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的翻譯才能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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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文文字內容和形式相等的時候，英文可以譯出中文的意義；如果中文的內容大于形式，那么譯者就要選擇符合內容的形式。這樣，才能使人知之——了解原文內容；如果能使讀者喜歡譯文的形式，那就是使人好之；如果能夠使人讀后感到有樂趣，那更是使人樂之。知之，好之，樂之，是閱讀譯文的三部曲?？鬃釉凇墩撜Z》中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痹谖冶救丝磥?，如果譯文能夠使讀者樂之，那就達到翻譯的最高境界了。

澳大利亞人約翰·菲茨杰拉德在30年前只是一個身懷200澳幣的學徒，現在卻成了有千萬平米土地的銀行家。他的成功據稱是受到了老子《道德經》的影響，由此可見，中國文化對兩千年后的世界是可能起到作用的。菲茨杰拉德說：他最初讀了不少《老子道德經》的英譯本，都讀得莫名其妙，后來，他讀到北京大學出版社《〈老子〉譯話》中的《道德經》譯文，方才恍然大悟，深覺獲益匪淺。一般《老子道德經》和《〈老子〉譯話》的譯文有什么不同呢？以北京大學出版社《老子道德經》為例，這個譯本基本上是用對等或形似的譯法，如“道德經”英譯成the Book of Tao and Teh。這種譯文誰能理解？如何能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呢？我們再看，《〈老子〉譯話》中的英譯文是：Laws Divine and Human（天道和人道）。因為《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講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所以“道”指的是“天道”，而“德”指的卻是“人道”。由此可見，《老子道德經》用的是“對等”或“形似”的譯法，而《〈老子〉譯話》用的是“優(yōu)化”或“意似”，甚至“神似”的譯法。對等法是西方語文互譯時常用的譯法。西方語文如英、法、德、意、西等，都是拼音文字，根據計算機統(tǒng)計，約有90%的語匯有對等詞，因此翻譯可以用對等法。而中文只有一半和西方語文有對等詞，因此在翻譯的時候，如果有對等詞，可以用對等詞；如果沒有對等詞，則不是原文優(yōu)于譯文、就是譯文優(yōu)于原文，所以翻譯時要盡可能用優(yōu)于原文的譯文表達方式，這就是“優(yōu)化法”或“意似”甚至“神似”的譯法。下面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老子《道德經》第一章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北本┐髮W出版社《老子道德經》的譯文是：

The Tao that is utterable

Is not the eternal Tao.

“道”字音譯，不知所云，雖然加了注解——logos（邏各斯，理性，理念；基督或上帝的話），path（小路），road（大路），仍然很難理解。全句還原成中文大致是：邏各斯（或理性、理念，基督或上帝的話）是可以說得出口的，但并不是永恒的理念。這話毫無意義。再看《〈老子〉譯話》中的譯文：

Truth can be known,

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

or the truth known to you.

（真理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你所知道的真理。）

“真理”也可以改譯為“道理”。這句話的意義可大了。無怪乎菲茨杰拉德認為老子思想可以大起作用。

老子《道德經》第一章第二句是：“名可名，非常名?！北本┐髮W出版社版《老子道德經》的英譯文是：

The name that is namable

Is not the eternal name.

譯文還原后大致是：可以命名的名字不是永恒的名字。這種一個字對一個字的對等譯法，翻譯出來的句子簡直不知所云，無怪乎西方讀者要讀得莫名其妙了。根據原文下面兩句：“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意思是說：天地萬物開始是沒有名字的?；剡^頭來再看上面一句：名可名，非常名。第一個“名”，指的是“天地萬物”，第二個“名”是動詞，是“取名”的意思；第三個“名”還是名詞，還是天地萬物，但是可以簡化為一個“實”字。全句意思是說：萬物是可以有名字的，但名字并不等于實物，這就是要討論的“名不副實”的問題。所以可以譯成英文如下：

Things may be named.

But names are not the things.

