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憂外患，大廈將傾：從南明史看明朝的滅亡

本文摘自《南明史：1644—1662》[美] 司徒琳（Lynn A. Struve）著，李榮慶等 譯，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

本書作者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司徒琳，圖片來自網絡

引言

明王朝究竟終于何時？這是個頗有哲學意味的歷史問題，任何答案都或多或少帶有某種隨意性。就中國通史的教科書或大事記來說，指出1644 年便夠了。那一年的事件無疑是重要的：明朝的崇禎皇帝，在李自成的叛軍踐踏北京并攻陷皇宮之際，自盡了；明朝的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便與滿洲的攝政王多爾袞聯(lián)合，使?jié)M人得以將叛軍逐出北京，進而占領了整個華北平原?？墒牵瑖栏竦卣f，1644 年并非明亡清興的分界線。滿洲領袖皇太極，還在1636 年，就做了國號為清的新王朝皇帝了；而永歷帝，明朝最后一名自稱君臨全中國的親王，卻到1662 年才被滅。倘若探究國家興亡旨在尋求啟迪，則許多令人感興趣的可能性便會凸顯。對于1644 年前滿洲的諸多研究，當然著重于他們從尋常部落到獨特國家的演化，以及他們的太祖努爾哈赤（1559—1626）的關鍵業(yè)績。至于明王朝在什么時候確認完結——換句話說，它力量喪盡而敗局已定在何時——則是一個有點陰郁，卻能活躍想象力的問題。

那是在聲名狼藉的太監(jiān)魏忠賢竊奪權柄、使得“朝廷的政治與道德可能屬于帝制中國歷史上最為腐敗”的17 世紀20 年代嗎？或者，發(fā)生在同一世紀的30 年代，即雖然有了個精明的皇帝，而明王朝的政府仍然衰頹和缺乏士氣，既無力阻擋滿洲內逼乃至時而突入東北邊的長城，也沒法將“流寇”活動限制在西北部陜西省境內的那個時期？此外還有判斷災難根源在于萬歷朝（1573—1620）的，認為萬歷皇帝打破了長期拒絕上朝的紀錄，從而造成了“憲法”的危機，至明亡而余波猶存。可是假如考慮到每個主要王朝的統(tǒng)治中期往往會有財政難關，那么問題又似乎出在嘉靖朝（1522—1566）的初期，因為此時朝廷財政的具有慣性的陳年舊例，無法適應變化迅速的經濟需求，因而明政府應付宏大問題，尤其是軍事問題的努力必然受挫。

按照這樣的邏輯推論下去，無疑可以一直追溯到人類起源，也就是追溯到人類受生之初所有胚胎都已蘊含死亡的基因。幸好我沒有追步這類偏愛的愿望。本書的研究，只是直截了當?shù)貙⒚鞒魇酪u制度的結束，定在某個時間。過了這個時間，作者便認為沒有真正的明朝君主可言。本書亦想闡明，在明都北京陷落已經整整十八年以后，明朝的君主世襲制的滅亡時刻是怎樣到來的。本書不擬對明朝被削弱和復興受阻的種種因素逐一給予精確的評估與分析，然而本書特別注意1644 年前后一再出現(xiàn)的兩個問題，它們使我們看穿了有明一代始終存在的兩大嚴重困難，那就是（一）文武官員之間無法取得統(tǒng)一和協(xié)調（隨之而來的就是對于軍人的貶抑）；（二）大臣們在如何作為皇帝的輔弼問題上陷入了困境。在中國歷史上——尤其自晚唐及宋代以后——這兩個問題始終存在，到了明朝，變得格外凸顯。在明代大部分時間，它們大致以個別形式存在著，僅在幾個問題上出現(xiàn)交叉。然而在南明，當武裝能力與皇權有效統(tǒng)治都到了生死攸關的時刻，它們仍糾葛不已，便對勤王事業(yè)造成了致命傷。同這類問題密切相聯(lián)系的，就是久經小心培植并不容異己染指的文官優(yōu)勢地位。這個文官系統(tǒng)，在明代較諸中國歷史的任何時代，都更自以為是（以及到頭來自取滅亡）。

