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路吧,去下一間威士忌酒吧。哦,別問為什么。哦,別問為什么?!保╓ell, show me the way To the next whisky bar. Oh, don't ask why .Oh, don't ask why.)20世紀60年代,大門樂隊演唱了這首《阿拉巴馬之歌》,只不過,寫下流連酒吧的不是“中心難再維系”時的美國人吉姆·莫里森,而是魏瑪時期的德國人貝爾托·布萊希特。
1918-1933年,魏瑪時代是介于君主制與納粹獨裁之間的短暫喘息,加上從極左翼到極右翼勢力眾多(下文將提到的《長刀之夜》中,作者本杰明·卡特·赫特列出了最重要的9個政黨),始終處在流變之中。為此,戲劇家、詩人貝爾托·布萊希特和作曲家?guī)鞝柼亍の籂?,將?chuàng)造一種新的體裁視為自己的任務,這種新體裁應該恰當?shù)乇磉_生活的外在表現(xiàn)發(fā)生的徹底改變。1927年,布萊希特和魏爾初次見面,魏爾發(fā)現(xiàn)自己的音樂能與布萊希特的詩歌水乳交融,深信他們兩個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個體能密切合作,就能產(chǎn)生根本意義上的創(chuàng)新。同一年,他們合作了套曲《馬哈哥尼城(Mahagonny)的興衰》,魏爾稱它為“當今(1930年,由它擴展的歌劇1930年在柏林首演,但被納粹中斷)生活的寓言?!彼摌嬃艘蛔扇臃附⒃诨氖彽拿绹辈康某鞘?,居民包括罪行較輕的犯人,警察,妓女,以及資本家,彼此并沒有多大區(qū)別。四個伐木工人把這里當作夢想之地,倡導取消所有禁律,用金錢買一切,但最終毀于自己追求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馬哈哥尼城則陷入了紛爭和混亂?!恶R哈哥尼城(Mahagonny)的興衰》作為套曲在巴登-巴登音樂節(jié)上首演,據(jù)當晚《阿拉巴馬之歌》的演唱者羅特·蓮娜(她與魏爾有過兩次婚姻)回憶,觀眾反應不一,有的起立鼓掌,有的喝倒彩。演奏者們結束演奏后,還要吹起布萊希特周到準備好的哨子,以回應那些吹口哨的觀眾。觀眾喝倒采的原因,也是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韋茨的評價——“通過形式、風格和內容,他們一夜之間就徹底改變了德國的音樂劇?!?/p>
革命性很快得到了響應,1928年,兩人合作了著名的《三分錢歌劇》,這部在四個半月里寫成的作品,直到彩排時還在修改并引發(fā)爭執(zhí)。但首演出人意料(主要是劇組)得成功。魏爾融合多元素的不協(xié)和的配樂,消解了布萊希特嚴肅鄭重的字面意義,“超越了時事諷刺劇,將其轉化為全新的藝術形式?!保▌≡u人赫伯特·伊赫林)
埃里克·韋茨不愿將魏瑪視為第三帝國的墊腳石,他沒有回避德國人屢受的創(chuàng)傷和恐懼,也沒有拋棄共和國倒退之前的進步成果。通過《魏瑪?shù)聡?,他整理出了一筆寶貴的“魏瑪遺產(chǎn)”,從布萊希特和魏爾的《三分錢歌劇》,到托馬斯·曼的《魔山》;從漢娜·赫希的拼貼藝術,到凱綏·珂勒惠支的表現(xiàn)主義版畫和雕塑;從包豪斯建筑到烏發(fā)電影……涉及政治環(huán)境、經(jīng)濟政策、城市景觀、建筑、戲劇、攝影、雕塑、電影、公共衛(wèi)生、性別意識等各個角度?!段含攽椃ā樊斎皇瞧渲兄弧KQ這部寫入普選權,言論、集會和出版自由,人身和財產(chǎn)安全的憲法,為德國人“創(chuàng)造了對當時而言最民主的條件”?;蛟S另有學者會將希特勒就任總理歸咎于憲法第48條的漏洞,不過,韋茨強調的是憲法的民主精神對魏瑪文化和社會的滲透。重新塑造了“魏瑪精神”的人們,苦苦思索現(xiàn)代性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以及,現(xiàn)代性的陰暗面。即便是積極生活著的普通人,都相信自己正在創(chuàng)造一個全新的、現(xiàn)代的、開放的世界。
