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17世紀歐洲具有破壞性的大戰(zhàn)中，英國只是作為微不足道的邊緣小國出現(xiàn)，而到了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早期，英國則一躍成為當時新興的軍事強國。
這一非凡成就有幾種解釋路徑。最為流行的一種含蓄不露的愛國，大張旗鼓的好戰(zhàn)，突出了英國紅衫軍和水兵們（Jack Tars）的集體主義品格及其將領們的個人英雄主義。這種路徑并非一無是處。盡管它的修辭有時帶有濃厚的《男孩手冊》（Boys’ Own Paper）及蠻勇故事的味道，但這種描寫往往更關注戰(zhàn)爭戰(zhàn)術和戰(zhàn)斗的細節(jié)，加上那些令托爾斯泰著迷、令克勞塞維茨憤怒的時運多蹇，一起構成了戰(zhàn)爭的實質，并往往決定著戰(zhàn)爭的結果。然而，這樣的敘述往往缺乏宏大的背景。它們被視為是“戰(zhàn)斗”史，或者從更廣闊一點的視角上，也只算戰(zhàn)略史的一部分，仍然與特定地區(qū)的整體歷史尷尬地分離開來。
對英國崛起的第二種解釋路徑對戰(zhàn)爭和戰(zhàn)術的血腥魅力閉口不談，而更傾向于突出英國以經濟和商業(yè)為基礎的戰(zhàn)略優(yōu)勢。至少有兩種觀點認為，英國的擴張是商業(yè)資本主義的強大動力——即增加利潤和積累財富的愿望——所推動的。一個是謹慎的歡呼，另一個則是明確的批評。前者指出了英國商業(yè)實力和經濟增長，表現(xiàn)在出口、農業(yè)基礎力量、對外貿易能力、商船技術，以及人民財富方面。后者則提請我們注意英國擴張的受害者。擴張的代價由奴隸、契約傭工以及土著人民承擔，他們的命運密不可分地與新領土的獲得與商品市場的發(fā)展綁在了一起。
最糟糕的一面是，這些歷史敘事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作為所有行為的唯一解釋，而忽略了文化和權力的復雜性。它們還悲觀地將經濟關系還原為一種直接的壓迫與反抗關系。但是，他們提供的洞見是一劑苦口良藥，它讓我們想起了英國新斬獲的國際地位的全球背景，以及私人主動性在財富增長和帝國擴張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后者以東印度公司的私有化帝國主義為典型代表。它們強調資本和勞動力、財富和人力等經濟和社會資源在推動國家成為大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某些文獻尤其是那些雄辯而富含激情的作品指出了來自大都會與其邊緣地帶截然不同的觀點。英國人常為他們的自由和法律規(guī)則而感到驕傲，并且將商業(yè)的發(fā)展頌揚為文明化的過程。然而，對于不同地區(qū)，權威的施行卻是十分不同的。對于處于商業(yè)擴張第一線的偏遠地區(qū)和受支配的人民，權威的施行手段常常是粗暴和野蠻的。
軍事上的壯舉、經濟上的增長與英國企業(yè)的全球擴張共同促成了英國國際地位的變化。但是，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與總體上并不如此突飛猛進的一系列發(fā)展相伴而生，且倚重于這些發(fā)展。戰(zhàn)場上的勝利直接依賴于人力和彈藥的充足供應，而這些都需要充裕的金錢和有效的組織，現(xiàn)代軍事稱之為“后勤”（logistics），社會學家稱為“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正如17、18世紀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即使有再強的商業(yè)技能、商運能力，國家再繁盛，也無法做到對商業(yè)航線的完全控制，確保軍事基地和殖民地安全無虞。想要確保安全，不僅需要陸軍和海軍，還需要金錢和有效的組織。否則，不列顛可能已經墮入18世紀“荷蘭病”（Dutch Disease）的深淵，這種病使一個享有無與倫比的個人繁榮和非凡的商業(yè)智慧的國家無法保持強大的影響力和權力。要取得大國地位需要大量的經濟資源，然而，僅有這些是不夠的。大國崛起的征途中，需要足夠的資金，也需要有效利用這些資源的組織手段。
