U人關(guān)關(guān)墓碑記載:“若(夫)〔乃〕蠻氏,其先有國在安臺,今陰山也?!边@些具體的祖源地,都與我們熟知的蒙古起源傳說中的祖源地額爾古納河或者成吉思汗家族的龍興之地不兒罕山并無關(guān)聯(lián)。
上述事例表明,蒙古人祖源故事的書寫,“國史”層面與“家史”層面并不總是同步的?!皣贰彼涀嬖磦髡f,其影響力是有限的。國家層面的祖先世系和部族血緣觀念與流行于蒙古社會、具有草根性質(zhì)的家族起源觀念并不一致。這體現(xiàn)了社會對“宏大敘事”的接受限度。從書寫到接受、從塑造到認同,蒙古人個體的祖先記憶與國家層面對族群共同起源的追溯并不是步調(diào)一致的。
二、“國史”對“家史”的影響
本文所謂“國史”,在狹義上講,指的是《元朝秘史》《史集》以及反映在明修《元史》中的元朝“國史”等,這些都是蒙元時期具有官方性質(zhì)的史書。元朝官修史書“脫卜赤顏”深藏宮廷、秘不示人,“國史”所記祖源故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普通蒙古人的歷史記憶?
首先,蒙古人的祖源故事,直接受到政治社會因素的影響而變化?!对厥贰贰对贰返仁妨暇涊d成吉思汗的祖先中有名為“納臣”者(此據(jù)《秘史》,《元史》譯作“納真”)。此人也是蒙古兀魯兀部、忙兀部的祖先。元代較為知名的兀魯兀家族是朮赤臺家族。《元史·朮赤臺傳》稱:“其先剌真八都,以材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臺,曰忙兀,與扎剌兒、弘吉剌、亦乞列思等五人。當開創(chuàng)之先,協(xié)贊大業(yè)。厥后太祖即位,命其子孫各因其名為氏,號五投下?!必菡妫羌{臣的異譯。傳中提到的元代歷史上著名的“五投下”,指的是歸附成吉思汗、分入木華黎麾下的五個蒙古部族。根據(jù)《秘史》《史集》等史料所記祖源傳說,兀魯兀部與札剌亦兒部、弘吉剌部有著相對獨立的起源,遠早于成吉思汗時代。所謂剌真八都的子孫曰五投下,這一認識顯然是受到蒙古開國歷史的影響,將五投下的歷史附會到兀魯兀部的起源上。
元末云南有一兀魯兀家族,其祖源故事的書寫可以與上述朮赤臺家族做一對照。大理五華樓所出《瑞巖塔銘》記載瑞巖長老“本怯薛官兀魯氏子。其先北庭察罕腦兒人?!竿暾?,襲嵩盟州達魯花赤,娶貢駕剌氏女,生瑞巖”。這里的北庭,不是元代史料中對西域的一般性稱呼,理解成廣義的北方草原地區(qū)更為合適。察罕腦兒這一地名,根據(jù)周清澍的研究,常見于元代史料,所指有二:一是位于大都通往上都路上的察罕腦兒,一是鄂爾多斯的察罕腦兒。從兀魯兀部的駐牧地來看,《塔銘》中的察罕腦兒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這與大蒙古國時期形成的五投下的駐牧地較為接近?!端憽纷饔谛饽觊g,反映的已是明初的兀魯兀部人對祖先起源的認識。從起源地的記載能夠看出,五投下的歷史已經(jīng)成為家族記憶中的模糊影子。至于“國史”記載的兀魯兀部與成吉思汗先祖的親緣關(guān)系,則完全不被遠在云南的這一兀魯兀家族所知。
