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起元的南京記憶

顧起元（1565-1628），出生于南京，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也在南京度過，和一度活躍在明末金陵的冒襄（1611-1693）、方以智（1611-1671）、侯方域（1618-1655）、陳貞慧（1604-1656）等人相比，早了將近半個世紀(jì)。冒襄于崇禎三年（1630）始試金陵，侯方域于崇禎十二年移寓金陵，他們縱情詩酒聲色時，顧起元已然謝世。雖然他們都生活在16世紀(jì)以后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dá)、物質(zhì)生活富庶的年代，并能體認(rèn)、享受生活中美好、逸樂的事物，但因為生活的時代、生涯、經(jīng)歷的差別，他們的南京記憶有著極大的差別。冒、方、侯、陳等“明末四公子”都是在青春年少之際抵達(dá)南京，在秦淮河畔恣情縱欲。在與閹黨的斗爭之外，他們對南京的回憶交織著青春與欲望，南京呈現(xiàn)出一幅末世繁華的景象。而這樣的景象，因為國家的驟然覆亡，成為難以復(fù)制的斷裂。

顧起元

這樣的斷裂、悼亡氣息，和顧起元《客座贅語》中無所不在的歷史延續(xù)感，形成強烈的對照。雖然《客座贅語》中也有許多對于時代風(fēng)氣移轉(zhuǎn)的感慨，但和明清之際士大夫因朝代覆亡、舊日繁華一去不回而產(chǎn)生的創(chuàng)痛相比，顧起元的世界毋寧有著更強烈的歷史傳承意識。更有趣的是，顧起元對南京歷史傳承和文物、逸聞的記敘，被康熙年間編纂的《江寧縣志》大量引用，成為官方和主流的南京歷史。顧起元所發(fā)掘的南京歷史傳承，跨越了明清易幟的巨大斷裂，綿延不絕地流傳下去。

在討論《客座贅語》幾個明顯的主題——社會組織與制度，生活、逸樂與社會批判，鬼怪、物怪與傳奇，宗教，外來事物——之前，我將先針對《客座贅語》一書中所呈現(xiàn)的歷史感作一個綜合性的論述。 歷史感當(dāng)然包括了典章、文物、制度在時間中的演變，但在這些演變之外，顧起元的論述其實還充滿了歷史傳承與延續(xù)的意味。這些具有歷史意識的文字，可以用主題與變奏或威廉·休厄爾（William Sewell）在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一書中所說的結(jié)構(gòu)或文化圖式（cultural schemas）等概念來涵攝。 顧起元用以建構(gòu)其強烈歷史延續(xù)感的素材，繁復(fù)而多端，我試圖從古禮今俗、地方視野中的中央權(quán)勢、文物、細(xì)瑣之物、生活/ 逸樂等角度來探討這一系列文化圖式與地方實踐，歷史傳承與地方知識或是全國性的文化資源與地方記憶之間的辯證等類似的問題。而這種種關(guān)于中央與地方、歷史傳承與地方性敘事的辯證關(guān)系，又與顧起元的生平經(jīng)歷和《客座贅語》一書的知識來源有密切的關(guān)系，下面先從此談起。

《客座贅語》的知識來源

《客座贅語》各種記載的一項主要來源，正如費絲言所說，是顧起元與友人、訪客的交談。關(guān)于這點，顧起元在序言中交代得很清楚：“余晚年多愁多病，客之常在座者，熟余生平好訪求桑梓間故事，則爭語往跡近聞以相娛，間出一二驚奇誕怪者以助歡笑，至可裨益地方與夫考訂載籍者，亦往往有之。余整置于耳，不忍遽忘于心，時命侍者筆諸赫蹄，然十不能一二也?！鳖櫰鹪犃嗽L客的奇聞軼事，即令仆人記載在小紙片上，成為日后集帙成書的主要依據(jù)?！敖终勏镒h、道聽途說”原本就是傳統(tǒng)“小說家流”這種體裁最主要的特色，顧起元依此成書，其實也不過是在實踐一種行之久遠(yuǎn)的傳統(tǒng)?？诙酝?，顧起元長期在南京國子監(jiān)任職時的親身經(jīng)歷和觀察，則是《客座贅語》另一項重要來源。謝國禎就認(rèn)為書中所載的各種社會、制度問題，如清軍勾補、漕運銷耗、內(nèi)官勒索、編坊廂為里甲，以及頻繁的支應(yīng)和苛重的力役所引發(fā)的罷市，都是顧起元的親身見聞：“凡此種種，皆是由著者官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時目睹，說起來是有其根據(jù)的?！?/p>