因此,才會有這樣的口號:人人必須來一次柏林。橫向比較同一時期的城市,它們擁有柏林所擁有的一切,甚至是柏林曾經(jīng)的范本,紐約一樣充滿活力,巴黎更美更迷人,而魏瑪柏林有種特別強烈的東西:它是一座新的城市,也是戰(zhàn)敗國的首都。
本杰明·卡特·赫特一針見血:“仔細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其實魏瑪共和國的一切差不多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有關?!?nbsp;1918年秋天,德國處在戰(zhàn)敗邊緣。一場疲憊厭戰(zhàn)的國內革命由戰(zhàn)線上違抗出海命令、拒絕對英國發(fā)起自殺式襲擊的海軍嘩變迅速擴展起來。而對線下不具備特殊想像力和消息不靈通的大多數(shù)德國人來說,戰(zhàn)時勝利光明的新聞報導和“關于戰(zhàn)事基本上不準確的意義”,突然變成國家要求停戰(zhàn)的消息,實在令人難以接受。人們因戰(zhàn)敗陷入了絕望,還面對著從軍隊撤回和復原、女人因為男人的回歸被迫離開崗位、英國海軍封鎖造成的糧食短缺等諸多困境。革命方向所產(chǎn)生的分歧也使德國人不斷處于起義中,或不斷被政治動亂所波及。但混亂中一切都有可能。絕望與希望的矛盾、新秩序對舊權力的抵抗、擁擠的市區(qū)與田園般森林湖泊的共存。德國人被放在一個充滿各種可能性的萬花筒前,有人被它吸引,有人為之恐懼。
“戰(zhàn)爭改變了人民和國家的關系。”魏瑪時期重要的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如是說。人們對精英和傳統(tǒng)象征的尊重瓦解了,催生了自由開放的風氣。文化從特權享有轉向大眾開放,且不再受特權控制,“公眾的誕生”激蕩著德國人的生活態(tài)度和表達欲望,催促著被戰(zhàn)爭改變的人們堅定地與舊時代割席。
德劇《巴比倫柏林》第一季海報
看過德劇《巴比倫柏林》的人不會忘記第四季中“跳舞馬拉松”這個名場面。沒有比搖擺舞更能體現(xiàn)個體與群體聯(lián)通的場景了??駸岬木羰繕罚磁d起舞的年輕男女,燈光閃爍下壯觀的舞池。這《金子般的一天》,洛特在本季開頭站在唱片店里哼著旋律讓老板找到了僅剩的一張唱片,除夕夜的俱樂部里,人們也踏著這首歌進入1930年。在倒下之前,人們必須一直跳下去,俱樂部外面可是現(xiàn)實的世界!去贏1000馬克獎金只是給了他們更充分的理由。女主角洛特換了3名舞伴,在擁擠的選手中堅持到了二分之一的勝算。此時她剛被警察局長解雇不久,一早,她急于尋找的不只是個舞伴,而是能帶她入場的人,因為她手中連入場的2馬克也沒有。
德劇《巴比倫柏林》講述了魏瑪末期的柏林警察局。魏瑪正從傳說中的黃金時代,被經(jīng)濟大蕭條和迅速興起的納粹黨再次拖入漩渦。動蕩年代里,一座城市的歷史也是一部犯罪史,警局也是幾乎所有人群的交集。流浪兒、黑幫、政客、媒體、法庭、間諜、資本家……這些人也幾乎覆蓋了所有政治光譜。