元代蒙古人在講述祖源故事之時,不乏利用“國史”對“家史”進行改造之例。元代有一著名的忙兀部家族——畏答兒家族。這一家族的傳記資料主要有《元史·畏答兒傳》以及姚燧為畏答兒的子孫博羅歡所撰神道碑等。《博羅歡神道碑》的撰寫基礎(chǔ),應(yīng)是這一家族后裔提供的資料。根據(jù)此碑,該家族的明確世系始于畏答兒,畏答兒以上的祖先則全無記載,很可能畏答兒的后人已經(jīng)遺忘了畏答兒之前的先祖世系。但《元史·畏答兒傳》卻記載了不見于家族碑傳的祖先世系:“其先剌真八都兒,有二子,次名忙兀兒,始別為忙兀氏。畏答兒其六世孫也?!薄对贰愤@條記載的史源為何?可能合理的解釋是,元代史官在修撰元朝功臣列傳之時,除畏答兒家族自身的傳記資料外,還參考了其他史料。我們發(fā)現(xiàn)在《秘史》和《元史·宗室世系表》中,從納真(即剌真八都兒)到成吉思汗之間,恰有六代??紤]到畏答兒是成吉思汗同時代人,那么《秘史》等記載的代際層級就與《元史·畏答兒傳》“六世孫”的說法相一致。
《元史·畏答兒傳》提供的另一信息,是忙兀部之祖忙兀兒為剌真八都兒的次子。對照蒙元時期其他史料,《元史·宗室世系表》僅記納真一子兀察兀禿(當即兀魯兀禿),并無忙兀兒。《史集》記那牙勤、兀魯兀、忙兀部為出自土屯蔑年之子札黑速的三個兒子,以那牙勤居長,兀魯兀次之,忙兀最幼?!对贰ぷ谑沂老当怼泛汀妒芳返恼f法,均與《元史·畏答兒傳》不同。唯《秘史》記納臣二子,名為兀魯兀歹、忙忽臺,此說與《元史·畏答兒傳》相合?!对贰の反饍簜鳌放c《秘史》最為吻合,可能因為元朝史官利用與《秘史》同源的“國史”資料對“家史”作了補充、修正。
元代利用“國史”對“家史”進行改造的例子,還見于兀良合部速不臺家族。速不臺家族主要由兩大分支構(gòu)成:一是速不臺本人的后裔;二是速不臺之兄忽魯渾的后裔。王惲《兀良氏先廟碑》和黃溍《安慶武襄王神道碑》,分別記載了這兩支的情況。兩碑所記祖先世系信息大體一致,即(捏里必—)折里麻—合赤溫—哈班—忽魯渾、速不臺,上溯到速不臺的四、五代先祖?!对贰に俨慌_傳》所記世系,則比兩碑多出以下內(nèi)容:“其先世獵于斡難河上,遇敦必乃皇帝,因相結(jié)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這一信息不見于速不臺家族的其他傳記資料。敦必乃是成吉思汗的五世祖之說,見于《元史·宗室世系表》《史集》《秘史》等“國史”資料。根據(jù)《秘史》記載,速不臺是在成吉思汗征戰(zhàn)過程中歸附的,并沒有資料顯示其家族與成吉思汗家族在歷史上保持有特殊關(guān)系。因此,《元史·速不臺傳》的“五世”說,很可能來自黃金家族而非速不臺家族的系譜資料。
在蒙元時代蒙古人的“家史”書寫中,我們看到了“宏大敘事”對社會層面的滲透?!凹沂贰狈从吵龅淖嫦扔洃洠c“國史”共享祖先傳說中的若干要素,這反映了后者的影響力和滲透性。上述畏答兒家族和速不臺家族的例子,反映了史官利用“國史”所載黃金家族世系,對“家史”進行了改造。改造的結(jié)果,是將功臣的先祖與成吉思汗先祖事跡相關(guān)聯(lián),進而塑造出成吉思汗家族世代統(tǒng)治、眾臣輔佐的天命地位。
三、知識的獲取與記憶的塑造
蒙古人“家史”中書寫的祖源故事,除受到“國史”不同程度的影響之外,還與歷史知識的獲得密不可分。在政治因素形成的權(quán)力話語之外,文化因素尤其是訴諸文字的知識體系,也可稱得上是另一套強勢的話語。知識權(quán)力話語,同樣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蒙古人的祖源記憶。
蒙古捏古思部的祖源傳說為觀察祖先記憶的層累形成提供了一個比較典型的個案。元代的捏古思部人中,有一名“篤列圖”者,是文宗朝的蒙古進士,在虞集為其父所撰墓志銘中,這一家族追溯其祖源如下:
太祖皇帝龍興,初,一旅之眾,嘗遇侵暴,夜與從者七人,至于大石之崖,解束帶加諸領(lǐng)以為禮而禱曰:“天生我而受之命,必有來助之兆焉?!倍碛惺湃苏撸男幸郧?,請自效,是為捏古臺氏。捏古臺之人,其族四:曰播而祝吾,曰厄知吾,曰脫和剌吾,曰撒哈兒禿。
