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臺灣建省前的政區(qū)略述
我國對臺灣地區(qū)的早期行政管轄，始見于南宋時期。臺灣島正式劃分行政區(qū)域，則開始于明鄭時代。南明永歷十五年（1661年），鄭成功稱臺灣為“東都”，在赤崁城（在今臺南）設立承天府，所轄2縣以新港溪為界：以北至雞籠設為天興縣，縣治佳里興；以南至瑯嶠（今恒春）為萬年縣，縣治在今臺南縣二贊村；另設南路、北路、澎湖島3安撫司。永歷十八年（1664年），鄭經繼位后改東都為“東寧”，以承天府所轄2縣升置天興、萬年2州，另設南路、北路、西路、澎湖4安撫司。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擁有了對全臺灣的統(tǒng)治權。翌年，在臺灣設置一府三縣，即臺灣府和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府治臺灣縣東安坊（今臺南）。雍正元年（1723年），北部的諸羅縣析置彰化縣和淡水廳；雍正五年（1727年）增設澎湖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諸羅縣改稱嘉義縣。嘉慶十七年（1812年），由淡水廳析置噶瑪蘭廳。光緒元年（1875年），臺灣府境分為2府8縣4廳：北部增設臺北府，轄宜蘭、淡水、新竹3縣和基隆廳，府治淡水縣艋舺（今臺北市區(qū)）；中南部仍為臺灣府，轄彰化、嘉義、鳳山、恒春、臺灣5縣和澎湖、埔里社、卑南3廳，府治臺灣縣。可以說，建省以前，臺灣的政治重心一直在南部。
清朝光緒時期的臺灣地圖
臺灣建省與初定彰化為省會
晚清時期，臺灣處在美國、日本、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前沿陣地。同治十三年（1875），作為欽差大臣赴臺處理對日交涉的沈葆楨即言：“年來洋務日密，偏重東南，而臺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關系非輕?！迸_灣此時吏治不清，經費不足，因此清廷開始反復探索治理臺灣的體制應如何架構，先后有沈葆楨所倡福建巡撫移駐臺灣、王凱泰奏巡撫輪駐閩臺、袁?；刚垖ＴO臺撫、丁日昌復請督撫輪駐等議，體制難定，臺灣的建設也一度陷于停滯。中法戰(zhàn)后，臺灣地位更加凸顯，經醇親王奕譞等再次奏請，清廷以臺灣為南洋門戶，設置福建臺灣巡撫專駐臺灣，添設藩司，正式于臺灣設置行省。
既然要建省，省會的選擇是一重大議題。光緒七年（1881），毓英任福建巡撫巡臺籌辦臺灣防務時，認為必須使臺灣南北聲氣相通，而現(xiàn)有臺灣府城偏于一隅，不易顧及北路，應將府道移設彰化，建城于東大墩，居中控制，建設大溪橋。這一計劃中的政治中心預定作為將來的省會。但毓英因中法戰(zhàn)起，奉調主持云南軍事，彰化建設之議未能實施。臺灣建省后，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預定設省治在彰化縣橋仔頭（雅作橋孜圖，今臺中市中心），他規(guī)劃修建一條橫貫南北的鐵路，再修一條跨越東西的公路，這樣省會位于臺中可以居中而掌握四方。
于彰化建設省會的消息也引起了本地士紳的踴躍情緒，甚至出現(xiàn)了向劉銘傳建議省治應設于鹿港的提案。據(jù)署彰化知縣李嘉棠稟稱，本縣紳士前廣東新興縣知縣蔡德芳等二十二人僉稱：“竊臺灣建省，近復蒙欽憲下駐，帶率員紳就彰屬內周歷相度，擇建省垣。遠近聞風，爭相頂祝。”顯然清廷大員反復于彰化考察省會選址的行為已風聞遠近，這些鄉(xiāng)紳言稱，擔心臺島山川形勢，非巡撫耳目所能遽周，故陳所見：
《巡視臺陽圖》
“臺灣一島孤懸，南北綿亙千余里；東盡橫山，西臨瀚海。重以土浮民靡，動輒生變；無事則耕漁亦足相安，有事則請兵籌餉，在在仰需內地。伏思開臺之初，建設郡、廳、縣多從?？?，意殆為是。獨嘉義一縣城離海稍遠，每遇揭竿，四面受困；歷征前事，可為寒心！至如彰化城，西離鹿港，不過十余里。其奈東延內山、平洋遼闊，伏莽滋擾；兼之溪多林雜，防御難施。即如同治元年戴逆自內一發(fā)，城池立陷；城之西面只一橋被斷、一竹圍被踞，雖內地大兵數(shù)千接屯鹿港，經年莫能前進。洎乎南北大兵夾擊，收復后猶爭。爰乾隆年間貴西道趙翼議移彰城于鹿港之說，懇恩入告，事雖未行；要其大意，總以設城距海越近越是也。今當盛朝，威靈震迭，欣荷欽憲撫臨此邦，營建省會；從此添兵足餉，重權鎮(zhèn)攝，全臺托庇，萬萬不至慮此?！?/p>