行政管理工作靠秩序進行。它們厭惡劇作家和歷史學家慣用的把戲——變化、混亂以及暴力行為，而熱衷于千篇一律。這不僅意味著日復一日的往復，還形成了一種預期：每天都應該是相同的。但是每當政府試圖將秩序和限制強加于人類行為時，就會產生摩擦。正是對秩序和循規(guī)蹈矩的欲求與公眾實際行為之間的緊張狀態(tài)激發(fā)了戲劇性的沖突，而這正是政府力圖遏制的。此處權力和控制力的爭奪雖不如戰(zhàn)場上的血腥拼殺那么驚心動魄，其范圍也并未波及多個大陸，但無論它看起來多么克制或者平靜，其影響還是深遠的。征稅、籌錢以及物資的供給皆通過政府的日常規(guī)制來運作。政府行政管理者建立日常規(guī)制能力的不同可以決定最終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
書記員們處在沉悶的位置上。這些蒼白的、陰郁的形象從未獲得其應得的評價。18世紀，抄寫員、復記員、記錄員的數(shù)量前所未有地增加。匆匆瞥一眼這一時期的事務賬簿、財政記錄以及政府檔案，我們會驚嘆不已，在沒有任何復印機械幫助的時代，那些男人或者女人表現(xiàn)出何等的書寫藝術天才。然而，這些書記員卻沒有名垂青史。從來沒有哪個群體能寫下這么多東西而完全匿名。這部分因為他們迫于生計而從事這份工作，但也是遭受歧視的結果。英國人尊崇土地所有權，尊重體力勞動性質的工作，卻極少贊頌用筆工作的人，無論他們是書記員還是知識分子。
然而，盡管有單調乏味以及技術細節(jié)上的問題（我希望消滅這些問題），但金融家和行政管理者們未能獲得應有的關注——除了在最專業(yè)的學術研究中，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的重要性不符合英格蘭/不列顛國家（English/British state）的傳統(tǒng)觀念。長久以來，這種傳統(tǒng)觀念已經成為英國自由傳統(tǒng)的一個令人自鳴得意的來源了，即英國有足夠的政治和智慧去避免“強國家”所帶來的災難。今天的政治氣候下，這一觀點不能更流行了，我們今天似乎有意否定特定的政治目標，以消解后1945時代的行政管理機構。從自由主義的視角觀察，國家干預是1945年到1979年間英國政治的典型特征，而這好像是不列顛政治傳統(tǒng)主流之外的一個臨時性的改制。從另一方面說，18世紀體現(xiàn)了中央政府的軟弱。這一世紀被描述為這樣一個時期：中央政府權力下放至地方，而且被一個腐敗體系稀釋弱化。這個體系致力于為土地階級的子弟們提供收入和服務。
但我們還可以在相同的時代看到另外一幅圖畫，就是在這本書里面將要展現(xiàn)的。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人們看到的是英國政府令人震驚的轉變，這一轉變把肌肉覆在了英國政體的骨骼上，使其更加具有持久性、力量和延伸性。英國之所以能夠負擔起越來越沉重的軍事投入（military commitments），要歸功于急劇增長的稅收，規(guī)模空前的公共赤字財政（國債），以及致力于組織國家財政和軍事行動的公共管理機構的成長。結果是國家顯現(xiàn)出巨大的能力，成為經濟舞臺上最重要的演員。這并不是政府的范圍和優(yōu)先次序上的輕微調整，而是一項重大謀略的實施。英國的稅收上升到不輸當時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水平，能與許多現(xiàn)代欠發(fā)達國家相匹敵。債務的數(shù)額非常之大，如果18世紀的英國去現(xiàn)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借款，肯定會被拒之門外。我所稱謂的“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創(chuàng)建正是在都鐸國內改革和19世紀上半葉的行政改革之間英國統(tǒng)治方式最為重要的轉型。