但在這種賦予《客座贅語》較強的此時、此刻或當(dāng)下、在地感的親身見聞和口耳之談外，我們更不能忽略搜集、考訂文獻和田野考察在《客座贅語》成書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換句話說，除了一個多愁多病，賦閑在鄉(xiāng)，靠著傳播、記錄奇聞軼事來打發(fā)時間，“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文人士大夫，這些煩瑣的記事后，其實還站著一個作為史學(xué)家和人類學(xué)家的顧起元。

前序中，顧起元所謂“（熟）余生平好訪求桑梓間故事”“至可裨益地方與夫考訂載籍者，亦往往有之”其實已經(jīng)明指出田野考察和考訂文獻這兩個面向。而且很顯然，這些客座奇談和親身訪求、考訂載籍之間，是有著互相參照的功能的?！督瓕幙h志》的傳略中所說“公學(xué)問淵博，如古今成敗，人物臧否，以至諸司掌故，指畫歷然可據(jù)。凡考訂成憲者，皆折中于公焉”，更明確地凸顯出學(xué)問淵博、熟悉掌故和考訂成憲在顧的生平、著述中所占的位置。

顧起元對有關(guān)南京的古代文獻和方志，作了詳細(xì)的目錄整理工作，“金陵古志”“先賢著述”“金陵人金陵諸志”“南京諸志”等條，幾乎是到了羅掘俱窮的程度，既反映了顧起元“會試第一，殿試一甲三名”的不凡出身，也印證了《江寧縣志》中“公學(xué)問淵博”的蓋棺論定。閱讀這些古代文獻，摘記其中的重點，成為顧起元建構(gòu)其宏大的記憶宮殿時一個主要的梁柱：“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堙滅，不恒遘見矣。暇常摘其尤著者記之。”《四庫提要》的批評“至前聞紀(jì)異一百條，全錄舊文取充卷帙，尤為無取矣”，其實是沒有抓住全書脈絡(luò)的浮泛之論。

詳細(xì)臚列相關(guān)的文獻外，顧起元“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功夫，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下面摘錄“古志搜訪”一條的全文，以便對顧起元作為學(xué)者的一面，有較明確的體認(rèn)：

嘗謂地方文獻，士大夫宜留意搜訪，至前代圖籍，尤當(dāng)甄錄，即斷編缺簡，亦當(dāng)以殘珪碎璧視之。金陵古稱都輦，乃自國朝以上，紀(jì)載何寥寥也，僅有《金陵新志》一書，南雍舊板尚在，然訛闕過半，亦復(fù)無他本可備校補者?！毒岸ń抵尽?，聞禮部舊有藏本，近亦不知存亡。余念此，但見往記有關(guān)金陵者，輒紀(jì)載其名，為搜訪之地，二卷中曾紀(jì)古志，近又考得數(shù)種，具疏如左：《周處風(fēng)土記》三卷，梁元帝《丹陽尹傳》十卷，應(yīng)詹《江南故事》三卷，徐鉉等《吳錄》二十卷，不知名《南唐書》十五卷，不知名《江南志》二十卷，十五卷者，疑是陸務(wù)觀書。王顯《南唐烈祖開基志》十卷，徐鉉、湯悅《江南錄》十卷，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卷，龍袞《江南野史》二十卷，不知名《江南余載》二卷，錢惟演《金陵遺事》三卷，不知名《金陵叛盟記》十卷，王豹《金陵樞要》一卷，曾洵《句曲山記》七卷，張情《茅山記》一卷，不知名《茅山新記》一卷，張隱龍《三茅山記》一卷，恐即張情。朱存《金陵覽古詩》二卷，袁陟《金陵訪古詩》一卷，吳操《蔣子文傳》一卷，不知名《南朝宮苑記》一卷。其鄭文寶《南唐近事》《江表志》，近已有板行者，二書所載，大概多同。