這說明早在兩千年前，老子就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看出名與實的矛盾、道與常道

的矛盾。而兩千年后的翻譯居然錯得一塌糊涂，這樣的中譯英，如何能促進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呢？

北大出版社版《老子道德經》第三句的標點也與眾不同：“有，名天地之始；無，名萬物之母。”英文譯文是：

The Nothingness is the name of the beginning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Being（substance）is the name

of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無是天地開始的名字，有是萬物母親的名字。）

這里中英文都不容易理解。所以，改動如下：“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In the beginning heaven and earth are nameless.

When named, all things become known.

這兩句的意思大致為：天地開始是沒有名字的，有了名字，人才知道萬物是什么。由此可見，《道德經》這幾句是簡單的認識論，如果翻譯不好，外國讀者是很難理解老子，也很難理解中國古代的哲學的。

老子不容易被理解，那么孔子呢？198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們在巴黎聚會，其中88位獲獎者認為：21世紀人們要過幸福的生活，就要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其實，早在兩百年前，英國詩人Pope（蒲柏）就說過：

Superior and alone, Confucius stood,

Who taught that useful science, to be good.

（孔夫子超凡入圣，教我們如何做人。）

孔子是如何教育我們的？《論語》第一章第一句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這句話如何翻譯成英文呢？我們先看英國譯者Waley（威利）的譯文：

To learn and at due time to 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ed, is that not after all a pleasure?

這個譯文是相當典型的對等譯文：“學”翻譯成to learn，“而”翻譯成and，“時”翻譯成at due time，“習”翻譯成to 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ed，“之”是虛詞不翻譯，“不亦”翻譯成is that not after all，“樂”翻譯成a pleasure，“乎”是虛詞不翻譯。這個譯文和原文相當對等，但是，根據《論語》上下文中的“不亦君子乎”來看，學習的人是一名“君子”、“學者”，放到現在普遍的語境中，甚至也可以指那些諾貝爾獎獲得者。這樣看來，“學”翻譯成learn不如翻譯成study，更不如翻譯成acquire knowledge，“習”翻譯成repeat不如翻譯成put in practice?！皭偂狈g成pleasure（高興）又遠不如翻譯成delight（樂趣）。我們再來看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譯文：

Is it not a delight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from time to time?

舉這個例子說明：當譯文和原文有幾個對等詞的時候，應該用優(yōu)化法選擇一個最好的譯語表達方式。如果沒有對等詞，那么自然只好用創(chuàng)譯法來選用一個最好的譯語表達方式了。甚至，即使有對等詞，如果能找到比對等詞更好的表達方式，也可以采用，那就能更好地傳遞這些中文經典語句的意思了。

其實，對等詞的范圍也可大可小，尤其是中文和英文的對等詞。因為英文是比較科學的語言，內容和形式基本相等，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中文是比較藝術的語言，內容往往大于形式，說一可以指二，甚至指三指四。如“學”既可指學生學習，也可以指學者做學問；“習”既可以指學生溫習功課，也可以指工人實習，還可以指學者把理論付諸實踐。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中文文字內容和形式相等的時候，英文可以譯出中文的意義；如果中文的內容大于形式，那么譯者就要選擇符合內容的形式。這樣，才能使人知之——了解原文內容；如果能使讀者喜歡譯文的形式，那就是使人好之；如果能夠使人讀后感到有樂趣，那更是使人樂之。知之，好之，樂之，是閱讀譯文的三部曲?？鬃釉凇墩撜Z》中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痹谖冶救丝磥恚g者威利的譯文最多只能使人獲得“知之”的閱讀體驗，高教社出版的中國人的譯文可能使人獲得“好之”的閱讀體驗，如果譯文能夠使讀者樂之，那就達到翻譯的最高境界了。

這個看法有人不同意。如《英語世界》2015年第三期第108頁上就發(fā)表了美國Owen教授的看法：“中國正在花錢把中文典籍翻譯成英語。但這項工程絕不可能奏效，沒有人會讀這些英文譯本?！薄白g者始終都應該把外語翻譯成自己的母語，絕不該把母語翻譯成外語?！監(jiān)wen教授的話對不對呢？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我們就來看看《詩經》第一首《關雎》的第一段內容和相應的譯文吧。