一個在“洪武”精神中建立和鞏固的國家，卻出人意料地很快將關注由武事別移。明朝的太祖（1368—1398 年在位），依仗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和在水陸作戰(zhàn)方面的韜略，逐出了蒙古人，打敗了國內敵手。在他的后裔中差堪相比的只有他的第四個兒子成祖，此人在15 世紀前夕發(fā)動內戰(zhàn)從侄兒手中奪取了帝位。但成祖選擇的年號卻是“永樂”。而太祖，雖然他的年號令人肅然以及他費心創(chuàng)造的勛貴制引人注目，卻并不希望尚武精神在普通民眾中植根和傳播。毋寧說，他所追求的是減輕一般人的兵徭負擔。這樣就形成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祖訓：軍人的身份世襲，使軍人與其他社會成員的身份相區(qū)別——正當此時，中國的世襲制已在社會政治的價值觀念中遭到摒棄，代之而起的是依照才能而賦予威望、身份、特權以及其他獎賞。

明代軍人組織的世襲性見于兩方面：第一，普通兵士和軍官都來自永久隸籍的“軍人家屬”（軍戶）。他們?yōu)榱穗S時準備征戰(zhàn)所需的給養(yǎng)裝備，而耕作屬于國有的所謂軍墾土地（軍屯），并在所駐的戰(zhàn)略網點（衛(wèi)和所）接受編制和訓練。第二，那里的軍事貴族（勛臣），擁有諸如公爵、侯爵和伯爵等永久性頭銜，都是皇帝以其殊勛授予他們的。這些人通常擔任五軍都督以及京營提督一類高級職務，而且其貴族頭銜（在某些情況下還有他們的職務）世襲罔替。在15 世紀和16 世紀初，軍屯制與衛(wèi)所制兩方面，連帶軍事貴族身份制都令人驚異地退化了，因為文職官員，特別是兵部官員，逐步控制了軍事要務。財政措置失當所造成的偏差，外加文職官僚的漫不經心和蔑視，致使軍戶的生活水準和士兵的服役條件都惡化得令人吃驚。物質匱乏更加重了世襲軍人身份帶來的社會恥辱。私脫軍籍，在役潛逃，以及虛登名冊，都成常事。駐軍實力下降到遠低于計劃標準。剩留的士兵又被經常性地安排非軍事工作，譬如運輸或建筑，甚至充當軍官的仆役。為了彌補世襲軍屯制的缺陷，而設置的全民皆兵制度（“民兵”和“民壯”），不是由于應征乏人而無從推行，便是在各地文官的操縱下逐漸變質，很快表明其目的不在增加軍額，而在于榨取額外稅收。確實，由于以征銀代徭役已成為明朝戶部歲入正宗，因而在1637 年復行民壯制的廷議剛提出便遭駁斥，理由便在于政府經受不住隨之而來的歲入減少。結果，無數(shù)的地方自保組織建立起來，以對付17 世紀40 年代的流寇和南進的滿人，其目的都嚴格止于自衛(wèi)，他們既沒有得到來自高層的協(xié)調，也沒有被利用進行地區(qū)性防御。當世兵和丁壯的數(shù)量都不敷所需，政府便不得不日益依靠雇傭兵（“募兵”），這項開支的不斷增長，以及常規(guī)軍費在16 和17世紀的持續(xù)上升，致使明朝的國庫和后勤部門都不堪重負。況且，與欠餉的屯卒相比，欠餉的傭兵更加危險。屯卒通常有家可歸，而傭兵則由社會上流離失所的群體中來——根弱，又多是冒險者，一旦被武裝和接受軍訓，卻不能及時給予糧餉，便視反叛與擄掠為理所當然的事，而原來招募他們卻是為了保護人民。當兵變、暴亂以及其他的社會騷動愈益普遍，招募斗士也愈加容易，只要提供餉銀即可。但對他們的訓練和控制，卻越發(fā)困難。戰(zhàn)地指揮官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以保持兵員數(shù)量，于是有了半私有的軍隊。對付這批暴戾乖張、桀驁不馴的士兵，可取之方是撫慰，而不是繩以軍紀。所謂明末農民軍，大部分由此等社會“渣滓”構成。而當時的社會從不把做人的尊嚴給予普通士兵。