就像口耳之談與考訂載籍之間的互相參照一樣，具有在地人優(yōu)勢的顧起元也往往以他所摘錄的古籍記載，作為進一步搜訪資料的憑據(jù)，“但見往記有金陵者，輒記載其名，為搜訪之地”，從而一步一步地擴充他的文獻知識而這樣的文獻基礎(chǔ)，又可以和實地的田野考察產(chǎn)生互動，讓看似瑣細(xì)的文本，經(jīng)緯交織，成為更豐厚的深描?！敖鹆旯懦恰睏l目中的記載，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曩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倉促對以東晉所筑，今有五城渡是。后讀前志，知唐韓滉又筑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yè)抵京峴，是有二五城矣。因悉考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蠡所筑，在長干里，俗呼為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開，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修理?！瓍侵亮哦汲牵瑓谴蟮鬯?，周回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因之。

接下來，顧起元一一追溯了從晉臺城、冶城、秣陵城到隋金陵府城的沿革和所在。這整段敘述，都是從“讀前志”開始。另一方面，長期生活在南京的背景，則讓志書中地點的記載，有了具體的著落，而不是一個個模糊、不相干的歷史地理名詞?！皡鞘^城，……在長樂橋東一里，今桐樹灣處?！薄芭_城，……在青溪西東府城”“冶城即在今之朝天宮也”“秣陵城在小長干巷內(nèi)”之類的表述，讓模糊、平坦或一望無際的文獻記載，突然有了一個個精準(zhǔn)的切口，進入南京的巷陌。具體而細(xì)微的地方觀或當(dāng)下此刻的地方知識，和歷史的傳承及上層、正式的記敘，因此有了聯(lián)結(jié)。這種地方視野和大的歷史論述間的聯(lián)結(jié)乃至辯證關(guān)系，可以說是《客座贅語》一書最基本的特質(zhì)。

書畫文物和鬼怪傳奇在《客座贅語》的記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在這些細(xì)小或不可思議的記事中，同樣也彌漫著上述特質(zhì)。萬歷四十四年，五十二歲的顧起元在住家右邊巷子的水溝中，發(fā)現(xiàn)了一片斷碑。碑的一面有山水人物圖像和文字解說，另一面則畫有坐在優(yōu)曇樹前，手持經(jīng)卷的古佛。因而引出了顧起元的下述考據(jù)文字：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浚溝掘地，得斷碑一片。其一面上有字，言是曹仲元畫山水人物樹木。有樵夫擔(dān)柴，柴上懸一小籠，籠中有雀；又有擔(dān)衣篋前行，而后有駕牛車者；又有岸曬漁網(wǎng)，小舟橫于水中，最為精妙。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人物門·妙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xué)吳生，工畫佛及鬼神，仕南唐李璟為待詔。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奪吳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后頓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落墨致細(xì)，傅彩明澤。璟嘗命仲元畫《寶公石壁》，冠絕當(dāng)時，故江介遠(yuǎn)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跡。今此固其一也。其一面為武洞清筆，畫有優(yōu)曇樹，下立一峰石，前一古佛，手持經(jīng)卷，止一半身，其余缺壞矣。按洞清乃武岳子，米芾《畫史》稱其作佛像羅漢，善戰(zhàn)掣筆，作髭發(fā)尤工，天人畫壁，發(fā)彩生動。然絹素動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