他們認為現(xiàn)在的彰化離山區(qū)太緊，易被前后夾擊，不如遷址于臨海的鹿港。劉銘傳的回復則透露出清朝官方選擇省會的考慮因素：“臺灣建立省城控制全臺，必得形勢可觀，方能建城。如臺灣府為興創(chuàng)之始基；臺北府物產最富，滬尾、基隆兩口為全臺之要隘，若該二府紳士于此兩處請建省城，尚非謬論。鹿港瀕海，地勢低下，水口沙淺，不能泊船?！彼J為這些士紳“忽請建立省城，非為控制全臺起見，特為本地貿易起色耳”，“統(tǒng)論全臺局勢，豈有棄中、南、北、前、后三千里地方，獨重鹿港一鎮(zhèn)之理！如以鹿港傍海易守，不致四面受敵；何以福建省城不立于長門、江蘇省城不立于吳淞？查該紳士等始議建省必就彰化縣城，繼又稟在大墩地方，現(xiàn)又稟請于鹿港建??；侈然自大，隨意指陳，直視臺灣地方只有鹿港一鎮(zhèn)最重、臺灣紳士亦只有鹿港最大，殊屬荒謬！”如果官方所選之地“或有兇砂惡水，來龍不真；或山水陰陽不交，不成格局”，均可任由地方紳士知堪輿者一一指駁，體統(tǒng)何在。清廷規(guī)劃臺灣省會已拋卻陰陽迷信之說，而全在地理形勢。劉銘傳又稱：“查大墩地方襟山帶海，控制南北，實天造省會之基；本經岑宮?？倍ńǔ牵瑥徒洷揪舨吭荷夏暧H往察看，堪建省城?！笨梢妱憘饕彩琴澱\毓英所見，建省城治所于彰化縣內。
臺北的發(fā)展與定為省會
光緒十五年（1889），劉銘傳命臺灣知縣黃承乙、中路統(tǒng)領林朝棟筑省城。但因原歸商辦的臺灣鐵路出現(xiàn)變故，劉銘傳只得挪用修建省會的經費修建鐵路，致使省城工程延緩。因省城各項設施尚未建成，劉銘傳一直將巡撫衙門設在臺北。從前述劉銘傳對臺北的評價“臺北府物產最富，滬尾、基隆兩口為全臺之要隘”，可見如果將省會設于臺北亦非不可接受，因為臺北此時已是全臺“物產最富”之處?！短旖驐l約》之后，滬尾、基隆為北部最重要的兩個港口，位置重要。
清朝收復臺灣后，統(tǒng)治重心一直在南部，但北臺灣、特別是臺北地區(qū)也在不斷發(fā)展中。康熙、乾隆年間，福建漳州、泉州有組織的墾民紛至沓來。他們的辛勤墾殖，使臺北盆地從原來的荒灘野嶺變成魚米之鄉(xiāng)。嘉慶初年統(tǒng)計，臺北盆地農戶已達21萬人。稻米、茶葉、蔗糖、樟腦和硫磺的采制也崛起成為臺北的重要產業(yè)。臺北漢人修建的最早集市是新莊和艋舺街，嘉慶年間，由于新莊河港逐漸淤塞，臺北的貿易中心逐漸向下游轉移到淡水河東岸的艋舺街（今萬華街），它和臺南府城、臺中鹿港并稱臺灣三大都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說。
隨著中法戰(zhàn)爭與臺灣建設，臺北城防與城市建設并行，成為軍政重鎮(zhèn)。劉銘傳于臺灣實施新政期間的鐵路、公路、航運、電線、電報皆圍繞臺北興建，大稻埕、西門一帶也興起于此時。臺北成為全臺水陸交通和通訊樞紐。自此確立了臺北政治經濟中心地位。
劉銘傳
因此，接任劉銘傳任臺灣巡撫的邵友濂認為：“（彰化地區(qū)）本系一小村落，自設縣后，民居仍不見增；良由環(huán)境皆山，瘴癘甚重，仕宦商賈托足維艱，氣象荒僻，概可想見。況由南、北兩郡前往該處，均非四、五日不可。其中溪水重疊，夏秋輒發(fā)；設舟造橋，頗窮于力；文報常阻，轉運尤艱。臺中海道淤淺，風汛靡常，難于駛進輪船。不獨南北有事接濟遲滯；即平日一切造辦運料，亦增勞費。揆諸形勢，殊不相宜；且省會地方，神廟、衙署、局所在所必需；用款浩煩，無從籌措，是以分治多年迄未移駐該處；自今以往，亦恐舉辦無期?！迸_北府作為全臺上游，巡撫、藩司久駐于此。衙署廟局，已經粗成；舟車兩便，商民輻輳。且鐵路已修至新竹，經費稍裕后，即可分儲糧械，為省城后路。故應將臺北府設為省會首府。臺北形勢匯聚，加上彼時清廷已內外交困，無力再于臺中另筑新城，故依邵氏奏請，此后，臺北就成為了臺灣省會。
參考文獻
1、商偉凡：《與大陸一脈相承的臺灣政區(qū)沿革》
2、侯軍義：《臺灣省會定于臺北始末》
3、馬騏：《劉銘傳與臺北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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