俱樂部在全劇中作為意象出現(xiàn),代表了亂世中魏瑪美學這份尚存的遺產(chǎn)。這里是人們的精神角落,是各種交易的接頭場所,洛特以及她所代表的“沒有權利被打倒”、從街頭來的人,也是從這里出場。盡管她第一次出現(xiàn)在鏡頭中是清晨的窗口,頂著松弛的倦容,朝找到她的妹妹托尼微笑。她們一邊對話,洛特一邊擦拭身體,從鏡子上扯下一塊口香糖放進嘴里嚼了嚼,又熟練地黏回去,涂上睫毛膏?;負粽Z言和肢體暴力的姐夫,經(jīng)過坐在椅子上無法動彈的祖父、坐在桌旁黯淡又桀驁的母親,走到廉價出租屋的門口披上外套,她所面對的臥室里,軟弱的姐姐正在照顧孩子們。當她走出樓梯口匯入忙碌的街頭,也闔上了身后那個破舊世界的入口。白天,她擠在一群打扮得體的女人中間,站在警察局大廳里爭取搶手的文書零工,深夜,她換上宴會裙,閃爍在充斥著爵士樂的俱樂部人群中。呷一口酒,跳一支舞,左顧右盼,等一張遞來的紙條。只有在這里掙到的錢,夠她甩給家里那個游手好閑的男人,以保護那些女人們。如此到了第二天清晨,有時她會在妹妹身邊躺下,長舒一口氣,度過一天與另一天之間如釋重負的間隙。而我們也明白了第一個清晨降臨前她去了哪里。
不知1930年的洛特是否還相信,她從街頭奮力進入“體制”是為了創(chuàng)造一個新世界。至少,是一種與之相似的熱情,讓巴比倫亂象中的每個人不遺余力地以自己的形式充分經(jīng)歷這場蛻變。他們仍在生活,而不只是活著。
《法比安》電影海報
電影《法比安》與《巴比倫柏林》有不少聯(lián)動,情節(jié)上如女主角科妮莉亞進入的就是《巴比倫柏林》第三季的故事核心烏發(fā)電影公司,她希望當演員,為這個時代增添一些無用之美。作者在態(tài)度上如主角法比安因每天遲到被開除前和老板的對話:
“我的確還有另一份工作,生活?!?/p>
“你管鬼混叫生活,你根本不尊重生活?!?/p>
“不尊重我自己的,是的?!?/p>
《法比安》更直接的表露了魏瑪末日的德國人如何在盲目生活中,掙扎著守住自己的界線。
《法比安》改編自德國兒童文學作家埃里?!P斯特納寫于1931年的小說,電影以分屏鏡頭、黑白原始鏡頭、效仿默片以及跳接等視聽語言,給人較小說更輕快、更令人暈眩的體驗。雅各布·法比安目之所及,向觀眾展示了“病床上的”柏林。人人都預感到了毀滅?!斑@世界還容得下體面嗎?”在為房東讀完一篇16歲懷孕少女及其團伙的作案報導后,法比安問。拉布德在公園草地上圍起來的十幾個年輕人中間讀萊辛 “難道我們不是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自己身處不得不忍受的社會。”在法比安與科妮莉亞相遇相愛的第一個晚上,他攔下了她的單車陪她回家,這一路也是對這座城市的夜巡:涂在墻上的投票口號,各黨派的選舉海報,閃著霓虹粉色的咖啡館,精致的櫥窗,當他們停在櫥窗前先向他們問時間再要錢的“有教養(yǎng)的年輕人”(后來法比安明白他在盯梢)……“東部是犯罪,中部是流氓,北部是貧窮,西部是墮落。”帶著卍字袖章的褐色隊伍更頻繁地出現(xiàn)在公園、餐廳、夜晚的街頭,報紙頭條是希特勒憲法紀念日的講話,人們在談論社會民主黨應該為經(jīng)濟困難、饑餓、貧富差距負責。
社會民主黨在魏瑪時期整體表現(xiàn)軟弱。一戰(zhàn)戰(zhàn)敗后,他們從“容忍”民主共和的君主制擁護者手里接下政權,巴登親王和興登堡統(tǒng)帥希望遏制革命、避免內戰(zhàn)。接著,他們替將軍們走上了停戰(zhàn)談判席(而協(xié)約國由于拒絕與德國“軍國主義分子”談判也同意了這一安排),從此背上了簽下德國人看來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合約》的罪名。同時,軍方釋放“背后捅刀”的謠言將停戰(zhàn)的罪名也轉嫁到民主黨派身上。從最初就動搖了德國人對社民黨的信任,后期這一謠言更為納粹大加利用。
毀滅之后是什么?結伴回家的深夜,科妮莉亞問。“愚蠢?!狈ū劝膊槐Щ孟氲仡A見到先進的制度會在愚蠢的人面前失效,理性和公平無法獲得權力。畢竟他是個清醒的觀察者,如果不是遇見了科妮莉亞,失業(yè)只會讓他覺得好笑。拉布德不同,他心懷抱負,但未婚妻不愛他,論文沒有回應,集會被捕,他反覆陷入絕望又一次次相信進步,“恐懼和仇恨的聲音不能再高于心靈和思想的”,他期待人類尊嚴的時代取代崩壞的共和國。