一幅由于“浚溝掘地”的偶然機緣，重新被挖掘出來的六七百年前的壁畫，如果是被一般的居民拾獲，其身世和價值未必能如此被考據(jù)出來。但學(xué)識淵博，又留心桑梓文獻的顧起元能重建其輝煌的系譜，讓我們從童子巷旁的方寸之地，從一片小小的斷碑之中，重新建立“金陵自古帝王都”的系譜。曹仲元和韓熙載同時在南唐李璟朝中仕宦為官，顧起元在“金陵南唐畫手”一條下，也曾根據(jù)文獻的記載，約略提及：“江寧沙門巨然畫煙嵐晚景，當(dāng)時稱絕?！苤僭ぎ嫹鸬拦砩?。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此圖畫《見聞志》所記，在《金陵新志摭遺》卷中。南唐又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之不載?！边@些藝術(shù)家曾經(jīng)在構(gòu)建南京豐富的文化、藝術(shù)傳承上，占有一席之地。顧起元在重建他的記憶的宮殿時，原本也只能根據(jù)地方文獻一筆帶過。但偶然得到的出土文物，讓他對兩位南唐金陵畫家的作品，有了更具肌理和形象的描繪，興奮之情，不難體會。原來一筆帶過的記載，因為有了實物的憑據(jù)，而可以進一步發(fā)揮：

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遺跡，世無存者，今乃從地中斷石得之，豈非畫史中一段嘉話耶。曹畫所題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畫腳與字腳相對刻之，今代亦無此式也。

顧起元這種對金陵事物的考據(jù)癖，可說無所不在。下面這則對金陵寺塔的記載，還在一般可以理解的范圍內(nèi)：

祠部郎葛公所著《金陵梵剎志》四十余卷，一時大小寺院亡不詳載，大都據(jù)見在者，詳其建置之始末。元、宋以前，微不能舉，文獻無征，固宜爾也。因考唐僧清澈著《金陵寺塔記》三十六卷。又唐僧靈偳著《攝山棲霞寺記》一卷。二書皆亡，第名載于忠志耳。此書若存，六帝之都，四百八十寺之盛，必更有可考據(jù)者。山川不改，遺跡莫稽，余嘗過太岡寺，睹其凋落，為詩吊之，落句：“可憐佛土還成壞，況復(fù)人間羅綺場?！彼略谡汛q爾，又何論千百年而上者哉。

盡管文獻不足，寺廟又多數(shù)不存，可以發(fā)揮之處不多，但只要有一些蛛絲馬跡，不論是親身目睹、鄉(xiāng)里傳聞，還是客間座談中以供歡笑、相娛的往跡近聞，顧起元大概都不會放過。下面這三則記載，就是序言中所說“客之常在座者，……則爭語往跡近聞以相娛，間出一二驚奇誕怪者以助歡笑，至可裨益地方與夫考訂載籍者，亦往往有之”的典型個案：

王君履泰言：秣陵鎮(zhèn)人曾掘地得冢，朱其棺，以銅為凳庋之，羨中多金銀器。報于巡檢司，官勘志石，秦檜第三女也，官亟令人掩之?！督鹆戡嵤隆份d：嘉靖末，江寧鎮(zhèn)人有掘得檜墓者，所獲不貲，官因惡檜而緩其獄。案元《金陵志》，檜墓在牛首山。在江寧鎮(zhèn)南木牛亭者，其祖塋耳。未知孰是。

故事的前半段顯然是客座笑談的友人轉(zhuǎn)述的傳聞，或費絲言所細(xì)致分析的街頭新聞。下半段則連續(xù)引用了兩種文獻記載，以墓中富藏金銀、秦檜墓地不明及令人嫌惡等幾個簡單的敘事為傳聞添加了更多的故事性和懸疑性。

《金甲人》一則的敘述，同樣從墓地出發(fā)，主角則換成南京諸生何應(yīng)鼎。金甲人的托夢，牽扯出一段長達(dá)百年的何氏先人與鬼魂不為人知的積怨：

公葬南郊且百年矣，其孫諸生應(yīng)鼎，常夢一金甲人，謂之曰：“亟改扦而祖，吾為而祖所壓且百年。”奈何形家亦言地非古壤，應(yīng)鼎乃改葬。既開壙，則棺木已腐，而形故不壞，面如生，目開而睛甚黃，衣紅袍，色猶未變也。掘其下果有磚甃，為古冢，不知何人之墓。且當(dāng)何公葬時，豈不知是前人冢而扦之！皆異事也。