關關雎鳩，

（對對斑鳩咕咕叫，）

在河之洲。

（愛在河中小洲上。）

窈窕淑女，

（姑娘啊苗苗條條，）

君子好逑。

（情郎和她想成雙。）

威利的譯文如下：

“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這是“把外語翻譯成母語”的譯文，能不能使讀者知之，好之，甚至樂之呢？Ospreys（魚鷹或白鷺）有沒有“fair，fair”（美呀，美呀）叫的呢？沒有。所以第一行完全翻譯錯了。原文的“關關”音譯應該是gu-an gu-an（咕-安，咕-安），也就是說，水鳥是“咕咕”叫的，那么“咕咕”叫的不是斑鳩么？所以雎鳩不是水鳥，也不是白鷺，而是斑鳩。那么，“咕”字后面為什么要加個“安”呢？原因在于，“咕”是閉口音，在詩中不響亮，后面加個“安”音，就變成了“關”，“關”是開口音，“關關”就比“咕咕”響亮得多，更適宜入詩了?？梢姡袊缭谙惹貢r期就知道詩歌中用開口音代替閉口音的語言感覺，可見中國古代的文化其實是多么發(fā)達。我想，這個例子足以說明這點了。

威利還說，“淑女”是“貴婦”，“君子”是“貴人”，但詩中第四段說：“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闭f明君子和淑女還在河中采摘荇菜，可見中國古代詩歌中，君子和淑女的所指也是包括勞動人民在內的，因此，中譯文不妨說成是青年男女，那就范圍更廣，更有現實意義了。這也說明原文有不同的對等語時，應該選用更好的對等語，因此，中國譯者對《詩經·關雎》第一段的翻譯是這樣的：

By riverside are cooing （一對斑鳩鳥）

A pair if turtledoves; （河邊咕咕叫）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 （年輕人愛上）

A fair maiden he loves. （苗條的姑娘）

這個譯本已經由英國企鵝圖書公司出版，可見Owen說“沒有人讀”，是不完全符合事實的。

英國倫敦大學教授Graham也說不能讓中國人翻譯中國詩。他在英國出版的《晚唐詩選》一書中收入了李商隱的《無題》，其中一首有“金蟾咬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句，意思是說：金蛤蟆咬住門鎖，就是富貴人家晚上鎖門燒香的時候，詩人進門赴情人的約會來了；第二天早上用絲麻井繩打上井水的時候（玉虎是富貴人家井上的裝飾品），詩人又離開情人回家了。怎么知道是約會呢？因為詩中上句“燒香”中的“香”字，和下句中“牽絲”中的“絲”字，合起來是“香絲”，和“相思”同音。由此知道，“入”和“出”都是指害相思病的詩人。再看Graham的譯文，是這樣的：

A gold toad gnaws the lock. Open it, burn the incense.

A tiger if jade pulls the rope. Draw from the well and escape.

（金蛤蟆咬住鎖，開鎖燒香吧。玉虎拉上井繩，打上井水逃走吧。）

這個譯文就是字對字的譯文，90%對等，10%錯了，結果整個句子的意思就完全錯了。英國譯者對于這首唐詩的理解錯了，如果對唐詩的理解只有50%是對的，那么無論英語表達能力多強，翻譯結果都是很難超過50分的。而中譯者的理解能力往往遠遠高于英美譯者，如果說理解正確80%-90%，那么譯文基本上也可以得80-90分，遠遠好于英美譯者。同樣是上面兩行詩，中國譯者的譯文是這樣的：

With incense burned at night, I entered golden gate, （帶著夜里燒香的香氣，我進入了大門）

When water’s drawn at dawn, I left my jadelike mate. （清晨打上井水時，我離開了我的玉人）

綜合上述種種，我的結論就是：用中國優(yōu)化譯法或創(chuàng)譯法，能夠使得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作者許淵沖，為北京大學文學翻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