墓志銘提及捏古臺部有四個分支。伯希和分析了這四分支之名,其中的播而祝吾(Bor?u’un/Bor?u’ut),可能與孛兒只斤有詞源上的關(guān)系;脫和剌吾即《秘史》《史集》中的札剌亦兒分部脫忽剌溫。伯希和推測這兩個部名可能流行于草原,并不為某一部所獨有。除墓志銘之外,《史集》也對捏古思部的起源有所記載。這些材料都表明捏古思部的形成,絕對不會晚至成吉思汗建國之后。
但是,在講述捏古思部的四個分支之前,墓志銘首先描繪了成吉思汗遇險故事。故事的內(nèi)容,捏合了蒙元時代廣為流傳的若干傳說要素。一是成吉思汗遇險,以十九人追隨,這一故事的原型應(yīng)該是成吉思汗與十九功臣飲渾水這一著名歷史事件。成吉思汗的這段經(jīng)歷,為時人所熟知、樂道,并加以演繹。二是成吉思汗在大石之崖解帶告天的情節(jié),脫胎于成吉思汗的個人經(jīng)歷。根據(jù)《秘史》的記載,成吉思汗被三姓篾兒乞人追殺逃至不兒罕山,“向日將系腰掛在項上,將帽子掛在手上,捶胸跪了幾跪,將馬奶子灑奠了”。三是成吉思汗與從者七人逃難的情節(jié),可以隱約看出與七位逃難者的祖先起源故事有同源關(guān)系,體現(xiàn)了數(shù)字“七”的象征性意味??梢钥闯觯@一祖先起源故事,體現(xiàn)了政治社會因素對蒙古人祖先記憶的影響。盡管事實上捏古思部的形成遠早于成吉思汗時代,但是墓志銘卻將捏古思部的由來與成吉思汗的經(jīng)歷相掛鉤。這明顯是將捏古思部四分支的祖源傳說生硬地嫁接進蒙古開國歷史中。
祖源傳說與開國歷史的嫁接,離不開篤列圖的知識背景。據(jù)墓志銘記載,從篤列圖的高祖開始,這一家族一直做東道諸王的投下官。篤列圖對當朝史的了解,可能來自父祖的口授或書面資料。王逢《故內(nèi)御史捏古氏篤公挽詞》稱篤列圖“年甫冠,及第,上親覽策,曰:‘必世臣佳子弟也,何以知吾家事若是其詳耶?’授集賢修撰”。篤列圖對于蒙元“國史”的熟悉程度受到了文宗的贊許,得任集賢修撰之職。正是因為對以成吉思汗家族為中心的蒙元“國史”十分熟悉,篤列圖才能將成吉思汗遇險故事的細節(jié)生動地描繪出來,并將其嵌入部族起源傳說之中。
文士塑造和書寫祖源記憶,依賴的是其掌握的文化資源。在上述例子中我們看到蒙古文士如何結(jié)合其所知的蒙古歷史文化知識改造和書寫祖源故事。與此同時,漢地的歷史知識,也是重塑祖先記憶時可以利用的資源。
《元史·速哥傳》稱速哥為“蒙古怯烈氏,世傳李唐外族”。怯烈,即克烈部,至晚到元代中后期,克烈人已普遍地被元人視作蒙古人。白玉冬分析,《速哥傳》對克烈祖源的追述,反映了九姓韃靼曾經(jīng)與沙陀突厥保持密切關(guān)系,所謂“李唐外族”指的是沙陀后唐?!袄钐仆庾濉钡恼f法,體現(xiàn)了蒙古人記憶中的部族歷史與中原歷史知識的連接。
除克烈部速哥家族外,汪古部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亦將其祖先追溯至沙陀。盡管在元代一般被視作色目,但汪古人的個案也有助于分析流傳于中原的韃靼起源說的廣泛影響?!恶€馬高唐忠獻王碑》稱這一家族“謹按家傳,系出沙陀雁門節(jié)度之后”。周清澍注意到,《柏林寺晉王影堂碑》提及歷代汪古部主將李克用當作遠祖崇敬:“皇元啟祚朔庭……太祖皇帝天兵南征。王之遠孫阿剌忽思剔吉忽里……考閱譜牒,知王為遠祖,遂主其祭祀。”白玉冬分析,所謂譜牒應(yīng)指李克用的家系資料,阿剌兀思在此之前并不了解沙陀與汪古之關(guān)系。汪古出自沙陀之說,來自何處?《蒙韃備錄》提供了宋人對于蒙古族源的一種解釋:“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于沙陀別種,故于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卑醉^靼,是漢人對汪古部的稱呼,汪古部被視作韃靼(蒙古)的一種。白韃靼(汪古部)出于沙陀別種之說源自漢文文獻,反過來又影響、塑造了汪古部人的祖源觀念??梢?,譜牒不僅是對現(xiàn)實中代際傳承的真實記錄,而且受到代際傳承背后的文化與認同理念的無形影響。