何應(yīng)鼎因為不堪鬼魂不斷托夢的困擾，被迫采納堪輿家的建議，開啟墓室后所見的場景：“面如生，目開而睛甚黃，衣紅袍，色猶未變也?！痹陬櫰鹪蜩蛉缟拿枋鱿?，鮮明得讓人有些難以置信。但故事一開頭的考證文字“何工部遵，正德中疏諫南巡，廷杖死。世廟初，贈公尚寶卿，官其子一人?！赌乡苤狙浴罚汗浌獾撋偾?，誤也”為這個鄉(xiāng)里奇譚奠定了歷史考據(jù)的“史實”基礎(chǔ)。

從《金甲人》到《猿妖》，顧起元的南京回憶中，最讓人心恍神迷的城市物語，于焉登場：

張韞甫言：嘉、隆間，一部郎之妻，偶出南門梅廟燒香，為物所祟，每至輒迷眩，百計遣之不去。后部中一辦事吏諳通箓符水，郎命劾治之。吏設(shè)壇行法，別以小壇攝怪，久之壇內(nèi)嘖嘖有聲，吏復(fù)以法咒米，每用一粒投壇中，其怪即畏苦號叫，似不可堪忍者。問其何所來，怪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廣將之江以北，道過金陵，偶憩于高座寺樹杪，而此夫人經(jīng)行其下，適有淫心，遂憑而弄之耳?！崩粢苑鈮?，火焚之，怪遂絕。按《宋高僧傳》載，會稽釋全清，工密藏禁咒法，劾治鬼神。所治市會王家之婦，草為芻靈，立壇咒之，良久婦言乞命，乃取一瓿驅(qū)芻靈入其中，呦呦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而瘞之，即此術(shù)也。

顧起元對妖魔鬼怪故事的偏好，我在下文中還會仔細(xì)討論，在這里只就這一則記載中的幾個重點，稍加摘述。和《秦檜女墓》一樣，這則故事也以某某某言的“客談”形式開端。故事中一位南京官員的妻子到廟里燒香時，被異物附身。有趣的是，最后幫她施法祛除鬼怪的大概不是一位真正以術(shù)數(shù)為業(yè)的道士，而是一位熟知法術(shù)的官府胥吏。對地方胥吏在各級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從日常的文書處理到包攬錢糧、詞訟等，我們已經(jīng)累積了相當(dāng)多的知識。這則記載中的“后部中一辦事吏諳通箓符水，郎命劾治之”則提供了一個珍貴而有趣的切入點，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到與地方社會有密切交涉的官府下層書吏，在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各種事務(wù)中，很可能和下階層文人或和尚、道士一樣，還扮演了服務(wù)桑梓的角色。

在生動地敘述了辦事吏降伏猿妖的故事后，顧起元循例展現(xiàn)會試第一的學(xué)問家本色，用《宋高僧傳》中一段有關(guān)釋全清降魔之術(shù)的類似文字，為友人傳述的驚奇誕怪之事，找到歷史和經(jīng)典的傳承與系譜。全清馴服附身烏鴉的故事，載于《宋高僧傳》第三十卷，原記載中還有一段同樣精彩的窖中烏鴉在被收束于瓦罐五年后，重見天日的后續(xù)發(fā)展。大體而言，顧起元的摘敘正確無誤。我們無法確知顧起元在吩咐仆人以紙片記下座客的傳述后，是在自己的藏書中或國子監(jiān)或其他所在，檢索了《高僧傳》的原文；還是在聽到傳述前，早已經(jīng)在多年的閱讀中留下記憶；或是經(jīng)歷了閱讀、耳聞、再查證的過程。但不論何者，都同樣反映了《客座贅語》瑣細(xì)的記事后，其實有著一個龐大的歷史傳承與資源，為其敘事張本。