我們如何去調和這種有關異常活躍的國家的觀點與自由主義的演繹呢？抑或這兩種立場本就是完全不相容的？首先應該注意到，我們正在討論的是政府頗為不同的兩個方面。國家具有兩面性：對內，面向他們所統(tǒng)治的社會；對外，面向經常與之沖突不斷國家的關系。對于前者而言，國家的事務通常是維持公共秩序和執(zhí)行公共正義（“法律和秩序”）；政府還要為各種形式的經濟和社會管理承擔責任。在后一種情況下，各國相互競爭，采用或和或戰(zhàn)的手段。自由主義者對不列顛國家的關注將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與國內政治的關系上。我想讓大家關注的是國家在國際上的作用，作為一個軍事和外交大國時的舉措。
或許，這就是我們難題的答案。不列顛政府在對付其國際上的敵人時干凈利索，但在面對自己的臣民時則軟弱不堪。這種二分法十分簡潔，但它帶來的問題遠比能解答的問題多。
讓現(xiàn)代早期的歐洲政治評論家感到擔憂的是，戰(zhàn)爭性質的變化，尤其是由統(tǒng)治者控制的大型常備軍的出現(xiàn)，將使得君主和獨裁者不僅能夠征服他的敵人，也能夠奴役他的臣民。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機構，特別是議會和莊園制，可能會被野蠻的暴力掃蕩一空。顯然，17世紀的分析家有點像20世紀的社會學家，他們對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和活動與其對公民社會的權力互不相干的觀點持懷疑態(tài)度。這種懷疑不無道理。誠然，17世紀中葉之前，發(fā)展常備軍最主要的受益者不是統(tǒng)治者，而是私人企業(yè)家：放貸和收稅財團，以及專業(yè)召集和率領軍隊的軍工企業(yè)家。使用戰(zhàn)利品和貢品來發(fā)動戰(zhàn)爭也是可能的，而不是動用國內資源來資助軍事行動。但到了17世紀中葉，統(tǒng)治者逐漸獲得軍隊的控制權，而17世紀的瑞典人和18世紀的普魯士人經常使用的招數(shù)——自我補給的戰(zhàn)爭——也越來越被認為是危險的權宜之計，因為這一招經不起任何檢驗或挫折。最后，不管是金錢還是人員方面，國家不得不依靠國內資源，而這些資源越來越多地被納入君主或者統(tǒng)治者的直接控制之下。
英國也不例外。事實上，以從人民的腰包里掏錢、把士兵投入戰(zhàn)場和公海這方面的能力來看，英國對其臣民擁有強大的權力，絕對算得上歐洲最為強有力的國家之一。無論在法律和秩序管理方面的情況如何，國家在財政-軍事領域的控制力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這種控制并沒有成為獨裁統(tǒng)治的桎梏。當然，這也帶出了一個問題，即為什么英國能夠享有軍事強大的成果，而沒有陷入統(tǒng)制經濟（dirigiste）或者專制政權的泥坑？
英國歷史學家們常常為此自鳴得意，在同樣陷入這種自鳴得意之前，我們至少需要給這種觀點加上一個限定條件：盡管英國政治軍事效力很高，但行事卻以浮皮潦草為特征。英國統(tǒng)治的高壓手段離倫敦越遠，其力度就越強。這似乎很矛盾，因為英國的權威在英格蘭之外要比在內部要弱得多。但恰恰是出于這個原因，英國統(tǒng)治的常規(guī)權力（formal power）比偏遠的地方要強大得多。在默認的服從性較低的情況下才需要強制權力。身在倫敦的臣民的權利不同于遠在俄亥俄河岸，以及西班牙的小鎮(zhèn)或者都柏林城堡中的人的權利。