不僅蒙古人利用了漢地的歷史知識來重塑祖先記憶,漢人文士在面對陌生的蒙古部族信息之時,也會不自覺地將其納入自身熟悉的知識體系來理解。
《元史·按扎兒傳》稱成吉思汗的大將按扎兒為拓跋氏。這一“拓跋”何指?前人提出兩種觀點。屠寄、賈敬顏都將拓跋氏勘同于禿別干。禿別干,元代有禿伯、土別燕等譯法(蒙古語Tübegen),是克烈部分支之一。伯希和認為,拓跋也可能指西夏之拓跋氏。涂逸珊繼承此說,認為克烈之分支禿別干與西夏之拓跋有密切的聯(lián)系。湯開建所持看法與此相似。白玉冬認為,兩者的居地相距甚遠,難以贊同涂逸珊之說。這一問題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在元人的語境中“拓跋”所指究竟是何部;二是“拓跋”用法的背后反映了怎樣的觀念。按扎兒家族除見于《元史》外,亦見虞集《蒙古拓拔公先塋碑銘》?!断葔L碑》稱這一家族為蒙古拓拔氏,其后裔為御史臺通事闊闊出?!赌洗遢z耕錄》“傳國璽”條記有“御史臺通事臣闊闊朮”,闊闊出與闊闊朮是同一人。據(jù)《輟耕錄》,闊闊朮系“蒙古人,不曉文字”,為“拓跋氏”。這兩條材料均言“蒙古拓拔(跋)”,可見拓拔(跋)實屬蒙古諸部,應(yīng)是“禿伯”的異譯,與西夏之拓跋并無關(guān)系。元人以“拓跋”譯“禿伯”的例子,還見于蘇若思撰《樂善公墓碑》。碑主騷馬,出自阿里馬里,所娶夫人中有“生于望族”的拓跋氏?!巴匕稀弊g法是如何產(chǎn)生的,就元代漢族士人的知識體系而言,“拓跋”之名由鮮卑拓跋而來的可能性更大。
“拓跋”這樣的譯法,反映了漢人文士在面對陌生的蒙古部族名時,在自身熟悉的歷史知識中尋找勘同的可能性。比如1219年成吉思汗賜給丘處機的詔書云:“南連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已來,未之有也?!逼渲蟹Q蒙古為“單于國”,反映了漢人文士用草原政權(quán)的歷史稱呼來指代新興的蒙古政權(quán),這一做法亦為蒙古人所接受。
類似的情況,不僅見于蒙古諸部。元代西遷而來的哈剌魯人,時人或稱之為葛邏祿。如貢師泰在為哈剌魯人迺賢《金臺集》所作序中稱:“葛邏祿氏,在西北金山之西,與回紇壤相接,俗相類?!蔽K氐陌衔闹蟹Q:“易之,葛邏祿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回紇最先來附,至今百有余季?!蓖跣勔蔡岬健昂萧攲嵏疬壍摚疚饔蛎麌?。”可見時人多將中原文獻中的葛邏祿與蒙元時期的哈剌魯相勘同。
源于不同知識體系的歷史信息,與現(xiàn)實中的部族情況相聯(lián)系,結(jié)果是蒙元時代草原諸部的身份意識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甚至何所從來的淵源得到重新定義。除了強勢的權(quán)力話語之外,知識話語也在改變著蒙古人家族記憶的樣貌。
(本文選摘自《追本塑源:元朝的開國故事》,張曉慧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