古禮今俗

《客座贅語》中對古禮今俗的討論，反映了岸本美緒教授所說的：“16到18世紀(jì)士大夫?qū)︼L(fēng)俗這個課題，有著非比尋常的強烈關(guān)注?！鳖櫰鹪南嚓P(guān)記載，除了一如尋常反映出他的博學(xué)和對城市生活細(xì)節(jié)的敏銳觀察，其實還有著社會批判，以古正今的用心。同時，這些敘述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一些習(xí)之久遠(yuǎn)的禮儀，如何像文化結(jié)構(gòu)、圖式一樣，深植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一方面也提供了一個個具體的案例，讓我們了解到這些圖式如何在社會中被不斷地實踐、重演。地方性的實踐使得載之典籍的禮儀，不只是徒托空言的具文，而往往在因革損益之后，被有意或不經(jīng)察覺地保留下來。

在《客座贅語》的禮俗記載中，《女飾》一條最詳盡地顯示出作者“多識于蟲魚鳥獸之名”的考證興趣。但從南京當(dāng)時婦女流行穿戴的飾物、帽子、假發(fā)或真人遺發(fā)及發(fā)飾、耳環(huán)等微小之物切入，讓典籍、經(jīng)學(xué)家原本流于枯瑣的考證，有了現(xiàn)實的意義。街頭上招搖過市的南京仕女，看似穿戴了爭奇斗艷的流行飾品，在顧起元的考掘下，卻好像背負(fù)了沉重的千古歷史和文明：

今留都婦女之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于發(fā)者，或以金銀絲，或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制始于漢晉之大手髻，鄭玄之所謂“假”，唐人之所謂“義髻”也。以鐵絲織為圜，外編以發(fā)，高視髻之半，罩于髻，而以簪綰之，名曰“鼓”，在漢曰“剪牦蔮”，疑類于《周禮》之所謂“編”也。摘遺發(fā)之美者縷束之，雜發(fā)中助綰為髻，名曰“頭發(fā)”，詩之所謂“髢”也。長摘而首圜式方，雜爵華為飾，金銀、玉、玳瑁、瑪瑙、琥珀皆可為之，曰“簪”。其端垂珠若華者，曰“結(jié)子”，皆古之所謂“笄”也。掩鬢或作云形，或作團花形，插于兩鬢，古之所謂“兩博鬢”也。花鈿戴于發(fā)鼓之下，古之所謂“鏌蔽髻”也。耳飾在婦人，大曰“環(huán)”，小曰“耳塞”，在女曰“墜”，古之所謂“耳珰”也。

除了婦女服飾，南京人在節(jié)慶時實行的一些祭儀和風(fēng)俗，顧起元也為之一一追本溯源：

留都人家以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灶，餳餅果酒，自士大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古五祀之一也。商制五祀，一曰戶，二曰灶，三曰中溜，四曰門，五曰行，天子與諸侯大夫同。門、戶主出入，灶主飲食，中溜主堂室、居處，行主道路也。周制，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灶。諸侯立五祀，曰司命，……庶人立一祀，或立溜、灶，或立戶。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以春祭，灶以夏祭，門以秋祭，井以冬祭，中溜以六月祭。其后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即厲也。然則今以士大夫止祀灶一，不及其他，與祭以冬盡，皆與禮異。

臘月二十四日祀灶原是從商代即設(shè)立的五祀之一，周制益為繁復(fù)，漢代又明定了五祀之禮，分不同的季節(jié)祭拜負(fù)責(zé)居家環(huán)境內(nèi)門戶、飲食、堂室、通路的不同神祇。到明末時，則簡化成祀灶一禮，季節(jié)也從夏天改成歲末。與清初李光地對于俗之悖謬越禮的強烈批評、欲依古禮恢復(fù)五祀制度的企圖相比，顧起元此處的語氣顯得相當(dāng)平緩，只是單純地指出古禮與今俗的不同之處。