也許許多人和他一樣,內心期待德國的涅槃。美國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曾回憶自己是班上唯二幸存的猶太人,要不是因為猶太人家族必須聽從父親(父親得到了內部消息),媽媽是說什么也要他留在德國讀一所理想高中的?!耙床辉敢獬姓J危險,要么低估了危險,要么反應得太慢,總之,他們錯了。”《文學之冬》用“命懸一線者的故事”——“1933年2月,人們的命運已見分曉……從來沒有這么多作家和藝術家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離開他們的國家”——再次提出了科妮莉亞的問題。
《柏林午報》頭版的巨型字母給了出版商弗里茨·蘭茲霍夫當頭一棒——“阿道夫·希特勒,總理?!彼某霭嫔绶聪L乩盏牧鰣远ú灰?。他急匆匆把報紙給格奧爾格·凱澤——他和魏爾合作的《銀湖》即將首演——但凱澤沒法當真,“一個保齡球俱樂部換董事會。”相似的情形也發(fā)生在《世界舞臺》主編卡爾·馮·奧西茨基身上,他在德國作家保護協(xié)會的會議上對希特勒就職勃然大怒,而大多數(shù)作者無法共情他的憤慨,他們都認為這場鬧劇很快就會結束。國會縱火案發(fā)生后,自由派《柏林日報》的老主編特奧爾多·沃夫沃立刻思考起區(qū)分報導和杜撰、斟酌報導使用的語氣,但被突然闖進的年輕手下風風火火地拉出房間,塞上車送去了火車站——年輕人在逮捕名單的最上面看到了沃夫沃的名字,沃夫沃乘夜車去了慕尼黑。達姆施塔特州立劇院的經(jīng)理古斯塔夫·哈通,在蕭伯納的《真相畢露》首演彩排結束后,爬上舞臺當著進駐劇院的沖鋒隊簡單說了幾句:這部劇我們演不了了,這是悲劇,不僅是這部劇的悲劇,也是我們所有人以及德國的悲劇。我堅信,這不會持續(xù)多久,我們將在自由民主的環(huán)境中上演這部劇。而埃里?!P斯特納和法比安一樣是觀察者,猶太朋友赫爾曼·凱斯滕對他說“我們必須離開德國”。凱斯特納說:“你必須走,我必須留?!钡谌蹏仨氂凶C人,他已經(jīng)決心去講述這個即將到來的時代。(盡管,烏維·維特施托克在后文中提到,凱斯特納也是因為不想丟下留在德國的母親,接下去的幾年,他只能匿名發(fā)表作品,而1945年后,他所搜集的納粹時期的筆記也沒有派上用場。)
“事情發(fā)展的極快?!睘蹙S·維特施托克在后記中說,“1月底離開法治國家的人,4周后將回到一個獨裁國家?!庇腥速|疑,一個誕生過歌德的國家,如何被納粹統(tǒng)治了12年。這已經(jīng)是另一個故事了,可以肯定的是,魏瑪共和的迅速潰敗是許多原因造成的(黨派利己、左右翼對立、希特勒的偽裝、政治宣傳、經(jīng)濟危機、反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希特勒執(zhí)權也非一蹴而就(他前兩次沖擊政權都失敗了)。事實上,在1919年1月19日舉行的選舉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得了約39%的選票,到1957年之前,這個紀錄在自由選舉中沒被德國任何政黨超越。當時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德國人投給了民主黨派,而希特勒從沒有在自由選舉中獲勝過。
赫特用《長刀之夜》厘清魏瑪?shù)慕K結,其急迫感呼之欲出,他必須相信如果能找到原因,人類就能阻止它再次發(fā)生。烏維·維特施托克就沒那么樂觀了,今天人們看待魏瑪是脫離歷史語境的,對魏瑪時代的人而言,會發(fā)生什么,他們“無法想像”。像法比安在筆記上寫下的那樣:同一輛火車載著所有人,前方距離無人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