然而，即便是在倫敦，也能感受到權利處在威脅之下。盡管自由主義的觀點賦予18世紀的英格蘭以國家“缺席”的特征，但多數(shù)18世紀的評論家并不相信這一點。他們著迷于越來越強的國家存在。這種掛念很容易理解。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政治力量的平衡發(fā)生了變化，開始果斷而又明確地抵制那些反對或者試圖限制英國在國際沖突中發(fā)揮作用的人。英國陷入與路易十四的法國之間的一場長期大戰(zhàn)之中。
然而，小政府和有限戰(zhàn)爭的支持者并沒有不戰(zhàn)而降。相反，他們已經做好了一場持久戰(zhàn)的準備，并且以英國憲政主義為牢固的壁壘，能夠有效地發(fā)動一場遏制戰(zhàn)爭。他們?yōu)橄拗曝斦?軍事國家的國內影響力而戰(zhàn)，而且盡管必然只是毫無后援的一搏，但還是取得了一些戰(zhàn)果。軍隊凌駕于平民的權力被嚴格地限制，使用文職官員作為一般“警察”而非單純征稅者的努力受到了監(jiān)督，官僚機構的發(fā)展則僅限于使其成功運行所必需的環(huán)境。
針對不列顛國家的斗爭主要在于國家如何構建，它應該被允許做什么；而這一斗爭之激烈，就是政府確實經歷了一場激烈的轉變最為雄辯的證據(jù)。但是，反對常備軍和大政府者的抗議不僅僅是一個重要變革的征兆，也成了英國制度變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對國家的戰(zhàn)爭有助于塑造不斷變化的政府輪廓：限制其規(guī)模，劃定其權限，而且通過議會監(jiān)督使其機構更具公共性和也更負責任。
然而，矛盾的是，這一成功使財政-軍事國家更加強大而非變虛弱，更有效力而非變無能。公共監(jiān)督減少了侵吞公款的行為，議會同意使得政府的行動更具合法性。雖有權限上的制約，但國家權力仍在卓有成效地運行。
我們對“強”和“弱”國家的理解總是傾向于做天真且不加判斷的假設，如果能好好反思一下這一點，就能很好地理解這一具有諷刺意味的矛盾了。強大往往被等同于規(guī)模的龐大。但是大型的國家機器不一定代表政府執(zhí)行收稅或維持公共秩序等任務能力的強大。事實上，真實情況可能相反。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國家的蜂巢中既存在著白食的雄蜂，也有同樣數(shù)量的工蜂；既有高效的辦公機構，也有許多掛名頭銜。一句話，大政府并不總是有效的政府。
第二個錯誤是不能區(qū)分國家有權做什么和它實際能做什么。用一位杰出的社會學家的術語，一個政權在“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下可能是強大的，它有權在沒有法律約束的情況下剝奪其臣民的財產與權利；但是在“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下則可能是虛弱的，因為缺乏使其強制力生效的組織。相反，一個權力受到嚴格限制的國家在“專制權力”下可能是虛弱的，但是它或許在“基礎權力”下是強大的，能夠將其有限的任務卓有成效地執(zhí)行。
對于這一區(qū)分，我們需增加對權威問題的考慮。權力的有效運行從來不僅僅是后勤的事情，也不僅僅是一個國家是否保有必要的官僚或軍事骨干的問題。國家不只是權力的中心，也是權威的來源；而權威的效力取決于制度及其行動的合法性程度。寬泛地說，合法性越弱，國家行為產生的“阻力”（friction）就越大，就必須投入更多的資源來達到相同的效果。