對于南京新年時在家門上所作的裝飾，顧起元則是一一溯其源流、演變：“歲除歲旦，秣陵人家門上插松柏枝、芝麻楷、冬青樹葉，大門換新桃符，貴家房門左右貼畫雄雞。此亦有所自起。按魏、晉制，每歲朝設(shè)葦茭、桃梗、磔雞于宮及白寺之門，以辟惡氣。自夏后以葦茭，商人以螺首，周人以桃為梗?！碑?dāng)代金陵人混用樹葉和雄雞圖的儀式，看起來與六朝使用磔雞、桃梗的習(xí)俗有著一脈相承之處，但事實較此更為復(fù)雜。魏晉的習(xí)俗其實是將三代元旦和漢人端午的禮俗混雜在一起，“漢兼用三代之儀，以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儺止惡氣。后漢又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樸、蟲鐘，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魏、晉乃雜用于歲旦”。明末南京人則又將元旦和五月五日分開，歲除歲旦時門庭前的裝飾沿用了魏晉所承續(xù)的制度。五月五日，“庭懸道士朱符”，人佩五色線符牌，門上飾以蒜頭串及草制五毒蟲，“虎、蛇、蝎、鼅鼄、蜈蚣蟠綴于大艾葉上，懸于門”，“又以桃核刻作人物佩之”。種種煩瑣的辟邪儀式，“蓋用漢五月五日之遺法也”。在這些家家戶戶奉行不斷的儀式和雞毛蒜皮之類的微小細(xì)節(jié)中，明末金陵和遙遠(yuǎn)的三代，建立了千絲萬縷、綿延不絕的聯(lián)系。

對金陵人聘娶之時所用的各種納采之禮的記述，所謂“按此則今俗相沿之儀物，固有所自來矣！”同樣讓我們看到古代禮俗作為文化資源與文化圖式所衍生出的意義和影響。

顧起元的相關(guān)記敘中，對于與女性有關(guān)的儀禮、風(fēng)俗，有不少著墨，而且在客觀的描述、輕重不等的批評外，也不時站在女性角度，作出較同情的詮釋。下面這則關(guān)于當(dāng)時南京街頭，道士登壇、婦人祈禱、兒童扛著香亭沿街呼喊龍王的祈雨場景的描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都中祈雨，小兒扛香亭，沿街市吁呼龍王，見路人持傘者，擊而碎之?；蛟唬骸按撕问家?？”予曰：“魏孝成定雩祭儀，自斷屠諸舊典外，有百官斷傘扇一條。開元禮因著斷扇之文，此其繇也?！庇值廊说菈?，祈禱用婦人。或曰：“毋乃為瀆與？”予曰：“以陰求陰，董廣川有是言矣。羅泌《路史》論雩祭宜用女巫，意蓋本此。漢武帝祈雨儀用女子、女巫，丈夫遂至不許入市。道士之用婦人，亦自有義，未可盡非之也?！?/p>

將這則記載與明清兩代對于祈雨的禮制和法術(shù)所作的種種復(fù)雜的討論相比，顧起元用董仲舒“以陰求陰”的言論和漢武帝“祈雨儀用女子、女巫”的前例，為“道士用婦人”的南京今俗作辯解的立場，毋寧是突出而少見的。

相較于對熱鬧喧嘩、婦孺術(shù)士共同參與的祈雨之俗的同情，顧起元對于士冠禮的不行，似乎多了一份惋惜，但同時對煩瑣的古禮之后所蘊含的人力、物力的消耗，知之甚明。就此點而言，顧起元對南京當(dāng)代通行的禮俗，不論是祭雨還是冠禮，其實有其一貫的同情、了解和務(wù)實的一面：

冠禮之不行久矣。耿恭簡公在南臺為其猶子行冠禮，議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lán)衫、絳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然冠禮文繁，所用賓贊執(zhí)事，人數(shù)甚眾，自非家有大廳事、與力能辦治者，未易舉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禮，草草而已。