于是，明朝會把那些被鄙棄的人視作一流勇士，便不足為奇?！袄潜眮碜赃b遠的貴州某土著部落，以驍勇善戰(zhàn)著稱，也以劫掠平民而惡名昭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剃!”“狼兵”被用于有限的戰(zhàn)役以及事畢即被遣返原地的狀況，正是明朝文官與軍隊分離的縮影。

那些被文官們屢屢指為嬌生慣養(yǎng)、無能和“紈绔”的軍事貴族們，已成了受到鄙視的另一群異類。大多數(shù)聲望卓著的勛貴世家是在王朝開端即太祖和成祖兩朝建置的，但從15 世紀初葉起便鮮有新的冊封，而這種體制也顯得越發(fā)不合時宜。加之，勛貴們縱使永久保持由朝廷給予他們的高貴身份，他們的權勢和威信卻逐年下降。在這種關系上最為顯著的是五軍都督府和京營的演化史。兩個集團本來都是襲封高級軍事貴族者的禁臠，但二者漸漸變得越來越服從兵部的節(jié)制，而且勛貴職權的衰替還表現(xiàn)在它受宦官侵蝕上，正像被文官侵蝕那樣。重要軍事職務的指派權也旁落于非貴族軍人即通過考試的武舉人和武進士手中。從15世紀晚期起，由兵部定期舉行這種考試（像文職業(yè)務考試的略小翻版）。

明代的軍事建構的破敗，常被歸因于“承平日久”。情況真是如此嗎？的確，明朝不像宋朝那樣承受著長期的沉重壓力。但它有過許多煩惱，諸如需要同時對付內部的造反者和南方的鄰居緬甸和安南；北方的蒙古人始終是潛在的威脅，不時恐嚇著北京。在一次“輕舉妄動”中，被他的首席太監(jiān)誘出舉行有勇無謀親征的皇帝，做了西蒙古酋長的俘虜并被扣留年余，從而在明廷引發(fā)了一場巨大危機。牟復禮注意到從這次崩潰中“中國人沒有吸取應有的教訓”，這個裁決也可適用于明朝其他的軍事努力。

作為“中國的第三條邊界”的防御設施，即東南沿海的海防能力，到15 世紀初以驚人的速度降低，而在明初海上力量曾大大發(fā)展，如今則完全逆轉了。當16 世紀中葉倭寇（日本的海盜）的侵犯特別嚴重之時，海防也陷入悲慘的境地。于是招募了特別部隊并建立新的指揮組織。在這場斗爭中，朝中最能干的將軍戚繼光，再次取得制止擄掠者的成功；為此，“彼實練新軍”。由于不重視戚繼光的經驗，在17 世紀，中央政府只能靠招安海寇，才能在沿海維持表面的和平。

作品簡介

《南明史：1644—1662》[美] 司徒琳（Lynn A. Struve）著，李榮慶等 譯，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內有文官黨派紛爭，外無武官英雄崛起，恰逢戰(zhàn)事眾生繚亂，體制上政治制度內部牽制消耗、外力無法使出，南明之傾根源可溯。

本書的目的是回答“明朝為什么會滅亡”這一問題。由此出發(fā)，作者所討論的是明朝世襲君主統(tǒng)治失陷后18年的歷史進程中所映射出來的潰敗根源。 書中通過大量的史料梳理，主要把明朝由強變弱的原因歸結為“文武之間無法取得統(tǒng)一和協(xié)調”“大臣們在如何作為皇帝的輔弼問題上陷入了困境”。作者同時注意到以上兩點并不是唯二把明朝引入滅亡的原因，近代經濟變遷的也是原因之一，但朝廷內部沖突造成抵制外力的失敗仍是明朝滅亡最主要的原因，而這內部沖突的根源，在朱元璋太祖從一開始設計官僚制度時就已埋下。隨著時間推移，文官內部的黨派紛爭、在外武官戰(zhàn)斗力淪為平庸，內憂外患，大廈將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