英國的財政-軍事國家出現(xiàn)于以與路易十四斗爭為標志的政治和軍事戰(zhàn)爭中。它缺乏許多我們通常所謂的“強國家”的特征，然而其有效性也正在于此。對權力的限制意味著國家一旦行使權力，即充分行使之。只要財政-軍事國家沒有越過為保護公民社會防止軍事化所構筑的堡壘，就應該賦予其應有的權力。然而，永遠都有人帶著警惕性的眼光監(jiān)視著財政-軍事國家，不論這些人多么贊賞其對付外敵時的戰(zhàn)斗力，他們都深深地懼怕它對公民社會的干擾。
限制戰(zhàn)爭對英國政治和軍事影響的愿望，以及在英國本土幾乎沒有發(fā)生過敵對行為，這可能給人們一種印象，即18世紀的戰(zhàn)爭對英國國內影響很小。畢竟，軍事行動發(fā)生在超出地平線的遠方：在歐洲內陸（在那里，外國士兵為了英國的利益而浴血奮戰(zhàn)），在殖民地以及英國海軍戰(zhàn)艦的后甲板上。大多數(shù)的軍事行動在人們的視線之外進行。然而，戰(zhàn)爭并沒有在人的頭腦之外。戰(zhàn)爭的影響從來不是純粹的戰(zhàn)略，也不局限于廝殺的場面。人們在自己家門口就能感覺到它的影響，尤其是在經濟上。
戰(zhàn)爭既是軍事行為，也是經濟行為：它的起因、表現(xiàn)以及后果都說明金錢就是軍事實力。在18世紀的歐洲，英國比任何國家都更好地理解這一點?？ㄋ_諾瓦在七年戰(zhàn)爭之后游歷倫敦時，與占領哈瓦那的奧古斯特·赫維（Augustus Hervey）有過一次對話。他發(fā)現(xiàn)，英國人并不僅僅把戰(zhàn)爭視為獲得榮譽的手段，更把它當作獲取財產和利潤的手段。許多民眾像項狄筆下的托比叔叔一樣認真地跟進戰(zhàn)事的進程，但他們感興趣的并不是戰(zhàn)略戰(zhàn)術，而是戰(zhàn)爭的經濟影響。
這些影響在當時難以衡量，在今天仍是如此。然而，多數(shù)18世紀的評論家確信戰(zhàn)爭與和平的波動影響了日常的經濟行為。類似地，他們認為統(tǒng)治本質更長期的變化——財政-軍事國家的出現(xiàn)，已經打破了英國社會力量的平衡。這主要是通過打壓土地階級，創(chuàng)造新的金融階層，并將稅收的重負壓在普通消費者身上等方式實現(xiàn)的。在一代人多一點的時間里，國家轉變成社會和經濟變革的主要代理人之一。
利益集團（interested party）并沒有忽視這些發(fā)展。政府的變化在整個社會中普遍促生了新的組織。特殊利益集團應運而生。正在擴張的國家所創(chuàng)造的新環(huán)境孕育了這些新的組織。他們以犧牲其他族群為代價，以獲得自身的繁榮壯大。院外團體、貿易組織、商人和銀行家團體相互爭斗或者聯(lián)合，以利用最大的經濟體——國家的保護。他們力爭接近權力渠道，獲得信息以阻撓、制定或者影響政策，并得到擁有監(jiān)督財政權力的議員的支持。隨著策略的愈漸復雜，議員們學會了超越地方主義，并且超越本人的利益階層，而向普遍的民眾提出訴求。到18世紀后半葉，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認識到寄生的價值，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國家不是他們的宿主，就是他們的人質。
在這一點上，狹義的商業(yè)和貿易利益遵循著一種在整個18世紀都可以觀察得到的方式。財政-軍事國家剛出現(xiàn)之時，它享有相當?shù)淖灾鳈啵布て鹆艘恍骋夂突靵y。但各種類型社會團體和利益也漸漸地與之相適應了。特別是某些“土地利益”階級在利用新的政治形勢方面比其他人更為成功?？傊瑳]有人能夠忽視不列顛國家的顯著變化這一18世紀早期最顯著的特征。
（本文選摘自《權力的支柱：戰(zhàn)爭、金錢與英國的崛起，1688-1783》導論，[英]約翰·布魯爾著，單靈芝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4月出版，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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