對于婚禮中的迎娶場面，顧起元同樣作了生動的描述，雖然基本的命意是要陳述古今禮俗的異同，并對婚制中某一兩個不按古禮行事的做法有所議論，但在“仿佛舊事”的簡約文字后，清楚地傳遞了鼓樂喧天的歡樂氣息。即便是在“婚禮古以不親迎為譏，留都則婿之親迎者絕少。惟姑自往迎之”的“差與古異”的敘事前提下，迎娶之禮，仍然按照留都自有的節(jié)拍熱鬧地展開：

古俗，親迎有弄女婿、弄新婦、障車、婿坐鞍、青廬、下婿、卻扇等禮，今并無之。唯婦下輿以馬鞍令步，曰跨鞍，花燭前導(dǎo)曰迎花燭，仿佛舊事?；槎Y古以不親迎為譏，留都則婿之親迎者絕少。惟姑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母隨送至婿家，舅姑設(shè)宴款女之母。富貴家歌吹徹夜，至天明始?xì)w，婿隨往謝婦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婦之廟見與見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禮，婦于第三日廟見見舅姑，第四日婿乃往謁婦之父母。蓋謂婦未廟見與見舅姑，而婿無先見女父母之禮也。此禮宜復(fù)，但俗沿已久，四日往謝，眾論駭然。議于第二日晨起，子率婦先廟見拜父母舅姑，而后婿往婦家拜其父母，庶幾得禮俗之中矣。

顧起元對南京流俗最強烈的批判，在喪禮這個部分：“近代喪禮中有二事循俗，而與古反者，沿流既久，遽難變之?！苯酉聛?，長篇大論地對“服”與“奠”的禮制與今俗，作了非常全面的描述和指摘，基本的論點是“從禮從儉”，希望喪禮回歸古制中借著制度來表達(dá)對死者的真實哀悼之情的傳統(tǒng)，而不是用奢靡的外在形式與饋贈，將喪禮變成一個殺豬宰羊、“崇飾果蓏”、“填塞于庭”的喧鬧社交場合。

顧起元在這段文字中的論點和語調(diào)，和《客座贅語》中牽涉社會批判的部分內(nèi)容的精神一致，即對于晚明奢靡之風(fēng)的不滿，這個基調(diào)也與16-18世紀(jì)間“風(fēng)俗論”的基本關(guān)切相吻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顧起元在其關(guān)于生活與逸樂的記事中，透露出他對聲音之道與戲曲、歌謠的重視與愛好，但另一方面，他對喪禮和南京當(dāng)時風(fēng)俗最強烈的批評，除了華麗的服飾，剛好也集中在絲竹、鼓吹的部分：

喪禮之不講甚矣。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猶著齊衰見客；其后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間有守禮者，恐矯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為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dāng)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即期功亦宜示稍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即赴亦不聽聲樂，不躬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幾存什一于千百也。軍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即大臣非恩賜不敢用。舊時吾鄉(xiāng)凡有婚喪，自宗勛縉紳外，人家雖富厚，無有用鼓吹與教坊大樂者，所有惟市間鼓手與教坊之細(xì)樂而已。近日則不論貴賤，一概混用，浸淫之久，體統(tǒng)蕩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競也。

小結(jié)

《客座贅語》一書，如前所示，包含了豐富的主題。在這篇文章中，我僅就歷史傳承這個層面，說明在沙龍客談、瑣事贅語的表面形式外，顧起元在寫作各項條目時，其實有著強烈的歷史意識。這種歷史傳承和延續(xù)感同樣可以從書中各項關(guān)于地方知識、文物、草木、微物與生活逸樂的敘事中看出。由于篇幅限制，我無法在文中對這些課題作更多的討論。但有一點是要特別強調(diào)的：顧起元這種強烈的歷史延續(xù)感，一方面讓他和晚明文人的斷裂感形成強烈的對比，一方面也讓《客座贅語》一書刊行之后，成為日后方志編纂者和甘熙一類有志于鄉(xiāng)邦文獻的士大夫的重要參考文獻?！犊妥樥Z》一書因此亦成為形塑明清南京地方歷史記憶的重要基石。

（本文摘自李孝悌著《瑣言贅語：明清以來的文化、城市與啟蒙》，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4年4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